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16日，凯瑟琳·格雷厄姆出生在富裕的犹太家庭，在家中排名老四。含着金汤匙出身的她，却在一种奇特的养育方式下长大。母亲在生下她四个月之后，便同父亲一起前往华盛顿开始为政府工作并肩作战。在凯瑟琳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永远忙于工作、投资、赚钱，追求更高阶级的背影，而她的母亲则深刻地影响着她，并让她无处可逃。
　　母亲在结婚之前，曾在《纽约太阳报》做自由撰稿人赖以为生，还赚够了足以四处旅行的稿费。这在女性只能选择教书或者从事神职的年代，实属一项值得骄傲的壮举。结婚生子之后，母亲仍然保持独立和自由，并对自己的地位和事业怀有抱负，热切地想在社交圈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由于凯瑟琳的母亲不相信医生，朝夕相处的保姆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不承认疾病的存在，导致凯瑟琳小时候几乎没有看过医生，当疾病来袭只能默默承受并等待它自然痊愈。
　　在物理性的关注和情感的关爱双重缺失下，凯瑟琳仍然认为自己是兄弟姐妹中最幸运的那一个，身为家中第四个孩子，“既不用忍受母亲初为人母的压力，也无需承受她中年时的精神创伤”。
　　在凯瑟琳两岁的时候曾大胆做过一次人生预言。一次在餐桌上，父亲尤金说：“K（凯瑟琳的首字母）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女性。”4岁半的比尔（凯瑟琳的哥哥）说：“她不会成为一位女性，而会成为一位太太。”一旁的凯瑟琳则煞有介事地反击：“不，我不会，我会成为一位女性。”

从格雷厄姆夫人到格雷厄姆女士

　　1933年，凯瑟琳的父亲出于商业策略买下了摇摇欲坠的《华盛顿邮报》。1935年在演讲中掷地有声地说出箴言“报纸的第一使命是尽可能地使报道接近真相”。但在当时，没人意识到这两件事情将彻底扭转凯瑟琳的人生。
　　1938年凯瑟琳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在父亲的帮助下，来到《旧金山新闻报》做一份每周领21美元薪水的工作。在这里，凯瑟琳接受了真正作为记者的训练：把电话传来的消息变成新闻稿，亲身来到现场采访正在罢工的工人，从采访助理到真正独立完成长篇，再到关注新闻的时效和唯一性。没人知道她的身份，使她能自由地吸取养分并毫无拘束地大施拳脚，每一次尝试和进步都使凯瑟琳根植报业的信念愈加强烈。
　　一年之后，凯瑟琳的照片出现在《时代》中，上面写道：“21岁的凯瑟琳·迈耶将掌管她父亲的《华盛顿邮报》中的“读者来信”栏目。她父亲说，如果干得不好，我们会开了她。”这标志着凯瑟琳放弃了某部分的自由，重新回到父亲的庇护之下。
　　由于身份的尴尬，在《华盛顿邮报》的第一年，凯瑟琳只能做些不太重要的边角料。但身在政治中心的华盛顿，凯瑟琳的社交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起来，她结识了许多有经验的编辑，有才华的年轻人，以及日后成为他丈夫的菲利普·格雷厄姆，一位从哈佛毕业的年轻法官。两人同在一个社交圈中，做了一阵子“边缘性”朋友，直到几次派对上的热聊才逐渐熟悉。一次晚餐后，菲利普在送凯瑟琳回家的路上，风趣却不失认真地说，如果凯瑟琳能靠两套衣服生活的话，他们就结婚。

　　除了雙方父母巨大的财富落差曾令菲利普感到困惑之外，没什么能阻挡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互相承诺，结为夫妻。1940年夏天，凯瑟琳·迈耶正式变成了凯瑟琳·格雷厄姆。
　　在结婚的头几年，凯瑟琳就像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的女主角，心甘情愿地辞职，把曾经的梦想抛到脑后，过上了平淡的主妇生活，并以此为乐。凯瑟琳由衷地崇拜丈夫，认为婚姻生活把自己从家庭阴影和幻象中拯救出来，也是因为丈夫的存在，使她能放弃固有的执念，接受更有趣的思想。
　　1946年，二战结束之后，菲利普正式加入《华盛顿邮报》，深得岳父即老报主的信任。而此时的凯瑟琳仍然在生孩子、养孩子、料理家庭事务中周旋。至少在这个时候没人会做这种傻乎乎的假设，认为这位毫无野心的主妇未来会对整个世界的报业格局造成多大的影响。
　　两年之后，菲利普非凡的管理才华彻底征服了老报主，在家族的安排之下，格雷厄姆夫妇正式接手了《华盛顿邮报》。在菲利普成为新的报主期间有很多成功的商业策略，比如冒着触犯《反垄断法》的风险，与《时代先驱报》合并。这一举措使发行量在一夜之间翻了一倍，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华盛顿邮报》的未来。 　　凯瑟琳最看重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为报纸的声名鹊起而变得一帆风顺。她变得极度害羞，无法应付需要在众多陌生人面前演讲的社交生活，而他的丈夫也开始盛气凌人起来。当菲利普嘲笑凯瑟琳的身材，叫她“肥肥”，并把一枚猪头徽章交给她的时候，她却习惯性地把它挂在走廊里，并认为这样很有趣。
　　然而，忙于经营报社、开展丰富的政治生活并最终将林登·约翰逊推到副总统位置的菲利普却被躁郁症击垮。他开始在两种状态中摇摆，时而是风趣机智的企业家和丈夫，时而却变成毫无原因便恶语相向的暴君。

　　更糟糕的是，在1962年圣诞节前一天的下午，凯瑟琳接起了一个电话，偶然发现了丈夫和一位记者的婚外情。瞬间凯瑟琳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
　　除了要思考婚姻的去留，凯瑟琳还必须解决《华盛顿邮报》的归属问题。在这非常时期，很多朋友都向凯瑟琳伸出了援助之手，告诉凯瑟琳必须把《华盛顿邮报》控制在自己手中，它不属于菲利普·格雷厄姆。正是因为毫无预警的家庭变故使凯瑟琳性格中坚强的部分逐渐复苏，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经营公司的想法。
　　随着病情的加重，菲利普在人生最后的阶段还是选择回归家庭。在接受医院残酷的电击治疗后回家小憩时，举枪自尽。

和男人一起留在餐桌上

　　1963年9月，凯瑟琳在董事会上被选举为《华盛顿邮报》的总裁。从把婚姻当成生活方式的女人变成一家大公司的总裁，这期间遭遇的种种窘境，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凯瑟琳的丧夫之痛。最初，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凯瑟琳的双腿会紧张到发抖，而脸上却必须保持足够的镇定。
　　凯瑟琳为家族企业做出了不少努力，她会不计前嫌地给曾站在菲利普那边的同事写信，希望他们能和自己共渡难关。也会真心向他人请教，和行业中的专业人士共进午餐，不辞辛苦地飞往世界各地。凯瑟琳曾这样描述这个阶段：“我从最基本的事做起，一步一步向前挪，闭着眼，从悬崖边跳下。令人吃惊的是，我竟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安全着陆了。”
　　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性别也成为凯瑟琳的阻碍之一。当时的人们尚不习惯看到一位女总裁或女上司，凯瑟琳自己似乎也接受了女性在智力和工作能力上不如男性的假设。每每出席只有她一位女性在场的社交场所便会浑身不自在。当时上流社会通行这种做法：当所有人用餐完毕之后，男士会继续留在餐桌上喝白兰地，聊正事，而主妇们则会自动撤离，来到卧室闲聊。凯瑟琳即便对餐桌上的话题感兴趣，也还是会遵从习俗。随着女权意识的觉醒，凯瑟琳开始对这一切感到不对劲。一次宴会中，她对主人提出了所有人都应该留在餐桌上的要求，这次行为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社会变革。她自己开始了解，身为女性管理者有责任消除身边的偏见，开始教育身边的男士提高他们的觉悟，关注妇女平权问题并且更加谨慎地审视自家报纸的文章上有没有带有歧视偏见的内容。

五角大楼文件

　　正是因为凯瑟琳平易近人的个性和面对工作的勤勉，使公众开始信任这位新晋报主。凯瑟琳不仅延续了《华盛顿邮报》的辉煌，也从父亲手中完美继承了对新闻保持公正客观的优良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1967年6月13日，一份越战研究报告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因其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战争秘闻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引起轩然大波。这份文件是由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背着约翰逊总统完成的，目的是把真实原始的资料留给后世学者。
　　刊登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被政府口头要求停刊，但极富信念的编辑们依然我行我素地刊登了这一系列文章的第二部分，还曝光了政府曾试图阻止这些文件公之于众的行为，却也因此收到了政府限制令，这是美国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听证会之前就向媒体下达限制令。
　　彼时《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通过线人拿到了这份完整的神秘文件，编辑和记者在整理文件并撰写文章，而律师们则在各种法律条文中考核法律风险，与此同时，凯瑟琳则在家中为一位老同事办欢送会。
　　凯瑟琳的祝酒词被一个不得不接的电话打断，电话的另一头是争论不休的编辑和律师，所有人都在讨论是否要赌上《华盛顿邮报》的全部命运来追求新闻的真相，是否要在《纽约时报》停刊之后，还继续公开与政府作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掌握在凯瑟琳手中。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报纸的截稿时间已然迫近。
　　凯瑟琳明白，如果刊登可能会葬送父亲、丈夫和自己多年来的种种努力，但仍然战战兢兢地深吸一口气说，就这么干，刊登吧。随即，电话那头传来了不可思议的欢呼声。
　　这一次决定，如同凯瑟琳命运中的许多次一样，在风口浪尖上，只能不管不顾地听从直觉。从这一刻开始，她不再是依附于谁的妇人，而是能独立做出判断的令人尊敬的女性。

　　6月30日，最高法院裁定，政府没有正当理由证明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会危害国家安全，因此政府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指控被判定无效。五角大楼文件的曝光让尼克松政府名誉扫地，也让更多人对新闻自由、公平正义的追求和美国未来充满希望。《华盛顿邮报》因此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也标志着具有公信力的“凯瑟琳时代”的真正来临。

尾声

　　晚年的凯瑟把《华盛顿邮报》交给儿子打理。1997年，她把自己一生的感悟写进了自传《个人历史》，这本长达700页的巨作一经出版便在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并在次年荣获普利策奖。2001年，84岁的凯瑟琳因不慎摔倒，导致头部受伤，治疗无效后在医院离世。
　　之后《华盛顿邮报》几经易主，并在2013年以2.5亿美元的价格被亚马逊收购，终结了格雷厄姆家族对其的掌控权。但凯瑟琳女士不断挑战自我、用新闻扳倒总统的事迹证明了新闻的真实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也将一直在追求新闻理想的新闻人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