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根源与战略后果——中日矛盾持续升温的实质与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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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日本政府不顾40多年来两国交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不惜对中13关系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频频出手挑动中13关系的敏感神经,向中国方面寻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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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20国集团态度积极,领导人不仅积极参加峰会和财长会,而且总带来一些建设性意见。俄罗斯这种立场是出自它对国际格局变迁的基本判断。普里马科夫1996年出任俄总理后,做出了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基本判断,并将外交方针确定为使俄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有影响力的一极而创造条件。
G20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开三次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对国际秩序和中国外交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G20的崛起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意义不容低估。
2008年9月15日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世界经济陷入“大危机”。值此危机周年之际,2009年9月15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组织本院相关专家举行了专题研讨,就金融危机的根源、危机后的世界格局趋向以及中国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现将此次座谈会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一文通过分析部分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十年前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与判断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并由此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近乎“休克式”反思。该文在材料选择与使用方面均存在明显缺陷,其悲观的结论不能不让读者质疑;且文章“破”多“立”少,不利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
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新国防政策,对未来亚太局势做出了新的评估。新国防政策最引入注目的是清晰地提出“中国威胁论”和“国防独立论”。澳首次毫无遮掩地指出,中国崛起给亚太地区带来危机,是澳潜在的威胁;澳同时首次提出,尽管美国依然是盟国,但澳必须考虑“国防自强”。澳国防政策这种新基调的出现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其中新经济危机的爆发、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美国地位的质疑以及澳大利亚自身外交战略重心的转移是最主要的动因。在当前国际环境中,澳新版国防政策要打破传统模式进而实现其战略目标,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亚太地区大国
奥巴马政府非常重视对外援助在推行“巧实力”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并对美对外援助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这种调整在其2010财年预算案中得到了反映。本文着重以此为依据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进行分析。相较于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调整了对外援助的优先事务,并在总体削减美国预算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对外援助拨款,在援助方式上更注重多边渠道。这些调整在推动美国对外援助长远发展、减轻道义压力、重塑软实力、维护其在对外援助领域领导地位方面将起积极作用,但将面临美国内经济、民意、机构协调等方面的制约。
2009年10月28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邀请在京相关单位专家、学者举办了“民主党执政与日本战略走向”研讨会。研讨会由现代院日本所所长杨伯江主持,与会专家学者主要来自中联部政策研究室、外交部亚洲司、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及现代院等。会议主要讨论了日本政权更迭的国际国内背景及其对日本、亚洲地区与全球的影响等问题。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年轻主要体现为国际关系学科地位正式确立的时间不长,古老则表现为其基本思想理念却早已有之。通过回顾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拥有较长的历史与学术传统,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进程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萌芽阶段、孕育阶段、发展成熟阶段。
2009—2013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的民主问题凸显,但要理解欧洲民主的深层困境,须有超越“民主”的视角。欧洲民主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欧洲民主制度受制于经济规律而无法根据多数选民的要求进行决策;第二个困境是,在后工业化社会,欧洲民众的认同出现虚化和移动,导致民族国家:不再是施行民主的天然疆界。欧债危机期间欧洲出现的政府危机、抗议运动、民粹主义等都是这两个根本困境的体现,表明当前欧洲的民主制度不能完全赶上其周遭环境变化的步伐,开始出现“不:适应症”。这个“不适应症”在欧债危机
2009年11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主办了“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学术研讨会。来自外交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山大学、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