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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熊十力是二十世纪造诣最深、最有威望的儒学思想家，奠基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基础，建构当代新经学，以孤往精神探索儒学如何与中国当代实际的相结合，以再造文化中国为终身使命。熊十力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融汇中、印、西思想，建构了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生生不息”和“冥悟证会”为宗纲，融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炉的博大哲学体系，不愧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
关键词：熊十力现代新儒学体用不二新经学道统
作者吴龙灿，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四川宜宾544000）。
熊十力（188-1968），湖北黄冈人，著名哲学家，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参加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首义后参加光复黄州，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中年慨然脱离政界，潜心研究哲学，曾从欧阳竟无研习法相唯识之学，继被蔡元培礼聘为北京大学讲席，后不满于佛法，自创《新唯识论》，重建儒学，成为“后五四时期”我国哲学界奇特的、颇具独创精神的思想家。
一、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奠基
正当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在20世纪身陷迷茫困厄之际，现代新儒家奋起捍卫其正面价值，并融汇中西文化精髓对传统加以创造性转化，成为继承孔孟衣钵的时之圣者。现代新儒家认同儒学的基本价值，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早期八大家，和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熊门三子，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等第三代新儒家。他们共同的、终极的关怀是重建中国哲学，尤其是他们的形而上学，在吸收融化、超越扬弃中外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满怀深挚而悲愤的忧患意识和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坚定信念，发愤创制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化的哲学体系，在吸收古今中、西、马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挺立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为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而熊十力代表作《新唯识论》创发的哲学思想，为现代新儒学思潮奠定了哲学基石。
《新唯识论》的酝酿与完善达二十年之久。1932年10月，熊十力孤诣独发、并受林宰平、马一浮等道友探讨启发而营造了十年之久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在杭州自印行世，由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发行。全书九万余言，主要阐述境论（本体论），此后语体本、删节本和《体用论》《明心论》等重要哲学论著，都是此文言本的衍变和发展。主张唯识学的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一派、北京三时学会韩清净一派和主张各宗融通的太虚大师一派等，立即对《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一书展开了严厉的批评，熊十力从容应对挑战。回应1932年12月《内学》特辑上发表的由刘定权撰、欧阳竟无作序的《破新唯识论》，熊十力1933年2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破（破新唯识论）》为自己的论说辩护，从此开始持续半个世纪的佛学内部和儒佛之间的论争，而这一论争过程也是熊十力不断深化、丰富、完善其独特哲学体系的过程。遭遇抗战家国磨难，历经十年南北磨砺，1943年春，熊十力改写完成《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三卷，1944年1月，熊十力作《新唯识论全部印行记》，同月《哲学评论》八卷五期卷首刊载其四万余言《新唯识论问答》，3月，三十余万言《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三卷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标志其哲学体系的最终成熟。
熊十力构建的哲学体系，是追寻“万化大原、人生本性、道德根底”，为“失魂落魄”的现代中国重立根本、重建自我。近现代中国“意义的危机”，让中国人失落于宇宙、人生的基本意义，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最伟大的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自信和价值信仰，膜拜西方、妄自菲薄，中国行将自失于现代性迷信之中而不能自拔。“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传统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熊十力的哲学体系，通过建构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境论）和认识论（量论），为中国文化重立“大本大源”，为当代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精神招“魂”，转识成智，立体开用，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可能。
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又称存在论、存有论或形而上学，是关于最高存在或终极存在问题的探讨，即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觉识、颖悟。传统中国哲学无本体论之名而有本体论之实，熊十力特予发皇，名之日“境论”，创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基石的形而上学系统。熊十力曾对唐君毅述及《新唯识论》作意：
此土著述，向无系统，以不尚论辨故也。缘此而后之读者求了解乃极难。亦缘此而浅见者流不承认此土之哲学或形而上学得成为一种学。《新论》劈空建立，缺以系统谨严之体制而曲显其不可方物之至理。学者诚肯虚心、细心，熟习此论，必见夫此土晚周儒道以迄宋明，旁及印土大乘，其诸哲学家中，对于宇宙人生诸大问题无不网罗融合贯穿于《新论》之中。旁皇周淡，无所遗憾。又其针对西洋哲学思想以立言，而完成东方哲学的骨髓与形貌。
熊十力从自身生命体悟出发，提炼晚周《易》《中庸》之学、老庄道家、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大乘佛学中的本体论思想，相对于西方哲学本体论，体系化中国哲学形而上学思想。而熊十力的本体论，全用古代中国本有之哲学名词，在词义上逻辑地沟通中国哲学范畴体系。如：“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原、万有之基。此即仁体，无可知解向外求索也。”把西方之“本体”与中国固有“仁”“本心”等基本哲学范畴对应起来。进而将中国哲学之“本体”的“天人合一”“创生实体”“能变恒转”“天道心性统一”等独特内涵层层转出。熊十力的境论（本体论）又涵摄“证悟冥会”为特征的量论（认识论），包括“穷神知化”“知性知天”“性修不二”“思修交尽”的内容，阐明直指本体、通物我内外的中国式“智的直觉”境界。“熊十力大谈本体论问题，尤其是把儒家哲学的内核——内圣之学中所探讨的心性关系问题、道德哲学的问题、人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终极寄托的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把从孔孟到程朱陆王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加以系统化、体系化，同时又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从而在中国儒学史上第一次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标志他的儒家哲学体系。”熊十力第一个在现代中国有意识地系统提出可以与西方哲学对应沟通的中国哲学语言体系，又首创以“体用不二”为特征的中国化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为现代新儒学思潮奠定了哲学基石。 二、当代新经学的建构
经学在清末民初之际面临着一种严峻的痛苦转型。一是经学被认为是束缚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文化包袱，经学成为近代文化危机的替罪羊；二是因为1905年清廷废止科举和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取消经学科，经学失去了制度性保障。经学由此在20世纪开出三个转型趋向：一是以张之洞、廖平、康有为、章太炎为代表的新经学，二是以胡适、傅斯年、郭沫若、顾颉刚为代表的经学史料学，三是以冯友兰、范文澜为代表的“经学终结论”。第一种趋向后来演变为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义，在现当代中国勉强接续新经学发展。自1944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完成出版之后，熊十力更加自觉地借助经学经典诠释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儒家外王学思想。他的主要经学著作有《读经示要》（1945）、《论六经》（1951）、《原儒》（1956）、《乾坤衍》（1962）等，此外《十力语要》和《十力语要初续》中也有论及。
熊十力的经学诠释比较接近于今文经学。1935年发表在《安雅月刊》的《读经》一文，以自己读《论语》《诗经》的经验，来论证通名物训诂未必为通经。1945年发表在《中国文化》上的《论汉学》一文，批评清代考据学“率天下后世聪明才智之士，共趋于此一途，锢生人之智慧，陷族类与衰微”，认为“学绝道废，人心死，人气尽，人理亡，国以不振，族类式微，皆清代汉学家之罪也。”“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大博地之间。”熊十力继承今文经学、陆王心学和佛经讲疏的经典诠释方法，联系当代实际，以“六经注我”和“依自不依他”的态度，阐发独特的微言大义，重新诠释孔子思想和儒家经典，复兴晚周儒学的“活的精神”和孔子“六经”的本来面目，以期在现代中国立体开用。
熊十力与朱熹、王阳明等古代大儒一样，经过出入佛老多年，顿悟而归宗儒家，通过诠释儒家经典阐发哲学思想和寄托社会理想。“余伤清季革命之败，又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年时读五经，罪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己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他最看重的儒家经典是《大易》《春秋》《周官》《礼运》“四经”，通过诠释“四经”，“在内圣学上透悟了宇宙本体、人生真实，在外王学上确立了人极、人道、大公、均平等社会生活原则。他把自己的心志和改革社会的计划，统统寄托在该铸《易经》等经典之上。”他认为六经是中国文化根柢，《易》为五经之源，《大学》为六经之宗要，“四经”周各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精神，有待我们发掘和运用。
熊先生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来源于宋明易学和《周易》经传的新诠释，表现为易学本体论和易学方法论，有“新易学”之誉。《新唯识论》的成书过程，是通过《易》的诠释建构哲学体系的过程。“《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是融《易》入佛的话，那么语体文本则是宗主在《易》了。”他的易学诠释推崇义理、不喜象数，肯定乾元本体的唯一性，说明体用不二，即神即器，即全体即流行，易体即心体，易道即心体的发用流行。他结合儒佛本体论思想，创造了“乾元性体”“乾元性海”等概念。
乾元性海实乃固有此万德万理之端，其肇万化而成万物万事者，何处不是其理之散著，德之攸凝。惟人也，能即物以穷理，反己以据德，而总持之，以实现天道于己身，而成人道、立人极。此其所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惟有理以利于行；“曲成万物而不遗”，惟有德以善其守。是故征验之人道，而知万德万理之端，一皆乾元性海所固有，易言之，即天道所本具。
乾元性海既是天道，又是人极，一体两行，生生不己，是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的枢纽、人性向天道复归的契机。而“乾元统天”命题，以乾元性海统御天地万物，即以“仁”为本心的精神生命之一元作为宇宙万象的根源与人生的根据。
如果说熊十力通过易学本体论来阐释“成己”之学——内圣学，那么通过“四经”诠释建构的是“成物”之学——外王学。在熊氏看来，“四经”是为万世立法的“道器一贯，大本大用”的“圣学”：
原外王篇以《大易》《春秋》《礼运》《周官》四经，融会贯穿，犹见圣人数往知来，为万世开太平之大道。格物之学，所以究治化之具。仁义礼乐，所以端治化之原。《春秋》崇仁义，以通三世之变。《周官》经以礼乐为法制之原。《易大传》以知物、备物、成物、化裁变通乎万物，为大道所由济。夫物理不明，则无由开物成务。《礼运》演春秋大道之旨，与《易大传》知周乎万物诸义，须合参始得。圣学，道器一贯，大本大用具备，诚哉万世永赖，无可弃也！
熊十力认为儒家经典具有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泉，以“科学”“政治哲学”作为外王学两方面主要内容。中国科学精神萌生于《易经》、孔学，而科学是双刃剑，不可轻视，也不可以为万能，科学须以经学为基础：“余以为科学与经学，两相需，而不可偏废。欲使科学方法与工程技术，纯为人类之福，而不至为祸，则非谋经学科学二者精神之相贯不可。经学于宇宙，明其本源。科学于宇宙，析其分殊。二者相互发明，万殊原于—本，一本现为万殊。”
熊十力在通过经学诠释来阐发政治哲学时，密切结合现实关怀，认为孔子外王学的真相是“同情天下劳苦人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_人之盛”，“即是不容许统治阶级与私有制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富含现代性的因素和根基，“四经”都是主张并预备实行“天下为公”太平世理想的社会主义经典，批判专制主义，呼唤社会主义。他非常强调士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道德人格修养，期待真儒、大人儒以民主思想和独立批判意识领导群众，走上民族复兴的坦途。
除了《读经示要》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完成，熊十力的一贯坚持学术独立精神的经学著作，基本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写成晚年定论的。熊十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多次机会离开大陆，但宁肯回老家隐居也不愿离开故土，最终受邀于1950年3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51年由大众书店所出版的《论六经》，原名《与友人论六经》，实则是熊十力到北京后的第二个月通过董必武转给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一份七万多字的长信。此信纵论六经蕴含的孔子微言大义，尤重阐发《周官》和《春秋》的社会主义与民主思想，以为两书为孔子为万世开太平之书，是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的根源。提出立国之道，当务之急是立国立人精神，“窃以文化教育方面，对固有学术，整理刻不容缓”，提出马列主义应当中国化，不必强求一致信奉唯物主义，允许唯心论流通，务必着手整理研究以六经为核心的旧学，建议由政府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旧学人才，恢复私立讲学机构，实行民间学术自由。并具体提出应该先恢复南京内学院（吕秋逸主持）、杭州智林图书馆（马一浮主持）、勉仁书院（梁漱溟主持）等三个文化机构。遗憾的是，此信及后来几次上书均没有得到具体回应，关于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古代儒学的主张，在当时只有被凉在一边的命运。而他的哲学也再无人理会，昔日朋友聚首日稀，乃渐至再无学生拜会和书信往来，在京孤寂四年之后，于1954年10月底离京，定居上海。 晚年熊十力唯求清净著述，《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四部大著均于上海完成，虽略有时代痕迹，仍可谓晚年定论。《原儒》三十余万言，试图以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内圣修己之学、良知仁德之教，开出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外王。《体用论》（1957）、《明心篇》（1958）、《乾坤衍》（1961）三书，则为《新唯识论》的深化和易学本体论的完善。面对道废学绝的现实世界，晚年熊十力内心深处是孤独痛苦的。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更被视为“反对学术权威”而遭受抄家、批斗等迫害，熊十力常常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旧长衫，腰扎麻绳，跌跌撞撞、失魂落魄地游荡街头，喃喃而叹：“中国文化亡了”。直到1968年5月23日因绝食、患肺炎而心力衰竭病逝。
三、再造文化中国的道统传承典范
现代新儒家有着自觉而强烈的道统意识。熊十力在1925年说：“吾所欲发抒者，至大至要，天不丧斯文，必将有以庇我矣。”梁漱溟1942年说：“孔孟之学，现在晦暗不明。……《人心与人生》等三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马一浮则仁以为己任、倡明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因以道统存续者自任被称为“现代三圣”。五十年代起在港台弘扬中国文化的熊十力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世称“熊门三子”。唐君毅属“仁者”型，建构中华人文世界，牟宗三属“智者”型，建构道德理想主义，徐复观属“勇者”型，以忧患意识重建中国政治传统。唐、牟、徐三先生维护、发掘、发挥、发展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融合中西重建新儒学，由于特殊的政治状况和文化环境，使得熊十力的这三位弟子互相支撑，成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中坚和第三代的师长，徐复观的时评、论战摧陷廓清，哲学思想史研究和中西文化比较大学坚实基础，牟宗三建构、化约成道德形上学，唐君毅展开、泛化为文化论与文化哲学，三位丰硕的学术成果和积极的学术活动，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形成流派，影响后学。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中承担再造文化中国这一中华道统传承使命的典范。现代新儒家再造文化中国的基本范式是内圣开出新外王，包括两个方面：内圣的创造性转化和外王的创新性发展。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濒临亡国亡种。在中西古今年争的反思应对中，随着文化自信的迷失和学习西方风气的形成，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处于剧烈转型时期。尤其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近30年对传统文化连根拔除式的意识形态化批判，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深刻断裂。熊十力直面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危机，试图重建体用世界，一方面呼唤科学、民主、知识理性，承认力、势、智、利、情、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重新抉发儒、释、道的人生智慧，挺立道德自我——生生不息的乾元大本，使人的精神得以安顿，人道的尊重得以突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这是熊十力亲身体会到中华民族濒临分崩离析和文化存亡危机之后一生志愿，他提斯爱国仁心，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为存续华夏慧命、再造文化中国而奋斗到最后一息。
熊十力通过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认识批判，认为中西皆有体用，不可割裂，中西之学应当“互济而不可偏废”（《读经示要》），要在吸收中西之长再造中体，重建中用。他强调要立本反己之学而融和中西文化：“中西文化宜相互融和，以反己之学立本，则努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无逐末之患也。并心外驰，知见纷杂，而不见本原，无有归宿，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中西学术，合之两美，离则两伤。”
熊十力的中国文化再造，是重立文化中国之大本，内圣为体、外王为用、体用不二、性量不二的道德实践和文化建设。他认为中学长处在性智，而西学长处在量智，通过建本立极、中西文化融通，固本接枝，在坚持文化民族性的基础上吸纳异族文化，融通中印西文化智慧，坚持体用不二、性量不二，内圣为体开出外王之用，才能创造出具备大本大原、富有实践智慧和永久生命力的中华文化。
牟宗三高度评价熊十力为当今唯一“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之圣者：
熊师那原始生命之光辉与风姿，家国天下族类之感之强烈，实开吾生命之源而永有所向往而不至退堕之重大缘由。吾于此实体会了慧命之相续。熊师之生命实即一有光辉之慧命。当今之世，唯一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此大生命是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之合一。他是直顶着华族文化生命之观念方向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而抒发其义理与情感。他的学问直下是人生的，同时也是宇宙的。
唐君毅在熊十力1968年逝世时拟《熊十力先生追悼会发起词》：“当代儒宗、哲学先辈黄冈熊十力氏于前月逝世上海旅寓，寿八十六岁。熊氏少年参加辛亥革命，旋专力治学，由道而佛，由佛而儒。民国十年后，始讲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其三十年前出版之《新唯识论》《十力语要》《读经示要》诸书，对中国思想界之专门学者，其影响至深至巨。西方、印度学者论述中国现代学术思想者，亦莫不及于熊氏之学。熊氏二十年来，息影沪滨，仍有自印之《乾坤衍》《明心篇》《韩非子评论》《原儒》之著行世，守死善道，未尝一语自离其宗。其交游与弟子门人，遍海内外，知名当世者，不可胜数。而熊氏则如神龙之潜渊，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玄览全生而全归。”唐君毅深情而中肯地表达了对熊先生中华道统传承人生的赞颂，亦表达了自觉传承熊先生遗志之志愿。
熊十力是二十世纪造诣最深、最有威望的儒学思想家，奠基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基础，建构当代新经学，以孤往精神探索儒学如何与中国当代实际的相结合，以再造文化中国为终身使命。熊十力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融汇中、印、西思想，建构了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生生不息”和“冥悟证会”为宗纲，融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炉的博大哲学体系，不愧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陈荣捷先生1985年在给武汉大学寄来的祝贺“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贺函中指出，熊十力的思路“以易经为基，阐发内圣外王之道，实为我国哲学主流，不为佛染，不被西风，非旧囊新酒之可比。”“其影响之于中外，未可限量也。”熊先生体用不二的哲学智慧、再造中华文明的大心量和晚年落寞中的苦心孤诣，必将给予当今之中国文化重建以大启发。
关键词：熊十力现代新儒学体用不二新经学道统
作者吴龙灿，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四川宜宾544000）。
熊十力（188-1968），湖北黄冈人，著名哲学家，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参加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首义后参加光复黄州，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中年慨然脱离政界，潜心研究哲学，曾从欧阳竟无研习法相唯识之学，继被蔡元培礼聘为北京大学讲席，后不满于佛法，自创《新唯识论》，重建儒学，成为“后五四时期”我国哲学界奇特的、颇具独创精神的思想家。
一、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奠基
正当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在20世纪身陷迷茫困厄之际，现代新儒家奋起捍卫其正面价值，并融汇中西文化精髓对传统加以创造性转化，成为继承孔孟衣钵的时之圣者。现代新儒家认同儒学的基本价值，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早期八大家，和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熊门三子，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等第三代新儒家。他们共同的、终极的关怀是重建中国哲学，尤其是他们的形而上学，在吸收融化、超越扬弃中外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满怀深挚而悲愤的忧患意识和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坚定信念，发愤创制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化的哲学体系，在吸收古今中、西、马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挺立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为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而熊十力代表作《新唯识论》创发的哲学思想，为现代新儒学思潮奠定了哲学基石。
《新唯识论》的酝酿与完善达二十年之久。1932年10月，熊十力孤诣独发、并受林宰平、马一浮等道友探讨启发而营造了十年之久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在杭州自印行世，由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发行。全书九万余言，主要阐述境论（本体论），此后语体本、删节本和《体用论》《明心论》等重要哲学论著，都是此文言本的衍变和发展。主张唯识学的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一派、北京三时学会韩清净一派和主张各宗融通的太虚大师一派等，立即对《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一书展开了严厉的批评，熊十力从容应对挑战。回应1932年12月《内学》特辑上发表的由刘定权撰、欧阳竟无作序的《破新唯识论》，熊十力1933年2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破（破新唯识论）》为自己的论说辩护，从此开始持续半个世纪的佛学内部和儒佛之间的论争，而这一论争过程也是熊十力不断深化、丰富、完善其独特哲学体系的过程。遭遇抗战家国磨难，历经十年南北磨砺，1943年春，熊十力改写完成《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三卷，1944年1月，熊十力作《新唯识论全部印行记》，同月《哲学评论》八卷五期卷首刊载其四万余言《新唯识论问答》，3月，三十余万言《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三卷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标志其哲学体系的最终成熟。
熊十力构建的哲学体系，是追寻“万化大原、人生本性、道德根底”，为“失魂落魄”的现代中国重立根本、重建自我。近现代中国“意义的危机”，让中国人失落于宇宙、人生的基本意义，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最伟大的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自信和价值信仰，膜拜西方、妄自菲薄，中国行将自失于现代性迷信之中而不能自拔。“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传统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熊十力的哲学体系，通过建构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境论）和认识论（量论），为中国文化重立“大本大源”，为当代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精神招“魂”，转识成智，立体开用，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可能。
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又称存在论、存有论或形而上学，是关于最高存在或终极存在问题的探讨，即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觉识、颖悟。传统中国哲学无本体论之名而有本体论之实，熊十力特予发皇，名之日“境论”，创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基石的形而上学系统。熊十力曾对唐君毅述及《新唯识论》作意：
此土著述，向无系统，以不尚论辨故也。缘此而后之读者求了解乃极难。亦缘此而浅见者流不承认此土之哲学或形而上学得成为一种学。《新论》劈空建立，缺以系统谨严之体制而曲显其不可方物之至理。学者诚肯虚心、细心，熟习此论，必见夫此土晚周儒道以迄宋明，旁及印土大乘，其诸哲学家中，对于宇宙人生诸大问题无不网罗融合贯穿于《新论》之中。旁皇周淡，无所遗憾。又其针对西洋哲学思想以立言，而完成东方哲学的骨髓与形貌。
熊十力从自身生命体悟出发，提炼晚周《易》《中庸》之学、老庄道家、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大乘佛学中的本体论思想，相对于西方哲学本体论，体系化中国哲学形而上学思想。而熊十力的本体论，全用古代中国本有之哲学名词，在词义上逻辑地沟通中国哲学范畴体系。如：“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原、万有之基。此即仁体，无可知解向外求索也。”把西方之“本体”与中国固有“仁”“本心”等基本哲学范畴对应起来。进而将中国哲学之“本体”的“天人合一”“创生实体”“能变恒转”“天道心性统一”等独特内涵层层转出。熊十力的境论（本体论）又涵摄“证悟冥会”为特征的量论（认识论），包括“穷神知化”“知性知天”“性修不二”“思修交尽”的内容，阐明直指本体、通物我内外的中国式“智的直觉”境界。“熊十力大谈本体论问题，尤其是把儒家哲学的内核——内圣之学中所探讨的心性关系问题、道德哲学的问题、人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终极寄托的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把从孔孟到程朱陆王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加以系统化、体系化，同时又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从而在中国儒学史上第一次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标志他的儒家哲学体系。”熊十力第一个在现代中国有意识地系统提出可以与西方哲学对应沟通的中国哲学语言体系，又首创以“体用不二”为特征的中国化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为现代新儒学思潮奠定了哲学基石。 二、当代新经学的建构
经学在清末民初之际面临着一种严峻的痛苦转型。一是经学被认为是束缚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文化包袱，经学成为近代文化危机的替罪羊；二是因为1905年清廷废止科举和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取消经学科，经学失去了制度性保障。经学由此在20世纪开出三个转型趋向：一是以张之洞、廖平、康有为、章太炎为代表的新经学，二是以胡适、傅斯年、郭沫若、顾颉刚为代表的经学史料学，三是以冯友兰、范文澜为代表的“经学终结论”。第一种趋向后来演变为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义，在现当代中国勉强接续新经学发展。自1944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完成出版之后，熊十力更加自觉地借助经学经典诠释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儒家外王学思想。他的主要经学著作有《读经示要》（1945）、《论六经》（1951）、《原儒》（1956）、《乾坤衍》（1962）等，此外《十力语要》和《十力语要初续》中也有论及。
熊十力的经学诠释比较接近于今文经学。1935年发表在《安雅月刊》的《读经》一文，以自己读《论语》《诗经》的经验，来论证通名物训诂未必为通经。1945年发表在《中国文化》上的《论汉学》一文，批评清代考据学“率天下后世聪明才智之士，共趋于此一途，锢生人之智慧，陷族类与衰微”，认为“学绝道废，人心死，人气尽，人理亡，国以不振，族类式微，皆清代汉学家之罪也。”“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大博地之间。”熊十力继承今文经学、陆王心学和佛经讲疏的经典诠释方法，联系当代实际，以“六经注我”和“依自不依他”的态度，阐发独特的微言大义，重新诠释孔子思想和儒家经典，复兴晚周儒学的“活的精神”和孔子“六经”的本来面目，以期在现代中国立体开用。
熊十力与朱熹、王阳明等古代大儒一样，经过出入佛老多年，顿悟而归宗儒家，通过诠释儒家经典阐发哲学思想和寄托社会理想。“余伤清季革命之败，又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年时读五经，罪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己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他最看重的儒家经典是《大易》《春秋》《周官》《礼运》“四经”，通过诠释“四经”，“在内圣学上透悟了宇宙本体、人生真实，在外王学上确立了人极、人道、大公、均平等社会生活原则。他把自己的心志和改革社会的计划，统统寄托在该铸《易经》等经典之上。”他认为六经是中国文化根柢，《易》为五经之源，《大学》为六经之宗要，“四经”周各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精神，有待我们发掘和运用。
熊先生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来源于宋明易学和《周易》经传的新诠释，表现为易学本体论和易学方法论，有“新易学”之誉。《新唯识论》的成书过程，是通过《易》的诠释建构哲学体系的过程。“《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是融《易》入佛的话，那么语体文本则是宗主在《易》了。”他的易学诠释推崇义理、不喜象数，肯定乾元本体的唯一性，说明体用不二，即神即器，即全体即流行，易体即心体，易道即心体的发用流行。他结合儒佛本体论思想，创造了“乾元性体”“乾元性海”等概念。
乾元性海实乃固有此万德万理之端，其肇万化而成万物万事者，何处不是其理之散著，德之攸凝。惟人也，能即物以穷理，反己以据德，而总持之，以实现天道于己身，而成人道、立人极。此其所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惟有理以利于行；“曲成万物而不遗”，惟有德以善其守。是故征验之人道，而知万德万理之端，一皆乾元性海所固有，易言之，即天道所本具。
乾元性海既是天道，又是人极，一体两行，生生不己，是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的枢纽、人性向天道复归的契机。而“乾元统天”命题，以乾元性海统御天地万物，即以“仁”为本心的精神生命之一元作为宇宙万象的根源与人生的根据。
如果说熊十力通过易学本体论来阐释“成己”之学——内圣学，那么通过“四经”诠释建构的是“成物”之学——外王学。在熊氏看来，“四经”是为万世立法的“道器一贯，大本大用”的“圣学”：
原外王篇以《大易》《春秋》《礼运》《周官》四经，融会贯穿，犹见圣人数往知来，为万世开太平之大道。格物之学，所以究治化之具。仁义礼乐，所以端治化之原。《春秋》崇仁义，以通三世之变。《周官》经以礼乐为法制之原。《易大传》以知物、备物、成物、化裁变通乎万物，为大道所由济。夫物理不明，则无由开物成务。《礼运》演春秋大道之旨，与《易大传》知周乎万物诸义，须合参始得。圣学，道器一贯，大本大用具备，诚哉万世永赖，无可弃也！
熊十力认为儒家经典具有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泉，以“科学”“政治哲学”作为外王学两方面主要内容。中国科学精神萌生于《易经》、孔学，而科学是双刃剑，不可轻视，也不可以为万能，科学须以经学为基础：“余以为科学与经学，两相需，而不可偏废。欲使科学方法与工程技术，纯为人类之福，而不至为祸，则非谋经学科学二者精神之相贯不可。经学于宇宙，明其本源。科学于宇宙，析其分殊。二者相互发明，万殊原于—本，一本现为万殊。”
熊十力在通过经学诠释来阐发政治哲学时，密切结合现实关怀，认为孔子外王学的真相是“同情天下劳苦人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_人之盛”，“即是不容许统治阶级与私有制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富含现代性的因素和根基，“四经”都是主张并预备实行“天下为公”太平世理想的社会主义经典，批判专制主义，呼唤社会主义。他非常强调士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道德人格修养，期待真儒、大人儒以民主思想和独立批判意识领导群众，走上民族复兴的坦途。
除了《读经示要》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完成，熊十力的一贯坚持学术独立精神的经学著作，基本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写成晚年定论的。熊十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多次机会离开大陆，但宁肯回老家隐居也不愿离开故土，最终受邀于1950年3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51年由大众书店所出版的《论六经》，原名《与友人论六经》，实则是熊十力到北京后的第二个月通过董必武转给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一份七万多字的长信。此信纵论六经蕴含的孔子微言大义，尤重阐发《周官》和《春秋》的社会主义与民主思想，以为两书为孔子为万世开太平之书，是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的根源。提出立国之道，当务之急是立国立人精神，“窃以文化教育方面，对固有学术，整理刻不容缓”，提出马列主义应当中国化，不必强求一致信奉唯物主义，允许唯心论流通，务必着手整理研究以六经为核心的旧学，建议由政府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旧学人才，恢复私立讲学机构，实行民间学术自由。并具体提出应该先恢复南京内学院（吕秋逸主持）、杭州智林图书馆（马一浮主持）、勉仁书院（梁漱溟主持）等三个文化机构。遗憾的是，此信及后来几次上书均没有得到具体回应，关于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古代儒学的主张，在当时只有被凉在一边的命运。而他的哲学也再无人理会，昔日朋友聚首日稀，乃渐至再无学生拜会和书信往来，在京孤寂四年之后，于1954年10月底离京，定居上海。 晚年熊十力唯求清净著述，《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四部大著均于上海完成，虽略有时代痕迹，仍可谓晚年定论。《原儒》三十余万言，试图以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内圣修己之学、良知仁德之教，开出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外王。《体用论》（1957）、《明心篇》（1958）、《乾坤衍》（1961）三书，则为《新唯识论》的深化和易学本体论的完善。面对道废学绝的现实世界，晚年熊十力内心深处是孤独痛苦的。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更被视为“反对学术权威”而遭受抄家、批斗等迫害，熊十力常常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旧长衫，腰扎麻绳，跌跌撞撞、失魂落魄地游荡街头，喃喃而叹：“中国文化亡了”。直到1968年5月23日因绝食、患肺炎而心力衰竭病逝。
三、再造文化中国的道统传承典范
现代新儒家有着自觉而强烈的道统意识。熊十力在1925年说：“吾所欲发抒者，至大至要，天不丧斯文，必将有以庇我矣。”梁漱溟1942年说：“孔孟之学，现在晦暗不明。……《人心与人生》等三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马一浮则仁以为己任、倡明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因以道统存续者自任被称为“现代三圣”。五十年代起在港台弘扬中国文化的熊十力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世称“熊门三子”。唐君毅属“仁者”型，建构中华人文世界，牟宗三属“智者”型，建构道德理想主义，徐复观属“勇者”型，以忧患意识重建中国政治传统。唐、牟、徐三先生维护、发掘、发挥、发展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融合中西重建新儒学，由于特殊的政治状况和文化环境，使得熊十力的这三位弟子互相支撑，成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中坚和第三代的师长，徐复观的时评、论战摧陷廓清，哲学思想史研究和中西文化比较大学坚实基础，牟宗三建构、化约成道德形上学，唐君毅展开、泛化为文化论与文化哲学，三位丰硕的学术成果和积极的学术活动，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形成流派，影响后学。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中承担再造文化中国这一中华道统传承使命的典范。现代新儒家再造文化中国的基本范式是内圣开出新外王，包括两个方面：内圣的创造性转化和外王的创新性发展。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濒临亡国亡种。在中西古今年争的反思应对中，随着文化自信的迷失和学习西方风气的形成，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处于剧烈转型时期。尤其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近30年对传统文化连根拔除式的意识形态化批判，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深刻断裂。熊十力直面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危机，试图重建体用世界，一方面呼唤科学、民主、知识理性，承认力、势、智、利、情、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重新抉发儒、释、道的人生智慧，挺立道德自我——生生不息的乾元大本，使人的精神得以安顿，人道的尊重得以突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这是熊十力亲身体会到中华民族濒临分崩离析和文化存亡危机之后一生志愿，他提斯爱国仁心，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为存续华夏慧命、再造文化中国而奋斗到最后一息。
熊十力通过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认识批判，认为中西皆有体用，不可割裂，中西之学应当“互济而不可偏废”（《读经示要》），要在吸收中西之长再造中体，重建中用。他强调要立本反己之学而融和中西文化：“中西文化宜相互融和，以反己之学立本，则努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无逐末之患也。并心外驰，知见纷杂，而不见本原，无有归宿，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中西学术，合之两美，离则两伤。”
熊十力的中国文化再造，是重立文化中国之大本，内圣为体、外王为用、体用不二、性量不二的道德实践和文化建设。他认为中学长处在性智，而西学长处在量智，通过建本立极、中西文化融通，固本接枝，在坚持文化民族性的基础上吸纳异族文化，融通中印西文化智慧，坚持体用不二、性量不二，内圣为体开出外王之用，才能创造出具备大本大原、富有实践智慧和永久生命力的中华文化。
牟宗三高度评价熊十力为当今唯一“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之圣者：
熊师那原始生命之光辉与风姿，家国天下族类之感之强烈，实开吾生命之源而永有所向往而不至退堕之重大缘由。吾于此实体会了慧命之相续。熊师之生命实即一有光辉之慧命。当今之世，唯一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此大生命是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之合一。他是直顶着华族文化生命之观念方向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而抒发其义理与情感。他的学问直下是人生的，同时也是宇宙的。
唐君毅在熊十力1968年逝世时拟《熊十力先生追悼会发起词》：“当代儒宗、哲学先辈黄冈熊十力氏于前月逝世上海旅寓，寿八十六岁。熊氏少年参加辛亥革命，旋专力治学，由道而佛，由佛而儒。民国十年后，始讲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其三十年前出版之《新唯识论》《十力语要》《读经示要》诸书，对中国思想界之专门学者，其影响至深至巨。西方、印度学者论述中国现代学术思想者，亦莫不及于熊氏之学。熊氏二十年来，息影沪滨，仍有自印之《乾坤衍》《明心篇》《韩非子评论》《原儒》之著行世，守死善道，未尝一语自离其宗。其交游与弟子门人，遍海内外，知名当世者，不可胜数。而熊氏则如神龙之潜渊，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玄览全生而全归。”唐君毅深情而中肯地表达了对熊先生中华道统传承人生的赞颂，亦表达了自觉传承熊先生遗志之志愿。
熊十力是二十世纪造诣最深、最有威望的儒学思想家，奠基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基础，建构当代新经学，以孤往精神探索儒学如何与中国当代实际的相结合，以再造文化中国为终身使命。熊十力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融汇中、印、西思想，建构了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生生不息”和“冥悟证会”为宗纲，融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炉的博大哲学体系，不愧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陈荣捷先生1985年在给武汉大学寄来的祝贺“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贺函中指出，熊十力的思路“以易经为基，阐发内圣外王之道，实为我国哲学主流，不为佛染，不被西风，非旧囊新酒之可比。”“其影响之于中外，未可限量也。”熊先生体用不二的哲学智慧、再造中华文明的大心量和晚年落寞中的苦心孤诣，必将给予当今之中国文化重建以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