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诠释范式作为一种理性认知结构，总是通过对经典的解读反映着历史主题的凸显和转变，刻写着社会变革发展的逻辑演进。《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自19-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其诠释范式几经转换扩展，必然地、合逻辑地展现出前后相继的四范式，即“政治-经济学”范式、“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和“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正是这四范式的依次展开、丰富发展、引领实践，彰显出《资本论》的真理光辉，引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尤其是“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指导着“两个百年”中国梦如期实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诠释范式，逻辑演进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5-0064-08
自《资本论》于19-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便开始了不断的中国化解读或诠释。纵观这一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诠释史，可从其各时期最显著特征上划分出前后相继的四范式，即“政治-经济学”范式、“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和“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正是四范式的依次展开、丰富发展和引领实践，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化诠释的逻辑演进。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150周年之际，深入总结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四范式及其逻辑演进，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范式
从《资本论》传入中国到1949新中国成立大约50年间，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历史低谷，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成为时代主题。在此历史背景条件下，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资本论》当作观察和改变中国命运的先进理论，以此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和民族独立解放之路，开启了这一“工人阶级的圣经”的中国化诠释历程，形成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
“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从政治最紧迫课题理解和驾驭经济基础问题，又从经济基础问题阐释和论证政治最紧迫课题，从而为社会革命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这里的“政治”既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即中国救亡图存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思想与实践。毛泽东就申明：“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 〔1 〕89在这样的范式上，中国的先进分子站在了前列，把通过《资本论》的诠释寻求救国救民道理作为理所当然，作为救亡图存的必然担当，而且贯穿了民主革命艰难卓绝的全过程。由此就决定了该范式并非纯文本、纯学理的，而是以本阶级的使命和主张有重点的解读，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即是诠释重点，《资本论》中的依据就是“两个必然”结论。在此范式中，自觉应用《资本论》对照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成为致力方向，用马克思主义之“矢”锁定中国革命之“的”。
此范式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先期是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继之是毛泽东的相关著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等。同时还有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王思华的《〈资本论〉解说》，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等。这些成果立足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紧迫课题来诠释《资本论》，使马克思主义快速中国化，在此条件下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些成果的重点和亮点，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为进步的政治主张寻求根据或钥匙。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是马氏学说的特色之一” 〔2 〕198。“劳动者做十点钟的工，除拿五点的工作维持他们的生命外，其余五点的工作，都被资本家劫去一样。这被劫去的五点工作，便是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资本家要想劫夺的东西！”。李大钊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得出只有变革现行制度，才能彻底消灭剥削的结论。而资产阶级理论家对资本积累和“两个必然”理论采取了相反态度，如朱执信就明言，“然彼之志，固欲以奖励之，使成资本家，非出于求助资本扶劳动之意也” 〔3 〕17，他认为马克思无意通过消灭资本的方式以扶持劳动者，而是要设法使劳动者成为资本家。李大钊进一步揭露抨击资本积累及其导致的恶果，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像卡特尔等大工业“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集中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2 〕209，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激化，就是社会革命。李达也认为“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结果，劳动阶级的人数便增加起来，同时劳动群众也随着积聚于大资本家的企业和大工业中心地这种事实，越发促进劳动群众的团结，促进劳动运动的发展，加强劳动斗争的力量，因而短缩了现代市民社会的运命” 〔4 〕532。这就充分论证了《资本论》所揭示的“两个必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二）为中国革命阐发阶级斗争理论。19-20世纪之交，“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 〔5 〕475，使“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与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实践者拿到阶级斗争的武器，随即进入实践中运用，历史形势不容他们去探究其根源和目的” 〔6 〕。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受到启示，更加重视挖掘《资本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认为《资本论》是用阶级斗争这一条金线联络起来的，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 〔2 〕177；公有制不能坐待自然成熟，离开阶级斗争的实际活动，就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于1936年接触到《资本论》第一卷中譯本 〔7 〕151，通过精心研读认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8 〕《资本论》翻译者王思华也认为：“马克思是用《资本论》把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武装起来，使他们认识自己阶级的力量，来争取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的。因此，把《资本论》看成一部纯粹学术上的著作是不正确的。它是充满着战斗性的。” 〔9 〕1 （三）系统探讨劳动价值论。关于价值范畴的内涵，孙冶方认为价值主要是指劳动时间的计算、比较和分配劳动时间的必要性，其实质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生产费用对效果的关系。吴传启赞同孙冶方的观点，也认为“价值这个概念是指实现于生产物中的价值实体和价值量而言，是指消耗于生产物中的劳动和劳动时间而言”〔13 〕 。邓翰维、恽希良、骆耕漠等不同意孙冶方和吴传启的观点，认为不能把价值等同于社会必要劳动和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劳动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关于价值形成的原因，吴传启认为“只要有了劳动分工，只要是社会化的生产，只要社会要求‘把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支出’，那末，价值概念就是必要的” 〔13 〕。邓翰维则不同意“价值”由社会分工所决定，认为价值概念的必要性在于交换。骆耕漠认为货币是价值形成的原因，因为只有在商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以后，凝结在生产物内的劳动才表现为价值，从而商品才显示出其全部特性，成熟地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在这以前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劳动表现为价值的原因在于货币的出现。
（四）深入解读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关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问题，在《资本论》中有两个说明：一个是“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 〔14 〕182；再一个是“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14 〕193。这两个说明中到底哪一个是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理论界展开了争论。王永锡认为这两个说明实为一回事，说的都是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而吴传启认为后一个说明才指明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指出“仅仅在商品流通领域中，不管是等价交换或不等价交换，都不能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那末，可不可以离开流通领域在它以外，来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呢……如果离开了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单从商品所有者和它的商品的关系上看，即从这种人和物的关系上看，商品所有者也不能使他的商品增殖，从而，也不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所以，资本不能由流通发生又不能不由流通发生，它必须在流通中同时又不在流通中发生。’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好像是不可能解决的矛盾了。而这个矛盾的解决，也就是对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科学阐明” 〔15 〕128。
“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具有较强的方法性、文本学理性、探索性，这正是当时新的社会制度下健康进取、务实出新思想状态的反映，使理论界乃至社会大众“走近了马克思”，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当然不可否认，由于之后出现的失误和错误，这一状态和诠释范式被打断，以致走上为“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理论作注脚，扭曲和误导马克思主义经典包括《资本论》的解读，实践上导致了严重后果。掀开历史新的一页和实现历史性转折，则是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
三、“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
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的建国后“后30年”，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党把握住“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走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迈向“富起来”，这为《资本论》诠释范式的提升创造了历史契机。另外，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提出新挑战，这也说明对《资本论》的解读不能停留在一般原理范畴，必须结合新的世情国情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资本论》诠释的 “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应运而生。
“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就是冲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凝固化、教条化、“左”倾化理解，恢复和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经典原理方法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面对中国实际和时代主题以及世界潮流变化，推进理论创新以及各方面的创新，走出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如果说前一范式的特点是侧重经典本义的发掘和理论建设，那么此一范式的特点则在于运用经典原理方法论的指引，注重实践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在坚持的基础上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纵观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体现了此一诠释范式的内在要求及方法。
该范式的重要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时理论界进行了持续探索并积累了丰富成果，如聂运麟的《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几点认识》、郑必坚的《关于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几点思考》、朱伟坚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陈建恒的《把握社會主义本质的方法论》、关心的《国有经济的适当减少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吗》、程恩富的《和谐社会需要“四主型经济制度”》、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林力子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薛暮桥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等。综观此范式的全面展开，诠释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分为过渡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后，面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党中央引导理论界对照经典原理研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这一研讨直入主题并持续深入，取得了诸多新的认识成果。包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形成、基本内涵、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的阐述，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视角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我国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文明等，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内在关联等。在深化理论研究同时，党的正式文献不断予以总结和发展。自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后，各次党的重要会议都要明确肯定或深入阐发。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初级阶段的性质、特征、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基本特征、主要任务基础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国情实际作出了“三个没有变”判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该范式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内容和方法，这成为解读经典的典范和重要指导。同时理论界也展开了各方面解读研讨，如王明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韩东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何自力的《科学认识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张宇与王亚玄的《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胡鞍钢的《认识中国经济规律》、范锐平的《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的“三个规律”的实践思考》、任保平与郭晗的《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思考》、任平与张东平的《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场的理论旨趣》、洪银兴的《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占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卫兴华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目前，该范式的科学阐释和探求仍在深入，主要展现在如下方面。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8 〕41这一论述是对《资本论》基本立场和原理的坚持与发展，引发了理论界的深入研究。王明生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大命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根本宗旨，阐明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明确回答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践行新的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韩东论述到，人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主体、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坚持经济发展与人民的发展相统一。刘儒等人明确指出，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品质和根本立场。进一步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阐明的我国经济改革，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符合《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启发了理论界积极探讨。洪银兴认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生产的发达形式或高级形态，价值规律是一切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虽然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实际情况及其效率方面看，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和规范，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 〔29 〕96-114。何自力指出，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或政府调空配置资源均属于特例，通常情况是政府与市场合在一起共同进行资源配置。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要政府更好地作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确定宏观调控的任务，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框架 〔30 〕。张宇认为，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把握几个主要维度：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二是国情和发展阶段，三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则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1 〕。
（三）驾驭经济新常态和经济发展规律。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深刻论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指明增速调整、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必然趋势，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这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方法的当代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逐年扩大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通过投入资本的不断扩张；二是通过资本使用效率的不断提升。” 〔32 〕598“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 〔33 〕192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外延扩大过程；而当外延扩大到一定程度和区间，又必然地要把内涵扩大放到优先位置，以推进经济转型发展和讲求质量地发展。经济新常态论述和发展新理念、新举措的提出，即是运用《资本论》原理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的高水平驾驭。习近平还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理论界的探讨也深入展开：胡鞍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概括为六点，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创新发展与跨越发展、从“先富论”到“共同富裕论”、对外开放与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十分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多次讲话表达重要思想和要求。理论界的相关探讨积极而有成效，提出多方面设想和观点。任平、张东平认为，重写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实践与创新之维、批判之维和正义之维。实践与创新之维需要摆脱政治经济学的“东教条”和“西教条 ”；批判之维要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业，对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实证主义拜物教进行反思和批判；正义之维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追求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等公平正义目标的价值禀赋。洪银兴思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点：一是由《资本论》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转变为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不仅研究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尤其注重研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三是不仅研究一般经济规律，更偏重于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四是坚持《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同时不排斥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五是以《资本论》的话语体系为基础，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 〔29 〕3。张占斌则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括为“十论”：本质论、制度论、发展论、改革论、市场论、新常态论、“四化同步”论、开放论、民生论和扶贫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重要内容、科学方法更加清晰。 “中特理论-经济学”诠释范式紧扣时代脉搏、突出问题导向、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与中国当下实践有机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最新境界。可以断定，前几个不同范式及其成果已经引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而“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及其最新成果也必定引领中国人民更加“强起来”，在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开启马克思主义经典崭新时代意义，指引中华民族奔向伟大复兴的辉煌明天。
参考文献：
〔1〕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生活档案（上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
〔2〕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朱执信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6〕韩 金，朱进东.《资本论》在中国研究史的辩证式演进及其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2015（4）.
〔7〕胡培兆，林 圃.《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8〕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68-08-26.
〔9〕王思华.《资本论》解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
〔10〕许涤新.新民主主义经济论〔M〕.海口：南海出版社，1948.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吴传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J〕.哲学研究，1962 （4）.
〔13〕吴传启.从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探讨马克思价值论的几个问题〔J〕.经济研究，1959（8）.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吴传启.《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16〕聶运麟.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几点认识〔J〕.教学与研究，1993（3）.
〔17〕郑必坚.关于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几点思考〔J〕.理论学习，1995 （5）.
〔18〕朱伟坚.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J〕.探求，1996 （S1）.
〔19〕高继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20〕吴敬琏.所有制问题有三突破〔J〕.中国石化，1997（10）.
〔21〕关 心.国有经济的适当减少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吗〔J〕.内部文稿，1997（22）.
〔22〕程恩富.和谐社会需要“四主型经济制度”〔J〕.长江论坛，2007（1）.
〔23〕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4〕卓 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25〕林力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N〕.光明日报，1980-08-30.
〔26〕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
〔27〕薛暮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J〕.经济研究，1992（10）.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9〕洪银兴.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30〕何自力.科学认识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J〕.求是，2017（3）.
〔31〕张 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J〕.经济导刊，2016（7）.
〔3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苏玉娟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诠释范式，逻辑演进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5-0064-08
自《资本论》于19-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便开始了不断的中国化解读或诠释。纵观这一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诠释史，可从其各时期最显著特征上划分出前后相继的四范式，即“政治-经济学”范式、“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和“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正是四范式的依次展开、丰富发展和引领实践，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化诠释的逻辑演进。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150周年之际，深入总结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四范式及其逻辑演进，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范式
从《资本论》传入中国到1949新中国成立大约50年间，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历史低谷，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成为时代主题。在此历史背景条件下，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资本论》当作观察和改变中国命运的先进理论，以此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和民族独立解放之路，开启了这一“工人阶级的圣经”的中国化诠释历程，形成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
“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从政治最紧迫课题理解和驾驭经济基础问题，又从经济基础问题阐释和论证政治最紧迫课题，从而为社会革命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这里的“政治”既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即中国救亡图存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思想与实践。毛泽东就申明：“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 〔1 〕89在这样的范式上，中国的先进分子站在了前列，把通过《资本论》的诠释寻求救国救民道理作为理所当然，作为救亡图存的必然担当，而且贯穿了民主革命艰难卓绝的全过程。由此就决定了该范式并非纯文本、纯学理的，而是以本阶级的使命和主张有重点的解读，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即是诠释重点，《资本论》中的依据就是“两个必然”结论。在此范式中，自觉应用《资本论》对照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成为致力方向，用马克思主义之“矢”锁定中国革命之“的”。
此范式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先期是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继之是毛泽东的相关著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等。同时还有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王思华的《〈资本论〉解说》，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等。这些成果立足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紧迫课题来诠释《资本论》，使马克思主义快速中国化，在此条件下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些成果的重点和亮点，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为进步的政治主张寻求根据或钥匙。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是马氏学说的特色之一” 〔2 〕198。“劳动者做十点钟的工，除拿五点的工作维持他们的生命外，其余五点的工作，都被资本家劫去一样。这被劫去的五点工作，便是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资本家要想劫夺的东西！”。李大钊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得出只有变革现行制度，才能彻底消灭剥削的结论。而资产阶级理论家对资本积累和“两个必然”理论采取了相反态度，如朱执信就明言，“然彼之志，固欲以奖励之，使成资本家，非出于求助资本扶劳动之意也” 〔3 〕17，他认为马克思无意通过消灭资本的方式以扶持劳动者，而是要设法使劳动者成为资本家。李大钊进一步揭露抨击资本积累及其导致的恶果，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像卡特尔等大工业“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集中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2 〕209，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激化，就是社会革命。李达也认为“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结果，劳动阶级的人数便增加起来，同时劳动群众也随着积聚于大资本家的企业和大工业中心地这种事实，越发促进劳动群众的团结，促进劳动运动的发展，加强劳动斗争的力量，因而短缩了现代市民社会的运命” 〔4 〕532。这就充分论证了《资本论》所揭示的“两个必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二）为中国革命阐发阶级斗争理论。19-20世纪之交，“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 〔5 〕475，使“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与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实践者拿到阶级斗争的武器，随即进入实践中运用，历史形势不容他们去探究其根源和目的” 〔6 〕。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受到启示，更加重视挖掘《资本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认为《资本论》是用阶级斗争这一条金线联络起来的，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 〔2 〕177；公有制不能坐待自然成熟，离开阶级斗争的实际活动，就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于1936年接触到《资本论》第一卷中譯本 〔7 〕151，通过精心研读认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8 〕《资本论》翻译者王思华也认为：“马克思是用《资本论》把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武装起来，使他们认识自己阶级的力量，来争取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的。因此，把《资本论》看成一部纯粹学术上的著作是不正确的。它是充满着战斗性的。” 〔9 〕1 （三）系统探讨劳动价值论。关于价值范畴的内涵，孙冶方认为价值主要是指劳动时间的计算、比较和分配劳动时间的必要性，其实质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生产费用对效果的关系。吴传启赞同孙冶方的观点，也认为“价值这个概念是指实现于生产物中的价值实体和价值量而言，是指消耗于生产物中的劳动和劳动时间而言”〔13 〕 。邓翰维、恽希良、骆耕漠等不同意孙冶方和吴传启的观点，认为不能把价值等同于社会必要劳动和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劳动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关于价值形成的原因，吴传启认为“只要有了劳动分工，只要是社会化的生产，只要社会要求‘把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支出’，那末，价值概念就是必要的” 〔13 〕。邓翰维则不同意“价值”由社会分工所决定，认为价值概念的必要性在于交换。骆耕漠认为货币是价值形成的原因，因为只有在商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以后，凝结在生产物内的劳动才表现为价值，从而商品才显示出其全部特性，成熟地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在这以前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劳动表现为价值的原因在于货币的出现。
（四）深入解读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关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问题，在《资本论》中有两个说明：一个是“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 〔14 〕182；再一个是“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14 〕193。这两个说明中到底哪一个是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理论界展开了争论。王永锡认为这两个说明实为一回事，说的都是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而吴传启认为后一个说明才指明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指出“仅仅在商品流通领域中，不管是等价交换或不等价交换，都不能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那末，可不可以离开流通领域在它以外，来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呢……如果离开了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单从商品所有者和它的商品的关系上看，即从这种人和物的关系上看，商品所有者也不能使他的商品增殖，从而，也不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所以，资本不能由流通发生又不能不由流通发生，它必须在流通中同时又不在流通中发生。’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好像是不可能解决的矛盾了。而这个矛盾的解决，也就是对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科学阐明” 〔15 〕128。
“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具有较强的方法性、文本学理性、探索性，这正是当时新的社会制度下健康进取、务实出新思想状态的反映，使理论界乃至社会大众“走近了马克思”，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当然不可否认，由于之后出现的失误和错误，这一状态和诠释范式被打断，以致走上为“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理论作注脚，扭曲和误导马克思主义经典包括《资本论》的解读，实践上导致了严重后果。掀开历史新的一页和实现历史性转折，则是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
三、“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
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的建国后“后30年”，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党把握住“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走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迈向“富起来”，这为《资本论》诠释范式的提升创造了历史契机。另外，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提出新挑战，这也说明对《资本论》的解读不能停留在一般原理范畴，必须结合新的世情国情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资本论》诠释的 “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应运而生。
“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就是冲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凝固化、教条化、“左”倾化理解，恢复和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经典原理方法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面对中国实际和时代主题以及世界潮流变化，推进理论创新以及各方面的创新，走出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如果说前一范式的特点是侧重经典本义的发掘和理论建设，那么此一范式的特点则在于运用经典原理方法论的指引，注重实践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在坚持的基础上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纵观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体现了此一诠释范式的内在要求及方法。
该范式的重要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时理论界进行了持续探索并积累了丰富成果，如聂运麟的《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几点认识》、郑必坚的《关于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几点思考》、朱伟坚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陈建恒的《把握社會主义本质的方法论》、关心的《国有经济的适当减少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吗》、程恩富的《和谐社会需要“四主型经济制度”》、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林力子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薛暮桥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等。综观此范式的全面展开，诠释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分为过渡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后，面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党中央引导理论界对照经典原理研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这一研讨直入主题并持续深入，取得了诸多新的认识成果。包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形成、基本内涵、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的阐述，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视角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我国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文明等，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内在关联等。在深化理论研究同时，党的正式文献不断予以总结和发展。自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后，各次党的重要会议都要明确肯定或深入阐发。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初级阶段的性质、特征、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基本特征、主要任务基础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国情实际作出了“三个没有变”判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该范式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内容和方法，这成为解读经典的典范和重要指导。同时理论界也展开了各方面解读研讨，如王明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韩东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何自力的《科学认识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张宇与王亚玄的《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胡鞍钢的《认识中国经济规律》、范锐平的《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的“三个规律”的实践思考》、任保平与郭晗的《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思考》、任平与张东平的《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场的理论旨趣》、洪银兴的《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占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卫兴华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目前，该范式的科学阐释和探求仍在深入，主要展现在如下方面。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8 〕41这一论述是对《资本论》基本立场和原理的坚持与发展，引发了理论界的深入研究。王明生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大命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根本宗旨，阐明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明确回答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践行新的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韩东论述到，人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主体、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坚持经济发展与人民的发展相统一。刘儒等人明确指出，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品质和根本立场。进一步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阐明的我国经济改革，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符合《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启发了理论界积极探讨。洪银兴认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生产的发达形式或高级形态，价值规律是一切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虽然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实际情况及其效率方面看，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和规范，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 〔29 〕96-114。何自力指出，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或政府调空配置资源均属于特例，通常情况是政府与市场合在一起共同进行资源配置。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要政府更好地作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确定宏观调控的任务，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框架 〔30 〕。张宇认为，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把握几个主要维度：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二是国情和发展阶段，三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则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1 〕。
（三）驾驭经济新常态和经济发展规律。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深刻论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指明增速调整、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必然趋势，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这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方法的当代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逐年扩大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通过投入资本的不断扩张；二是通过资本使用效率的不断提升。” 〔32 〕598“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 〔33 〕192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外延扩大过程；而当外延扩大到一定程度和区间，又必然地要把内涵扩大放到优先位置，以推进经济转型发展和讲求质量地发展。经济新常态论述和发展新理念、新举措的提出，即是运用《资本论》原理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的高水平驾驭。习近平还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理论界的探讨也深入展开：胡鞍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概括为六点，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创新发展与跨越发展、从“先富论”到“共同富裕论”、对外开放与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十分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多次讲话表达重要思想和要求。理论界的相关探讨积极而有成效，提出多方面设想和观点。任平、张东平认为，重写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实践与创新之维、批判之维和正义之维。实践与创新之维需要摆脱政治经济学的“东教条”和“西教条 ”；批判之维要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业，对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实证主义拜物教进行反思和批判；正义之维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追求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等公平正义目标的价值禀赋。洪银兴思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点：一是由《资本论》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转变为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不仅研究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尤其注重研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三是不仅研究一般经济规律，更偏重于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四是坚持《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同时不排斥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五是以《资本论》的话语体系为基础，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 〔29 〕3。张占斌则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括为“十论”：本质论、制度论、发展论、改革论、市场论、新常态论、“四化同步”论、开放论、民生论和扶贫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重要内容、科学方法更加清晰。 “中特理论-经济学”诠释范式紧扣时代脉搏、突出问题导向、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与中国当下实践有机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最新境界。可以断定，前几个不同范式及其成果已经引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而“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及其最新成果也必定引领中国人民更加“强起来”，在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开启马克思主义经典崭新时代意义，指引中华民族奔向伟大复兴的辉煌明天。
参考文献：
〔1〕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生活档案（上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
〔2〕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朱执信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6〕韩 金，朱进东.《资本论》在中国研究史的辩证式演进及其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2015（4）.
〔7〕胡培兆，林 圃.《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8〕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68-08-26.
〔9〕王思华.《资本论》解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
〔10〕许涤新.新民主主义经济论〔M〕.海口：南海出版社，1948.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吴传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J〕.哲学研究，1962 （4）.
〔13〕吴传启.从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探讨马克思价值论的几个问题〔J〕.经济研究，1959（8）.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吴传启.《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16〕聶运麟.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几点认识〔J〕.教学与研究，1993（3）.
〔17〕郑必坚.关于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几点思考〔J〕.理论学习，1995 （5）.
〔18〕朱伟坚.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J〕.探求，1996 （S1）.
〔19〕高继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20〕吴敬琏.所有制问题有三突破〔J〕.中国石化，1997（10）.
〔21〕关 心.国有经济的适当减少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吗〔J〕.内部文稿，1997（22）.
〔22〕程恩富.和谐社会需要“四主型经济制度”〔J〕.长江论坛，2007（1）.
〔23〕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4〕卓 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25〕林力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N〕.光明日报，1980-08-30.
〔26〕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
〔27〕薛暮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J〕.经济研究，1992（10）.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9〕洪银兴.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30〕何自力.科学认识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J〕.求是，2017（3）.
〔31〕张 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J〕.经济导刊，2016（7）.
〔3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