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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川采訪，去了两个北川——一个是记录下地震瞬间、留下上万名不幸逝者的北川老县城遗址，一个是在老县城23公里外的永昌镇异地重建的北川新县城。
“我们为老北川守灵”
尽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当进入北川老县城后，还是受到强烈的震撼：残垣断壁、被扭曲或折断的钢筋、深深嵌入地面的整幢楼房，受到地震强烈冲击的建筑物，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惨状。而老北川中学废墟上，白底黑字的巨大条幅——“怀念爱子贺川三周年七月十三二十岁儿子爸妈好想你”——更让人唏嘘。
“这里留下了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北川人，我们可以说是在为老北川守灵。”四川省绵阳市唐家山堰塞湖治理暨北川老县城保护工作指挥部赵凯生告诉记者，震后3年的北川老县城里，生者早已离去，对逝者的关爱却在延续。
由于震后的北川不具备原址重建的条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震后视察北川老县城时指示，再造一个新北川，可将老城作为地震遗址保留。
2009年6月，北川老县城保护工作指挥部成立，赵凯生和他的六十多位同事从那时开始搬入老县城办公，首先启动地质灾害治理和建筑物支撑加固工程，守护这座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地震废墟，并为来访者开辟一条安全肃穆的祭奠通道。
“刚来时，走在这被毁的空城里，说实话心里挺害怕的，毕竟那么多鲜活的生命瞬间就被压在废墟下面。后来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觉得有一种责任，我们是替逝者的家人来守护他们，有时还会觉得仿佛在跟这些灵魂对话。”赵凯生说，他们这个团队中没有北川当地人，他自已是被从另一个灾区绵阳抽调过来的，“试想每天面对着废墟和压在下面的亲人，恐怕谁都受不了”。赵凯生现在每天在老县城里至少要巡视两遍，走遍了老县城的边边角角，“哪个地方有个啥子变化都能很快发现”。
据了解，北川地震博物馆是国家级纪念馆，由老北川县城遗址和在建的北川地震纪念馆组成。地震博物馆不但记录下地震的瞬间，同时承载着祭奠地震遇难同胞、警示人类敬畏自然、弘扬抗震救灾精神的使命。赵凯生介绍说，如此庞大的地震遗址保护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所以他们的工作应该算是地震科学研究的一部分。
国家斥资4 2亿元保护老县城遗址，上海同济大学专家于2009年底制定出详细保护规划，指挥部按“原真性”(原汁原味地保护)、“可逆性”(所采取的设施可以拆除)、“分级分类”(在保护面太大、保护对象太多的情况下进行分级分类保护)和嘬小干预”(因对外开放需建设施，但要最少)等保护原则，在老县城周围的山体密集铺设防止山石滚落的防护网，疏浚整治河道，对14处23幢震损建筑进行了加固支持。不久前，占地0.9平方公里的北川县老县城遗址区内又建成一座长254米、高墙8米可拦沙大坝，保证这片掩埋数千名地震遇难者遗体的废墟免遭雨季频发的泥石流侵袭。
走在遗址中的纪念主干道上，赵凯生告诉记者，这条主干道原本是县城交通枢纽，是通往北川多个乡镇的必经之路，为避免车辆经过集中掩埋遇难者的公墓。指挥部将新近修建的防洪河堤同时改建成路，堤路结合可使车辆绕行，使逝者避免受到惊扰。
2010年5月起，老县城遗址向公众“适度开放”，每天接受1000名事先预约的来访者。赵凯生告诉记者，指挥部对来访者的衣着和行为举止都有相应的要求，如不穿艳丽的衣服，再如老城里的废墟旁竖着“给逝者一份安宁，给生者一份安心、“亲人安息了,我们还忍心惊扰吗？”等中、英、日、韩几个语种的标示牌。赵凯生说，民众来寄托哀思，对遇难者家属是一种安慰，也是对生命和自然的敬重。
老县城成为北川人心中永远的痛。据赵凯生观察，北川人其实很纠结，他们思念亲人但平日并不怎么回老县城，只是到了春节、清明和“5·12”忌日等特殊的日子人们才会聚到这里为遇难的亲人焚香烧纸，“这里太容易触景生情了”。
今年的“5·12”这一天，近5万人回到老县城祭奠亲人。“当他们回来时看到我们把遗址保护得很好，至少心生安慰。”赵凯生说。这一天也是赵凯生和同事工作极其繁重的时候，特别是有时会遇到逝者亲属的不理解，有人要回自己原来的家去祭奠，出于安全考虑和遗址保护的需要，耐心做工作有时招来的却是对方的不敬百辞。实在拦不住时，他们就默默跟在后面，万一出现安全问题可以随时解决，待祭奠者离开后赶快检查和清理烧过的纸，以免引起火灾。“能让失去亲人的人们得到些许抚慰，自己受点委曲就受了吧。”赵凯生说。按照中国人“守孝三年”的习俗，他们希望老县城的悲恸气氛能慢慢减少，比如把原来黑底自字的条幅和标语渐渐改为蓝底白字，“吵一份沉痛，多一份平和，毕竟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生活”。
“他们在那个世界挺热闹的”
“满目疮痍、山河破碎、家庭残缺”，韩贵钧这样描述3年前的北川。韩贵钧是北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他告诉记者，“5·12”地震中，北川县的1500名干部中，有436名干部罹难。幸存的干部中90％的有亲人遇难。其他的幸存者中，几乎每人都失去几名亲人，他本人就有9位亲人遇难。像他这样的基层官员，“既是灾民，又是重建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施者”，比起一般老百姓，承受了不同寻常的压力。
韩贵钧和他的同事至今仍在简易板房中办公。“为了保证百姓尽快有一个安定的新家，我们的办公楼是新北川最后一个设计施工的项目。”他说。明的四川气温已超过30℃，在简易板房中采访，一会儿就大汗淋漓。据了解，新办公楼落成前，韩贵钧和同事还需要在板房中工作几个月，同行的《人民中国》杂志日文专家岛影均评价北川的官员是“为人民服务”。
李华，羌族人，现任北川县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刚刚过去的“5·12”那天，李华与家人一同回到老北川去祭奠亲人，还去看了在老县城的家和原来办公的地方。“我那时在县建设局当副局长，办公室在六楼，地震来的瞬间，整个楼垂直下陷，跑出来一看，我的办公室变成一楼了。那房子现在还在，用一根铁柱子撑着，只是谁也看不出它原本是栋六层楼。”李华说。
3年前的地震中，李华失去了父亲、妹妹、堂兄等7个亲人。与所有失去亲人的北川人一样，李华“不相信怎么那么多人眨眼同就全没了，过了好长时间一直都不相信。后来逢年过节总也见不到他们回来才开始慢慢接受”。李华最牵挂的一件事儿是不知道父亲到底在哪儿，“我妹妹在司法局上班，我知道她单位的楼被压平了。地震时我爸爸不在家，可能是出去耍了，我妈也不知道他去哪了。”李华说，地震后母亲“话很少，怪怪的，不喜欢跟我们—起住，刚接过来住几天就闹着要回自己的家里去”。
李华自我评价“很乐观”，“因为地震我爸没了，妹妹没了，好多人没了，可是从总书记到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都关心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李华没法忘记震后他们坐大巴到绵阳安置点的情景，“那么多人给我们往车上塞馒头、塞水，都是素不相 识的人帮助你，我很感动。”在他看来，人终归有一死，“我老这么开导我的同事，咱们四川人爱热闹，像我爸爸、妹妹还有那么多人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在那里肯定也很热闹，该打麻将打麻将，该耍耍，活得很安逸，咱们活着的人还有啥子不施心的?”
李华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他说以前只是偶尔吸上一支半支的，现在每天要吸两盒。“没得办法，灭后安置百姓的工作任务重，特别是我们这儿涉及到安置老县城的百姓和本地拆迁户，情况更复杂。涉及到百姓利益，要想让群众满意，工作起来压力就很大。”李华也坦承，地震后最怕独处，“其实也想拼命工作填满时间，就怕闲下来，一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
据说在地震后，灾区干部被称为“5 2”、“白加黑”，就是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没休息日，曾有媒体称这是对灾区干部的“极限性考验”，呼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震后的第五个月，北川县农委主任董云飞因无法忍受丧子之痛而自杀，更引起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北川县委出台了整套关爱干部的政策，有关部门也加强了心理干预和疏导工作，对于筛查出的有重大心理问题的人给予特殊关怀和关爱。“董云飞是我的上司，当时他是农委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记得当时上级领导来调研，我说让我自杀不可能，但精神是不是会出问题就不敢保证了。领导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说了句老实话。给我一整天时间睡觉。”李华说。
随着重建工作的接近尾声，李华的生活慢慢开始回归正常，现在县里推行干部强制休假。2010年7月，李华跟同事一起去香港、澳门旅游了，主要是想释放一下心情。“我发现大家都想开了’原来什么都不合得买，考虑贵不贵，实用不实用，现在只要喜欢又买得起，一点都不含糊就买了，这可能也是地震带给大家的观念的变化吧。”
李华在新北川县城有了新房子。“我们这里是山东对口援建的。所有的北川人都是通过公开摇号拿到新房的。”李华说，他摇得禹龙小区117平方米的一套房子，价格近10万元。他通过公积金贷款5万元，再加上政府补贴的重建基金32万元，所以经济上压力不算太大。“比我原来的房子少3平米，我那个房子2002年花了58万元买的，那个时候的消费观念老，不愿意贷款，都是一点点攒起来的，没想到—地震，没了。”
无意中，新房子、老房子，新家、老家，李华又做了比较，老北川县城的生活成为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弟弟愿意我们把他当健全人”
北川中学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唯一一所高中。逾千^在3年前的地震中遇难。如今，这所由中国侨联援建、总投资2亿元人民币、来自73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爱心人士捐赠的学校传出了朗朗读书声。新校园的纪念墙上，记录了不尽的人间大爱；班级板报栏中，张贴着以“感恩”为题的作文。没有经历过灾难的孩子，难有这样深刻的思索和感受。
这座现代化校园的建筑普遍为3至4层，最高5层，每栋建筑都设有多个紧急通道。这样可以保证一旦灾难发生时，孩子们在20秒左右的时间内逃到室外空地；由于地震导致部分学生身体残疾，学校还专门在教室、宿舍、图书馆、卫生间、餐厅等各个场所配备了残疾人便利设施，教学楼、宿舍楼等都建有残疾人坡道，伤残学生不仅有独立的宿舍，其房间的单人床、坐便器等也都进行了无障碍处理。
郑海洋正在这里准备今年的高考，2008年，他是北川中学高一学生。地震中，在夹缝中做手势的郑海洋微笑的照片，曾被当作坚强乐观的符广为传播。
“我表弟原本很高，将近一米八，很帅气，现在只有一米六几，他能靠假肢走几步路，但基本上是靠轮椅。”25岁的魏新亭是北川新县城的解说员，提起表弟郑海洋来几度哽咽。郑海洋被救出后高位截肢，之后又因為伤口感染接受了两移手术，残肢非常短。
地震改变了这个原本品学兼优的学生的命运。“弟弟原本应该去年就考大学的，因为手术拖到今年。”魏新亭说，如果不是地震，弟弟肯定能上一个好大学，“但现在身体这个样子，再加上耽误来耽误去的，只能是考上什么上什么了。”魏新亭说姨妈原本很漂亮，从郑海洋受伤到现在，人老了好多，头发都白了。“她现在基本上就是围着弟弟转，北川中学很照顾郑海洋，聘姨妈做生活老师，管理宿合，也近距离照顾他。”
在为弟弟难过的同时，魏新亭也为郑海洋庆幸，毕竟他活下来了。地震中他们这个大家庭有几位亲人已永远地离开，其中包括魏新亭最喜欢的表姐，“最后一个也没有找到，家里照羌族的习惯为他们设了衣冠冢。”
2010年5月12日，在一篇地震两同年的纪念文章中，19岁的郑海洋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会在镜头前面表现得非常坚强，非常乐观，我们会对每一个陌生的人微笑，那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的懦弱其实我们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坚强。”魏新亭说很少听弟弟谈及地震的话题，我们在一起时，照样说笑，跟以前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都把他当健全人看，这可能也正是他希望的事情”。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魏新亭希望家人能慢慢走出伤痛。她说可能是职业的缘故，每天都在为大家讲述北川新县城的建设过程。每讲一遍，内心对帮助北川重建的人的感激就会增加一分。
“我们为老北川守灵”
尽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当进入北川老县城后，还是受到强烈的震撼：残垣断壁、被扭曲或折断的钢筋、深深嵌入地面的整幢楼房，受到地震强烈冲击的建筑物，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惨状。而老北川中学废墟上，白底黑字的巨大条幅——“怀念爱子贺川三周年七月十三二十岁儿子爸妈好想你”——更让人唏嘘。
“这里留下了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北川人，我们可以说是在为老北川守灵。”四川省绵阳市唐家山堰塞湖治理暨北川老县城保护工作指挥部赵凯生告诉记者，震后3年的北川老县城里，生者早已离去，对逝者的关爱却在延续。
由于震后的北川不具备原址重建的条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震后视察北川老县城时指示，再造一个新北川，可将老城作为地震遗址保留。
2009年6月，北川老县城保护工作指挥部成立，赵凯生和他的六十多位同事从那时开始搬入老县城办公，首先启动地质灾害治理和建筑物支撑加固工程，守护这座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地震废墟，并为来访者开辟一条安全肃穆的祭奠通道。
“刚来时，走在这被毁的空城里，说实话心里挺害怕的，毕竟那么多鲜活的生命瞬间就被压在废墟下面。后来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觉得有一种责任，我们是替逝者的家人来守护他们，有时还会觉得仿佛在跟这些灵魂对话。”赵凯生说，他们这个团队中没有北川当地人，他自已是被从另一个灾区绵阳抽调过来的，“试想每天面对着废墟和压在下面的亲人，恐怕谁都受不了”。赵凯生现在每天在老县城里至少要巡视两遍，走遍了老县城的边边角角，“哪个地方有个啥子变化都能很快发现”。
据了解，北川地震博物馆是国家级纪念馆，由老北川县城遗址和在建的北川地震纪念馆组成。地震博物馆不但记录下地震的瞬间，同时承载着祭奠地震遇难同胞、警示人类敬畏自然、弘扬抗震救灾精神的使命。赵凯生介绍说，如此庞大的地震遗址保护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所以他们的工作应该算是地震科学研究的一部分。
国家斥资4 2亿元保护老县城遗址，上海同济大学专家于2009年底制定出详细保护规划，指挥部按“原真性”(原汁原味地保护)、“可逆性”(所采取的设施可以拆除)、“分级分类”(在保护面太大、保护对象太多的情况下进行分级分类保护)和嘬小干预”(因对外开放需建设施，但要最少)等保护原则，在老县城周围的山体密集铺设防止山石滚落的防护网，疏浚整治河道，对14处23幢震损建筑进行了加固支持。不久前，占地0.9平方公里的北川县老县城遗址区内又建成一座长254米、高墙8米可拦沙大坝，保证这片掩埋数千名地震遇难者遗体的废墟免遭雨季频发的泥石流侵袭。
走在遗址中的纪念主干道上，赵凯生告诉记者，这条主干道原本是县城交通枢纽，是通往北川多个乡镇的必经之路，为避免车辆经过集中掩埋遇难者的公墓。指挥部将新近修建的防洪河堤同时改建成路，堤路结合可使车辆绕行，使逝者避免受到惊扰。
2010年5月起，老县城遗址向公众“适度开放”，每天接受1000名事先预约的来访者。赵凯生告诉记者，指挥部对来访者的衣着和行为举止都有相应的要求，如不穿艳丽的衣服，再如老城里的废墟旁竖着“给逝者一份安宁，给生者一份安心、“亲人安息了,我们还忍心惊扰吗？”等中、英、日、韩几个语种的标示牌。赵凯生说，民众来寄托哀思，对遇难者家属是一种安慰，也是对生命和自然的敬重。
老县城成为北川人心中永远的痛。据赵凯生观察，北川人其实很纠结，他们思念亲人但平日并不怎么回老县城，只是到了春节、清明和“5·12”忌日等特殊的日子人们才会聚到这里为遇难的亲人焚香烧纸，“这里太容易触景生情了”。
今年的“5·12”这一天，近5万人回到老县城祭奠亲人。“当他们回来时看到我们把遗址保护得很好，至少心生安慰。”赵凯生说。这一天也是赵凯生和同事工作极其繁重的时候，特别是有时会遇到逝者亲属的不理解，有人要回自己原来的家去祭奠，出于安全考虑和遗址保护的需要，耐心做工作有时招来的却是对方的不敬百辞。实在拦不住时，他们就默默跟在后面，万一出现安全问题可以随时解决，待祭奠者离开后赶快检查和清理烧过的纸，以免引起火灾。“能让失去亲人的人们得到些许抚慰，自己受点委曲就受了吧。”赵凯生说。按照中国人“守孝三年”的习俗，他们希望老县城的悲恸气氛能慢慢减少，比如把原来黑底自字的条幅和标语渐渐改为蓝底白字，“吵一份沉痛，多一份平和，毕竟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生活”。
“他们在那个世界挺热闹的”
“满目疮痍、山河破碎、家庭残缺”，韩贵钧这样描述3年前的北川。韩贵钧是北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他告诉记者，“5·12”地震中，北川县的1500名干部中，有436名干部罹难。幸存的干部中90％的有亲人遇难。其他的幸存者中，几乎每人都失去几名亲人，他本人就有9位亲人遇难。像他这样的基层官员，“既是灾民，又是重建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施者”，比起一般老百姓，承受了不同寻常的压力。
韩贵钧和他的同事至今仍在简易板房中办公。“为了保证百姓尽快有一个安定的新家，我们的办公楼是新北川最后一个设计施工的项目。”他说。明的四川气温已超过30℃，在简易板房中采访，一会儿就大汗淋漓。据了解，新办公楼落成前，韩贵钧和同事还需要在板房中工作几个月，同行的《人民中国》杂志日文专家岛影均评价北川的官员是“为人民服务”。
李华，羌族人，现任北川县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刚刚过去的“5·12”那天，李华与家人一同回到老北川去祭奠亲人，还去看了在老县城的家和原来办公的地方。“我那时在县建设局当副局长，办公室在六楼，地震来的瞬间，整个楼垂直下陷，跑出来一看，我的办公室变成一楼了。那房子现在还在，用一根铁柱子撑着，只是谁也看不出它原本是栋六层楼。”李华说。
3年前的地震中，李华失去了父亲、妹妹、堂兄等7个亲人。与所有失去亲人的北川人一样，李华“不相信怎么那么多人眨眼同就全没了，过了好长时间一直都不相信。后来逢年过节总也见不到他们回来才开始慢慢接受”。李华最牵挂的一件事儿是不知道父亲到底在哪儿，“我妹妹在司法局上班，我知道她单位的楼被压平了。地震时我爸爸不在家，可能是出去耍了，我妈也不知道他去哪了。”李华说，地震后母亲“话很少，怪怪的，不喜欢跟我们—起住，刚接过来住几天就闹着要回自己的家里去”。
李华自我评价“很乐观”，“因为地震我爸没了，妹妹没了，好多人没了，可是从总书记到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都关心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李华没法忘记震后他们坐大巴到绵阳安置点的情景，“那么多人给我们往车上塞馒头、塞水，都是素不相 识的人帮助你，我很感动。”在他看来，人终归有一死，“我老这么开导我的同事，咱们四川人爱热闹，像我爸爸、妹妹还有那么多人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在那里肯定也很热闹，该打麻将打麻将，该耍耍，活得很安逸，咱们活着的人还有啥子不施心的?”
李华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他说以前只是偶尔吸上一支半支的，现在每天要吸两盒。“没得办法，灭后安置百姓的工作任务重，特别是我们这儿涉及到安置老县城的百姓和本地拆迁户，情况更复杂。涉及到百姓利益，要想让群众满意，工作起来压力就很大。”李华也坦承，地震后最怕独处，“其实也想拼命工作填满时间，就怕闲下来，一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
据说在地震后，灾区干部被称为“5 2”、“白加黑”，就是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没休息日，曾有媒体称这是对灾区干部的“极限性考验”，呼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震后的第五个月，北川县农委主任董云飞因无法忍受丧子之痛而自杀，更引起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北川县委出台了整套关爱干部的政策，有关部门也加强了心理干预和疏导工作，对于筛查出的有重大心理问题的人给予特殊关怀和关爱。“董云飞是我的上司，当时他是农委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记得当时上级领导来调研，我说让我自杀不可能，但精神是不是会出问题就不敢保证了。领导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说了句老实话。给我一整天时间睡觉。”李华说。
随着重建工作的接近尾声，李华的生活慢慢开始回归正常，现在县里推行干部强制休假。2010年7月，李华跟同事一起去香港、澳门旅游了，主要是想释放一下心情。“我发现大家都想开了’原来什么都不合得买，考虑贵不贵，实用不实用，现在只要喜欢又买得起，一点都不含糊就买了，这可能也是地震带给大家的观念的变化吧。”
李华在新北川县城有了新房子。“我们这里是山东对口援建的。所有的北川人都是通过公开摇号拿到新房的。”李华说，他摇得禹龙小区117平方米的一套房子，价格近10万元。他通过公积金贷款5万元，再加上政府补贴的重建基金32万元，所以经济上压力不算太大。“比我原来的房子少3平米，我那个房子2002年花了58万元买的，那个时候的消费观念老，不愿意贷款，都是一点点攒起来的，没想到—地震，没了。”
无意中，新房子、老房子，新家、老家，李华又做了比较，老北川县城的生活成为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弟弟愿意我们把他当健全人”
北川中学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唯一一所高中。逾千^在3年前的地震中遇难。如今，这所由中国侨联援建、总投资2亿元人民币、来自73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爱心人士捐赠的学校传出了朗朗读书声。新校园的纪念墙上，记录了不尽的人间大爱；班级板报栏中，张贴着以“感恩”为题的作文。没有经历过灾难的孩子，难有这样深刻的思索和感受。
这座现代化校园的建筑普遍为3至4层，最高5层，每栋建筑都设有多个紧急通道。这样可以保证一旦灾难发生时，孩子们在20秒左右的时间内逃到室外空地；由于地震导致部分学生身体残疾，学校还专门在教室、宿舍、图书馆、卫生间、餐厅等各个场所配备了残疾人便利设施，教学楼、宿舍楼等都建有残疾人坡道，伤残学生不仅有独立的宿舍，其房间的单人床、坐便器等也都进行了无障碍处理。
郑海洋正在这里准备今年的高考，2008年，他是北川中学高一学生。地震中，在夹缝中做手势的郑海洋微笑的照片，曾被当作坚强乐观的符广为传播。
“我表弟原本很高，将近一米八，很帅气，现在只有一米六几，他能靠假肢走几步路，但基本上是靠轮椅。”25岁的魏新亭是北川新县城的解说员，提起表弟郑海洋来几度哽咽。郑海洋被救出后高位截肢，之后又因為伤口感染接受了两移手术，残肢非常短。
地震改变了这个原本品学兼优的学生的命运。“弟弟原本应该去年就考大学的，因为手术拖到今年。”魏新亭说，如果不是地震，弟弟肯定能上一个好大学，“但现在身体这个样子，再加上耽误来耽误去的，只能是考上什么上什么了。”魏新亭说姨妈原本很漂亮，从郑海洋受伤到现在，人老了好多，头发都白了。“她现在基本上就是围着弟弟转，北川中学很照顾郑海洋，聘姨妈做生活老师，管理宿合，也近距离照顾他。”
在为弟弟难过的同时，魏新亭也为郑海洋庆幸，毕竟他活下来了。地震中他们这个大家庭有几位亲人已永远地离开，其中包括魏新亭最喜欢的表姐，“最后一个也没有找到，家里照羌族的习惯为他们设了衣冠冢。”
2010年5月12日，在一篇地震两同年的纪念文章中，19岁的郑海洋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会在镜头前面表现得非常坚强，非常乐观，我们会对每一个陌生的人微笑，那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的懦弱其实我们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坚强。”魏新亭说很少听弟弟谈及地震的话题，我们在一起时，照样说笑，跟以前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都把他当健全人看，这可能也正是他希望的事情”。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魏新亭希望家人能慢慢走出伤痛。她说可能是职业的缘故，每天都在为大家讲述北川新县城的建设过程。每讲一遍，内心对帮助北川重建的人的感激就会增加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