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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利用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利用半对数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且将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划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弱关系社会网络更能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因此，农民工可以通过拓宽弱关系网络增强自身的收入水平。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网络 收入
一、引言以及文献综述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来自Putnam等（1993）：“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社会规范”。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具有相似性，很多情况下认定为同一种事物。虽然目前有大量文献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但是没有统一的观点表明社会网络与农民工收入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没有直接的影响（章元，陆铭2009），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和工资水平（李树茁，杨绪松，任义科，靳小怡2007；张顺，郭小弦）；有些学者将社会网络进一步划分为内网络和外网络，而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机制与效果不同（张春泥，刘林平2008），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推荐通道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并且进一步将社会网络划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通过进一步实证结果表明弱关系网络相比强关系网络更能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
强弱关系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个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强关系网络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即交往的人群从事的工作，掌握的信息都是趋同的，人与人的关系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人际关系。弱关系的特点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即交往面很广，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因此可以获得的信息也是多方面的，人与人关系并不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目前，有很多文献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章元、陆铭，2009；叶静怡、衣光春，2010；），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首先，因为弱关系网络的异质性特点，在农民工转换工作的过程中，更能够提供与先前工作存在很大差异的就业信息。这会使得农民工工作岗位与自身工作能力更加匹配，从而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由于强关系网络一般是与自身联系较密切的亲戚朋友，所以在农民工在转换工作过程中，提供的是与之前行业类似的工作，这样可能不能很好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因此，假设之一就是弱关系网络相比强关系网络更能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其次，为了更好地考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以后使用的社会网络对其工资水平的影响，将农民工进一步划分为有转换工作行为的农民工和未曾进行转换工作的农民工。分析比较强弱关系对于有转换工作经历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因此，假设二为弱关系理论可以显著提高转换工作的农民工收入水平。
二、研究设计及变量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对北京、上海以及广州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剔除部分缺失值以及明显矛盾的数据，共收集到有效问卷5920份，由于实证模型使用的是半对数模型，因此，模型一当中因变量为农民工在上一月份的工资水平的对数。核心变量主要是社会网络，一般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是否丰富，主要体现在社交范围的大小。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建立的关系网络可分为“强关系网络”与“弱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与农民工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有限；而弱关系网络由于与农民工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显著。因此本文使用业余时间与谁交往最多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根据调查问卷，将户口在本地的人口与其他外地人代表弱关系网络，将同乡视为强关系网络。以强关系变量作为对照组。控制变量主要有个人特征变量，人力资本变量，工作特征变量三大类，表示个人特征的变量包含年龄；性别变量以女性为参照组；婚姻状况以已婚为对照组；户口所在地均为农村；表示人力资本变量主要有教育程度和在外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受教育程度在本文是连续性变量，表示工作特征变量主要有工作所处的行业特征、职业性质和企业性质。行业特征以垄断行业作为参照组。职业性质以生产和建筑人员为参照组。模型还加入管理技术人员、低技能工作人员、一般工作人员。模型中还加入国有和集体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模型二中进一步将农民工按照是否转换过工作分为两组，分别研究社会网络对已转换工作和未转换工作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
三、实证模型及主要结论
Mincer（1974）认为工资是是由人力资本决定的，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接受学校教育以及在工作过程当中获取的工作经验两种决定的。在校接受得教育年限越多，说明人力资本越高；在社会上相关工作时间越久，所积累的职业经验也就越多。因此本论文模型在改进Mincer工资方程基础上转换而来的，农民工收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决定。从实证结果看来，弱关系网络比强关系网络更能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在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与强关系网络相比，弱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工平均收入增加1.5%单位。并且从t值看在5%的水平上市显著的。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农民工工资平均增加19.1%，说明受教育程度解释农民工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与女性相比，男性收入水平平均提高了12%的水平，模型二中进一步分析弱社会关系网络和强社会关系网络对进入城市转换过工作的农民工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弱關系社会比强关系网络更能提高发生过工作转换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而强关系网络对没有发生过职业转换的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实证结果也证实了前面的两大假设。
四、对策及不足
本文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利用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实证结果分析，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均能显著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而且弱关系社会网络比强关系社会网络更能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因此政府应该通过相
关劳动管理部门，及时公开用人单位用工信息，减少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另外可以积极鼓励农民工与当地市民之间的联系可以有效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及使得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并没有度量农村迁移劳动力刚进入城市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只是分析了进入城市工作以后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这也是本文以后需要改进的地方。
作者简介：叶方方（1989-），女，汉族，江西乐平人，任职于广东科技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学。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网络 收入
一、引言以及文献综述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来自Putnam等（1993）：“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社会规范”。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具有相似性，很多情况下认定为同一种事物。虽然目前有大量文献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但是没有统一的观点表明社会网络与农民工收入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没有直接的影响（章元，陆铭2009），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和工资水平（李树茁，杨绪松，任义科，靳小怡2007；张顺，郭小弦）；有些学者将社会网络进一步划分为内网络和外网络，而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机制与效果不同（张春泥，刘林平2008），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推荐通道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并且进一步将社会网络划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通过进一步实证结果表明弱关系网络相比强关系网络更能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
强弱关系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个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强关系网络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即交往的人群从事的工作，掌握的信息都是趋同的，人与人的关系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人际关系。弱关系的特点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即交往面很广，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因此可以获得的信息也是多方面的，人与人关系并不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目前，有很多文献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章元、陆铭，2009；叶静怡、衣光春，2010；），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首先，因为弱关系网络的异质性特点，在农民工转换工作的过程中，更能够提供与先前工作存在很大差异的就业信息。这会使得农民工工作岗位与自身工作能力更加匹配，从而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由于强关系网络一般是与自身联系较密切的亲戚朋友，所以在农民工在转换工作过程中，提供的是与之前行业类似的工作，这样可能不能很好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因此，假设之一就是弱关系网络相比强关系网络更能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其次，为了更好地考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以后使用的社会网络对其工资水平的影响，将农民工进一步划分为有转换工作行为的农民工和未曾进行转换工作的农民工。分析比较强弱关系对于有转换工作经历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因此，假设二为弱关系理论可以显著提高转换工作的农民工收入水平。
二、研究设计及变量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对北京、上海以及广州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剔除部分缺失值以及明显矛盾的数据，共收集到有效问卷5920份，由于实证模型使用的是半对数模型，因此，模型一当中因变量为农民工在上一月份的工资水平的对数。核心变量主要是社会网络，一般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是否丰富，主要体现在社交范围的大小。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建立的关系网络可分为“强关系网络”与“弱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与农民工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有限；而弱关系网络由于与农民工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显著。因此本文使用业余时间与谁交往最多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根据调查问卷，将户口在本地的人口与其他外地人代表弱关系网络，将同乡视为强关系网络。以强关系变量作为对照组。控制变量主要有个人特征变量，人力资本变量，工作特征变量三大类，表示个人特征的变量包含年龄；性别变量以女性为参照组；婚姻状况以已婚为对照组；户口所在地均为农村；表示人力资本变量主要有教育程度和在外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受教育程度在本文是连续性变量，表示工作特征变量主要有工作所处的行业特征、职业性质和企业性质。行业特征以垄断行业作为参照组。职业性质以生产和建筑人员为参照组。模型还加入管理技术人员、低技能工作人员、一般工作人员。模型中还加入国有和集体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模型二中进一步将农民工按照是否转换过工作分为两组，分别研究社会网络对已转换工作和未转换工作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
三、实证模型及主要结论
Mincer（1974）认为工资是是由人力资本决定的，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接受学校教育以及在工作过程当中获取的工作经验两种决定的。在校接受得教育年限越多，说明人力资本越高；在社会上相关工作时间越久，所积累的职业经验也就越多。因此本论文模型在改进Mincer工资方程基础上转换而来的，农民工收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决定。从实证结果看来，弱关系网络比强关系网络更能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在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与强关系网络相比，弱关系网络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工平均收入增加1.5%单位。并且从t值看在5%的水平上市显著的。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农民工工资平均增加19.1%，说明受教育程度解释农民工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与女性相比，男性收入水平平均提高了12%的水平，模型二中进一步分析弱社会关系网络和强社会关系网络对进入城市转换过工作的农民工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弱關系社会比强关系网络更能提高发生过工作转换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而强关系网络对没有发生过职业转换的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实证结果也证实了前面的两大假设。
四、对策及不足
本文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利用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实证结果分析，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均能显著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而且弱关系社会网络比强关系社会网络更能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因此政府应该通过相
关劳动管理部门，及时公开用人单位用工信息，减少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另外可以积极鼓励农民工与当地市民之间的联系可以有效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及使得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并没有度量农村迁移劳动力刚进入城市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只是分析了进入城市工作以后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这也是本文以后需要改进的地方。
作者简介：叶方方（1989-），女，汉族，江西乐平人，任职于广东科技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