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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缅怀往事，浮想联翩
思远兄的爱女珊娜，要我写点她爸爸的往事回忆。我年老，两眼昏花，举笔维艰，多年搁笔，感于思远兄子女不忘记我这个老朽；故旧在海外的儿子，也从香港来电话，说我是思远兄一生的见证人，有同样的期盼。
思远兄平生追求民主、热爱祖国，其高尚情操的辐射影响力如此广泛、深远，我应当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思远兄在我们这个大变革时代，与我们同时期、同怀抱、同命运的当时青少年是怎样走到一起去的。而思远兄是其中最辉煌完成他后半生的历程的，他是我的典范、我的益友，我是他一生的见证人。
思远兄长我一岁，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我们都是小伙子，要革命；迷失方向，才先后依附桂系。
二、新老桂系之历史定位与分界线
桂系——这个社会、政治、军事集团，我想不能把它简单化视成一个新军阀集团。它是由孙中山缔造的中国国民党派生出来的一个派系：1924—1925年参加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大革命运动是参加者；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与此同时的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它是一支重要的和进步的社会、政治、军事力量。这是时代与历史的现实，我们不能漠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桂系又应分为新旧两个系统：李济深在1928年蒋桂战争前是革命南方坐镇广州的北伐军的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声势显赫。黄绍竑是广西多年的经营者，广西省政府主席、十五军军长。李宗仁则是北伐军第七军军长，后晋升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与蒋、冯、阎平起平坐，兼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白崇禧最后则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克复北京(此后改称北平)，国民党成立北平政治分会，名义上由元老派李石曾任主席，实际上白崇禧是影子主席。此时，宁汉分裂、汪蒋分离，旧桂系由广州直达北平，通过两湖、河南、河北，形成一条党政军力量的控制网，这是旧桂系。以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权倾镇主，曾逼蒋介石一度下野。及蒋复职，旧怨在心，引发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合作，爆发了第一次的蒋桂战争，先是蒋介石诱捕李济深于南京汤山；接着以重金和官职收买俞作柏、李明瑞，分化瓦解桂系在湖北的军队；又利用唐生智夺回白崇禧所收编的，正在冀东驻防的唐旧部李品仙各军、师。李宗仁、白崇禧措手不及，在蒋的缉捕中侥幸逃往广西老巢，与黄绍竑同起勉撑旧桂系残局，领导者为李、黄、白。1929年汪精卫领导的张发奎第四军在湖北起义反蒋，辗转进入广西，与桂系合流反蒋，中国的形势又发生变化。先是唐生智受蒋利用反桂系，但唐与汪精卫有关系，被蒋夺去了权利，冯玉祥与阎锡山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的队伍要生存，就联合起来，在北京召集由汪精卫领导、有国民党各派参加的北京扩大会议，发动中原大战讨蒋，这是1930年的大事。张发奎与李、白，自然会与北方扩大会议相呼应，与冯、阎合作，号称张桂军，倾巢冒险北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向披靡，桂系部队攻占岳阳，张发奎部也到平江，会师武汉中原的希望可能实现。不幸的是：李、白、张三人的决定事出急迫，虽与华北呼应，未及与时在百色公出的黄绍竑面商，黄得通知后还是由百色率部出师赶往湖南，只因他对自己经营的老巢不无眷恋，稍稍贻误了军机。当时在广州的陈铭枢，还倾向于蒋介石，受命派他的部队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先期到达衡阳堵截，已经到达湘鄂边境之张桂部队，回程救援，以千里疲惫之师挡蒋介石、蔡锐进北上之雄师。在祁东虹桥一场恶战，张桂军损兵折将，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到桂林喘息集合时，张发奎把自己的军装、皮带向地下一掷，怒气冲天地说：“我请辞这个光头军长。”责怪黄绍竑的贻误军机罪。黄绍竑也是满腹委屈，由此萌发退出张桂军，向蒋息争求和之想。终于在这一年——1930年的年尾，屡经劝解无效，李、白也同意礼送黄绍竑去香港，从此他投靠蒋介石，又结交了政学系。
李济深及他的关系户：陈济棠、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张发奎、薛岳、黄绍竑等人，与以后结成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接替黄绍竑)保持分分合合、又分又合的藕断丝连的关系，互相为用。我所以要把新旧桂系划一个界限，因为自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托词援黑(马占山)离桂，唐生智在桂的残余部队唐生明部也被桂系部队编并，黄旭初接替黄绍竑的十五军，升任广西省主席。从此，新桂系的高层领导形成，即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
三、程思远弱冠投新桂，初展风采
我是1931年辗转逃奔广西的，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开除出了党籍。就在那一年结识了程思远，他比我长一年，1908年生，都是少壮年龄，从此开始了我们依附新桂系的政治生涯，逐步探索救中国、追求民主的道路。
1931年以后的新桂系根据地广西，被蒋介石围困、四面楚歌：邕江大河下游苍梧、浔贵富庶之区被粤军占领，桂林有湘军、中央军压境，南宁被滇军围困，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旧有的桂系外籍党、政、军人员已是树倒猢狲散，黄绍竑、俞作柏等人的残余仍存在，这都是对新桂系的威胁。汪精卫托张定璠带来一封信，对张发奎——特别是对李、白说，光靠李、白旧有的关系结合的人缘是靠不住的，例如黄绍竑、吕焕炎等人的被分化逃逸就是实例。李、白、张要再起，必须要成立一个革命政治组织。汪的意愿到底是要李、白加入改组派或邓演达的第三党，还是另设一个依附汪的组织，费人猜疑。于是经过与张发奎的协商，就成立一个叫护党救国青年团的组织。因为李、白是拥护汪的，李宗仁曾受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汪精卫不久也派他的党羽陆宗祺当广西国民党的主委，程思远也被派当这个青年团组织的筹备人员。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员必须是具有培养前途的，能为李、白、张效力的核心青年干部。第四军的干部有张文、曾天节等人，均广东籍；广西的青少年干部则有王公度、韦永成、程思远、蒋伯仑、苏武扬、钟毅、钟纪兄弟、梁家齐等人；外省籍的有许高阳、胡行健、王心恒等人。后来由蓝衣社叛离到广西的余定华、李新俊、赖刚等人也依附于这个组织。
1932年，张发奎第四军托词援黑(马占山)撤离广西的桂系，他的干部也随之脱离此秘密组织。以后这一秘密组织由革命同志会改称三民主义同志会，最高领导人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宗仁是白崇禧的恩师，国民党左派人物，任党务训练所长，黄绍竑系的黄同仇原是李、白总部政训处长，后放梧州市长，所遗政训处长，后由王公度接任。革命同志会第一书记是王公度兼，他原是李、白总部的秘书；第二书记是程思远，是李、白的专职秘书，专负革命同志会的组织工作。从此程思远平步青云，担任新桂系少壮派政治梯队的重要风云人物。
此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趁张学良入关，东北易帜防务空虚，错误估计中华民族，由此引发了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斗争。张学良虽然因帮蒋打内战，晋级为陆海空副总司令，被蒋捆绑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战车上，奉令不抵抗，被戴上“不抵抗将军”的罪恶诨号，但他带着国破家仇的羞愧，自愿外放西欧考察，后来归国，就埋伏了1936年西安兵谏的先机，这里不述。
国民党内各派，南京的蒋帮内，因胡汉民反对蒋制定约法想完成他的独裁专政，胡汉民及李济深被囚汤山。西南派古应芬等，乃至全国的反蒋各派——西山会议派、汪的改组派，海外华侨邓泽如、陈树人、陈友仁等群集广州，另组广州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以与南京的蒋帮国民党及其政权相对抗，这是1932年的事。两广和解，粤军从广西撤军，李宗仁来粤，与陈济棠共主军事，两广出兵讨蒋。恰值发生“九·一八”事变，全国要求团结，共赴国难的要求压倒一切，蒋不得已派蔡元培、张继等元老南来广州，谋求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几经艰难商洽，达成蒋介石下野，取消蒋的独裁专政，恢复由国民党三全大会后因反蒋而被开除党籍的诸多国民党员的党籍。另开国民党四全大会，谋求各派权利的平衡，分配中央执监委员各派名额。三大派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召开，保证大会安全与自由，决定党国大计等等。四全大会的召开，给思远一个头角峥嵘、出类拔萃的机遇，他被选为出席代表。大会闭幕后，桂系的主要头头当选了中央执监委员，桂系增加了在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分量与发言权。李、白当然对出席的新选代表要论功行赏和表扬，召集代表讲话，探询他们的志愿和意向。当问到程思远，他即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回答说：“我不愿做官，但愿为团体(指桂系)做实事，争效力。”当场博得了全场掌声与李、白的欣慰。从此程思远一直当李、白的政治机要秘书，以革命同志会第二书记，兼任乐群社的总理事，负责接待四面八方来桂的代表，以及桂系党、政、军干部的联系与聚会。我记得上海一个电影公司来桂拍摄电影，以及李四光、徐悲鸿、胡适之等人到广西参观，都是由思远全程招待的。乐群社与蒋介石在南京办的励志社有相同的性质，但程思远不同于黄仁霖。后者我曾接触过，有类皇帝的阉官，口中不离蒋夫人宋美龄，诸事惟夫人之命是听，提倡新生活运动；但程思远主持乐群社的事，平易近人，经常笑嘻嘻，把乐群社办成一个大众化服务的文化娱乐组织，便利了桂系与群众的联系，扩大了桂系对外发挥的政治影响与文化思想的交流，这是程思远的一大创作。
四、新桂系转危为安，三人奉派出国深造
1933年，广西的局势相对稳定，正在调整桂系内部人事组织。王公度任第四集团军总部政训处长兼南宁军分校政训处长、广西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他办《南方》杂志，广招留俄同学及进步文化界人士，红得发紫。韦永成、程思远和我三人得到李、白同意，出国深造。韦永成先行，赴德国；我次之，1933年8月去日本，此年入早稻田大学；思远则于这一年的年底，赴意大利考入罗马大学，专攻政治博士学位。这三国是世界上法西斯阵营轴心国，当时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风行全国，与此同时，第三国际与西欧、法国一些民主国家，倡组自由民主反法西斯阵营，支援西班牙人民反佛朗哥法西斯的斗争，桂系是要我们三人去见见世面，开阔眼界。
五、抗战爆发前后，三人先后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桂和解，白崇禧于是年8月4日，应蒋介石邀请赴南京任大本营副总参谋长。是年11月至12月，京沪相继沦陷，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机关和高层领导人都迁到武汉，主持大计，武汉已事实上成为行都。这时韦永成和我已先于1937年5月和6月返国，思远是八九月间返国的。蒋桂合作，广西内部的政治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发生王公度事件，思远对此案有独到的分析，我不述。淞沪战争撤退同时，蒋介石在他南京官邸召开主要党政军高层会议，特别是黄埔系军官，类似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他说：“抗战已进入国家存亡之关键时刻，我如果有不测，军事方面交由白健生负责，你们要服从他……”还是在淞沪酣战之时，白在前方调度军事，蒋亲临视察，曾派人馈送白巨款十万，白婉谢未受，表示忠诚。这次听到蒋的重托，这位有“小诸葛”之称的人，显然感激涕零。1938年武汉会战之序幕战前，白崇禧到安徽六安召见杨森、刘和鼎、李觉、徐源泉，询问他们的军事部署。他住在六安专署，一晚，他召我到内室，告诫说：“我们的最高领袖(蒋)是经过多少人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过去他有错误，我们也有错误，你搞政工，要爱护他，诚心拥护他。”
这正是蒋桂的蜜月合作期。
六、程思远进入白崇禧侍从室，参与机要，初步结识周恩来、叶剑英
蒋介石是一个富于权谋术数的枭雄，我无法否认他。要利用张学良，就给他陆海空军副司令，容许宋子文、宋美龄结好他家人，甚至替张管好私产。在利用阎锡山、冯玉祥时，也是称兄道弟，把山西帮、西北系的赵戴文、薛笃弼等等给予部、院长职务。对桂系也是如此，刘斐、潘宜之、黄季陆、雷殷等人先后到中央供职，对桂系的少壮派梯队接班人的安排也是在蒋的考虑之中。韦永成接了王公度的政训处长不在话下，后来是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再进而是成了蒋介石的侄女婿，蒋侄女蒋华秀的夫君。程思远回国后，实践自己的诺言，要为团体(桂系)做踏实的贡献工作，留在白崇禧的侍从室当政治侍从机要秘书，这正是蒋、李、白第二次的蜜月合作期，也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顶峰期。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到武汉设办事处，白崇禧也在武昌熊廷弼路蛇山原来张之洞的住宅，设副总参谋长办公室。白对思远的工作安排是应对各方，扩大桂系的政治影响。我看到思远经常奉白命接待周、叶到白官邸洽谈国共军事，政治合作事宜。广西的男女学生军到武汉，白崇禧指示程思远请周恩来、叶剑英乃至王明，向学生军讲话。这就为思远后来得到周的慧眼赏识，迎李宗仁由美返国，先建立了良好的私人人际关系。
七、代表桂系进入三青团中央机构，便利桂系在抗战舞台上展现分量
当时中共号召建立并巩固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呼吁全国各派系解散自己的秘密小组织，如国民党的复兴社、CC派以及中共的共青团，引发组织另一个统合的青年组织的思考。经过酝酿协商，1938年8月1日，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我是参加的一员。当时，冯玉祥、李德全夫妇也参加，陈诚是干事长，胡庶华是副干事长。程思远由桂系推荐，代表桂系进入三青团中央领导机构，这是程思远另一政治活动生涯的开始，由李、白的侍从室，正式走向幕前扮演重要角色，程思远代表桂系任三青团中央社会服务处长。
当时三青团中央机构：组织处长是胡宗南挂名，康泽实际任组织处长，CC派的李俊龙任宣传处长，刘健群(何应钦关系)任督导室主任。到抗战后期，蒋派康泽赴美，派他的儿子蒋经国接代组织处长，刘公武也以冯玉祥的关系进入三青团中央团部。白崇禧安排程思远的工作重点，是要负责与国民党团的联络，拉拢康泽、贺衷寒等黄埔核心人员的联系，便利桂系进入国民党中央，巩固权力。桂系梯队接班人有个幻想：夺取领袖(蒋介石)，发展野心。这是对外不公开的秘密。程思远在这一方面确实卓有贡献，1942年，中国战区派远征军进入缅印地区，蒋介石初想派程思远任远征军政治部主任，后遭到陈诚系的罗卓英的反对，不果实现。后改由蒋经国担任。蒋经国也正是这时前后由江西的地方行政官进入中央三青团，与程思远的际遇，相映成趣。到以后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三青团庐山党团合并会议，程思远已是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理事，进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立法委员。
八、国共和谈触礁，内部派系对决，非常会议正副秘书长CC派与桂系平分秋色
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进行国共和谈，遭到蒋的打压，国民党党政机关由南京迁广州，已是困难重重，蒋介石策划成立国民党非常会议，以CC派的洪友兰任秘书长，程思远一跃而成为副秘书长。其时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到广州，想说服李宗仁与蒋合作，共渡难关。后来李宗仁去重庆，白崇禧也去重庆，白受吴忠信的委托，游说想弥合蒋、李的裂痕而失败；程思远当时是马不停蹄，身不离飞机，往来于穗、桂、渝、滇之间，传递信息，但已无济于事。蒋不放权，李宗仁托病去香港，后转赴美国托词就医，蒋、李关系划上终结句号。桂系的主力部队在桂东南被解放军彻底解决，也使白崇禧丢光了他的政治资本，这位被人称作“小诸葛”的人，居然被骗到台湾去劝进，等到李宗仁1965年返回祖国大陆后，白在1966年便不明不白地死去，这里不述。
九、程思远的冷战思维情结与亲和的人际关系
程思远与我们这些依附新桂系而起来的干部，各有分工：刘仲容挂名咨议，是周恩来安排在白崇禧左右的中共地下党员，其实这些白是明知的。有人称：白喜欢玩火，爱才。蒋系特工曾指名要除掉刘仲容，但白置之不理，白要刘做联系“左”派的工作。当解放军即将渡长江时，白却妄想划江而治，延续桂系的生命，曾亲派刘仲容北上，探询中共意向，以后事情无指望，刘也未回武汉，我不述。程思远与刘仲容同居白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相互默契，互不干扰，程思远专负与蒋派骨干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联系工作，他在思想上有与国民党和桂系的历史根源，这是羁绊他的一条政治绳索，我们是同路人，可以理解。
在1946年蒋介石及其党政军机关还都南京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直到徐蚌会战前，程思远在南京只有中山北路吉兆里六号一套简易住房，专供他女儿林黛居住，自己则常住在安乐饭店一套房间做他的联系工作。1948年12月，他劝我放弃江苏学院副教授的工作，去武汉华中长官公署任经济处长，他说：“你是湖南人，白健公(白崇禧)、李品仙、刘士毅都与你关系深，必要时，你可到家乡湖南别任要职，我先征求你的同意……”我婉辞了他。其时我已加入王葆真领导的民革地下组织，又与中共华东局对敌工作部取得了联系。其时，蒋介石也已布置了他京(宁)沪一线的人事，内定滕杰当南京市长，有意利用我在桂系的渊源，派我任南京新闻处长。也是时缘正合，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当时行政院的新闻局长沈昌焕拿不动，李宗仁也同意我去当这个新闻处长。这事我事前没有透露一点消息给思远听。
其时，他对时局很悲观，痛责蒋不接受白崇禧的建议，即“行宪不戡乱，戡乱不行宪；剿共不整军，整军不剿共；先接收，后受降”等等，并说：“中国的问题要靠第三次世界大战解决……”这是用美国的冷战思维观察中国内战的发展，等到李进行的和谈触礁，他们仍未放弃对美国的幻想与依靠。程思远秉承李、白的旨意，与第三种势力进行了积极的联络与沟通。顾孟余、张发奎、童冠贤及至以后的左舜生、张君劢，乃至中共的叛徒张国焘，也卷入其中，组织自由民主同盟及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企图借此支持李宗仁的反蒋夺权斗争，逢迎美国的旨意，但当时所做这些都为徒劳，受到美国的愚弄，这里不述。
从这时起，程思远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亲身领受到深刻教训并开始醒悟。在我们桂系少壮派队伍中，他在李、白的身边工作，始终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桂系在大陆失败后，他靠着朋友的帮助，在香港九龙开个养鸡场，后遭受火灾，损失一空，这些内外因素，都影响了他。这时他在某刊物上每周写些时论，抒发他对时局的看法。在李、白幕府中，虽貌似“右”派人物，却与“左”派人物刘仲容配合默契，互不干扰。1939年他在广西李、白的绥署政治部任主任和主持三青团工作，曾引进进步人士王深林和中共地下党员侯甸在他身边工作，引荐艾青入《广西日报》当副刊编辑，且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保持着融洽的和平共处关系。虽然这与当时白崇禧的中间偏左的立场有关系，但与他有个性、政治嗅觉灵敏、独立的思维能力、高超的工作技巧和能力不无关系，也为他以后的彻底转向创造了前提条件。
十、亲身感受到幻灭的悲哀，北上北京，访谒周恩来
也是这时，一个旧时的同事突然造访，向他提出去北京接触中共的意见。程思远初时犹疑，经过与其夫人石泓的密谈，石泓完全支持他北上的探索行动。这里我要说个故事，凡事有前因。思远前后有三个夫人：第一任夫人是林黛的妈妈，广西全州人，纯朴的大家闺秀，与桂系高层夫人郭德洁、宋绿蕉、黄端润等来往密切，有其风范；第二任夫人是长沙人交际花郑蕾，在桂林乐群社与思远跳舞而结合，抗战胜利后去美国；第三任夫人是石泓，武汉名家女，成都四川大学高才生，我要替她上个尊号，是思远的德配夫人。石泓是时代尖端的女性，政治嗅觉敏锐，端庄贤慧，是思远的得力贤内助。后来周恩来总理非常赞赏她、关注她。1983年我去北京，她对我亲切而诚挚的接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思远频繁的通讯和交往，也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她先思远而去世，我是感到悲痛和可惜的，她帮助思远完成后半生辉煌的人生历程。
十一、从内部堡垒攻破缺口，迎附李宗仁归国
程思远在1956年5月完成第一次北上探索后，在香港去信美国，向李宗仁汇报北京之行的情况，其时李宗仁还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美国当权者的认识还是扑朔迷离，责备思远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处事孟浪。后来经过吴尚鹰等人的密议，以及法国戴高乐政府对北京人民政府的建交与承认，李宗仁才逐渐开阔了视野，看清了世界形势，才下定叶落归根、回归祖国的决心，此事的艰难险阻经过，程思远的《我的回忆》一书已详述。
十二、程思远一生评价：于平凡中见其高大，在关键处洞烛先机，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与程思远有70多年的战斗友谊。总结其一生的经历，与其他几位出名的少壮派重要人物，具有不同的色彩与结局。王公度曾经显赫一时，赍志而死。韦永成则依李宗仁亲缘关系，少年得志，涉世不深，风流自命。先是向名流马相伯的女公子结好，后又转向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求婚，经蒋经国作介绍，玉成其事，那是1941年的事。韦永成以此因缘，由五战区政治部主任调升安徽民政厅长，幻想当中央内政部长。但后来蒋桂关系破裂，韦永成去台湾，捞不到一根稻草，抑郁而终。只有程思远于平凡中见其高大，少怀大志救中国，依附新桂系首次露面充当国民党四全大会代表即表态不想当官，而愿做实事。在历尽委婉而曲折的政治斗争实践后，豁然开朗地醒悟到，要走拥护新中国的道路，完成他有益的一生。他平易近人，善与人交，代表桂系与各党派联系，识时务而与刘仲容互相默契，做到左右咸宜。他陪同李宗仁由美返北京，相当一段时间，未派适当工作，处之泰然。后来他与楚图南由全国政协转任全国人大，同因年龄逾限而被质疑，但他俩还是因政治上占有的分量与声望而得到邓小平、邓颖超的支持而最终得到人大的认同，终他的余生孜孜不倦地尽力于台湾回归祖国的工作。程思远常去深圳，观察台湾、香港、澳门的动态。他不仅于平凡中显得高大，而且由他自身亲自感受到的最终醒悟，在关键时刻洞烛先机，毅然摆脱一切旧关系的困扰，而完成他辉煌的生命价值观，他是我们这一代有同样经历人的典范，我缅怀他的高风亮节，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注：本文作者是程思远生前挚友，长沙市一中退休老干部。）
思远兄的爱女珊娜，要我写点她爸爸的往事回忆。我年老，两眼昏花，举笔维艰，多年搁笔，感于思远兄子女不忘记我这个老朽；故旧在海外的儿子，也从香港来电话，说我是思远兄一生的见证人，有同样的期盼。
思远兄平生追求民主、热爱祖国，其高尚情操的辐射影响力如此广泛、深远，我应当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思远兄在我们这个大变革时代，与我们同时期、同怀抱、同命运的当时青少年是怎样走到一起去的。而思远兄是其中最辉煌完成他后半生的历程的，他是我的典范、我的益友，我是他一生的见证人。
思远兄长我一岁，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我们都是小伙子，要革命；迷失方向，才先后依附桂系。
二、新老桂系之历史定位与分界线
桂系——这个社会、政治、军事集团，我想不能把它简单化视成一个新军阀集团。它是由孙中山缔造的中国国民党派生出来的一个派系：1924—1925年参加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大革命运动是参加者；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与此同时的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它是一支重要的和进步的社会、政治、军事力量。这是时代与历史的现实，我们不能漠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桂系又应分为新旧两个系统：李济深在1928年蒋桂战争前是革命南方坐镇广州的北伐军的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声势显赫。黄绍竑是广西多年的经营者，广西省政府主席、十五军军长。李宗仁则是北伐军第七军军长，后晋升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与蒋、冯、阎平起平坐，兼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白崇禧最后则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克复北京(此后改称北平)，国民党成立北平政治分会，名义上由元老派李石曾任主席，实际上白崇禧是影子主席。此时，宁汉分裂、汪蒋分离，旧桂系由广州直达北平，通过两湖、河南、河北，形成一条党政军力量的控制网，这是旧桂系。以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权倾镇主，曾逼蒋介石一度下野。及蒋复职，旧怨在心，引发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合作，爆发了第一次的蒋桂战争，先是蒋介石诱捕李济深于南京汤山；接着以重金和官职收买俞作柏、李明瑞，分化瓦解桂系在湖北的军队；又利用唐生智夺回白崇禧所收编的，正在冀东驻防的唐旧部李品仙各军、师。李宗仁、白崇禧措手不及，在蒋的缉捕中侥幸逃往广西老巢，与黄绍竑同起勉撑旧桂系残局，领导者为李、黄、白。1929年汪精卫领导的张发奎第四军在湖北起义反蒋，辗转进入广西，与桂系合流反蒋，中国的形势又发生变化。先是唐生智受蒋利用反桂系，但唐与汪精卫有关系，被蒋夺去了权利，冯玉祥与阎锡山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的队伍要生存，就联合起来，在北京召集由汪精卫领导、有国民党各派参加的北京扩大会议，发动中原大战讨蒋，这是1930年的大事。张发奎与李、白，自然会与北方扩大会议相呼应，与冯、阎合作，号称张桂军，倾巢冒险北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向披靡，桂系部队攻占岳阳，张发奎部也到平江，会师武汉中原的希望可能实现。不幸的是：李、白、张三人的决定事出急迫，虽与华北呼应，未及与时在百色公出的黄绍竑面商，黄得通知后还是由百色率部出师赶往湖南，只因他对自己经营的老巢不无眷恋，稍稍贻误了军机。当时在广州的陈铭枢，还倾向于蒋介石，受命派他的部队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先期到达衡阳堵截，已经到达湘鄂边境之张桂部队，回程救援，以千里疲惫之师挡蒋介石、蔡锐进北上之雄师。在祁东虹桥一场恶战，张桂军损兵折将，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到桂林喘息集合时，张发奎把自己的军装、皮带向地下一掷，怒气冲天地说：“我请辞这个光头军长。”责怪黄绍竑的贻误军机罪。黄绍竑也是满腹委屈，由此萌发退出张桂军，向蒋息争求和之想。终于在这一年——1930年的年尾，屡经劝解无效，李、白也同意礼送黄绍竑去香港，从此他投靠蒋介石，又结交了政学系。
李济深及他的关系户：陈济棠、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张发奎、薛岳、黄绍竑等人，与以后结成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接替黄绍竑)保持分分合合、又分又合的藕断丝连的关系，互相为用。我所以要把新旧桂系划一个界限，因为自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托词援黑(马占山)离桂，唐生智在桂的残余部队唐生明部也被桂系部队编并，黄旭初接替黄绍竑的十五军，升任广西省主席。从此，新桂系的高层领导形成，即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
三、程思远弱冠投新桂，初展风采
我是1931年辗转逃奔广西的，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开除出了党籍。就在那一年结识了程思远，他比我长一年，1908年生，都是少壮年龄，从此开始了我们依附新桂系的政治生涯，逐步探索救中国、追求民主的道路。
1931年以后的新桂系根据地广西，被蒋介石围困、四面楚歌：邕江大河下游苍梧、浔贵富庶之区被粤军占领，桂林有湘军、中央军压境，南宁被滇军围困，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旧有的桂系外籍党、政、军人员已是树倒猢狲散，黄绍竑、俞作柏等人的残余仍存在，这都是对新桂系的威胁。汪精卫托张定璠带来一封信，对张发奎——特别是对李、白说，光靠李、白旧有的关系结合的人缘是靠不住的，例如黄绍竑、吕焕炎等人的被分化逃逸就是实例。李、白、张要再起，必须要成立一个革命政治组织。汪的意愿到底是要李、白加入改组派或邓演达的第三党，还是另设一个依附汪的组织，费人猜疑。于是经过与张发奎的协商，就成立一个叫护党救国青年团的组织。因为李、白是拥护汪的，李宗仁曾受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汪精卫不久也派他的党羽陆宗祺当广西国民党的主委，程思远也被派当这个青年团组织的筹备人员。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员必须是具有培养前途的，能为李、白、张效力的核心青年干部。第四军的干部有张文、曾天节等人，均广东籍；广西的青少年干部则有王公度、韦永成、程思远、蒋伯仑、苏武扬、钟毅、钟纪兄弟、梁家齐等人；外省籍的有许高阳、胡行健、王心恒等人。后来由蓝衣社叛离到广西的余定华、李新俊、赖刚等人也依附于这个组织。
1932年，张发奎第四军托词援黑(马占山)撤离广西的桂系，他的干部也随之脱离此秘密组织。以后这一秘密组织由革命同志会改称三民主义同志会，最高领导人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宗仁是白崇禧的恩师，国民党左派人物，任党务训练所长，黄绍竑系的黄同仇原是李、白总部政训处长，后放梧州市长，所遗政训处长，后由王公度接任。革命同志会第一书记是王公度兼，他原是李、白总部的秘书；第二书记是程思远，是李、白的专职秘书，专负革命同志会的组织工作。从此程思远平步青云，担任新桂系少壮派政治梯队的重要风云人物。
此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趁张学良入关，东北易帜防务空虚，错误估计中华民族，由此引发了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斗争。张学良虽然因帮蒋打内战，晋级为陆海空副总司令，被蒋捆绑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战车上，奉令不抵抗，被戴上“不抵抗将军”的罪恶诨号，但他带着国破家仇的羞愧，自愿外放西欧考察，后来归国，就埋伏了1936年西安兵谏的先机，这里不述。
国民党内各派，南京的蒋帮内，因胡汉民反对蒋制定约法想完成他的独裁专政，胡汉民及李济深被囚汤山。西南派古应芬等，乃至全国的反蒋各派——西山会议派、汪的改组派，海外华侨邓泽如、陈树人、陈友仁等群集广州，另组广州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以与南京的蒋帮国民党及其政权相对抗，这是1932年的事。两广和解，粤军从广西撤军，李宗仁来粤，与陈济棠共主军事，两广出兵讨蒋。恰值发生“九·一八”事变，全国要求团结，共赴国难的要求压倒一切，蒋不得已派蔡元培、张继等元老南来广州，谋求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几经艰难商洽，达成蒋介石下野，取消蒋的独裁专政，恢复由国民党三全大会后因反蒋而被开除党籍的诸多国民党员的党籍。另开国民党四全大会，谋求各派权利的平衡，分配中央执监委员各派名额。三大派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召开，保证大会安全与自由，决定党国大计等等。四全大会的召开，给思远一个头角峥嵘、出类拔萃的机遇，他被选为出席代表。大会闭幕后，桂系的主要头头当选了中央执监委员，桂系增加了在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分量与发言权。李、白当然对出席的新选代表要论功行赏和表扬，召集代表讲话，探询他们的志愿和意向。当问到程思远，他即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回答说：“我不愿做官，但愿为团体(指桂系)做实事，争效力。”当场博得了全场掌声与李、白的欣慰。从此程思远一直当李、白的政治机要秘书，以革命同志会第二书记，兼任乐群社的总理事，负责接待四面八方来桂的代表，以及桂系党、政、军干部的联系与聚会。我记得上海一个电影公司来桂拍摄电影，以及李四光、徐悲鸿、胡适之等人到广西参观，都是由思远全程招待的。乐群社与蒋介石在南京办的励志社有相同的性质，但程思远不同于黄仁霖。后者我曾接触过，有类皇帝的阉官，口中不离蒋夫人宋美龄，诸事惟夫人之命是听，提倡新生活运动；但程思远主持乐群社的事，平易近人，经常笑嘻嘻，把乐群社办成一个大众化服务的文化娱乐组织，便利了桂系与群众的联系，扩大了桂系对外发挥的政治影响与文化思想的交流，这是程思远的一大创作。
四、新桂系转危为安，三人奉派出国深造
1933年，广西的局势相对稳定，正在调整桂系内部人事组织。王公度任第四集团军总部政训处长兼南宁军分校政训处长、广西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他办《南方》杂志，广招留俄同学及进步文化界人士，红得发紫。韦永成、程思远和我三人得到李、白同意，出国深造。韦永成先行，赴德国；我次之，1933年8月去日本，此年入早稻田大学；思远则于这一年的年底，赴意大利考入罗马大学，专攻政治博士学位。这三国是世界上法西斯阵营轴心国，当时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风行全国，与此同时，第三国际与西欧、法国一些民主国家，倡组自由民主反法西斯阵营，支援西班牙人民反佛朗哥法西斯的斗争，桂系是要我们三人去见见世面，开阔眼界。
五、抗战爆发前后，三人先后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桂和解，白崇禧于是年8月4日，应蒋介石邀请赴南京任大本营副总参谋长。是年11月至12月，京沪相继沦陷，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机关和高层领导人都迁到武汉，主持大计，武汉已事实上成为行都。这时韦永成和我已先于1937年5月和6月返国，思远是八九月间返国的。蒋桂合作，广西内部的政治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发生王公度事件，思远对此案有独到的分析，我不述。淞沪战争撤退同时，蒋介石在他南京官邸召开主要党政军高层会议，特别是黄埔系军官，类似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他说：“抗战已进入国家存亡之关键时刻，我如果有不测，军事方面交由白健生负责，你们要服从他……”还是在淞沪酣战之时，白在前方调度军事，蒋亲临视察，曾派人馈送白巨款十万，白婉谢未受，表示忠诚。这次听到蒋的重托，这位有“小诸葛”之称的人，显然感激涕零。1938年武汉会战之序幕战前，白崇禧到安徽六安召见杨森、刘和鼎、李觉、徐源泉，询问他们的军事部署。他住在六安专署，一晚，他召我到内室，告诫说：“我们的最高领袖(蒋)是经过多少人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过去他有错误，我们也有错误，你搞政工，要爱护他，诚心拥护他。”
这正是蒋桂的蜜月合作期。
六、程思远进入白崇禧侍从室，参与机要，初步结识周恩来、叶剑英
蒋介石是一个富于权谋术数的枭雄，我无法否认他。要利用张学良，就给他陆海空军副司令，容许宋子文、宋美龄结好他家人，甚至替张管好私产。在利用阎锡山、冯玉祥时，也是称兄道弟，把山西帮、西北系的赵戴文、薛笃弼等等给予部、院长职务。对桂系也是如此，刘斐、潘宜之、黄季陆、雷殷等人先后到中央供职，对桂系的少壮派梯队接班人的安排也是在蒋的考虑之中。韦永成接了王公度的政训处长不在话下，后来是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再进而是成了蒋介石的侄女婿，蒋侄女蒋华秀的夫君。程思远回国后，实践自己的诺言，要为团体(桂系)做踏实的贡献工作，留在白崇禧的侍从室当政治侍从机要秘书，这正是蒋、李、白第二次的蜜月合作期，也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顶峰期。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到武汉设办事处，白崇禧也在武昌熊廷弼路蛇山原来张之洞的住宅，设副总参谋长办公室。白对思远的工作安排是应对各方，扩大桂系的政治影响。我看到思远经常奉白命接待周、叶到白官邸洽谈国共军事，政治合作事宜。广西的男女学生军到武汉，白崇禧指示程思远请周恩来、叶剑英乃至王明，向学生军讲话。这就为思远后来得到周的慧眼赏识，迎李宗仁由美返国，先建立了良好的私人人际关系。
七、代表桂系进入三青团中央机构，便利桂系在抗战舞台上展现分量
当时中共号召建立并巩固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呼吁全国各派系解散自己的秘密小组织，如国民党的复兴社、CC派以及中共的共青团，引发组织另一个统合的青年组织的思考。经过酝酿协商，1938年8月1日，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我是参加的一员。当时，冯玉祥、李德全夫妇也参加，陈诚是干事长，胡庶华是副干事长。程思远由桂系推荐，代表桂系进入三青团中央领导机构，这是程思远另一政治活动生涯的开始，由李、白的侍从室，正式走向幕前扮演重要角色，程思远代表桂系任三青团中央社会服务处长。
当时三青团中央机构：组织处长是胡宗南挂名，康泽实际任组织处长，CC派的李俊龙任宣传处长，刘健群(何应钦关系)任督导室主任。到抗战后期，蒋派康泽赴美，派他的儿子蒋经国接代组织处长，刘公武也以冯玉祥的关系进入三青团中央团部。白崇禧安排程思远的工作重点，是要负责与国民党团的联络，拉拢康泽、贺衷寒等黄埔核心人员的联系，便利桂系进入国民党中央，巩固权力。桂系梯队接班人有个幻想：夺取领袖(蒋介石)，发展野心。这是对外不公开的秘密。程思远在这一方面确实卓有贡献，1942年，中国战区派远征军进入缅印地区，蒋介石初想派程思远任远征军政治部主任，后遭到陈诚系的罗卓英的反对，不果实现。后改由蒋经国担任。蒋经国也正是这时前后由江西的地方行政官进入中央三青团，与程思远的际遇，相映成趣。到以后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三青团庐山党团合并会议，程思远已是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理事，进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立法委员。
八、国共和谈触礁，内部派系对决，非常会议正副秘书长CC派与桂系平分秋色
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进行国共和谈，遭到蒋的打压，国民党党政机关由南京迁广州，已是困难重重，蒋介石策划成立国民党非常会议，以CC派的洪友兰任秘书长，程思远一跃而成为副秘书长。其时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到广州，想说服李宗仁与蒋合作，共渡难关。后来李宗仁去重庆，白崇禧也去重庆，白受吴忠信的委托，游说想弥合蒋、李的裂痕而失败；程思远当时是马不停蹄，身不离飞机，往来于穗、桂、渝、滇之间，传递信息，但已无济于事。蒋不放权，李宗仁托病去香港，后转赴美国托词就医，蒋、李关系划上终结句号。桂系的主力部队在桂东南被解放军彻底解决，也使白崇禧丢光了他的政治资本，这位被人称作“小诸葛”的人，居然被骗到台湾去劝进，等到李宗仁1965年返回祖国大陆后，白在1966年便不明不白地死去，这里不述。
九、程思远的冷战思维情结与亲和的人际关系
程思远与我们这些依附新桂系而起来的干部，各有分工：刘仲容挂名咨议，是周恩来安排在白崇禧左右的中共地下党员，其实这些白是明知的。有人称：白喜欢玩火，爱才。蒋系特工曾指名要除掉刘仲容，但白置之不理，白要刘做联系“左”派的工作。当解放军即将渡长江时，白却妄想划江而治，延续桂系的生命，曾亲派刘仲容北上，探询中共意向，以后事情无指望，刘也未回武汉，我不述。程思远与刘仲容同居白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相互默契，互不干扰，程思远专负与蒋派骨干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联系工作，他在思想上有与国民党和桂系的历史根源，这是羁绊他的一条政治绳索，我们是同路人，可以理解。
在1946年蒋介石及其党政军机关还都南京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直到徐蚌会战前，程思远在南京只有中山北路吉兆里六号一套简易住房，专供他女儿林黛居住，自己则常住在安乐饭店一套房间做他的联系工作。1948年12月，他劝我放弃江苏学院副教授的工作，去武汉华中长官公署任经济处长，他说：“你是湖南人，白健公(白崇禧)、李品仙、刘士毅都与你关系深，必要时，你可到家乡湖南别任要职，我先征求你的同意……”我婉辞了他。其时我已加入王葆真领导的民革地下组织，又与中共华东局对敌工作部取得了联系。其时，蒋介石也已布置了他京(宁)沪一线的人事，内定滕杰当南京市长，有意利用我在桂系的渊源，派我任南京新闻处长。也是时缘正合，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当时行政院的新闻局长沈昌焕拿不动，李宗仁也同意我去当这个新闻处长。这事我事前没有透露一点消息给思远听。
其时，他对时局很悲观，痛责蒋不接受白崇禧的建议，即“行宪不戡乱，戡乱不行宪；剿共不整军，整军不剿共；先接收，后受降”等等，并说：“中国的问题要靠第三次世界大战解决……”这是用美国的冷战思维观察中国内战的发展，等到李进行的和谈触礁，他们仍未放弃对美国的幻想与依靠。程思远秉承李、白的旨意，与第三种势力进行了积极的联络与沟通。顾孟余、张发奎、童冠贤及至以后的左舜生、张君劢，乃至中共的叛徒张国焘，也卷入其中，组织自由民主同盟及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企图借此支持李宗仁的反蒋夺权斗争，逢迎美国的旨意，但当时所做这些都为徒劳，受到美国的愚弄，这里不述。
从这时起，程思远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亲身领受到深刻教训并开始醒悟。在我们桂系少壮派队伍中，他在李、白的身边工作，始终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桂系在大陆失败后，他靠着朋友的帮助，在香港九龙开个养鸡场，后遭受火灾，损失一空，这些内外因素，都影响了他。这时他在某刊物上每周写些时论，抒发他对时局的看法。在李、白幕府中，虽貌似“右”派人物，却与“左”派人物刘仲容配合默契，互不干扰。1939年他在广西李、白的绥署政治部任主任和主持三青团工作，曾引进进步人士王深林和中共地下党员侯甸在他身边工作，引荐艾青入《广西日报》当副刊编辑，且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保持着融洽的和平共处关系。虽然这与当时白崇禧的中间偏左的立场有关系，但与他有个性、政治嗅觉灵敏、独立的思维能力、高超的工作技巧和能力不无关系，也为他以后的彻底转向创造了前提条件。
十、亲身感受到幻灭的悲哀，北上北京，访谒周恩来
也是这时，一个旧时的同事突然造访，向他提出去北京接触中共的意见。程思远初时犹疑，经过与其夫人石泓的密谈，石泓完全支持他北上的探索行动。这里我要说个故事，凡事有前因。思远前后有三个夫人：第一任夫人是林黛的妈妈，广西全州人，纯朴的大家闺秀，与桂系高层夫人郭德洁、宋绿蕉、黄端润等来往密切，有其风范；第二任夫人是长沙人交际花郑蕾，在桂林乐群社与思远跳舞而结合，抗战胜利后去美国；第三任夫人是石泓，武汉名家女，成都四川大学高才生，我要替她上个尊号，是思远的德配夫人。石泓是时代尖端的女性，政治嗅觉敏锐，端庄贤慧，是思远的得力贤内助。后来周恩来总理非常赞赏她、关注她。1983年我去北京，她对我亲切而诚挚的接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思远频繁的通讯和交往，也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她先思远而去世，我是感到悲痛和可惜的，她帮助思远完成后半生辉煌的人生历程。
十一、从内部堡垒攻破缺口，迎附李宗仁归国
程思远在1956年5月完成第一次北上探索后，在香港去信美国，向李宗仁汇报北京之行的情况，其时李宗仁还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美国当权者的认识还是扑朔迷离，责备思远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处事孟浪。后来经过吴尚鹰等人的密议，以及法国戴高乐政府对北京人民政府的建交与承认，李宗仁才逐渐开阔了视野，看清了世界形势，才下定叶落归根、回归祖国的决心，此事的艰难险阻经过，程思远的《我的回忆》一书已详述。
十二、程思远一生评价：于平凡中见其高大，在关键处洞烛先机，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与程思远有70多年的战斗友谊。总结其一生的经历，与其他几位出名的少壮派重要人物，具有不同的色彩与结局。王公度曾经显赫一时，赍志而死。韦永成则依李宗仁亲缘关系，少年得志，涉世不深，风流自命。先是向名流马相伯的女公子结好，后又转向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求婚，经蒋经国作介绍，玉成其事，那是1941年的事。韦永成以此因缘，由五战区政治部主任调升安徽民政厅长，幻想当中央内政部长。但后来蒋桂关系破裂，韦永成去台湾，捞不到一根稻草，抑郁而终。只有程思远于平凡中见其高大，少怀大志救中国，依附新桂系首次露面充当国民党四全大会代表即表态不想当官，而愿做实事。在历尽委婉而曲折的政治斗争实践后，豁然开朗地醒悟到，要走拥护新中国的道路，完成他有益的一生。他平易近人，善与人交，代表桂系与各党派联系，识时务而与刘仲容互相默契，做到左右咸宜。他陪同李宗仁由美返北京，相当一段时间，未派适当工作，处之泰然。后来他与楚图南由全国政协转任全国人大，同因年龄逾限而被质疑，但他俩还是因政治上占有的分量与声望而得到邓小平、邓颖超的支持而最终得到人大的认同，终他的余生孜孜不倦地尽力于台湾回归祖国的工作。程思远常去深圳，观察台湾、香港、澳门的动态。他不仅于平凡中显得高大，而且由他自身亲自感受到的最终醒悟，在关键时刻洞烛先机，毅然摆脱一切旧关系的困扰，而完成他辉煌的生命价值观，他是我们这一代有同样经历人的典范，我缅怀他的高风亮节，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注：本文作者是程思远生前挚友，长沙市一中退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