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理解当下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有必要区分"政策性低生育"与"内生性低生育"两个阶段.研究发现,政策性低生育阶段远比人们想象和预判得短促,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步入内生性低生育阶段.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具备长期性、彻底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等特征,治理难度大.其内生性特征亦要求国家尊重生育决策的主体性,必须人文引导适度生育,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中国当前存在"想生不能生"和"愿生不敢生"两种不友好形态,以及追求生育变量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的不友好价值取向,需要及时向"生育友好型社会"转型.
【机 构】
: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理解当下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有必要区分"政策性低生育"与"内生性低生育"两个阶段.研究发现,政策性低生育阶段远比人们想象和预判得短促,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步入内生性低生育阶段.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具备长期性、彻底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等特征,治理难度大.其内生性特征亦要求国家尊重生育决策的主体性,必须人文引导适度生育,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中国当前存在"想生不能生"和"愿生不敢生"两种不友好形态,以及追求生育变量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的不友好价值取向,需要及时向"生育友好型社会"转型.其中,赋权生育是逻辑起点,而构建适度生育文化,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抚平"传统计生"伤痛,国家共担生养责任与尊重包容生育状态的多样性,分别是"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文化基础、社会基础、信任基础、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
其他文献
近代中国一直内忧外患,知识与政治精英不断赋予"中华民族"观念丰富的内涵,以此唤醒并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团结与复兴意识.纵观百余年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共经历三个重要时刻,分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的萌生、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面发酵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自主成熟,每次觉醒都是内外力量的综合作用,但不同时期有所不同.第一次是知识与政治精英受外部刺激而引入西式的民族观念,第二次是因外来侵略导致的生死存亡危机所激发而生,第三次是顺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构建的内生需要.分析关键节点的历史过程,阐释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从外部论向内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缘起rn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话题的缘起与我2016年拿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有关.我曾经多次提过,我之所以会做这样一个题目,部分也受惠于刘康教授.早在2010年,刘康教授在上海大学做过一次讲座,内容就是关于欧美左翼理论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我在做这个重大项目的过程中,刘康教授也非常积极地参与进来,并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个题目的基础上做了一点修改,即今天我们讨论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题目把“
“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基于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权力结构变化”的判断,分析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并认为“美国的问题与其说是另一个大国日益增长的挑战,还不如说是权力的普遍扩散”.①“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常常使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②而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重视“软实力”的运用.
文明的本质是城市文明,城市是人类社会与特定地理环境紧密结合的一种实体.城市在一定空间内聚集着人口、资源、财富与精神,创造出辉煌的建筑、璀璨的街景、迷人的空间,是人员、物质、信息流通的节点,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1)从而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在满足人们物质、文化、发展、安全、信仰等方面需求的同时,亦是赓续文明发展的巨大容器.各个时代的国家运转主要都是依靠城市进行的,但对于人类来说,城市还是个新生事物,我们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妥善处理中印伙伴关系复杂性,是应对双边关系恶化、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起点.当前,如何妥善经略中印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面向未来,双方应摒弃零和思维,加强竞争管控,避免双边关系持续恶化,为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提供条件和动力.应对双边关系复杂性,中印应发挥高层往来的引领作用,理性看待对方崛起,推动双方形成新的全球战略共识;依托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开展合作,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推进安全对话,稳定地区预期,加强竞争管控和危机应对,为中印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
当代文明转换的进程中,日常生活、常人世界日益成为城市精神、城市品格、城市软实力的源头活水.一个没有高质量日常生活的城市,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软实力.当代城市社会,"人人都是软实力",软实力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蕴含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软实力来源于日常生活,也服务于日常生活.更加自觉地关注常人世界、日常生活,从空间与环境、制度与治理、素养与行为等方面营建更具公平、正义底蕴的日常生活,对于城市软实力建设,具有战略与路径意义.
迈入"新镀金时代"以来,数字平台的崛起给美国反垄断实践提出了新挑战,而要认清这一新挑战及应对的可能性,有必要回到美国反垄断的历史中去.从美国反垄断的三次浪潮中,可以梳理出美国反垄断政策和理论互相呼应的线索,并能够看出当今第三次浪潮中平台反垄断的方向性问题.尤其是当下芝加哥学派与新布兰代斯学派在反垄断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交锋,将影响平台经济未来走向.对于同样面临平台垄断挑战的我国而言,应当借鉴美国百年反垄断史所展现出的不同规制思路及其可能后果,搞清楚"为什么反垄断"这一根本问题,并结合中美反垄断
刘旭光教授关注神经美学,并从审美人文主义的角度对神经美学进行解读,认为审美脑区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激活表明了形式愉悦带来的快感,且是一种生理性的神经刺激,并非理性和情感过程.有关美感与快感是否有区别,即审美是否有特异性脑区,一直是神经美学研究中观点颇有分歧的一个问题,还需进一步商榷.从已有神经美学研究成果来看,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激活说明了审美过程中从形式到美感生成并不是一个直接生理反应过程,而是一个涉及文化、意义、记忆、情感、推理、判断等复杂因素的脑审美机制;并且美感体验与快感有联系有区别,美感是一种由感性和理
城市治理中的良法善治,对于提升城市软实力具有重要价值.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社会空前复杂,人们期待一个开放宽容、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城市,而这必须依赖法治的力量,依赖以人为本的良法和由人出发的善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具体任务,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法治核心理念.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同时,应以"良法推动发展、保障善治".由此,良法善治不仅成为法治建设的核心理念,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在近代中国观念史上,五四以后"文化"话语兴起,但它并未取代近代主流思潮中的"文明"话语.德国式的以"文化"反对"文明"的思想战,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文明"与"文化"是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两大元素.清末民初,对"文明"的追寻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旋律.五四以后思想界"文化"主题的浮现,表征着观念史上"文明"与"文化"话语语义融合的趋势.清末民初"文明"变革的主调由此演变为"文明—文化"的复调,形成"变革"与"认同"的协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