在叶公超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值得回味的，一是名校甚多，清华、北大、中央大学、浙大、西南联大、燕京大学等，都跻身世界前100名；二是大师辈出，20余岁的教授亦大有其人，他们不仅国内有名，而且也颇具国际知名度；三是学科实力较强，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交大的工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金陵大学的农学等，都名扬海外；四是教授稀缺，一般的大学都只有几名、几十名教授，连清华与北大也都只有约100名教授；五是职称非终身性，比如叶公超1927年在暨大、吴淞是教授，1929年到清华也是教授，但1935年到北大就只是一名英文系讲师；六是教师学习机会多，清华规定教师每4年即可公费、带薪出国研修一年，即使是烽火连绵的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华罗庚、陈寅恪等也都能正常出国做研究和交流；七是教师待遇好，折合成今天的购买力，月薪都超过了万元；八是教师慎独于学问，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就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九是教师积极服务社会，发挥社会影响；十是培养的学生质量高，大学生毕业后多成为社会名流，出国留学生约20万，归国率远远超过90％，回来从教的超过60％成为教授。
　　中南大学擢拔22岁大三学生为教授，并给予其100万的奖金，这本身体现出的两点很有意思，第一点，刘路不是被评为正教授的，而是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也就是说刘路可能像当年的叶公超一样，现在在中南大学是教授，过几年到别处去了或者中南大学觉得他不符合教授条件了，就可能不是教授了，这种压力或许可以避免一些专家担忧的“方仲永”悲剧的发生，即使发生了“方仲永”悲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那时候不聘他当教授就行了。第二点，刘路被聘为正教授，并没有我们习惯了的省部级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也没有国际权威期刊上的论文，只是一项硬东西——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这对我们打破以往评职称论资排辈、量化科研项目与论文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相比于叶公超那个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我们现在差的不是钱，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而是缺少大师，缺少培养大师的环境。当然，在知识更新、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大师的成长远比叶公超那个时代要难。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拔尖创新领军人才？钱学森之问，还回荡在我们的耳旁。培养人才比发现人才更重要，中南大学特批刘路硕博连读，为其“量身打造”培养方案，为他的科研提供更好的平台，不管最后刘路是否能够成为大师，但这种尝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