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古代经济形态，有个比较通行的说法：重农轻商。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将农业作为“本”是无可厚非的。“重农”在我国古代农耕文明时期被提到绝对高度。而综观历史，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并非都“轻商”。
　　商业的作用在很久以前就被发现。《周易·系辞》中记载了神农氏时期“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古俗，并视为理想制度，可见商业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治理天下所不可少的。
　　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打造“春秋第一霸”，商业出力不少。为了取得当时的重要战略物资，积聚货物，管仲不仅在国内提倡工商业与农业并举，而且大搞“国际贸易”“国际招商”，只要来齐国做生意，管吃管喝管住，还有其它特种服务，使来往于齐国官道上的商人络绎不绝。于是，天下商货云集齐国，对其成为当时超级霸主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中国经济至迟在战国时期起就已经具有商业性了”（《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很多外国人的著述中也多次提到中国古代有商业传统。
　　按照国史大家钱穆先生的说法，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实际上不是重农轻工商，而是农工商并重，重视工商业投资的（《中国经济史》）。大商人吕不韦参与造就了秦帝国且不说，秦始皇还尊重另外两个实业家：一个是乌氏倮，以经营畜牧业而成为巨富，“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大富豪得到了与朝廷大臣一样的政治待遇；另一个是巴蜀的寡妇清，因开采丹穴而成为富豪，秦始皇非常尊敬她，为她建筑了女怀清台以表彰其创业事迹和道德人品。秦帝国丞相李斯的名篇《谏逐客书》中，就提到秦国依靠对外贸易而获得了天下各国的诸多宝贝，以此讽喻秦始皇广泛利用各国有用人才，不要驱逐客卿，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秦帝国建立之前，嬴姓秦国就不轻视工商业。
　　有史学家认为，西汉时期所谓的“重农抑商”，实质是政府抑制百姓经商，将工商业抓在政府手上统筹，并最大限度地享有商业高利润。权贵们也从事工商业，谋取高额利润。如蜀郡南安人邓通，凭借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经皇帝允许，依靠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当时，造钱就是最好的工商业形态之一。
　　汉代商业经济的真相还可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一窥端倪。《两都赋》是汉代文学家、史学家班固创作的，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中描画长安：“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东汉另一个学者张衡的《西京赋》中，也描述了当时长安城的情形：“尔乃廓开九市，通阛带阓……瓌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这些洋洋洒洒的文字形象生动地再现了1900年前我国一线城市的商业繁荣景象。
　　《东都赋》中记载东汉建武、永平时期：“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东汉初年之抑制工商业，是统治者刻意为之，而这也反过来说明，当时社会工商业的兴盛已经到了统治者不得不出手来“抑”的地步。
　　尽管汉代对商人有这样那样的限制，比如汉高祖时期不允许商人穿丝质衣服、乘车，吕后掌政之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但是因其厚利所在，汉代民间依然乐于从商。
　　隋唐时期的官府为了补贴官员的薪俸，拨出一笔 “公廨钱”款作为本钱来做包括放高利贷在内的各种经营以盈利。这项措施经过了一个先施行后禁止再又施行的调整过程。调整后的“公廨钱”经营有了框框限制：可以进行贸易、农业投资等，但是不允许放高利贷。实际上，这就是政府商业行为，唐代经营这项“三产”的人员有个专门称谓叫“捉钱令史”，达到一定的获利经济指标或是从业年限，他们都会得到提拔。这种现象被唐代名臣颜真卿批评过，但是在唐代实行过很长阶段。
　　从唐诗中也可看出唐代中后期民间盛行从商。唐朝宰相姚崇的曾孙姚合写过一首诗：“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反映的是1200年前，唐宪宗、唐敬宗时期社会轻农重商的风气，百姓争相去做生意，造成了“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的局面。
　　此外，唐诗中还有“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等名句，不胜枚举，正是当时商业繁盛的生动写实。
　　宋代商业很发达，赵匡胤时代，夜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由京城扩延，许多城市都有了夜市。宋代在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的同时，商業获得了空前繁荣，宋仁宗前期为了解决商业过程中商人携带巨款不方便、不安全的问题，首先在四川地区出现了官方法定的“官交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前后使用了80多年。可见当时商业经济的发达和社会对商业之重视。
　　蒙元政权将对外贸易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在前期对外贸易基础上又设置了几处“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在至元21年（1284年），政府在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都转运司统管对外贸易，官方出资本、出船只，选派贸易官员“贸易诸货”，还规定了商业利润的分成，“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元史·食货二》）。
　　实际上，即便像明太祖那样对农业自然经济极其推崇奉行的统治者，也没有放弃对盐、茶、明矾等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干预，而且，也实际上推动了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受限制和专卖的商品的流通仍由商人掌管，没有被国家接管”。明代政府的目的不是去压制商业，而是利用如盐引、茶引等各种执照制度，利用商人经营为国家财政、政策目标服务。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商业在中国开始萌芽，这在很多明清小说中可见其大概，而且明代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有了提高。明清时期，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有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商等十个之多。清代中后期，中国商人也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
　　我国古代从商之风长盛不衰的原因在哪里？以唐代商业现象为例作解释：一是因为农业产出的利润远低于商业盈利，甚至手工业盈利；二是我国古代对农业的赋税沉重，相对来说，商人所承担的税反而较轻些。务农之家辛苦一年的收获上缴给官府、田主之后，所剩无多，甚至无法生存，在这种情形下，“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从商）”，也就可以理解了。民众群体性从商谋利，忽视了支撑当时社会生存的粮食生产，也是造成晚唐时期屡屡发生饥荒，进而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从秦汉时期逐渐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和 “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繁荣和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上，可看出我国古代工商业一直都存在并活跃着，只不过是程度高下而已。我国古代社会并非总是“重农轻商”，而政府对商业的“抑制”有其深层次原因，历史证明，中国古代的商业并没有因“抑制”而至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