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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诚实的数字揭示现现象的本质，用公正的表格诠释难解的疑团，用热情的演讲传达教育的真相。于是，我们用他借给的一双慧眼，看清教育。”
王伯庆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他最喜欢的画：一个70多岁的健硕老人赤裸上半身，轻松地拿着一对哑铃，面带微笑，目视前方。如果不看那张沧桑的面庞，很难想象画中人是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画面正下方有这样一句话：衰老并不意味着憔悴。“我希望能像这个老人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看着这幅画，王伯庆说。
2006年，在美国从事了16年就业与教育研究的王伯庆放弃舒适的生活，回到中国创办了专注于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调研机构——麦可思HR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问题愈发严峻，已成为一个矛盾日益凸显的社会大问题。其背后的症结究竟为何?难道只是大学生数量过剩这么简单?
研究经济学出身的王伯庆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教育的体制问题。高校这个人才的生产企业除了生产出人才“产品”之外，更应注重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但目前中国高校仍处于计划体制之下，缺乏足够的自主办学权及对人才市场的敏锐度，计划模式下生产出的产品却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今天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对中国近百所高校毕业生做了三年的就业跟踪调查后，王伯庆认为，要解决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国家短期内应在现有计划招生体制下做些改进工作，如按专业的失业情况，建立“三级预警机制”；长期来看，政府应打破高校的计划体制，给予高校充分的办学权利。同时，高校市场机制的建立还需以透明的市场信息为前提，应由第三方机构来监测高校的就业情况。
麦可思正是这样一个“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王伯庆创办这样一家公司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借此推动中国大学的教育改革，进而帮助中国年轻人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2009年末，王伯庆被某网站评为“2009回响中国”年度致敬教育家，组委会给他的评语是：“用诚实的数字揭示现象的本质，用公正的表格诠释难解的疑团，用热情的演讲传达教育的真相。于是，我们用他借给的一双慧眼，看清教育。”
有意思的是，当一些中国的朋友向王伯庆咨询有关孩子上大学的问题时，他的回答往往很干脆：“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就让孩子到国外留学吧。因为国内高校的体制改革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效。”
王伯庆说，做出这样的建议时他怀着一种两难的心情：出国念书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国家却意味着人才的损失。因此他建议：“中国必须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否则人才流失的现象将越来越严重。”
关注就业
王伯庆的父亲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曾是一家万人国企的总工程师，出身于商人之家的母亲也是大学的才女。家庭条件优越的他从小非常顽皮，作业经常交给姐姐代劳，但每次数学考试却总能拿第一名。
文革的爆发，不仅让王伯庆失去了父亲，也失掉了读书的机会。家境一落千丈，他只能偶尔在外打零工来贴补家用。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王伯庆开始着手准备考试。然而，距离高考只剩两个月，别人都在冲刺，只在名义上念过一年初中的王伯庆才刚刚站在起跑线上。即便如此，王伯庆依然顺利考上了第一志愿的东北工学院。在“子承父业”念头的促使下，他选择了材料工程这个“自己从来没喜欢过”的专业。
在大学毕业当了一年助理工程师后，王伯庆报考了研究生，顺利进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工业经济学专业。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初期，国家十分缺乏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王伯庆隐隐感到这将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专业——年轻时的他就显露出超前的市场意识。
1990年，留校任教数年的王伯庆飞赴美国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经过4年的苦读，他获得了数学的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毕业时，王伯庆却赶上了经济危机爆发后低迷的就业市场。他不得不先放弃专业特长，进入一家提供节能方案的公司工作。
一年后，王伯庆终于获得了一份能发挥自己专长的新工作——在华盛顿州的一家NGO组织任职。这是一个由波音等大型公司出资组建，对其下岗职工再就业情况做跟踪调查的组织。
进入这家组织工作后，王伯庆对美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很多大型公司都会对解雇员工提供一定的资助，帮助他们接受再教育和培训，以便找到新工作。“虽然政府也会对失业人员负有救济责任，但企业对解雇员工资助不仅能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还能提高在职人员对公司的信任度。”王伯庆说，他的任务是研究各种培训项目对这些下岗人员再就业的影响程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跟踪研究这些人群的就业状态，并撰写报告。
1996年底，随着经济的好转，王伯庆又获得了两个新的工作机会——进入一家知名银行做房屋贷款的定价分析，或是进入华盛顿州社会与医疗服务部下的一个研究中心从事弱势人群的就业问题研究。
经过一番考虑，王伯庆放弃了银行诱人的薪资，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华盛顿州的这家中心主要研究吸毒人员、精神病人以及单身母亲等弱势群体在得到治疗和救助后的再就业状况，研究资金一方面来自于州里的财政拨款，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各种民间组织的支持一一在美国，很多社会组织愿意出资请第三方机构做跟踪调查，以监督政府的有关救助政策是否得当、资金使用是否有效。
教育反思
进入华盛顿州社会与医疗服务部研究中心后，王伯庆很快就适应了这份新工作。他每天早晨8点驱车5分钟到达工作地点，下午4点半就能结束一天的工作，此外每年还有一到两个月的休假，日子过得非常轻松。
生活的舒适，让王伯庆有大量的时间将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感受以及所见所闻撰写成文，并引起了很多美国华裔读者的共鸣。除了写作，王伯庆还将大量精力倾注到唯一的女儿王可身上。
自从4岁离开中国，王可接受的一直是美式教育。与很多中国父亲一样，王伯庆生怕女儿掌握的技能太少，不能适应日后的社会竞争，总是干涉女儿的学习，但却引起了孩子的反感。
其实，女儿的学习一向很自觉，只不过她不像中国孩子那样只会埋头读书，而是将大量时间用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例如，从初中起，她就在施粥站做义工，高中时，她在圣彼得医院做过义务护士。一开始王伯庆以为女儿只是一时好玩，还怕她耽误了学习，后来才发现女儿把这件事看得与学习一样重要，做义工可以满足她的需要——同情和感恩。
每过两年，王伯庆都会把女儿送回中国过暑假，让她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通过中美教育的对比，女儿也深感自己能够接受美式教育是一件幸运的事。在她看来，美式教育激发了她的创造力，形成了她的个性和自尊，塑造了她的大脑和性格。年纪尚小的她有着独特的成长见解：“孩子往往更需要创造力，通常这比掌握知识更重要。我不想成为一个只会喷射事实和公式的机器，我想成为一个丰富 而智慧的个体。”
对于女儿的教育：王伯庆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起初他总是急于将自己的观点灌输给孩子，但往往适得其反。王伯庆反思：要给孩子充足的时间，让孩子自己想通了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生孩子是自然的事情，做父母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女儿的影响下，王伯庆也逐渐变成一个民主型爸爸。“父母是否民主会影响到孩子人格的健全成长，民主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具有独立、约束能力，更加自信，父母与孩子的感情也很融洽，这样的孩子比较容易承担社会重任，创造幸福环境。”
在健康的家庭环境下，王伯庆的女儿取得了优异的学习和社会活动成绩：在“女生之邦”中当选为州教育部长，在华盛顿州美少女选美中获得前五名，在高中毕业时获得了美国国家奖学金。2003年，经过层层选拔，王伯庆的女儿被哈佛大学录取，他却对女儿说，“我希望你在哈佛能知道天外有天，学会承受失败。”
女儿取得了如此成绩，王伯庆并不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成功的父亲。“通过对女儿的教育，我也反思，我曾经犯过很多错误。”王伯庆说，如今想来，成功的地方都是他无意间做出的，而失败的地方却是他刻意而为的后果。
例如，在每天晚饭时，他都会和女儿聊天，向她谈自己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跟她分享自己阅读一些历史书籍的感想。虽然这是王伯庆无意间做出的举动，但对女儿人格的塑造以及后来的人生定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令人王伯庆遗憾的是，与女儿的沟通更多是集中于人生、理想一类的话题，而情感沟通相对少一些。“做父母最重要的是学会抓住孩子的每一个阶段去分享和享受，而不是刻意去塑造孩子。刻意享受的父母都是成功的父母，刻意塑造的父母都是失败的父母——这就是我的教育心得。”王伯庆说。
教育谏言
女儿进入大学后，王伯庆开始将关注的眼光投向中国年轻人。自1999年扩招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步入飞速发展的阶段，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日趋严峻。
经过观察，王伯庆发现，大学生就业难的背后其实是中国的教育机制问题。例如，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教育紧跟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根据毕业生的就业跟踪调查结果对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进行调整。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缺乏自主办学的权利，也很少对自己的毕业生开展跟踪调查。
因此，王伯庆决定，将自己在美国掌握的先进的就业调查跟踪系统带回中国，为中国的高校开展服务。“虽然调查对象不一样，但是研究方法是一样的。”王伯庆说，所谓的方法都是依靠建立数学模型开展相关分析。
2006年，王伯庆被西南财经大学聘为特聘教授，麦可思的业务也从四川同步开始。麦可思先与四川省人事厅、教育厅合作，在四川高校中开展毕业生就业调研工作，对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收入、专业对口率、离职率、自主创业率、国内读研率等展开了全面调查。
目前，麦可思已受国内近百所高校邀请，为其撰写毕业生就业调研报告。从2007年起，麦可思连续三年发布了《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这是国内唯一以“就业”为主题词的蓝皮书。各高校可根据麦可思为其制作的报告调整课程设置、教学方式。
但是，部分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高校在知晓情况的前提下，依然不愿公布有关专业的真实就业情况并及时调整招生计划。对于那些已连续多年在就业市场中饱和却还被一些高校继续保留的专业，王伯庆称之为“三鹿奶粉”专业。
王伯庆认为，要想从根本上避免上述情况出现，就应由第三方机构来实施监测，他建议政府对高校专业建立“三级预警机制”：按专业的失业情况把专业分为“红牌”、“黄牌”、“绿牌”三类专业。
红牌专业是连续两年落在全国失业率排前10名或失业量排前10名的专业，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黄牌专业是除红牌专业外同时落在全国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和失业量上升最快的前25名中的专业；绿牌专业是就业率高、排位居全国专业前50名且就业率或薪资增长最快的前10名中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各省政府在掌握了各个专业的失业情况后，可对红牌专业限制设置，对黄牌专业给予警示，对绿牌专业给予适度发展。
当然，改革的前提是打破高校的计划体制。“今后各省教育厅应该只控制学校的招生总量，而不要设定各个专业的招生比例。”王伯庆认为，只有从源头打破计划招生的体制，高校在获得充分授权后，才能培养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大学毕业生。
现在，除了为各个高校做毕业生就业能力测量与评估，麦可思还将24个省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分别汇编成册，送交各省教育厅、省委组织部、省人大、省政协的教育界人士审阅。
2010年，麦可思开始为江苏省教育厅做该省毕业生的就业分析报告、专业预警报告和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布局报告。
在王伯庆看来，解决大学生就业不仅是高校、省一级政府的职责，国家也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我们国家应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发展中的技术含量，从而增加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这才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王伯庆说。
王伯庆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他最喜欢的画：一个70多岁的健硕老人赤裸上半身，轻松地拿着一对哑铃，面带微笑，目视前方。如果不看那张沧桑的面庞，很难想象画中人是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画面正下方有这样一句话：衰老并不意味着憔悴。“我希望能像这个老人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看着这幅画，王伯庆说。
2006年，在美国从事了16年就业与教育研究的王伯庆放弃舒适的生活，回到中国创办了专注于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调研机构——麦可思HR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问题愈发严峻，已成为一个矛盾日益凸显的社会大问题。其背后的症结究竟为何?难道只是大学生数量过剩这么简单?
研究经济学出身的王伯庆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教育的体制问题。高校这个人才的生产企业除了生产出人才“产品”之外，更应注重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但目前中国高校仍处于计划体制之下，缺乏足够的自主办学权及对人才市场的敏锐度，计划模式下生产出的产品却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今天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对中国近百所高校毕业生做了三年的就业跟踪调查后，王伯庆认为，要解决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国家短期内应在现有计划招生体制下做些改进工作，如按专业的失业情况，建立“三级预警机制”；长期来看，政府应打破高校的计划体制，给予高校充分的办学权利。同时，高校市场机制的建立还需以透明的市场信息为前提，应由第三方机构来监测高校的就业情况。
麦可思正是这样一个“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王伯庆创办这样一家公司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借此推动中国大学的教育改革，进而帮助中国年轻人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2009年末，王伯庆被某网站评为“2009回响中国”年度致敬教育家，组委会给他的评语是：“用诚实的数字揭示现象的本质，用公正的表格诠释难解的疑团，用热情的演讲传达教育的真相。于是，我们用他借给的一双慧眼，看清教育。”
有意思的是，当一些中国的朋友向王伯庆咨询有关孩子上大学的问题时，他的回答往往很干脆：“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就让孩子到国外留学吧。因为国内高校的体制改革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效。”
王伯庆说，做出这样的建议时他怀着一种两难的心情：出国念书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国家却意味着人才的损失。因此他建议：“中国必须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否则人才流失的现象将越来越严重。”
关注就业
王伯庆的父亲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曾是一家万人国企的总工程师，出身于商人之家的母亲也是大学的才女。家庭条件优越的他从小非常顽皮，作业经常交给姐姐代劳，但每次数学考试却总能拿第一名。
文革的爆发，不仅让王伯庆失去了父亲，也失掉了读书的机会。家境一落千丈，他只能偶尔在外打零工来贴补家用。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王伯庆开始着手准备考试。然而，距离高考只剩两个月，别人都在冲刺，只在名义上念过一年初中的王伯庆才刚刚站在起跑线上。即便如此，王伯庆依然顺利考上了第一志愿的东北工学院。在“子承父业”念头的促使下，他选择了材料工程这个“自己从来没喜欢过”的专业。
在大学毕业当了一年助理工程师后，王伯庆报考了研究生，顺利进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工业经济学专业。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初期，国家十分缺乏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王伯庆隐隐感到这将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专业——年轻时的他就显露出超前的市场意识。
1990年，留校任教数年的王伯庆飞赴美国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经过4年的苦读，他获得了数学的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毕业时，王伯庆却赶上了经济危机爆发后低迷的就业市场。他不得不先放弃专业特长，进入一家提供节能方案的公司工作。
一年后，王伯庆终于获得了一份能发挥自己专长的新工作——在华盛顿州的一家NGO组织任职。这是一个由波音等大型公司出资组建，对其下岗职工再就业情况做跟踪调查的组织。
进入这家组织工作后，王伯庆对美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很多大型公司都会对解雇员工提供一定的资助，帮助他们接受再教育和培训，以便找到新工作。“虽然政府也会对失业人员负有救济责任，但企业对解雇员工资助不仅能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还能提高在职人员对公司的信任度。”王伯庆说，他的任务是研究各种培训项目对这些下岗人员再就业的影响程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跟踪研究这些人群的就业状态，并撰写报告。
1996年底，随着经济的好转，王伯庆又获得了两个新的工作机会——进入一家知名银行做房屋贷款的定价分析，或是进入华盛顿州社会与医疗服务部下的一个研究中心从事弱势人群的就业问题研究。
经过一番考虑，王伯庆放弃了银行诱人的薪资，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华盛顿州的这家中心主要研究吸毒人员、精神病人以及单身母亲等弱势群体在得到治疗和救助后的再就业状况，研究资金一方面来自于州里的财政拨款，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各种民间组织的支持一一在美国，很多社会组织愿意出资请第三方机构做跟踪调查，以监督政府的有关救助政策是否得当、资金使用是否有效。
教育反思
进入华盛顿州社会与医疗服务部研究中心后，王伯庆很快就适应了这份新工作。他每天早晨8点驱车5分钟到达工作地点，下午4点半就能结束一天的工作，此外每年还有一到两个月的休假，日子过得非常轻松。
生活的舒适，让王伯庆有大量的时间将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感受以及所见所闻撰写成文，并引起了很多美国华裔读者的共鸣。除了写作，王伯庆还将大量精力倾注到唯一的女儿王可身上。
自从4岁离开中国，王可接受的一直是美式教育。与很多中国父亲一样，王伯庆生怕女儿掌握的技能太少，不能适应日后的社会竞争，总是干涉女儿的学习，但却引起了孩子的反感。
其实，女儿的学习一向很自觉，只不过她不像中国孩子那样只会埋头读书，而是将大量时间用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例如，从初中起，她就在施粥站做义工，高中时，她在圣彼得医院做过义务护士。一开始王伯庆以为女儿只是一时好玩，还怕她耽误了学习，后来才发现女儿把这件事看得与学习一样重要，做义工可以满足她的需要——同情和感恩。
每过两年，王伯庆都会把女儿送回中国过暑假，让她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通过中美教育的对比，女儿也深感自己能够接受美式教育是一件幸运的事。在她看来，美式教育激发了她的创造力，形成了她的个性和自尊，塑造了她的大脑和性格。年纪尚小的她有着独特的成长见解：“孩子往往更需要创造力，通常这比掌握知识更重要。我不想成为一个只会喷射事实和公式的机器，我想成为一个丰富 而智慧的个体。”
对于女儿的教育：王伯庆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起初他总是急于将自己的观点灌输给孩子，但往往适得其反。王伯庆反思：要给孩子充足的时间，让孩子自己想通了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生孩子是自然的事情，做父母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女儿的影响下，王伯庆也逐渐变成一个民主型爸爸。“父母是否民主会影响到孩子人格的健全成长，民主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具有独立、约束能力，更加自信，父母与孩子的感情也很融洽，这样的孩子比较容易承担社会重任，创造幸福环境。”
在健康的家庭环境下，王伯庆的女儿取得了优异的学习和社会活动成绩：在“女生之邦”中当选为州教育部长，在华盛顿州美少女选美中获得前五名，在高中毕业时获得了美国国家奖学金。2003年，经过层层选拔，王伯庆的女儿被哈佛大学录取，他却对女儿说，“我希望你在哈佛能知道天外有天，学会承受失败。”
女儿取得了如此成绩，王伯庆并不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成功的父亲。“通过对女儿的教育，我也反思，我曾经犯过很多错误。”王伯庆说，如今想来，成功的地方都是他无意间做出的，而失败的地方却是他刻意而为的后果。
例如，在每天晚饭时，他都会和女儿聊天，向她谈自己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跟她分享自己阅读一些历史书籍的感想。虽然这是王伯庆无意间做出的举动，但对女儿人格的塑造以及后来的人生定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令人王伯庆遗憾的是，与女儿的沟通更多是集中于人生、理想一类的话题，而情感沟通相对少一些。“做父母最重要的是学会抓住孩子的每一个阶段去分享和享受，而不是刻意去塑造孩子。刻意享受的父母都是成功的父母，刻意塑造的父母都是失败的父母——这就是我的教育心得。”王伯庆说。
教育谏言
女儿进入大学后，王伯庆开始将关注的眼光投向中国年轻人。自1999年扩招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步入飞速发展的阶段，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日趋严峻。
经过观察，王伯庆发现，大学生就业难的背后其实是中国的教育机制问题。例如，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教育紧跟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根据毕业生的就业跟踪调查结果对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进行调整。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缺乏自主办学的权利，也很少对自己的毕业生开展跟踪调查。
因此，王伯庆决定，将自己在美国掌握的先进的就业调查跟踪系统带回中国，为中国的高校开展服务。“虽然调查对象不一样，但是研究方法是一样的。”王伯庆说，所谓的方法都是依靠建立数学模型开展相关分析。
2006年，王伯庆被西南财经大学聘为特聘教授，麦可思的业务也从四川同步开始。麦可思先与四川省人事厅、教育厅合作，在四川高校中开展毕业生就业调研工作，对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收入、专业对口率、离职率、自主创业率、国内读研率等展开了全面调查。
目前，麦可思已受国内近百所高校邀请，为其撰写毕业生就业调研报告。从2007年起，麦可思连续三年发布了《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这是国内唯一以“就业”为主题词的蓝皮书。各高校可根据麦可思为其制作的报告调整课程设置、教学方式。
但是，部分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高校在知晓情况的前提下，依然不愿公布有关专业的真实就业情况并及时调整招生计划。对于那些已连续多年在就业市场中饱和却还被一些高校继续保留的专业，王伯庆称之为“三鹿奶粉”专业。
王伯庆认为，要想从根本上避免上述情况出现，就应由第三方机构来实施监测，他建议政府对高校专业建立“三级预警机制”：按专业的失业情况把专业分为“红牌”、“黄牌”、“绿牌”三类专业。
红牌专业是连续两年落在全国失业率排前10名或失业量排前10名的专业，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黄牌专业是除红牌专业外同时落在全国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和失业量上升最快的前25名中的专业；绿牌专业是就业率高、排位居全国专业前50名且就业率或薪资增长最快的前10名中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各省政府在掌握了各个专业的失业情况后，可对红牌专业限制设置，对黄牌专业给予警示，对绿牌专业给予适度发展。
当然，改革的前提是打破高校的计划体制。“今后各省教育厅应该只控制学校的招生总量，而不要设定各个专业的招生比例。”王伯庆认为，只有从源头打破计划招生的体制，高校在获得充分授权后，才能培养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大学毕业生。
现在，除了为各个高校做毕业生就业能力测量与评估，麦可思还将24个省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分别汇编成册，送交各省教育厅、省委组织部、省人大、省政协的教育界人士审阅。
2010年，麦可思开始为江苏省教育厅做该省毕业生的就业分析报告、专业预警报告和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布局报告。
在王伯庆看来，解决大学生就业不仅是高校、省一级政府的职责，国家也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我们国家应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发展中的技术含量，从而增加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这才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王伯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