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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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当下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有必要区分"政策性低生育"与"内生性低生育"两个阶段.研究发现,政策性低生育阶段远比人们想象和预判得短促,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步入内生性低生育阶段.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具备长期性、彻底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等特征,治理难度大.其内生性特征亦要求国家尊重生育决策的主体性,必须人文引导适度生育,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中国当前存在"想生不能生"和"愿生不敢生"两种不友好形态,以及追求生育变量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的不友好价值取向,需要及时向"生育友好型社会"转型.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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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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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当下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有必要区分"政策性低生育"与"内生性低生育"两个阶段.研究发现,政策性低生育阶段远比人们想象和预判得短促,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步入内生性低生育阶段.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具备长期性、彻底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等特征,治理难度大.其内生性特征亦要求国家尊重生育决策的主体性,必须人文引导适度生育,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中国当前存在"想生不能生"和"愿生不敢生"两种不友好形态,以及追求生育变量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的不友好价值取向,需要及时向"生育友好型社会"转型.其中,赋权生育是逻辑起点,而构建适度生育文化,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抚平"传统计生"伤痛,国家共担生养责任与尊重包容生育状态的多样性,分别是"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文化基础、社会基础、信任基础、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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