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生活和小说不一样，过去的生活没有凸现出来，而是陷于黑暗”——陈英记得“那不勒斯四部曲”最后一句——2018年春天，尽管看过原文小说许多遍，但真的译到那了，失踪的莉拉依旧没有回来陪莱农度过晚年，“想哭，又觉得突如其来，难以置信”，一千六百多页，一项“劳苦的差役”，结束了。
　　“那不勒斯四部曲”是意大利隐身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作品，讲述了两个女孩间复杂缠绕的关系及命运。四年来，陈英一头扎进上世纪60年代的那不勒斯，在那些破败的城区生活、流连，与书中的人呼吸、争吵、恋爱，扑面而来都是意大利南部炎热的风。
　　这阵风，2011年，从那不勒斯刮起，恰合了全球女性主义崛起的潮流，引发多个国家的阅读热潮。小说不单指向女性友谊，作者费兰特将人物融进时代流变，各种历史事件穿插其中，“女性问题其实也是普世性问题，是女性小说，也是一部意大利历史小说。”英国文学杂志《Granta》形容：“如果你还没读过费兰特，就好比你在1856年还没读过《包法利夫人》。”
　　六年后，中文版译者陈英翻译的四部曲首部《我的天才女友》面世，好评如潮。“读它的时候，我没有秘密”，“这不是一本书，这是一把刀。它不仅划开了那不勒斯，也划开了我。”2018年冬，HBO上线第一部改编的系列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开播不久便入选《时代》周刊年度十大剧集，豆瓣评分9.3。
　　书火了，剧的第三部让许多观众翘首以盼——随着书的火爆，译者陈英也被卷入时代的潮汐中，就像书房里养的绿萝，延展开来，不知在哪个句子的缝隙就勾到了读者的心。“参与时代的过程我都觉得挺惊异的。因为你在做自己的事情的同时，参与了这个时代。”作为一本世界级畅销小说的译者，陈英兼着译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既遵循译者的传统，在翻译中保持隐身与节制，忠实原著;又从译作出发，现身社会实践，介入时代。

译者的现身

　　近十年，陈英常住在重庆歌乐山脚，过着依山而居的日子。以此地为起点，花上10分钟，能去到热闹的磁器口古镇;沿着山路爬半小时，能到静谧的歌乐山顶——陈英自称半“山居”，“向前走进入闹市，向后走隐入山林”。
　　后一种常见，节制、隐藏、透明、不在场，都是惯常与译者绑定的词。创作上，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出于对原作的尊重，译文需要规避“僭越”;生活上，翻译中那些近乎体力劳作的部分，以及规定的交稿日期，更要求了一种对日常的高度把控。陈英二者都把握得很好，从不拖稿，作息规律，译作更是广受好评。
　　采访当天，她带着我登歌乐山——“看一遍是坐飞机在上空游览，或者坐缆车穿过一个文本。翻译跟爬山一样，是步行，拾级而上。”眼前的陈英穿着宽松的运动服，爱笑，爱说“是吧”，这是长年当教师留下来的习惯，一句话停留在此处，音调往往变得最高和明亮，眼神也是坚定的。
　　登山出一场畅快的汗后，陈英仍保持着强悍的体力。她一年译三本书，工作量大，需要的体力也大，难怪同行朋友说，陈老师的能量，“深不可测！”
　　在書房里安静地翻译，是人们想象中译者的姿态——“现身，好像就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传统。”这自然与神秘的费兰特有关。“埃莱娜·费兰特”只是一个笔名，没有人能够确定作家真实的姓名、性别和身份。当作者隐身时，除了成为“最好的读者”，把握住作者的语言和传递语言中的文学性，译者能做的还有什么？
　　在陈英看来，翻译是一门手艺，一个人在书房里，默默地扎一个好看的小板凳。她不擅长做一些看似热闹的事，也不主动。但翻过的书如同一颗石子投进时代的湖泊，这下如影随形了，生活一下子蹦出意料之外的广阔，每一面都挠着她，将她往外拽。连回老家，亲戚问起她，都是“你们家那个翻书的姑娘”。
　　陈英意识到，“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个转向，让她从语言转向实践，这是她刚从事翻译时完全没想到的。原著作者埃莱娜·费兰特从以往对一个女性的刻画，转到两个女性长达60年缠绕复杂的友谊史篇。陈英则从后现代小说转型到现实主义作品。早期翻译巴里科时，《愤怒的城堡》《一个人消失在世上》都极具实验性。“纯精神性的，诗意的、抽象的、梦境般的”，文字带着一种失重的眩晕，飘在云端。现实主义作品则“能让译者进一步地跟现实问题对接”。

女性参照

　　2013年，初读“那不勒斯四部曲”，陈英被两个女孩之间持久的较劲迷住。“书中这种特殊的吸引力持续了一辈子，充满思想、力量、激情，女性出于智慧而被绑定的描写非常吸引我。”亲密、控制、背叛、嫉妒与占有，能量巨大，“她们不总是相互帮助，她们也相互洗劫，相互盗取能量和智慧”，“莉拉和莱农的关系充满人世的烟火，是对生命的肯定”，“这不是可以简单用友谊概括的感情，女性可以成为另一个女性的缪斯。”
　　她觉得，“之前很多对女性关系的想象和刻画是很扁平单一的。费兰特挖得很深，只有这种复杂关系才是真正的关系。真正的朋友是非常罕见的，现实中大部分都是相互来往的人。我们自己因为精神特别孱弱，也承受不起很多这种坚定的关系。”
　　“那不勒斯四部曲”吸引了一大拨读者，陈英继而经常受邀参加讲座，主题多围绕译作、费兰特、意大利女性写作。实践参加得越多，她就愈发觉得，成长中的参照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不来自现实，也可以来自文学。“那不勒斯四部曲”能成为这样的参照，“长到一定的阶段，其实很需要一个成熟的女性作为你的参照，有很多事情可以交流”，包括真实的女性关系，“大众媒体、电视剧很多情节都在诋毁，在女性友谊没有打造成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塑料姐妹情’这样的表述，‘闺蜜’也混杂着很多暧昧的东西。女性之间的友谊还处于一种缺乏参照的阶段。” 　　读者们经常和她分享阅读《我的天才女友》《碎片》《鞋带》时的感受。她笑着自嘲，译的书都是婚姻劝退手册，“我觉得（我翻译的作品）可能会提高离婚率，降低结婚率。尽管可能比较遗憾，但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性。”来自女性处境的真实反馈，一点点扎着她，想要以学者的身份进入社会实践，“其实除了是译者之外，我还是个学者啊。”这不是自诩，听陈英的讲座，常有读者说，仿佛回到大学，上了一堂高质量的课，干货满满。

一间自己的房间

　　翻译“那不勒斯四部曲”时，陈英最得心应手的是第四部《失踪的孩子》。主角从少女时期的生涩与盲目、成年时期的漂泊与从野心中抽离，进入她口中的“真实的老年”，进入对人生有掌控的阶段。“这时尼诺在她心里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是一个愚蠢油腻的形象。莱农在反思，在清算自己的一辈子，也开始对抗年老的问题了。也可能跟我的年龄有关，我好奇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还有不追求男人后她的生活变成什么样，思索一种智性的生活”，“人若解下浮华的东西，爱情、声誉、事业，还剩下什么？”
　　陈英自认第四部契合目前的心境，语感也好找，年老的讲述者的声音平静沧桑。投射到自身，人到中年，克制的激情，真切强悍，最贴近生活本质，“清醒与节制，使一切井井有条、熠熠生辉”，能攫住内在的真相。
　　这份平静来之不易，她觉得要捍卫住——“达到一种自洽的状态，并且去捍卫。”身为女性，摆脱监控与受限于人，完全地去掌控自己的生活，于莱农，于她，都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1999年，陈英本科毕业。待过一段时间的旅行社，又去了大公司做技术翻译，三年后重归校园，考上了北外的研究生。家境不好，她成熟得早，常过着读书与打工的双重生活，自己负担学费和生活费。
　　在欧洲留学，为了省钱常住在昏暗的小宿舍。办居留时，挤在流民一样的人群里，警官态度粗暴，每办一次手续都元气大伤。后来又有人写公开信，指名道姓讽刺她，“一个女人，三十几岁了，还在海外读博士”。总结这段时间，陈英说，“到一定年纪才能摆脱。青春期又苦又长，那种受制于人的感觉特别差，没有自我空间，好多想做的事做不到。”
　　现在，在这间屋子里，陈英把《世说新语》、《聊斋志异》放在床头，每天读点古文，精神舒爽，保持中文语感;也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佛罗伦萨史》、阿里奥斯托《疯狂的罗兰》，一头扎进浩瀚的古典文学中。但她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碎片阅读太多，真正的沉浸太少。小时候上学，她是坐不住的那个，走神，阅读时思绪也是飘散的，报刊倒是看了不少，《小说月刊》《名作欣赏》《文汇报》《花城》。她印象深刻的是歌德的诗，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先锋文学作品，这些成为她文学的养分。每当翻译时，冷板凳一坐，进入状态，成为故事的讲述者，就又过起年少时写作的瘾来。

一个译者的激情与静和

　　“住在歌乐山这里，却是栖居在文字里头，有时候是冷清的北方，有时候是中世纪乱糟糟、情欲肆虐的修道院。”译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时，陈英感觉，整个夏天的体验都是恋爱，一段在那不勒斯有热度的恋情。
　　朋友莉迪亚就是那不勒斯人，身上有着小说般炽烈混乱的激情。走在街上，陈英能感觉到女性的氣质是一种盛开的状态，一种很强的冲击力从年轻女孩子身上散开。莉迪亚解释这种强悍的生命力：那不勒斯在维苏威火山口上，这可是“欧洲最危险的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把一切都埋了，他们就有一种决绝的姿态。
　　2009年夏天，莉迪亚带她去那不勒斯。朋友的“Mutter”（德语的“母亲”，莉迪亚称）就是火山的女儿，伤心时大哭，愤怒时会跳，可以讲几个小时不重复的话，蹦出许多真理。Mutter开车彪悍，回莉迪亚家的路上，巷子窄，车子卡得只剩下一个左后视镜，挤一挤也过去了。
　　陈英在翻译时往往想起莉迪亚与她的母亲，费兰特写出了一个城市的气息，“那不勒斯人和他们的城市紧紧贴合，有一种真正的激情在整个城市回荡”，“一个对情感刺激很强烈的城市，在那比较容易生气，比较容易恋爱，它的美很美，丑就很丑”，“我仿佛感受到了那不勒斯的风，感受到了主人公成长的破败街区，感受到那些灰尘、热度，还有大海。”
　　但笔落在纸上，落在翻译实践，尽是节制。面对激情带来的节奏感的更替，才更要保持平静。翻译第四部的时候，她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每天骑个破单车，寻到白云山下没蚊子的图书馆，平心静气地在馆里坐上一整天。“翻译是每天的固定节目，不是今天兴致来了，灵感来了，写个一万字然后休息三天，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作，很规律。它跟一个手工一样，它有工序，先把稿子写出来，然后不停地改，不了解的地方还得精修”，“节制也有一种激情在里面，对你做的事情怀有一种真切的激情。”
　　工作之余的时间大都静和。她自比是蜥蜴托生的，冷血动物。“工作完了，春分之后，最好的度日方式就是找个有太阳的地方天天躺着。”确实也这么干过，十年前博士毕业后，陈英得了半年的闲空，通日去运河公园和龙潭湖公园晒太阳，拿本书，防备溜圈的大爷来问她“为何老枯坐着”。年票也只需三块钱，她就整日坐在亭子里喝茶，心里特美。书不怎么看，就跟柳条一起感受暮春地下浮上来的燥热。
　　3月初，重庆精典书店，作为主讲嘉宾，陈英参加了《历史的暴力与女性主义写作》国际妇女节讲座。现场互动环节中，对话从“那不勒斯四部曲”进展到对现实中女性处境的积极追溯。背后的屏幕上是她刚刚对妇女节的祝福语——“更强悍，更开心！”以及那张广为人知的“We Can Do It！”海报。
　　当天，她在PPT上，黑底白字，列了丁玲的四条教诲，不仅在给现场的女性朋友，更是贯穿在她作为译者的日常生活中：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有节制地生活。第二，使自己愉快，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游惰只会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第三，用脑子，最好养成一种习惯，才不会后悔，才不会上当。第四，下吃苦的决心，生为现代有觉悟的女人，就要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