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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教苦学，初露锋芒
舒同1905年出生于江西东乡县城，父亲舒仁兴是剃头师傅，母亲杨红是个俭朴的家庭妇女，家境十分贫穷。
1912年，舒仁兴在东乡县城十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仁兴饭店”。是年腊月，有一位叫梁翘的秀才在仁兴饭店投宿了好几天，无意中发现该店老板的小儿子生得聪明伶俐，甚是讨人喜爱。每天一大早，舒同就开始努力地读书练字，梁秀才暗自琢磨：这孩子将来定会有出息。于是破格免费收下舒同入读其私塾。
这所私塾对读书、写字要求极严，规定先学好书帖，练字从小到大，从简到繁，循序渐进。舒同在先生的传授下，临摹了一年多的柳公权体，然后又学颜真卿体。因无钱购买笔墨纸张，就捡来邻居织麻时丢弃的乱麻做土笔，用染布的蓝靛做墨汁，拿破碗当砚台。3年过去了，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先生适时指点： “书法这门艺术，应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舒同把这席话牢记在心，省吃俭用，千方百计购买王羲之、何绍基、钱南园等名家字帖以及楷、行、草、隶、篆等各种字体的版本，认真学习琢磨。他决心练出自己的风格，为了写好草书体的“蛇”字，他曾仔细观察蛇的行、游、卧、攀等各种姿态，终于领悟到书写“蛇”字的秘诀。
14岁的舒同已小有名气，乡邻请他写对联，写福、寿、喜等字，他来者不拒。有个乡绅操办寿诞，请他写“如松柏茂”匾字，得到好评，当地人盛赞少年舒同的字“刚健雄厚，大气磅礴，有开阔豪宕的风貌”。
卖字存身，艺惊四方
16岁时，舒同考入抚州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经常为学校写字，留下了许多墨迹。1926年北伐军攻占抚州，他与几个同学自费购买彩色纸张，书写“欢迎北伐军群众大会”的横幅和大批标语彩旗。在中共特派员曹燕堂的影响下，他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事件中，舒同等12人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舒同遂化名舒文藻。他辗转武汉、南京、上海后，来到安徽含山县。当时天色已晚，他就在镇上的饭馆住下。夜晚，他跟店主说.“贵馆开得不错，要是能挂上一块招牌，那就可以招揽生意。”店主笑着告诉他：“我早有此意，就是找不到字写得好的人。”舒同相机进言：“我走了几省，盘缠不足，想帮你写一块招牌，赚点路费。”店主欣然应允，次日一早，便送来文房四宝，舒同挥毫写了“含山饭馆”4个大字。不久，这块四字招牌经过加工装饰，悬挂在门前十分惹眼，众人纷纷前来观看，赞不绝口。其中有一位爱好书法的前清遗老，看了这块招牌连声叫好，认为舒同的书法功底深厚，兼有柳骨颜筋，并有何绍基的笔法，独具特色，建议店主把舒同领到镇上一家私立小学去卖字。到学校后，舒同先为校长书写了一个条幅，又为老先生书写中堂和对联，接着为镇上不少商店写了招牌，还为许多书法爱好者写字留念。后来校长劝他莫在江湖飘零，愿以高薪聘请教书。舒同婉言谢绝。临行前，那位先生不仅为他筹集了路费，还通过关系为他开了一张“良民通行证”。
红军书法家
舒同于1930年春夏之交，被派往家乡策应红军攻打抚州，继而以地方党支部领导人的身份转入红军，开始了戎马生涯。
1931年，他连续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在紧张的战斗之余，始终寄情翰墨，潜心书法，甚至在行军途中，也在马背上不停地比划字形，红军指战员称他为“马背书法家”。随带的各种名帖成了舒同最重要的“财产”，他随时随地都在揣摩这些名家的书法真谛。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前，红军攻打漳州大捷时，舒同参加打扫战场，与毛泽东偶遇，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舒同？我早就听过的名字。”二人边走边谈，毛泽东看见地上有许多子弹壳，随手拾起一枚，诙谐而深情地说道：“战地黄花，这就是战地黄花啊！”舒同向毛泽东坦陈自己对诗词和写作饶有兴趣，说：“我参加革命后，书法与革命融为一体了……我这个人呀，就是革命加书法。”毛泽东笑呵呵地说：“我见过你的书法，写得很好，有功底，有风度，又好看，你是红军书法家嘛！”
长征途中，尽管天上有敌机，地上有追兵，舒同却是文房四宝从不离身.行军时，右手食指不停地在膝盖上练字，因而他的军裤总是右腿膝盖处先破。每到一处休息，他就用石灰水在墙上书写标语。毛泽东看到墙头那些巨幅“舒体”标语后，非常赞赏。1936年，延安创办“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负责筹备的同志请求毛泽东写个校牌，毛泽东一时抽不出空，便向来人推荐：“你们去请舒同写吧，他的字写得很好哩！”就这样，舒同写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新中国成立后，舒同担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仍保持战争年代那种刻苦练字的习惯，他不仅为上海写了无数的门牌匾额，还为上百种报纸题写了报头。
一次，北京荣宝斋书画店从邓拓家借来一支斗大毛笔，请舒同写一幅两米见方的“寿”字，舒同欣然答应。这幅斗大“寿”字，笔锋道劲、潇洒飘逸，一经挂出，参观者莫不留连忘返。有人愿出500元购买，营业员笑着解释道：“对不起，这幅单字中堂是展出珍品，就是1000元也买不到这个‘寿’字。”
文名不逊书名
舒同的文字功底深厚，早在学生时代就受陈独秀、胡适的影响。他与进步同学组织了“学友会”，并主编《师水声》杂志，后又在江西第三师范学校与学友饶漱石、李井泉等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抗战时，晋察冀军区在一次战斗中捉到一个叫蒲田好雄的日军宣抚官，与日军高官东根清一郎是好友。蒲田好雄被俘后，不仅没有被八路军杀掉，而且还受到了优待，东根清一郎便提笔给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了一封信，恳求八路军能释放其好友蒲田好雄。舒同执笔、聂荣臻司令员签发，给东根清一郎写了一封特殊的回信。信中写道：“中日两大民族，屹立于东亚，互助则共存共荣，相攻则两败俱伤……中国迫于亡国灭种之惨，悚于奴隶牛马之苦，全国奋起，浴血抗战，戮力同心，以御暴敌，唯在驱逐穷兵黩武之日本军阀，非有仇于爱好和平之日本国民也……中国人民之性命财产，虽横遭日本军阀之蹂躏摧残，然而为独立自由而战，为正义和平而战，其代价之重大，非物质所能衡量，故不惜牺牲一切，以与暴敌抗战到底……山非富士，不见秀丽之峰，树无樱花，莫睹鲜艳之柱。望莫望兮扶桑，归莫归兮故乡。”
这封由聂荣臻、舒同共同署名的《致东根清一郎的答复信》，情真意切，文采斐然，发表于《抗敌日报》上，成为当时著名的讨日檄文，被称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对话”。
新中国成立后，舒同随陈毅来到上海工作，身兼6个重要职务，其中一个就是《解放日报》总编辑。他的文采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青睐，曾提议调他进北京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文革”中，舒同遭到迫害，在一间10平方米的阴暗平房里关了6年。1971年春节前夕，他写了一篇令世人震惊的《致专案组的新年贺词》：“专案组的陷害者们：值此专案审查第二个新年，我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在专案审查方面——不，在专门陷害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你们的本领比秦桧要高明，秦桧只知讲‘莫须有’，而你们则更上一层楼，善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凭空虚构，捏造陷害。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在捏造陷害事业中创造新的奇迹。”此文后来全文登载在《解放军报》，舒同遂被认为是“第一个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
创办书法家协会
舒同“名重而不傲世，艺高而不媚俗”，书法充满正气和正义，藏锋起落，端庄宽博，雍容大气。1980年底，舒同征得中宣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的批准和支持，联络各省、市、区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发起建立全国性书法协会组织。经过舒同近半年呕心沥血的筹备， “中国书法家协会”于1981年5月正式成立，舒同当选为主席。
舒同晚年的辉煌已超出国界，“舒体”字早已蜚声中外，在日本、新加坡、朝鲜、加拿大、美国广泛流传。1980年和1984年，舒同两次应邀率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同日本书法界名流进行了接触，许多人纷纷求字，盛情难却，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舒老的墨宝。舒同有一颗爱心，平和地看待普通书法爱好者，一生不办个人展览、不出书法集，不收弟子，淡泊名利，活得非常超然和干净。如今舒体己输入我国计算机字库，成为“永不关闭的书法展览馆”，这是对舒同在中国书法历史上巨大贡献的最好肯定。
舒同1905年出生于江西东乡县城，父亲舒仁兴是剃头师傅，母亲杨红是个俭朴的家庭妇女，家境十分贫穷。
1912年，舒仁兴在东乡县城十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仁兴饭店”。是年腊月，有一位叫梁翘的秀才在仁兴饭店投宿了好几天，无意中发现该店老板的小儿子生得聪明伶俐，甚是讨人喜爱。每天一大早，舒同就开始努力地读书练字，梁秀才暗自琢磨：这孩子将来定会有出息。于是破格免费收下舒同入读其私塾。
这所私塾对读书、写字要求极严，规定先学好书帖，练字从小到大，从简到繁，循序渐进。舒同在先生的传授下，临摹了一年多的柳公权体，然后又学颜真卿体。因无钱购买笔墨纸张，就捡来邻居织麻时丢弃的乱麻做土笔，用染布的蓝靛做墨汁，拿破碗当砚台。3年过去了，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先生适时指点： “书法这门艺术，应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舒同把这席话牢记在心，省吃俭用，千方百计购买王羲之、何绍基、钱南园等名家字帖以及楷、行、草、隶、篆等各种字体的版本，认真学习琢磨。他决心练出自己的风格，为了写好草书体的“蛇”字，他曾仔细观察蛇的行、游、卧、攀等各种姿态，终于领悟到书写“蛇”字的秘诀。
14岁的舒同已小有名气，乡邻请他写对联，写福、寿、喜等字，他来者不拒。有个乡绅操办寿诞，请他写“如松柏茂”匾字，得到好评，当地人盛赞少年舒同的字“刚健雄厚，大气磅礴，有开阔豪宕的风貌”。
卖字存身，艺惊四方
16岁时，舒同考入抚州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经常为学校写字，留下了许多墨迹。1926年北伐军攻占抚州，他与几个同学自费购买彩色纸张，书写“欢迎北伐军群众大会”的横幅和大批标语彩旗。在中共特派员曹燕堂的影响下，他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事件中，舒同等12人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舒同遂化名舒文藻。他辗转武汉、南京、上海后，来到安徽含山县。当时天色已晚，他就在镇上的饭馆住下。夜晚，他跟店主说.“贵馆开得不错，要是能挂上一块招牌，那就可以招揽生意。”店主笑着告诉他：“我早有此意，就是找不到字写得好的人。”舒同相机进言：“我走了几省，盘缠不足，想帮你写一块招牌，赚点路费。”店主欣然应允，次日一早，便送来文房四宝，舒同挥毫写了“含山饭馆”4个大字。不久，这块四字招牌经过加工装饰，悬挂在门前十分惹眼，众人纷纷前来观看，赞不绝口。其中有一位爱好书法的前清遗老，看了这块招牌连声叫好，认为舒同的书法功底深厚，兼有柳骨颜筋，并有何绍基的笔法，独具特色，建议店主把舒同领到镇上一家私立小学去卖字。到学校后，舒同先为校长书写了一个条幅，又为老先生书写中堂和对联，接着为镇上不少商店写了招牌，还为许多书法爱好者写字留念。后来校长劝他莫在江湖飘零，愿以高薪聘请教书。舒同婉言谢绝。临行前，那位先生不仅为他筹集了路费，还通过关系为他开了一张“良民通行证”。
红军书法家
舒同于1930年春夏之交，被派往家乡策应红军攻打抚州，继而以地方党支部领导人的身份转入红军，开始了戎马生涯。
1931年，他连续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在紧张的战斗之余，始终寄情翰墨，潜心书法，甚至在行军途中，也在马背上不停地比划字形，红军指战员称他为“马背书法家”。随带的各种名帖成了舒同最重要的“财产”，他随时随地都在揣摩这些名家的书法真谛。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前，红军攻打漳州大捷时，舒同参加打扫战场，与毛泽东偶遇，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舒同？我早就听过的名字。”二人边走边谈，毛泽东看见地上有许多子弹壳，随手拾起一枚，诙谐而深情地说道：“战地黄花，这就是战地黄花啊！”舒同向毛泽东坦陈自己对诗词和写作饶有兴趣，说：“我参加革命后，书法与革命融为一体了……我这个人呀，就是革命加书法。”毛泽东笑呵呵地说：“我见过你的书法，写得很好，有功底，有风度，又好看，你是红军书法家嘛！”
长征途中，尽管天上有敌机，地上有追兵，舒同却是文房四宝从不离身.行军时，右手食指不停地在膝盖上练字，因而他的军裤总是右腿膝盖处先破。每到一处休息，他就用石灰水在墙上书写标语。毛泽东看到墙头那些巨幅“舒体”标语后，非常赞赏。1936年，延安创办“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负责筹备的同志请求毛泽东写个校牌，毛泽东一时抽不出空，便向来人推荐：“你们去请舒同写吧，他的字写得很好哩！”就这样，舒同写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新中国成立后，舒同担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仍保持战争年代那种刻苦练字的习惯，他不仅为上海写了无数的门牌匾额，还为上百种报纸题写了报头。
一次，北京荣宝斋书画店从邓拓家借来一支斗大毛笔，请舒同写一幅两米见方的“寿”字，舒同欣然答应。这幅斗大“寿”字，笔锋道劲、潇洒飘逸，一经挂出，参观者莫不留连忘返。有人愿出500元购买，营业员笑着解释道：“对不起，这幅单字中堂是展出珍品，就是1000元也买不到这个‘寿’字。”
文名不逊书名
舒同的文字功底深厚，早在学生时代就受陈独秀、胡适的影响。他与进步同学组织了“学友会”，并主编《师水声》杂志，后又在江西第三师范学校与学友饶漱石、李井泉等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抗战时，晋察冀军区在一次战斗中捉到一个叫蒲田好雄的日军宣抚官，与日军高官东根清一郎是好友。蒲田好雄被俘后，不仅没有被八路军杀掉，而且还受到了优待，东根清一郎便提笔给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了一封信，恳求八路军能释放其好友蒲田好雄。舒同执笔、聂荣臻司令员签发，给东根清一郎写了一封特殊的回信。信中写道：“中日两大民族，屹立于东亚，互助则共存共荣，相攻则两败俱伤……中国迫于亡国灭种之惨，悚于奴隶牛马之苦，全国奋起，浴血抗战，戮力同心，以御暴敌，唯在驱逐穷兵黩武之日本军阀，非有仇于爱好和平之日本国民也……中国人民之性命财产，虽横遭日本军阀之蹂躏摧残，然而为独立自由而战，为正义和平而战，其代价之重大，非物质所能衡量，故不惜牺牲一切，以与暴敌抗战到底……山非富士，不见秀丽之峰，树无樱花，莫睹鲜艳之柱。望莫望兮扶桑，归莫归兮故乡。”
这封由聂荣臻、舒同共同署名的《致东根清一郎的答复信》，情真意切，文采斐然，发表于《抗敌日报》上，成为当时著名的讨日檄文，被称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对话”。
新中国成立后，舒同随陈毅来到上海工作，身兼6个重要职务，其中一个就是《解放日报》总编辑。他的文采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青睐，曾提议调他进北京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文革”中，舒同遭到迫害，在一间10平方米的阴暗平房里关了6年。1971年春节前夕，他写了一篇令世人震惊的《致专案组的新年贺词》：“专案组的陷害者们：值此专案审查第二个新年，我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在专案审查方面——不，在专门陷害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你们的本领比秦桧要高明，秦桧只知讲‘莫须有’，而你们则更上一层楼，善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凭空虚构，捏造陷害。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在捏造陷害事业中创造新的奇迹。”此文后来全文登载在《解放军报》，舒同遂被认为是“第一个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
创办书法家协会
舒同“名重而不傲世，艺高而不媚俗”，书法充满正气和正义，藏锋起落，端庄宽博，雍容大气。1980年底，舒同征得中宣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的批准和支持，联络各省、市、区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发起建立全国性书法协会组织。经过舒同近半年呕心沥血的筹备， “中国书法家协会”于1981年5月正式成立，舒同当选为主席。
舒同晚年的辉煌已超出国界，“舒体”字早已蜚声中外，在日本、新加坡、朝鲜、加拿大、美国广泛流传。1980年和1984年，舒同两次应邀率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同日本书法界名流进行了接触，许多人纷纷求字，盛情难却，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舒老的墨宝。舒同有一颗爱心，平和地看待普通书法爱好者，一生不办个人展览、不出书法集，不收弟子，淡泊名利，活得非常超然和干净。如今舒体己输入我国计算机字库，成为“永不关闭的书法展览馆”，这是对舒同在中国书法历史上巨大贡献的最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