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复兴于理性,消逝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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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依赖于理性的人的主体性的发现。理性使儿童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于成人的世界,其自主性、独立性得以充分的保障。但是过于强调理性一方面会使童年陷入消逝,另一方面会使成人的意识淡薄,成为“儿童化”的成人。此外,中西方的语言表达和编码形式会影响到儿童的思维和个性发展。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童年在孔子时代是未明的。在现代,从表面上看似极力推崇儿童个性化发展,在美国儿童养育观中可以发现,子女和父母的全部关系充满了理性主义或消费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因此,现代意义上宣称的童年的复兴实际上是自欺的。
  【关键词】现代 理性主义 童年 消逝
  【中图分类号】B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7-0041-02
  【Abstract】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modernization is the discovery of subjectivity, which depends upon reason. Reason makes the children own their world, which is independent from adults. Thus, their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enjoy the fully guarantee. However, over-stressing reason will on the one side make the childhood go to vanish and, on the other side make adults become less awareness, even become the one specific to children. In addition, Chinese and western’s expressive and coding pattern of language could influence children’s thin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On this level, childhood during the era of Confucianism is unknown. We can find from the American’s seemingly individuality-esteemed concepts of child breeding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glutted with the tendency of consumerism and rationalism, which does great harm to the growth of children. Therefore, the alleged childhood reviving is practically self-cheating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Modern times Rationalism Childhood Vanishing
  
  一、几个概念的界定
  
  第一个概念是现代。现代这一时期出现的标志或特征是:人的主体性发现,即人的发现。它源于文艺复兴,因为在此之前一直是以神为中心的。
  第二个需要界定的概念就是童年。不同文化、不同时期对童年的定义均有所不同。童年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产物,它是社会和历史的概念。具体而言,是近代以来随着教育、产业、信息传播技术等的发展以及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及特殊年龄段。
  
  二、童年的发现
  
  理性主义对童年观的影响。在古希腊时期没有儿童期,没有儿童雕塑,只有女人和男人像。而童年的发现在近代才开始受到重新重视,并作为近代的特征之一。因为在此之前西方世界一直受理性的支配。在西方历来的哲学史上,理性都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理念。理性的培养在教育哲学中同样被视为重要的教育目标或目的。即便教育哲学家们的立场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强调并认同理性培养的至关重要性。苏格拉底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哲学家,他强调教育应促进每一个个体的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的生活。柏拉图也非常崇尚理性,尽管有一点极端的倾向。亚里士多德则身体力行培养具有鲜明个性特质的理性人——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生活的。中世纪的哲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理性的培养是基督教信仰完全实现的前提。杜威所发展的高度精炼的教育哲学的核心就是理性,即经验的培养。除了理性培养这一教育目标,纵观西方史,没有任何一个教育目标或理念能够受到诸多教育哲学家的普遍认同。直至现在,理性主义仍旧控制着儿童观。具体的表现就是,儿童拥有他们自己的、独立于成人的世界,但同时也丧失了在成人中的行动自由(Aries 1973:314),而这是以理性的支配为前提的。
  随后,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认识到,作为个体的人不仅有理性,还有敏感性、情感和非理性的冲动。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61)所言,卢梭在西方现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带有敏感性的“我”的丰富的内在世界并对于自然、市民社会亦即“我”自身都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和意义。此外,他指出“生命的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完美和成熟之处”(《爱弥儿》第二卷)。童年引起了自身的价值。在12岁之前不能让爱弥儿回到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因为会导致腐化堕落。如果爱弥儿在12岁时死去的话,没关系,因为他已享受到了童年。
  
  三、童年的消逝
  
  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中,一些成人出于商业的目的或其它动机,以他们的要求来确定儿童节目的主题,塑造“小大人”式的儿童形象。即是表现儿童的天真,也是为了装饰成人社会,表达这些成人所要表达的思想。这样的天真已经不是儿童天性的自然表现,而变成了一种儿童需要学习和掌握的表情,这种表情被一些媒体工作者称为“电视操练”,儿童的个性因此就被消磨掉。波兹曼等研究者认为,消灭了个性,童年当然就不复存在。
  电视为了提高收视率,就不断更新内容及形式吸引人的眼球——性、灾难、暴力、事故等。对于儿童来说,这是他们应当尽量少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心智尚不成熟,缺乏辨别力。印刷可以通过阅读能力划分出一定的等级,电视却无法区分观众的层次。电视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诸如:未成年人不宜观看。但是这种警告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只会有更多的,而非更少的儿童会继续观看,因为他们非常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节目将他们拒之门外,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如果秘密和羞耻感逐渐淡化,那么童年又会回到中世纪的虚无状态。如今的儿童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成人世界里的欲望和游戏,而成人对于作为“天使”的儿童也开始失去想像的热情,成人开始意识到:儿童并不天真无邪,他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体了解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
  此外,儿童社会预示着未来:“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因此,儿童社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气息就不足为怪。成人社会的某些方面之所以要对儿童“保持缄默的密约”,并不是说相关的知识儿童完全不能认识和了解,而是说,在现实社会中,这些方面凝聚了太多成人社会的阴暗面,却没有理由作为留给下一代,留给未来的东西。如果这样的秘密不能像儿童保守,那就无异于在文化上扼杀了儿童。甚至会造成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如未成年人犯罪人数逐年增多;成人责任意识淡薄等。而成人责任意识淡薄在杜威的理念中有明确的体现:
  对儿童的压制导致他们总是长不大,因为他们总是想依赖于社会。这样,民主就无法建立起来。而中国自上而下充满儿童气,即所谓的“儿童化”的成人——无法脱离欲望等的诱惑。因此,要通过民主形成富有创造性的儿童,对世界充满积极性。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儿童的自主性不甚提倡。儒家不提倡人的主体性,而强调社会主体,以社会为中心。“建国君民,化民成俗,教化为先”。教育成为国家的工具。以社会为中心就不利于主体创造力的培养,不利于儿童个性的生成。在我国,这就是所谓的集体主义、社会中心;而在古希腊叫做“城邦中心”。相反,柏拉图、苏格拉底强调理性、思考,认为“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生活的”。此外,在知识的获得途径上,中国强调默会,认为知识的学习就是语言的学习。中国的文字属于表意的,看到文字就可以感受到事物本身,导致思维具体。而西方文字是表音的,看到字母本身却不能领悟到具体事物的形象,很抽象。因此,西方对于语言的思考比我们发达。相应的,中国文化不强调能言善辩,并且孔子尤其反对能言善辩者。这样培养出的儿童必定是“成人化”的儿童。许多人种学研究都描述了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交流方式。为了确保交流的成功,亚洲文化强调听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西方文化则首先强调说者的责任。这两种不同的交流方式表明,亚洲的儿童可能会发展出较高水平的接受技能,而西方儿童则可能发展出较高水平的表达技能。但是,这种差异不会对儿童的学业成就造成影响,只会影响到儿童的创新思维和主动性。因此,伯恩斯坦(1977)指出,语言并不创建复杂的关系方式,而只是影响个体的思维和情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特征,而非个人特征的语言形式确定了(个体)是否具有获取某些人认知和社会能力的可能性,而对这些能力的拥有左右着学生的学业水平。
  实际上,亚洲和西方培养出的学生思维方式有很大差异——西方培养出的学生,敢于质疑,并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韩国等亚洲学生则不愿提问题,不愿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中国、韩国学生善于“听”——教师、学校从他们进校第一天起就开始对他们进行相关的驯化。因此,学校是一个带有种种限制又以种种方式限制人的环境。而许多教师害怕对这种环境失去控制,他们不给学生过多的“空间”。学生们无疑只看到了教师发出的信号。正像一名高中生简洁地表述道:“我们是笼中鸟,门开着,但是外面有只猫。”但这个形象的比喻还远远不能说明整个课堂的复杂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教师也是身在笼中,带着国家、社会对课堂行为的种种期望。社会期望教师管好他们的课堂。
  那么,是否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童年在西方得以复兴,在中国却得以消逝呢?
  
  四、童年复兴背后的“自欺”
  
  以下我将从儿童养育的角度来探讨童年的消逝。因为在学校这一领域中渗透了太多国家和社会的意愿,因此我选择从家庭的角度来进行剖析。
  美国儿童养育的意识形态实质是自欺的。由于美国儿童意识形态表面上是以儿童为中心,极力推崇儿童的个性发展。因此,它的理性主义、否定情感、自主个性的一面一直未受到质疑。鲍比(Bowlby,1965)曾经表述过一种儿童观,认为父母应该致力于孩子的幸福。因此就应当超越理性选择、利益计较和父母自身的利益。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家庭的儿童养育的一个特征是,父母与子女的全部关系充满了明显的消费主义或理性主义的倾向,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产品,是其劳动和精力“投入和投资”的成果,是其技能和努力的产出。因此,父母就会给儿童制定诸多的“规矩”。规矩是美国中产阶级养育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对于那些认为让孩子在夜晚哭喊是不人性的做法的观点,费波博士(Dr. Ferber)指出,父母有时应该让孩子哭喊。“当孩子想玩危险物品时,我们要说不,并且要设置让他为畏缩的限制”。同样,他认为,“要让孩子知道夜间的规矩。例如不准睡到父母的床上。睡一夜好觉符合孩子自己最大的利益”。(Rosen,p.28)在这段文字中,“规矩”被概括为一个文化上的善,从而像玩一些危险物品、与父母睡觉——由于违反规矩——都被同等地认为是“有破坏性的”、“危险的”。在规矩的名义下,一些实际主要是父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做法,都被解释为为了孩子最大的“利益”。
  实际上,既然规矩可以制定,那就同样可以拒斥或违反。而这一点,似乎可以解释为何西方学校中学生犯罪率会很高。
  纵观中西方教育史,便会发现,儿童观实质上已经消解。无论其表象如何。对古代中国而言,儿童期不复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前所述的儒家传统文化,它影响了人们的理念。在当代,原因则可以归结为应试教育。而新课程改革重新使得儿童的权利、个性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儿童的成人化或童年的消逝不是单纯的媒介形式的问题,而与整个社会的观念、文化传统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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