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年腊月十三，江湖有波澜。
　　太极派掌门吴公仪、白鹤派掌门陈克夫此前于报纸笔战胜负難分，遂签下“各安天命”之生死状，相约澳门比武。
　　当天香港《新晚报》的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小标题为“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高庆坊、快活楼皆赌场名，比武之事，引群情骚动，故澳门的赌场也跟着大发横财。
　　《新晚报》时任总编罗孚回忆，“尽管只不过打了几分钟，就以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但街谈巷议却延续了许多日子。”三天后，陈文统（梁羽生原名）的第一篇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连载。
　　那一拳，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那一拳，也就能够被视作是打出了梁羽生、金庸、古龙；打出了刀丛里的诗，诗里湖光水色的潋滟多情；打出了“打不死”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家国春秋赤子心。
　　击筑行歌，铁骑锐驰。向东去，滚滚辽河；向西去，青旗沽酒；女墙苍凉着北塞的月，烟花津润了江南的眸。走前七步，越岭翻山；大笑回首，半壁神州。汝在伊溺毙六朝兴亡的背影中沉沦，又在残阳如血、落日饮马的黄昏离去。最后……
　　最后，任晚云随意飘过，任星星千道陨落。一个时代或许已经彻底终结，但在我们的心底，却依然固执地搜寻着什么，若有所待。

　　繁华落尽，君辞去；山河无处，觅故人。

第一回我不是个归人，是个过客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愁予《错误》
　　当死神的手掌如山峦的巨大阴影一般向古龙（原名熊耀华）压迫，熊大头的最后一句话，据说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熊先生着实不可常理揣测之。在燕尔新婚的时候，他能写出李寻欢将一生所爱林诗音拱手相让；最潦倒的时候，他偏偏写下《欢乐英雄》。
　　古龙的不合常理，是因为他的不柔滑，是因为他身体里“倔强少年”的部分，从来未被消解。
　　据覃贤茂《古龙传》记载：古龙极少提起往事，因此很多朋友甚至认为古龙是香港来台的一个孤儿。直到熊父得了帕金森症住院，登报寻找古龙，朋友方知熊父同在台北。而古龙之所以难以原谅父亲，盖因熊父在古龙尚年幼时便抛妻弃子，在儿子的心上留下一道不祥的瘢痕。
　　在《武林外史》中，古龙对父权的蔑视到了一个波峰：王怜花、白飞飞都仇视生父快活王，白飞飞报复父亲的方式更极端，是直接嫁给他——离经叛道处，戾气森森。
　　对父亲“不客气”，对女人，古龙也不怎么“客气”。
　　他年轻时先后与舞女郑莉莉、舞女叶雪同居，第一任妻子是传统贤妻型的梅宝珠，在这几段感情里，不是他忍受不了激情过后的乏味，就是别人忍受不了他的放纵。第二任妻子于秀铃和古龙有一段太平的日子，古龙带给她的倒不是婚姻上的阴影，是另一种——死亡的阴影。
　　在浪子的笔下，玉体动辄横陈，大腿动辄修长——和他的“女人观”一样常被诟病、嘲讽的，还有诸如“夜。深夜。漆黑的深夜。”之类丧心病狂的短句换行。传言，彼时报纸连载以行数来给古龙计算稿费；所以，嗯，大家懂了。
　　不爱古龙者，觉得他浅薄，重复，用单一的调子讲述雷同的话。而在《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中，他坦白：“我第一次‘正式’拿稿费的小说是一篇‘文艺中篇’，名字叫做‘从北国到南国’，是在吴恺玄先生主编的《晨光》上分两期刊载的，那时候吴先生两鬓犹未白，我还未及弱冠。……除了还有勇气写一点新诗散文短篇之外，写武侠小说，我也写了二十年……那时候我什么都能写，也什么都敢写。……那些小说虽然没有十分完整的故事，也缺乏缜密的逻辑与思想，虽然荒诞，却多少有一点味。……在那时候的写作环境中，也根本没有可以让我润饰修改、删减枝芜的机会。因为一个破口袋里通常是连一文钱都不会留下来的，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拿去换钱；预支稿费，谈也不要谈。这种写作态度是不值得夸耀也不值得提起的，但是我一定要提起，因为那是真的。”

　　做个真的我，当古龙沉淀下来，不断地继承和沉湎过去、不断地鼎革和冀图突围之时，他的文字，恰如深不见底的海水：海面是跃动的晨光、翔集的鸥鸟、远行的渔人；海底，则是悸动的暗涛，狂怒的巨鲨，泣珠的鲛人。热血与幽玄载沉载浮，当然，唯一万万不可缺的是，手中须有酒。
　　饮一口竹叶青，李寻欢的飞刀例无虚发，盗帅摸着鼻子踏月而来，四条眉毛的陆小凤又开始管闲事了，潇洒浪荡的萧十一郎实则“狼独悲怆”；再一口女儿红，《天涯·明月·刀》里的妓女小婷在鬓边安然地插上了一朵茉莉花，《孔雀翎》里的丑女双双用温柔和坚强迎战命运的嘲弄，《英雄无泪》结尾的失明小歌女，“用一种很明亮的声音说：‘以后我还要唱。我要一直唱下去，唱到我死的时候为止。’”

　　他写名士风流不是“比较有一手”，是非常有一手。“名士戏人间，亦狂亦侠；奇行迈流俗，能哭能歌”的张丹枫，夺走了多少芳心？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美姿容、气度高华兼且懂情识趣、一往情深——可以说，张丹枫之后，武林或许再有没有第二个被塑造得如是完美无垢的男神了。
　　同时，梁羽生之后，武林也再有没有第二个如是天真的琴剑书生了。人性幽暗曲微，世情百转千回，看多了正邪的挣扎与丑陋的本相，我们需要名士用笔花照亮江湖，照亮懂得博弈懂得妥协、却希求最终能够实现一份纯粹愿景的人。
　　他是化诗文为亭台楼阁，其间遍植芝兰，笑迎访客；而来者兴尽告辞，可察余香袅袅，拂了一身还满。那是一种悠远、宁静的自足，毕竟，在经历了江湖的腥风血雨、凄风苦雨之后，曾经沧海的梁公，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搭建了杏花春雨的精神家园，格外引人流连忘返。
　　《萍踪侠影录》的最后一章写古城如画，景色还似当年的浅笑的轻嚬，不住地在眼前摇晃，张丹枫禁不住低低的叹了一声：“小兄弟，一切都太迟了！”
　　忽听得一声娇笑，张丹枫的耳边就似听得云蕾说道：“谁说太迟？你怎么不等我呵？”张丹枫回头一望，只见一匹枣红马上，骑的正是云蕾，浅笑盈盈，还是当年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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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丹枫如在梦中初醒，低声说道：“小兄弟，你也进城么？”云蕾盈盈一笑，种种恩仇，般般情爱，都尽溶在这一笑之中。
　　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

尾声同一个“侠文化的中国”

　　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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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神雕侠侣》
　　金庸2016年冬为香港博物馆金庸馆撰写的开馆前言，大抵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一篇公开的文章了。
　　“我的故乡是浙江海宁。那里是我的出生地，童年和青少年生活的地方，也是我接受启蒙教育和完成中学学业的地方。我毕业后去上海，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来到香港，当时才二十多岁。初来乍到，最鲜明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话也不懂的广东话。还闹出一个笑话，我初到埠，坐上白牌车，说去餐馆，司机先生却载了我去差馆（警署）。

　　“想不到在这陌生的城市一住几达七十年，大半个人生都在这里度过。我在香港结婚、生儿育女、撰写小说、创办报纸，家庭和事业都是在香港建立的。我亲身见证了，香港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兴旺，逐渐成为国际大都会。我也亲眼看到，改革开放为国家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东坡当年远离故乡到岭南，作《定风波》词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对香港来说，金庸也是一介移民，而他住得“很是心安”；同时，他写了一辈子江湖，却终究无法完全割舍系乎庙堂的关注。古龙是浪子；梁羽生是书生；金庸更像圆熟的士大夫，然稚拙意态偶尔也可得窥——做士大夫，自然就忘不了社稷，忘不了庙堂。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初见金庸时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金庸作为委员之一，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5年至1989年，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88年，金庸与查济民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
　　后来，北大授予名誉教授，浙大聘为文学院院长，各种头衔如春潮带雨晚来急般应接不睱……2005年，81岁的金庸为修读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特飞赴当地上课；2010年，他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言，“金庸武侠是现代中国人创造的，并且被全世界华人普遍接受的一个幻想世界”。金庸凭小说成为华人偶像，但他或许最渴望“大学者”的称号，“著名报人”次之——他曾说，自己“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对“三巨头”武侠小说的评议、讨论，能说的，可能早说尽了。梁羽生明确背景而局面另开，古龙完全虚化历史而专注雕琢人物，金庸以情节为纽带，杂糅史地、风俗和人情，真真假假。他们共同营造的宏壮瑰丽的“江湖”，是现代化来临前中国文明的缩影，是所谓民族大义与傲骨丹心的熔炉。贩夫走卒在其中领会世间百态，知识分子在其中对标华夏意象，年轻人在其中游历成长，海外游子在其中慰藉乡愁……全球的华裔，在其中认识到同一个“文化中国”，同一个“侠文化（浪漫化）的中国”。
　　溯洄从之，乃平江不肖生、宫白羽、还珠楼主；乃《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乃唐传奇、宋话本；亦乃《史记·刺客列传》、《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评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班固称“意气高，作威于世，谓之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亦皆有绝异之姿”。
　　事实上，游侠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从未被统治集团认可过，也少有得到主流文化的整体性肯定。但社会上广大的人群，凭着朴素的知觉与经验，都觉得其值得佩服，甚而忽视其或存可怖的另一面，何故？因游侠敢任人所不能任，甚至不惜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游离于秩序之外，摆脱待命刀俎的窘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指出，“（游侠）在认知方式上不讲循例从众，行为方式上不拘允执其中，情感方式上不尚拘谨自持，评价方式上排斥崇礼重序，无死容而有生气，无空言而重实际，不避祸福，忘忽利害，有时还能充作‘第三种权力’，在民间处定是非，决断生死；特别是他重人格平等，尚精神自由，爱无等差，义不苟且，这种敢于担当又能担当的精神，对从来讲究察于安危，宁于祸福，明于去就，莫之能害的中国人及其背后的文化，显然具有纠补意义。还有，他追求简单的是非和简明的人际温爱，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发挥，求得生命的高峰体验，从而既超越儒家所强调的社会联系和政治秩序法则，又超越道家所强调的自然联系与心理秩序法则，最大限度地开显了人的主动性，为消解这个世界的累累重负，疏浚坚强而饱满的生命之源，提供了独特而醒目的借镜。”
　　此即为我们投身武林，快意纵横的理由。在人的心智结构常不免与世俗经验相协调、与名利计较相适应的过程中，有时心憾于利害，间或又情变于存亡。当是时也，寄托了国人“该有的样子”的畅想的侠文化，总是足以打动每一个埋伏不羁因子的灵魂。
　　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在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季节，且让我们这些留守故土的人，齐齐举起珍藏在岁月里的金樽，叩舷长啸，慷慨悲歌，为离去的侠客们饯行。
　　——惟愿，江湖不废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