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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罗大佑的访谈，分两个下午进行，地点从酒店会所到他的家里，话题也不断地跳跃和发散，总是从预设的题目，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社会、时事、历史和科技。手势不断，表情丰富，时而激动时而低沉，时而兴奋时而叹息，这位音乐教父展示了他的喜怒哀乐，泄露了他的真性情。
春晚：十八岁不能唱成八十岁
我是乐观的。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这个难关解决掉，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温家宝这次去欧洲，应该就是谈论金融这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时事的关注挺多的。
罗大佑：这个很重要嘛，亚洲、欧洲、美洲现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国小说里讲的三国时代，亚洲现在变成了美洲跟欧洲之间的协调者，大国崛起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怎么去扮演一个好的协调者，去帮助另外两个洲，这是好的事情。中国这个名字，本来就有一个“中”嘛，有点中庸的、中间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也经常相互埋怨对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够中。
罗大佑：你要反过来想，你批评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实你是想中的，才会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国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门而入啊。其实中国人是一个蛮矛盾的民族。我觉得归于自然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像老庄哲学就是，从中国的音乐里可以听出来，从国画里也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要打倒崔健？
人物周刊：当时你离开台湾去纽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罗大佑：从《明天会更好》那首歌就开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来的。当时，党外的人批评我被国民党利用，批评我变节跑过去帮国民党；国民党的人又觉得，我写出这样的歌不伦不类。两边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时有一个逃避的心理？
罗大佑：当然有，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这样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纽约，可能意味着从零开始。
罗大佑：对对对，归零就对了。英语有一句话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没得可输的话，你就赢了。如果还在意我是罗大佑、在意那么多掌声的话，你就会损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气壮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纽约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我跑到最乱的、一般来讲中国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为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这样才踏实，敢在台上唱歌的人，就应该敢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台上很危险吗？
罗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实舞台蛮危险的。我说的舞台不是一般人讲的舞台，而是一个focus。比如在媒体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讲的话可能会被人断章取义，那是很危险的。像狗仔队那样的拍照，你交个女朋友、去夜店之类，都要偷偷摸摸。公众人物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都是危险的。
搭得不好的话，演出的舞台也是危险的。华健就碰到过，舞台搭得不好，从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纽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罗大佑：纽约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都市，最大的一个人类原始丛林，它有全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罪恶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纽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那时候去考医生执照。临床医学考过了，基础医学还没考。基础医学要念很多书，药理、解剖，一大堆。那时候本来想放弃音乐的，后来跟各种人接触多了，觉得搞艺术还是很好，比较踏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人物周刊：那边的艺术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罗大佑：他们会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说我的窗户坏了，帮我修一下，他们就带着整套工具过来，很专业的样子。纽约的那种氛围很好，艺术家之间会互相支持。你要开一个party，我一定会到。中国没有那样的氛围。
华人世界的艺术家，相互的支持不够。你看中国人要搞一个band （乐队），特别难。像我们纵贯线，都是有十几二十年音乐经验的人，知道团结很重要，我们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会弹keyboard（键盘），李宗盛在弄那个木吉他，华健虽然电吉他弹得不好可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乐队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帮助对方把这个空间开拓出来，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这个天空，这个天空是我们共同的天空，当我们把这个天空创造出来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觉得华人世界有一点比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条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罗大佑走了这条路，你就不能走一条非罗大佑的路吗？你干嘛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呢？为什么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来打倒罗大佑呢？不值得嘛。
在香港，太大胆你就没朋友了
人物周刊：从纽约来到香港，从西方回到东方，会不会有不适应？
罗大佑：还好啦，都是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管谁。不过，毕竟还是中国人的地方，创作上你大胆一点，就会有朋友说，小心点，不要拖我们下水啊，别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胆，就没朋友了。在纽约，创作上是谁也不管谁。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来香港？
罗大佑：1986年，我从纽约来香港，担任一个音乐比赛的嘉宾。我发现香港正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事情叫“七一”，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很大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一次。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写了《东方之珠》，连词带曲，没记错的话，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时候想想，我还是决定做音乐。1987年4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11页的信，当时他们很担心我做音乐，我说我还是喜欢做音乐，你们要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写了那封信之后，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
纽约让我认识到artist（艺术家）的正常状态。香港让我认识到比较好的创作制度，香港有作词作曲人协会，各种制度，包括版税制度比较完善，创作的自由也比较有保障。
那时候香港的翻译歌还比较多，翻译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创歌，我总觉得中国人还是要创作中国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乐，你现在会是一个好医生吗？
罗大佑：不敢讲是好医生，但也是不坏的。我是那种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难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医生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太快乐的，很严肃，我做音乐已经这么严肃了，再去做医生，肯定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时学到的东西，现在还有用吗？
罗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必须借着无情来表达他的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来表达生命的无情。
人物周刊：当时对于自己做音乐，有没有怀疑过？
罗大佑：当然有，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下一首歌写不出来，一直都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是对的，会让我把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都当成是上天的恩赐。
北京松绑了，中国就松绑了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内地也生活过。
罗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广州的演唱会，我是2月18日在广州开演唱会，正好过几天是中国国家队打巴西，也在天河体育场。那是SARS最厉害的时候，那天又是我爸爸过世5周年纪念日，这对我特别重要。演唱会之前，我在北京问了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消息，我从香港带了一些口罩，你们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去北京生活呢？
罗大佑：去北京之前在台北。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觉得台湾怪怪的，觉得李登辉出卖了连战让陈水扁赢了。台湾看起来很民主，但这种民主后面有一种很大的欺骗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觉得蓝绿的斗争，根本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后来也证明了，这是一场像“文革”那样的，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个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没有中间路线，“反右”就是这样开始的。民进党把自己定义成绿色，像我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蓝的。我什么时候支持过国民党啊？我的歌都是在国民党时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蓝色了。我感觉在台湾已经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试试，找个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北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现在回头看看，也蛮有趣的，这段时间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不只是因为奥运。像建筑，这几年新建了好多，整个都市的样貌都变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罗大佑：有好有坏。为了跟世界接轨，这样是好的；为了把中国传统的官僚气瓦解掉，这也是好事；还有甩掉历史的包袱。中国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这个包袱松绑的话，中国就很难轻松了。北京松绑了，也是中国的松绑。坏处是，我们和中国文化之间，会不会造成一个脱节，掉到科技的漩涡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脱节会造成什么后果？
罗大佑：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是很严重的，比西方人不会写ABC更严重。西方人只要认识26个字母，但中国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连象形文字都不会写，这个文化就很危险，就没有认同感了。我一直觉得认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没落我相信跟这个国家的脱亚入欧有关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现在就不行了。虽然日本这个国家很干净，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缺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根本，所以亚洲人都不喜欢日本，欧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说，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觉得对你这一代台湾人来说，你们的本是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不管台湾人怎么样了，跟中国必定还是有关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国人在血缘上、地域上都是有关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开。在台湾做那些去中国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还是用筷子吃饭的嘛，除非你硬要训练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饭，但是这可能吗？
我觉得认同，不管是怎样的感觉，都是一种普世价值。人毕竟是情感的动物。我想我们认同的都是一种不具有大的破坏性的价值，一种有安全感的自由的价值，就像罗斯福讲的，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罗大佑：1985年非洲饥荒的时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艺术家。你看艺术，讲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类的爱、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破坏者。破坏者就是战争、饥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
琢磨上海，研究广州
人物周刊：后来你又去了上海，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罗大佑：我觉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4个城市里，最相同的两个是上海跟香港，所以会有一个银行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嘛。（大笑）这两个城市太像了，汇聚了很多丰富的东西。大家都不啰嗦，追求利益，精打细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东西，从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视频。大家都知道金钱的价值很重要，这是很现实的，金钱不是第一的，但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断地换地方生活，是为了体验，还是为了寻找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有安定感的地方？
罗大佑：可能也是一种好奇心吧。1997之后，内地在很多方面帮到香港，同时香港也带给内地一些新的东西。短短10年之间，那种全球化的速度，让人感觉中国并没有在世界之外。这十几年里中国的变化，比从1997追溯到1901年的变化都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窗口是多么厉害。
还有广州，广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现在的地位。我去每个地方做演唱会之前，都会做一些study。我发现，广州有全中国第一个做枪炮的实验室，近代以来，很多最先进、最革命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说，广州的开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开埠大概就两百年时间，广州大概600年前就开始了。我发现一些英文词汇的引进，是从粤语开始的，像我们把英语的John叫做约翰，用广州话来读，就很接近英语的发音，用国语的发音不像的。用国语将Peter读成彼得，Paul读成保罗，Mary读成玛丽，都是这样的。
新世纪来势汹汹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你经常提到新世纪，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快过去了，觉得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罗大佑：新世纪来势汹汹，来势汹汹啊。我觉得新世纪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滥。从1990年代，开始感觉到电脑的厉害，到21世纪，电脑更厉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网络的普遍性更可怕，从google一直到YouTube再到facebook，越来越多，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空。
我觉得现在人类好像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共识会越来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变人的观感。以前查一个资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电话，上图书馆才能查到，现在上网一输入关键词，哗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面临一个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太少的问题，这很可怕。这是第一个共识。
第二个共识，每个人都觉得钱不够，但是又没有大问题出现。虽然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媒体和科技的发达，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准备地慢慢调到相应的水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下子就跳楼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看起来，姓“社”的想姓“资”，姓“资”的想姓“社”，美国现在就是特别想姓“社”的感觉嘛。这好像跟当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特别吻合，很和谐嘛。所以说，现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个姓“资”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对科技的东西比较警惕。
罗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为我做过香港第一个48轨录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说速度越快的车，产生的车祸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出问题的时候，越严重。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音乐方面，MIDI太强大了，很可怕。还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点反现代化吗？
罗大佑：我不是反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的东西要接触，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之后，就要回来，去寻找人跟科技之间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这个世界，要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
现在我想有个孩子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这样四处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较相符。
罗大佑：血缘大概是有点关系的，我父亲也是一样，从台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小时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达感情”，这对你有影响吗？
罗大佑：可能有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表达，就要放到音乐里来表达。
人物周刊：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
罗大佑：很大，非常大。不过另外一方面讲，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自己了，重新开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锵锵三人行》里说的第二人生，就是这个概念？
罗大佑：对对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样的概念？
罗大佑：一般人来讲，从父母生你，到走进社会，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没有小孩子，我现在是想生个小孩子，以前觉得会束缚自己，可能是现在年纪大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觉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续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环下去。
人物周刊 ：《昨日遗书》里也说到母亲，“上学第一天在教室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更想回到她的体内”，这算是一种恋母情结吧？
罗大佑：这个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你从生下来，一直到上学，都是妈妈在照顾，突然到了一个群居的地方叫学校，旁边都是你没看过的人，有个新的人叫老师，这个角色一时还没办法接受，哭了好几天。
人物周刊：后来你母亲中风了。
罗大佑：是的，在纽约中风。脑血管里有一个动脉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压，特别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医生，破掉之后他们还不知道，没留意到是中风，因为她还有青光眼，以为是这个问题，都反对开刀，就我一个人赞成，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开刀是没问题的，最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现在才来开刀，说的话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专业知识终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选择了做音乐不做医生，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有什么得失？
罗大佑：当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现在都过得不错，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一种比较漂泊的日子。过去这10年，我至少搬过10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纪有一种吟游诗人，到处唱歌，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到一个小镇住一段时间，写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到现在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点吟游诗人的感觉。在21世纪还能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难得、蛮奢侈的。缺钱的时候就出来唱一唱，赚一点钱，写一些歌，做一点电影配乐。政治人物像陈水扁那样的，看着不爽就骂一骂，好像也不错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乐和书里，一直说到“家”，它既是你要逃离的地方，又是你要回归的方向。现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离还是回归？
罗大佑：现在是想回归比较多，到了一定年纪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较内向的，总喜欢在家里东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物周刊：现在的状态还不错吧？
罗大佑：还OK啦，我觉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种OK的状态就行。可能也跟没有小孩子有关系，有小孩状态就不一样。我后来发现，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差别是蛮多的，因为你的生活重点会不一样。我要搬家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没什么顾虑。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环境问题。
人物周刊：那你还是想要小孩？
罗大佑：我有点想耶，我也想改变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过再成立一个家吗？
罗大佑：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随时都会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关系。我还是想到处看看，发生了什么。中国现在变得蛮厉害的，这种改变比起20年前的那种改变，差别是很大的。
只要我的歌能流传，
不用记得我是谁
人物周刊：做乐队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罗大佑：最早的想法从前年、大前年就开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来合作，其实也跑不了这几个人。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非官方说法：一个是“救市说”，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一个是“救命说”，要感动陈淑桦走出自闭。
罗大佑：淑桦现在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里，我们想能不能给朋友一些帮助，做一些事情。4个男人加一个女的，我们可以写一些歌，我想等到我们4个弄得比较成熟一点再找她可能会好一点。
人物周刊 ：纵贯线成立的时候，你们说，“要搞非常之建设，先搞非常之破坏。”这个破坏怎么理解？
罗大佑：当初写这个有点耸动了，有点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写的。现在不必去搞破坏了，整个环境已经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要赶快去修复一些东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会更好》那样，可以激发大家士气的歌曲出来，也不错啊。虽然我很不喜欢《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风格、能起到同样作用的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个说法，说这个乐队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有没有可能继续做下去？
罗大佑：1年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不要再延续下去。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为我还有音乐剧要做，我现在一直在写音乐剧。
人物周刊：写什么样的音乐剧？
罗大佑：跟下一代会有关系，跟儿童会有关系。
人物周刊：另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比较喜剧式的，跟这一代、下一代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爱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关系。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做完音乐剧之后，或者说到了某一天不做音乐了，你会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音乐还是我终生的职业，因为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了。科技的发达使每一种行业都连结在一起，但还是要跟音乐有关系，没有音乐会觉得怪怪的。我现在就在帮杜琪峰的一个电影《复仇》做配乐，一个法国投资的电影。这些行业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业做下去，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只怕你没有专业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害怕被遗忘？
罗大佑：还好。我一直觉得我是处在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从《恋曲2000》到《美丽岛》，差不多10年时间，不也是半被遗忘的状态嘛。
人物周刊：很多艺人害怕这种感觉。
罗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创作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较幕后一点，干扰少一点，比较适合观察。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遗书》这个书名，好像是要跟过去告别。
罗大佑：人生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个的阶段，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会觉得是跟上一个阶段告别。写那本书是在1987年刚到香港的时候，那时是在跟离开台北的那个罗大佑告别。当然不可能完全告别过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时代也在改变。从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国的“9
春晚：十八岁不能唱成八十岁
我是乐观的。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这个难关解决掉，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温家宝这次去欧洲，应该就是谈论金融这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时事的关注挺多的。
罗大佑：这个很重要嘛，亚洲、欧洲、美洲现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国小说里讲的三国时代，亚洲现在变成了美洲跟欧洲之间的协调者，大国崛起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怎么去扮演一个好的协调者，去帮助另外两个洲，这是好的事情。中国这个名字，本来就有一个“中”嘛，有点中庸的、中间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也经常相互埋怨对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够中。
罗大佑：你要反过来想，你批评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实你是想中的，才会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国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门而入啊。其实中国人是一个蛮矛盾的民族。我觉得归于自然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像老庄哲学就是，从中国的音乐里可以听出来，从国画里也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要打倒崔健？
人物周刊：当时你离开台湾去纽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罗大佑：从《明天会更好》那首歌就开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来的。当时，党外的人批评我被国民党利用，批评我变节跑过去帮国民党；国民党的人又觉得，我写出这样的歌不伦不类。两边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时有一个逃避的心理？
罗大佑：当然有，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这样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纽约，可能意味着从零开始。
罗大佑：对对对，归零就对了。英语有一句话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没得可输的话，你就赢了。如果还在意我是罗大佑、在意那么多掌声的话，你就会损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气壮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纽约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我跑到最乱的、一般来讲中国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为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这样才踏实，敢在台上唱歌的人，就应该敢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台上很危险吗？
罗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实舞台蛮危险的。我说的舞台不是一般人讲的舞台，而是一个focus。比如在媒体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讲的话可能会被人断章取义，那是很危险的。像狗仔队那样的拍照，你交个女朋友、去夜店之类，都要偷偷摸摸。公众人物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都是危险的。
搭得不好的话，演出的舞台也是危险的。华健就碰到过，舞台搭得不好，从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纽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罗大佑：纽约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都市，最大的一个人类原始丛林，它有全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罪恶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纽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那时候去考医生执照。临床医学考过了，基础医学还没考。基础医学要念很多书，药理、解剖，一大堆。那时候本来想放弃音乐的，后来跟各种人接触多了，觉得搞艺术还是很好，比较踏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人物周刊：那边的艺术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罗大佑：他们会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说我的窗户坏了，帮我修一下，他们就带着整套工具过来，很专业的样子。纽约的那种氛围很好，艺术家之间会互相支持。你要开一个party，我一定会到。中国没有那样的氛围。
华人世界的艺术家，相互的支持不够。你看中国人要搞一个band （乐队），特别难。像我们纵贯线，都是有十几二十年音乐经验的人，知道团结很重要，我们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会弹keyboard（键盘），李宗盛在弄那个木吉他，华健虽然电吉他弹得不好可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乐队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帮助对方把这个空间开拓出来，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这个天空，这个天空是我们共同的天空，当我们把这个天空创造出来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觉得华人世界有一点比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条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罗大佑走了这条路，你就不能走一条非罗大佑的路吗？你干嘛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呢？为什么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来打倒罗大佑呢？不值得嘛。
在香港，太大胆你就没朋友了
人物周刊：从纽约来到香港，从西方回到东方，会不会有不适应？
罗大佑：还好啦，都是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管谁。不过，毕竟还是中国人的地方，创作上你大胆一点，就会有朋友说，小心点，不要拖我们下水啊，别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胆，就没朋友了。在纽约，创作上是谁也不管谁。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来香港？
罗大佑：1986年，我从纽约来香港，担任一个音乐比赛的嘉宾。我发现香港正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事情叫“七一”，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很大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一次。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写了《东方之珠》，连词带曲，没记错的话，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时候想想，我还是决定做音乐。1987年4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11页的信，当时他们很担心我做音乐，我说我还是喜欢做音乐，你们要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写了那封信之后，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
纽约让我认识到artist（艺术家）的正常状态。香港让我认识到比较好的创作制度，香港有作词作曲人协会，各种制度，包括版税制度比较完善，创作的自由也比较有保障。
那时候香港的翻译歌还比较多，翻译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创歌，我总觉得中国人还是要创作中国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乐，你现在会是一个好医生吗？
罗大佑：不敢讲是好医生，但也是不坏的。我是那种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难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医生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太快乐的，很严肃，我做音乐已经这么严肃了，再去做医生，肯定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时学到的东西，现在还有用吗？
罗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必须借着无情来表达他的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来表达生命的无情。
人物周刊：当时对于自己做音乐，有没有怀疑过？
罗大佑：当然有，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下一首歌写不出来，一直都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是对的，会让我把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都当成是上天的恩赐。
北京松绑了，中国就松绑了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内地也生活过。
罗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广州的演唱会，我是2月18日在广州开演唱会，正好过几天是中国国家队打巴西，也在天河体育场。那是SARS最厉害的时候，那天又是我爸爸过世5周年纪念日，这对我特别重要。演唱会之前，我在北京问了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消息，我从香港带了一些口罩，你们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去北京生活呢？
罗大佑：去北京之前在台北。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觉得台湾怪怪的，觉得李登辉出卖了连战让陈水扁赢了。台湾看起来很民主，但这种民主后面有一种很大的欺骗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觉得蓝绿的斗争，根本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后来也证明了，这是一场像“文革”那样的，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个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没有中间路线，“反右”就是这样开始的。民进党把自己定义成绿色，像我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蓝的。我什么时候支持过国民党啊？我的歌都是在国民党时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蓝色了。我感觉在台湾已经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试试，找个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北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现在回头看看，也蛮有趣的，这段时间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不只是因为奥运。像建筑，这几年新建了好多，整个都市的样貌都变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罗大佑：有好有坏。为了跟世界接轨，这样是好的；为了把中国传统的官僚气瓦解掉，这也是好事；还有甩掉历史的包袱。中国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这个包袱松绑的话，中国就很难轻松了。北京松绑了，也是中国的松绑。坏处是，我们和中国文化之间，会不会造成一个脱节，掉到科技的漩涡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脱节会造成什么后果？
罗大佑：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是很严重的，比西方人不会写ABC更严重。西方人只要认识26个字母，但中国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连象形文字都不会写，这个文化就很危险，就没有认同感了。我一直觉得认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没落我相信跟这个国家的脱亚入欧有关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现在就不行了。虽然日本这个国家很干净，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缺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根本，所以亚洲人都不喜欢日本，欧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说，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觉得对你这一代台湾人来说，你们的本是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不管台湾人怎么样了，跟中国必定还是有关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国人在血缘上、地域上都是有关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开。在台湾做那些去中国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还是用筷子吃饭的嘛，除非你硬要训练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饭，但是这可能吗？
我觉得认同，不管是怎样的感觉，都是一种普世价值。人毕竟是情感的动物。我想我们认同的都是一种不具有大的破坏性的价值，一种有安全感的自由的价值，就像罗斯福讲的，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罗大佑：1985年非洲饥荒的时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艺术家。你看艺术，讲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类的爱、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破坏者。破坏者就是战争、饥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
琢磨上海，研究广州
人物周刊：后来你又去了上海，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罗大佑：我觉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4个城市里，最相同的两个是上海跟香港，所以会有一个银行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嘛。（大笑）这两个城市太像了，汇聚了很多丰富的东西。大家都不啰嗦，追求利益，精打细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东西，从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视频。大家都知道金钱的价值很重要，这是很现实的，金钱不是第一的，但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断地换地方生活，是为了体验，还是为了寻找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有安定感的地方？
罗大佑：可能也是一种好奇心吧。1997之后，内地在很多方面帮到香港，同时香港也带给内地一些新的东西。短短10年之间，那种全球化的速度，让人感觉中国并没有在世界之外。这十几年里中国的变化，比从1997追溯到1901年的变化都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窗口是多么厉害。
还有广州，广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现在的地位。我去每个地方做演唱会之前，都会做一些study。我发现，广州有全中国第一个做枪炮的实验室，近代以来，很多最先进、最革命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说，广州的开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开埠大概就两百年时间，广州大概600年前就开始了。我发现一些英文词汇的引进，是从粤语开始的，像我们把英语的John叫做约翰，用广州话来读，就很接近英语的发音，用国语的发音不像的。用国语将Peter读成彼得，Paul读成保罗，Mary读成玛丽，都是这样的。
新世纪来势汹汹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你经常提到新世纪，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快过去了，觉得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罗大佑：新世纪来势汹汹，来势汹汹啊。我觉得新世纪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滥。从1990年代，开始感觉到电脑的厉害，到21世纪，电脑更厉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网络的普遍性更可怕，从google一直到YouTube再到facebook，越来越多，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空。
我觉得现在人类好像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共识会越来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变人的观感。以前查一个资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电话，上图书馆才能查到，现在上网一输入关键词，哗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面临一个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太少的问题，这很可怕。这是第一个共识。
第二个共识，每个人都觉得钱不够，但是又没有大问题出现。虽然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媒体和科技的发达，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准备地慢慢调到相应的水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下子就跳楼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看起来，姓“社”的想姓“资”，姓“资”的想姓“社”，美国现在就是特别想姓“社”的感觉嘛。这好像跟当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特别吻合，很和谐嘛。所以说，现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个姓“资”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对科技的东西比较警惕。
罗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为我做过香港第一个48轨录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说速度越快的车，产生的车祸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出问题的时候，越严重。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音乐方面，MIDI太强大了，很可怕。还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点反现代化吗？
罗大佑：我不是反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的东西要接触，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之后，就要回来，去寻找人跟科技之间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这个世界，要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
现在我想有个孩子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这样四处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较相符。
罗大佑：血缘大概是有点关系的，我父亲也是一样，从台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小时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达感情”，这对你有影响吗？
罗大佑：可能有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表达，就要放到音乐里来表达。
人物周刊：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
罗大佑：很大，非常大。不过另外一方面讲，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自己了，重新开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锵锵三人行》里说的第二人生，就是这个概念？
罗大佑：对对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样的概念？
罗大佑：一般人来讲，从父母生你，到走进社会，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没有小孩子，我现在是想生个小孩子，以前觉得会束缚自己，可能是现在年纪大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觉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续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环下去。
人物周刊 ：《昨日遗书》里也说到母亲，“上学第一天在教室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更想回到她的体内”，这算是一种恋母情结吧？
罗大佑：这个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你从生下来，一直到上学，都是妈妈在照顾，突然到了一个群居的地方叫学校，旁边都是你没看过的人，有个新的人叫老师，这个角色一时还没办法接受，哭了好几天。
人物周刊：后来你母亲中风了。
罗大佑：是的，在纽约中风。脑血管里有一个动脉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压，特别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医生，破掉之后他们还不知道，没留意到是中风，因为她还有青光眼，以为是这个问题，都反对开刀，就我一个人赞成，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开刀是没问题的，最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现在才来开刀，说的话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专业知识终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选择了做音乐不做医生，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有什么得失？
罗大佑：当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现在都过得不错，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一种比较漂泊的日子。过去这10年，我至少搬过10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纪有一种吟游诗人，到处唱歌，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到一个小镇住一段时间，写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到现在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点吟游诗人的感觉。在21世纪还能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难得、蛮奢侈的。缺钱的时候就出来唱一唱，赚一点钱，写一些歌，做一点电影配乐。政治人物像陈水扁那样的，看着不爽就骂一骂，好像也不错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乐和书里，一直说到“家”，它既是你要逃离的地方，又是你要回归的方向。现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离还是回归？
罗大佑：现在是想回归比较多，到了一定年纪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较内向的，总喜欢在家里东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物周刊：现在的状态还不错吧？
罗大佑：还OK啦，我觉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种OK的状态就行。可能也跟没有小孩子有关系，有小孩状态就不一样。我后来发现，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差别是蛮多的，因为你的生活重点会不一样。我要搬家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没什么顾虑。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环境问题。
人物周刊：那你还是想要小孩？
罗大佑：我有点想耶，我也想改变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过再成立一个家吗？
罗大佑：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随时都会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关系。我还是想到处看看，发生了什么。中国现在变得蛮厉害的，这种改变比起20年前的那种改变，差别是很大的。
只要我的歌能流传，
不用记得我是谁
人物周刊：做乐队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罗大佑：最早的想法从前年、大前年就开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来合作，其实也跑不了这几个人。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非官方说法：一个是“救市说”，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一个是“救命说”，要感动陈淑桦走出自闭。
罗大佑：淑桦现在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里，我们想能不能给朋友一些帮助，做一些事情。4个男人加一个女的，我们可以写一些歌，我想等到我们4个弄得比较成熟一点再找她可能会好一点。
人物周刊 ：纵贯线成立的时候，你们说，“要搞非常之建设，先搞非常之破坏。”这个破坏怎么理解？
罗大佑：当初写这个有点耸动了，有点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写的。现在不必去搞破坏了，整个环境已经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要赶快去修复一些东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会更好》那样，可以激发大家士气的歌曲出来，也不错啊。虽然我很不喜欢《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风格、能起到同样作用的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个说法，说这个乐队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有没有可能继续做下去？
罗大佑：1年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不要再延续下去。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为我还有音乐剧要做，我现在一直在写音乐剧。
人物周刊：写什么样的音乐剧？
罗大佑：跟下一代会有关系，跟儿童会有关系。
人物周刊：另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比较喜剧式的，跟这一代、下一代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爱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关系。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做完音乐剧之后，或者说到了某一天不做音乐了，你会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音乐还是我终生的职业，因为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了。科技的发达使每一种行业都连结在一起，但还是要跟音乐有关系，没有音乐会觉得怪怪的。我现在就在帮杜琪峰的一个电影《复仇》做配乐，一个法国投资的电影。这些行业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业做下去，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只怕你没有专业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害怕被遗忘？
罗大佑：还好。我一直觉得我是处在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从《恋曲2000》到《美丽岛》，差不多10年时间，不也是半被遗忘的状态嘛。
人物周刊：很多艺人害怕这种感觉。
罗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创作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较幕后一点，干扰少一点，比较适合观察。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遗书》这个书名，好像是要跟过去告别。
罗大佑：人生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个的阶段，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会觉得是跟上一个阶段告别。写那本书是在1987年刚到香港的时候，那时是在跟离开台北的那个罗大佑告别。当然不可能完全告别过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时代也在改变。从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国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