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魏晋士人追求超越名教礼法，张扬个性，也就必然追求越“理”任“情”，努力将人的自然之性、生命之情从伦理规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充分的满足和自由，由此，尚情钟情、畅情任情成为当时人格美的重要标准。
关键詞：世说新语 魏晋士人 情感
魏晋时期，中国古代情感观出现了划时代的新变：以情为本、尚情重情、畅情求美成为时代哲学、美学思潮的主流。刘劭的《人物志》首先标举人的情性，开启魏晋重情思潮的先声。正始玄学代表王弼提出“圣人有情”论，明确地将“情”提升到人格本体的高度，打开了魏晋重情思潮的闸门。王弼之后，竹林名士和西晋名士都继续高扬人的自然情感。从《世说新语》及相关资料可以看出，魏晋士人的尚情特质表现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对亲人、对朋友、对家国还是对自然万物，他们都普遍怀有一种深切的关爱、体恤、悲悯之情。
首先，魏晋士人特别重视亲情。
“不爱其亲，焉能及物？”一个对自己的亲人都缺乏爱心的人，怎会去爱别的人和物呢？孝悌的实质是亲亲之爱，这种爱出于自然，同时又是人类道德情感的根基。子女孝敬父母的事例，在《世说新语》中屡见记载：“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囊作食。”“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不仅晚辈孝敬长辈，同样，长辈也对下辈也慈爱有加。《世说新语》载：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取其言，更为之恸。（《伤逝》4）
王戎的儿子不幸早逝，王戎悲不自胜。山简劝慰道：“孩子不过是怀抱之物，何至于悲痛得这个样子？”王戎说：“圣人忘怀于情，下愚之人则不懂得感情。最重感情、对感情最执着的，也就是我们这些人。”王戎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最强音。在他看来那些如圣人所要求的那样“忘情”的人不是真正的人，那些不懂得感情的下愚之人更不是真正的人，只有像他们那样看重感情、执着于感情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这是“人”的观念的历史性突破，是人的觉醒的集中体现。因为人的觉醒首先是人情的觉醒，有了自觉的情感，才是一个自觉的人。《世说新语》又载：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德行》24）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郗公吐饭”的故事。把饭含在两腮里，回来吐给两个小孩子吃，而且还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郗公的仁慈之心、舔犊之爱让人感叹！郗公去世后，周翼辞职回乡，守了三年心丧。郗公的养育之恩也得到了真情汇报。
魏晋士人也很看重兄弟之情。《世说新语》记载了多则反映兄弟情深的故事：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伤逝》16）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方正》26）
王子猷、王子敬都病得很重，子敬先死了。子猷问手下的人说：“为什么都听不到子敬的消息？他是不是已经死了。”说话时一点也不显得悲伤。于是便要来轿子去奔丧，临丧却不哭。子敬一向喜欢弹琴，子猷就一直走进灵堂，坐在灵床上，拿过子敬的琴弹起来。琴弦已经不协调了，子猷把琴扔在地上说：“子敬啊，子敬啊，人和琴都死了。”于是痛哭昏厥了好久。过了一个多月，子猷也去世了。
周叔治任晋陵太守，大哥周侯、二哥仲智与之送别。周叔治因为离别在即，非常伤感，流泪不止。周仲智生气地说弟弟：“你这人怎么像个女人，和人分别，只知道哭！”说完便离开了。周侯一人留下来，和周叔治饮酒话别。临分手时，他留着泪拍着弟弟的背说：“阿奴，你多多保重！”
魏晋士人重亲情不仅表现在父子、兄弟之间，也表现在夫妻之间。《溺惑》2记载：荀桀和他的妻子情义十分深厚。冬天，妻子得了热病，他就先走到庭院中挨冻，再回到屋里用身子贴着妻子给她解热。妻子去世后，荀桀不久也去世了。《贤媛》29记载：郗嘉去世后，郗嘉的遗孀周氏悲痛欲绝。她娘家的兄弟们想把她接回去，周氏始终不肯答应，说：“我虽然活着再也不能和郗郎同室，难道死后还不能与他同穴吗？”她坚持在夫家生活，朝夕与丈夫的亡灵相伴。再如《文学》72记载：孙楚的妻子逝世，孙楚为妻子服丧。丧期结束后，他写了一首悼念妻子的诗拿给朋友王济看，王济读后深受感染，说：“不知是诗文产生于感情，还是感情产生于诗文？总之，我看过之后觉得十分悲伤，加深了对夫妻情义的珍重。”
其次，魏晋士人非常重视友情。
在友情方面，《世说新语》中录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当是下面这一则：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德行》9）
荀巨伯大老远去探望生病的友人，却遇上了战乱。荀巨伯不肯舍朋友而去，并且愿意牺牲自己以保全友人。入侵者被感动，撤兵而去，他的义举使得全郡得以保全。支道林和法虔的友谊也让人感喟： 支道林丧法虔诚后，精神殒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锺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伤逝》11）
知心朋友法虔去世后，支道林“精神殒丧，风味转坠”，说话无人欣赏，心中郁结，过了一年，他也去世了。如此死生契阔的友情，怎不让人唏嘘感慨！
魏晋人重视友情，还集中体现在对亡友的悼念和祭奠上。打开《伤逝》篇，惋惜、哀叹、痛哭之声不绝于耳。例如：庾亮去世，何充亲临葬礼，痛惜道：“将玉树一般的躯体埋入土中，叫人的感情如何承受得了啊！”王献之与羊绥友善，羊绥年纪轻轻便去世了，王献之深相痛悼，对王珣说：“这是个国家值得珍惜的人。”永嘉六年卫洗马去世后，谢鲲哭吊他，感动路人。羊孚三十一岁就去世了，桓玄写信给羊孚的同族弟弟羊欣：“我与你堂兄很有交情，他不幸得暴病死去，我无法表达心中的悲伤。”
第三，魏晋士人常怀爱国忧民之情。
论者一般认为，魏晋时期，政局风云多变，社会动荡不安，士人们国的观念比较淡漠，家的观念比较强烈。从宏观角度看，这样的论断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然而正是由于现实政治的这种混乱多变，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士人们的爱国忧民之情更加被激发出来，特别是在中原沦丧、晋室南迁之后，士人们的爱国思乡之情尤为强烈。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言语》29）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言语》31）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言语》32）
上述这些事例都生动地表明了士人们的“山河之恨”、“家国之忧”。晋元帝过江不久，对骠骑将军顾荣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心里时常感到惭愧。”渡江来到江南的士人们聚会，周伯仁哀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江山不一样了！”大家听了都相对流泪。卫玠当初要渡江南下时，神色凄惨憔悴，对左右的人说：“见了这茫茫的江水，禁不住百感交集。人只要有感情，谁又能排解得了这诸多的愁绪啊！”
最后，魏晋士人对自然万物也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体恤之情。
魏晋士人发现了自然界的美，并将一往深情寄托于其中，将人情转化为物情，与自然品题会通、相亲相融。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88）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91）
简文帝入华林园，顾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61）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山川自相映发”、“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些具有鲜明主体意涵的词句，却被魏晋士人直接拿来描述自然山水、鸟兽禽鱼。这表明，在魏晋士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美已不再是依附于人的，只为突出“人”这个中心而存在的，而是成了自身即具有无限生机和活力，因而可与人的心灵息息相通的真正独立的审美对象。魏晋士人感知自然，与审美对象建立的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體二元对立的关系。他们认为自然生命和人一样，是有性灵的、有情感的，所以他们对自然生命怀有一种可贵的体恤、同情之心，唯如此，才会有由己及物的广博胸襟，支道林放鹤、诸阮与猪共饮、桓温黜人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对此，冯友兰先生说：“支遁对鹤的同情，诸阮对猪的一视同仁，说明他们具有物我无别，物我同等的感觉。要有风流的品格，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i
总之，魏晋士人从亲亲之爱开始，而后推及他人、他物，表现出一种普遍的尚情特质。正如李泽厚先生在谈及魏晋人的情感觉醒时所说：“这个‘情’虽然发自个体，却又依然是一种普泛的对人生、生死、离别等存在状态的哀伤感喟，其特征是充满了非概念语言所能表达的思辨和智慧。它总是与对宇宙的流变，自然的道、人的本体存在的深刻感受和探寻连在一起。”ii宗白华先生在谈到魏晋人的深情时也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iii
注 释
i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273页。
ii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页。
iii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第2版，第281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詞：世说新语 魏晋士人 情感
魏晋时期，中国古代情感观出现了划时代的新变：以情为本、尚情重情、畅情求美成为时代哲学、美学思潮的主流。刘劭的《人物志》首先标举人的情性，开启魏晋重情思潮的先声。正始玄学代表王弼提出“圣人有情”论，明确地将“情”提升到人格本体的高度，打开了魏晋重情思潮的闸门。王弼之后，竹林名士和西晋名士都继续高扬人的自然情感。从《世说新语》及相关资料可以看出，魏晋士人的尚情特质表现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对亲人、对朋友、对家国还是对自然万物，他们都普遍怀有一种深切的关爱、体恤、悲悯之情。
首先，魏晋士人特别重视亲情。
“不爱其亲，焉能及物？”一个对自己的亲人都缺乏爱心的人，怎会去爱别的人和物呢？孝悌的实质是亲亲之爱，这种爱出于自然，同时又是人类道德情感的根基。子女孝敬父母的事例，在《世说新语》中屡见记载：“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囊作食。”“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不仅晚辈孝敬长辈，同样，长辈也对下辈也慈爱有加。《世说新语》载：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取其言，更为之恸。（《伤逝》4）
王戎的儿子不幸早逝，王戎悲不自胜。山简劝慰道：“孩子不过是怀抱之物，何至于悲痛得这个样子？”王戎说：“圣人忘怀于情，下愚之人则不懂得感情。最重感情、对感情最执着的，也就是我们这些人。”王戎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最强音。在他看来那些如圣人所要求的那样“忘情”的人不是真正的人，那些不懂得感情的下愚之人更不是真正的人，只有像他们那样看重感情、执着于感情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这是“人”的观念的历史性突破，是人的觉醒的集中体现。因为人的觉醒首先是人情的觉醒，有了自觉的情感，才是一个自觉的人。《世说新语》又载：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德行》24）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郗公吐饭”的故事。把饭含在两腮里，回来吐给两个小孩子吃，而且还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郗公的仁慈之心、舔犊之爱让人感叹！郗公去世后，周翼辞职回乡，守了三年心丧。郗公的养育之恩也得到了真情汇报。
魏晋士人也很看重兄弟之情。《世说新语》记载了多则反映兄弟情深的故事：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伤逝》16）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方正》26）
王子猷、王子敬都病得很重，子敬先死了。子猷问手下的人说：“为什么都听不到子敬的消息？他是不是已经死了。”说话时一点也不显得悲伤。于是便要来轿子去奔丧，临丧却不哭。子敬一向喜欢弹琴，子猷就一直走进灵堂，坐在灵床上，拿过子敬的琴弹起来。琴弦已经不协调了，子猷把琴扔在地上说：“子敬啊，子敬啊，人和琴都死了。”于是痛哭昏厥了好久。过了一个多月，子猷也去世了。
周叔治任晋陵太守，大哥周侯、二哥仲智与之送别。周叔治因为离别在即，非常伤感，流泪不止。周仲智生气地说弟弟：“你这人怎么像个女人，和人分别，只知道哭！”说完便离开了。周侯一人留下来，和周叔治饮酒话别。临分手时，他留着泪拍着弟弟的背说：“阿奴，你多多保重！”
魏晋士人重亲情不仅表现在父子、兄弟之间，也表现在夫妻之间。《溺惑》2记载：荀桀和他的妻子情义十分深厚。冬天，妻子得了热病，他就先走到庭院中挨冻，再回到屋里用身子贴着妻子给她解热。妻子去世后，荀桀不久也去世了。《贤媛》29记载：郗嘉去世后，郗嘉的遗孀周氏悲痛欲绝。她娘家的兄弟们想把她接回去，周氏始终不肯答应，说：“我虽然活着再也不能和郗郎同室，难道死后还不能与他同穴吗？”她坚持在夫家生活，朝夕与丈夫的亡灵相伴。再如《文学》72记载：孙楚的妻子逝世，孙楚为妻子服丧。丧期结束后，他写了一首悼念妻子的诗拿给朋友王济看，王济读后深受感染，说：“不知是诗文产生于感情，还是感情产生于诗文？总之，我看过之后觉得十分悲伤，加深了对夫妻情义的珍重。”
其次，魏晋士人非常重视友情。
在友情方面，《世说新语》中录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当是下面这一则：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德行》9）
荀巨伯大老远去探望生病的友人，却遇上了战乱。荀巨伯不肯舍朋友而去，并且愿意牺牲自己以保全友人。入侵者被感动，撤兵而去，他的义举使得全郡得以保全。支道林和法虔的友谊也让人感喟： 支道林丧法虔诚后，精神殒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锺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伤逝》11）
知心朋友法虔去世后，支道林“精神殒丧，风味转坠”，说话无人欣赏，心中郁结，过了一年，他也去世了。如此死生契阔的友情，怎不让人唏嘘感慨！
魏晋人重视友情，还集中体现在对亡友的悼念和祭奠上。打开《伤逝》篇，惋惜、哀叹、痛哭之声不绝于耳。例如：庾亮去世，何充亲临葬礼，痛惜道：“将玉树一般的躯体埋入土中，叫人的感情如何承受得了啊！”王献之与羊绥友善，羊绥年纪轻轻便去世了，王献之深相痛悼，对王珣说：“这是个国家值得珍惜的人。”永嘉六年卫洗马去世后，谢鲲哭吊他，感动路人。羊孚三十一岁就去世了，桓玄写信给羊孚的同族弟弟羊欣：“我与你堂兄很有交情，他不幸得暴病死去，我无法表达心中的悲伤。”
第三，魏晋士人常怀爱国忧民之情。
论者一般认为，魏晋时期，政局风云多变，社会动荡不安，士人们国的观念比较淡漠，家的观念比较强烈。从宏观角度看，这样的论断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然而正是由于现实政治的这种混乱多变，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士人们的爱国忧民之情更加被激发出来，特别是在中原沦丧、晋室南迁之后，士人们的爱国思乡之情尤为强烈。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言语》29）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言语》31）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言语》32）
上述这些事例都生动地表明了士人们的“山河之恨”、“家国之忧”。晋元帝过江不久，对骠骑将军顾荣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心里时常感到惭愧。”渡江来到江南的士人们聚会，周伯仁哀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江山不一样了！”大家听了都相对流泪。卫玠当初要渡江南下时，神色凄惨憔悴，对左右的人说：“见了这茫茫的江水，禁不住百感交集。人只要有感情，谁又能排解得了这诸多的愁绪啊！”
最后，魏晋士人对自然万物也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体恤之情。
魏晋士人发现了自然界的美，并将一往深情寄托于其中，将人情转化为物情，与自然品题会通、相亲相融。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88）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91）
简文帝入华林园，顾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61）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山川自相映发”、“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些具有鲜明主体意涵的词句，却被魏晋士人直接拿来描述自然山水、鸟兽禽鱼。这表明，在魏晋士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美已不再是依附于人的，只为突出“人”这个中心而存在的，而是成了自身即具有无限生机和活力，因而可与人的心灵息息相通的真正独立的审美对象。魏晋士人感知自然，与审美对象建立的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體二元对立的关系。他们认为自然生命和人一样，是有性灵的、有情感的，所以他们对自然生命怀有一种可贵的体恤、同情之心，唯如此，才会有由己及物的广博胸襟，支道林放鹤、诸阮与猪共饮、桓温黜人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对此，冯友兰先生说：“支遁对鹤的同情，诸阮对猪的一视同仁，说明他们具有物我无别，物我同等的感觉。要有风流的品格，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i
总之，魏晋士人从亲亲之爱开始，而后推及他人、他物，表现出一种普遍的尚情特质。正如李泽厚先生在谈及魏晋人的情感觉醒时所说：“这个‘情’虽然发自个体，却又依然是一种普泛的对人生、生死、离别等存在状态的哀伤感喟，其特征是充满了非概念语言所能表达的思辨和智慧。它总是与对宇宙的流变，自然的道、人的本体存在的深刻感受和探寻连在一起。”ii宗白华先生在谈到魏晋人的深情时也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iii
注 释
i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273页。
ii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页。
iii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第2版，第281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