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时光过了将近半个世纪。那一年出生的孩子也已步入中年。许多事情说起来，未经过者都不敢相信。
　　我正好是1978年進入《光明日报》当记者的，驻山西记者站，在基层目睹了这一深刻变化。当时正处于新旧思想和体制的交替。政治上，思想极“左”，比如“文革”中，全国学大寨，大寨就被政治化、神化。报纸上登了一个大寨大队干部的照片，有人在她脸上画了一副眼镜，就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十年。大寨的水利工程，不按科学办事，有隐患。水利厅的工程师提意见就是反大寨。他们出于科学精神和责任心，只能晚上戴上大口罩到记者站来反映情况。在经济上，动不动就说姓社姓资。农民自己出卖一点农产品就是资本主义，要抓，要批判。我家乡有一座煤矿，有一个青年农民，趁天不亮时去矿上偷卖自己产的猪肉。他本来就有点儿心虚，正剁肉时，有人喊：“来人了！”黑灯瞎火，他一刀下去剁在自己手上，剁掉了四个指头。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发起讨论。报上发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直指为什么要禁止集市贸易？引起轰动效应。有的地方不为所动，还在禁止集市，农民就在扁担上面挂一张《光明日报》。当时人们抢着订《光明日报》。常有人找到记者站，要求走后门订一份报。就是因为上面有真理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的文章。可见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思想是多么得人心。当时我采访了一位青年农民。大队一个养猪场，年年赔钱。他第一个站出来承包，当年就盈利。这篇通讯得了1982年的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的前身）。这个农民当即被破格转为国家干部，并任地区科委副主任，去承担一个小流域治理。
　　知识分子是“文革”中打压的主要对象，也是改革开放中翻身最明显的阶层。我们记者站每天来上访的知识分子络绎不绝。我说过去的旧账算也算不清，干脆自己解放自己。就组织了一个“人才开发公司”，提出“像开发矿产那样开发人才”。省政府很支持，立即拨款40万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发表了消息。这是全国第一个这样的公司。许多长期埋没在基层的知识分子精英，包括一些错划“右派”的专家、学者，都发挥专长，大放异彩。我报道过的在工厂、农村最基层的知识分子中，有四个人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有的当了全国劳模，当了厅级、省部级干部。王森浩同志，当时是山西一个煤矿的矿长。我去采访时，他还戴着安全帽下井干活呢。因为他赶上了这个时代，稿子见报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山西省省长，后来又任煤炭部部长。我将这些记录特殊历史时刻的稿件辑成一本书《没有新闻的角落》，为历史存照。这本书连续再版十多次。
　　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时期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40年前的1978年和随后的日子是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大胆用人，大胆改革，产生了巨人和奇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