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把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沉进了肚子里”
有很多人问我：“许老师，1964年10月16号，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您是不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听到消息后高兴得又蹦又跳？”事实上，并非如此。1964年10月16日15时，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一刻，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实验，我并不知道邓稼先参与了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直到今天想来，我都替邓稼先他们捏一把汗。幸亏是爆炸成功了，不然他们怎么跟全国人民交代？我觉得他们的任务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完成的。当天下午3点，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张爱萍将军在罗布泊的总指挥室给中南海打电话，而周总理和聂帅就等在电话旁，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马上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当时提了一个建议，先把这个好消息压一压，看看外国的反应。后来日本抢先报道了，到当晚十点我国广播才正式播出。晚上十点以后，满街的人都在卖“号外”。当时的号外有着醒目的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天晚上很多人拿着套红的号外，激动地欢呼，高兴得又蹦又跳。而那一刻，我是把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沉进了肚子里。
邓稼先并没有告诉过我，他在1958 年8月接受的任务就是去研制原子弹。但我在1964年10月16号22点钟听到广播后，隐约感觉他去执行的任务可能就是研制原子弹。参与研制原子弹这项科研工作，保密性非常高。后来我听说，当初在传达保密规定时，周总理脱稿说了一句话。他说：“邓颖超是我周恩来的妻子，她也是中共中央委员，可是邓颖超跟研制原子弹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告诉她有关的任何信息。”张爱萍将军在给邓稼先他们传达保密规定的时候，同样说了一句话：“李若兰同志是我的妻子，但她跟研制原子弹这件事情没关系，所以我不会跟她说有关的任何信息。”所有听到这句话的科学家们都明白了话里的意思。
1958年8月，邓稼先接到任务的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他跟我说他的工作有调动。我问他调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不能说；我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又说不知道；接着我问他，那我能给你写信吗，他回答不能。那一刻，我就明白了，邓稼先已经在心里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当天晚上，邓稼先一夜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种默契：我许鹿希支持邓嫁先的工作，从此不再问及此事。
从1958年8月开始，邓稼先经常是一个电话打来，说他马上要出差。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问。我知道问也问不出来。每一次离开都是突然的，每一次回来也是突然的。回来一般是白天，突然就回来了，回来后吃一点东西就去休息；一般都是到了晚上9 点，小车来接他，把他接到中南海，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到了半夜3点多回到家，他依然是什么也不说，我也什么都不问。
一直到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还是不能跟我们说。但时间长了，我隐约感觉到，却还是从来不问。我的父亲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是好朋友，他们都是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一天，严伯伯来我家做客，我父亲拿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跟严伯伯说：“谁有本事能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严伯伯哈哈大笑，说：“你去问问你女婿。”两位老人心照不宣地站在客厅，拄着拐杖，哈哈大笑。
“争了中国人的气，值得”
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中国的核试验，我们知道的是45次。其实，还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投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找，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受到了放射线侵害。
我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我想可能是他在找到这颗核弹以后，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影响，就一反平素的习惯，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一张照片。邓稼先怕我担心，从没给我看过这张照片，我第一次看到照片还是在赵敬璞部长家里。
生前，邓稼先对工作一个字都不跟我说。可是他去世后，我就一定要弄清楚他活着的时候到底做了些什么。原子能事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事业？能让他下那么大的决心，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健康安危等等一切都投入进去，那么专注忘我，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杨振宁先生给我寄了两本最基础的原子能英文文献，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从零学习，一字一句，逐行读起。我们院里子住着很多专家，不懂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慢慢地，我越发理解了邓稼先所做的一切。
我认为当年中央及二机部的有关领导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策：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我们要自力更生。而且我们从一开始研制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水平，采用的燃料是铀235，并且是内爆式。这一英明决策，使我国在原子能事业发展的50年里，没有哪一个国家敢说我们的技术是偷他们的，敢说我们的技术是落后的。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正好是美国的半夜3点，约翰逊总统闻讯后，问中央情报局各国反应怎样？有关人士呈报各地出现惊慌的局面。于是，约翰逊总统为了安抚各地人民发表了讲话，声称红色中国爆炸的原子弹是一颗非常拙劣的原子弹，大家不必慌张。事实上，当时拥有核武器的美、苏、英、法四国，用的燃料都是钚239，而我们国家用的却是铀235，比其他四国都先进！
美国声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由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参与研制的。1971年，杨振宁先生希望回国探亲访问，那时，中美还没有建交，杨振宁需先到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去办理签证。当时周总理通知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馆，只要杨先生申请中国的入境签证，请立即办理。杨振宁从美国到达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后，没想到一杯茶还没喝完，签证就办下来了。 杨振宁立刻定了机票，从巴黎飞往上海。到上海后，接待人员让杨先生把需要见面的亲朋好友列一个名单，其中有一人就是邓稼先。杨振宁在见到邓稼先之后问他在哪里工作，邓稼先只说了四个字：京外单位。杨振宁听后不明究竟，后来问他的弟弟杨振汉，“京外单位”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哈哈大笑，跟他哥哥说中国就根本没有这个单位。从北京去上海转机的舷梯旁，杨振宁看其他人都已登机，同时送行的人也都已离去，抓住时机问了邓稼先一个问题：“据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一个美国人在参与研究？”这个问题让邓稼先很为难。否定，会泄漏邓稼先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秘密；肯定，邓稼先又骗了老朋友。邓嫁先当时很巧妙地回答：“你先上飞机吧，这个问题，以后我回答你。”
邓稼先将杨振宁送走后，回来立即给周总理打了一个报告，总理当天晚上给邓稼先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研制。邓稼先便连夜坐在书桌前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由专人送达杨振宁手里，信送到时正好是第二天晚上上海革委会主任给杨振宁设宴饯行。杨振宁看过信，激动得在宴会上就潸然泪下。
为了纪念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北京某中学在全校做了一份匿名调查，问同学们长大以后是会选择邓稼先的道路，还是会选择杨振宁的道路？没有想到98%的同学选择了杨振宁。
即便是在很多年前，也有很多人觉得邓稼先傻，觉得他不值得。邓稼先是极聪明的人，他26岁就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钱三强他们都叫他“娃娃博士”。很多人都说以邓稼先的聪明才智，想在国外过富足生活，其实很容易。但是邓稼先偏偏选择了回国，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祖国的强大与祖国的建设牺牲一切。但是，作为邓稼先的妻子，我是理解他的。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争了中国人的气，是值得的。
现在的孩子们或许更不能理解我们的选择，因为他们并没有像我们那代人一样，经历过列强欺辱我们祖国的时代。邓稼先和我都亲历过日本侵略中国的时期。“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我随父亲很快逃出北京城，而邓稼先最初没有逃出去，后来实在感觉难以为继，才设法逃出了北京城。我清楚地记得，逃难当天北京城里地上躺着很多尸体，尸体腐烂得很快，气味冲天。我们坐火车去往天津，列车走了一天，走走停停。车厢里很热，大家都不敢开窗户，因为每到一站，日本兵就端着刺刀上来，看谁不顺眼就拿着刺刀捅向谁，车厢里一片惊叫慌乱。幼小的我，心里觉得我们中国人当时真的连猪狗都不如。
1948年，邓稼先前往美国之前，袁永厚曾跟他讲，天快亮了，你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吧。邓稼先的回答是：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归来，建设祖国。邓稼先心里明白，要想让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强大，不被其他国家欺负，必须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有了原子弹、氢弹、卫星、核潜艇、中子弹等，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强国地位。而这些功劳也都不能简单地归于“两弹一星”的元勋们。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这么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不管走过多少年，这份荣誉都应该属于集体。
“许他一生，默契”
我与邓稼先第一次相见时，是18岁。那一年，我刚刚考入北京医科大学，那时邓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做助教，也教我们系的普通物理学，他是我的老师。在这之前，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只是没有见过面。我的父亲许德珩与他的父亲邓以蛰是世交。在我小的时候，邓伯伯时常会约我的父母去家里做客，但因我身体不是太好，又是女孩子，父母不便带着我。而我也听说，邓稼先小的时候特别调皮，也不喜欢和女孩子玩耍。
1953年，我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邓稼先已从国外学成归来两年，我们结了婚。我们二人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我很欣赏邓稼先对物理科学的专注，他待人随和、厚道，我觉得选他作为爱人，很可靠。
1953～1958年，是我与邓稼先在一起最美好的时光。那个时候，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经常会跟钱三强、彭桓武等先生们在一起讨论学术，我能感受到他在那种气氛里的轻松与愉悦。他也偶尔会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当时的稿费并不低，所以每次他拿到稿费后，就很开心地跑到玩具店里给孩子们买玩具。可是，这样的时光，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邓稼先去世，就再也没有过。
1958年，邓稼先接到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后，我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抚养孩子、照顾四位老人。邓稼先的父亲肺癌住院的半年里，他没有时间去医院照顾。而他的母亲病危，恰巧是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九院的党委书记，说邓稼先的母亲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能不能叫他回来看母亲最后一眼。书记跟我说：“现在任何事情，邓稼先都回不去。一旦可以回去了，我们就立即派人送他回去。”书记提前给他准备了一张机票，原子弹一旦爆炸成功就让他回来。医院里的大夫尽最大的力量维持着邓稼先母亲的生命，而母亲在最后的几天里已经昏迷。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组织上立刻安排邓稼先回京。他从乌鲁木齐直接飞到北京西郊机场，汽车直接把他接到医院。他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邓稼先使劲地喊母亲，可是母亲听不到。后来，邓稼先就使劲地捏母亲的手，就在他使劲捏母亲手的时候，母亲的手动了一下。那意思是说，母亲知道邓稼先回来了，母亲终于把儿子等回来了。原子弹成功爆炸，邓稼先在心底一定很高兴，但是，他不能告诉母亲，他这么长时间不在母亲身边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研制原子弹。大家在欢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喜悦中时，我们家里却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因为邓稼先的母亲走了。
我和邓稼先之间有一种默契，那就是我既然支持他的工作，这一路下来，邓稼先和我无论受多少委屈、吃多少苦，哪怕不被人理解，我们都不去计较与抱怨。这期间，最大的心酸倒并不是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的难处，而是要面对外界各种人的非议与亲人的不解。 研制原子弹这项任务，保密性极强。所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在哪里，干什么，邓稼先都不能跟任何人说；更不容许他发表学术报告与论文；就连别人给邓稼先写的信件，都要先寄到我的单位由我来转交给他；不必回复的信件统统都不能回复。家里的亲朋好友，都不能理解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眼睛长到天上去了，不跟他们来往。孩子们也不能理解邓稼先，因为总见不到父亲。1958年之前，邓稼先每个周末都要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孩子们在两岁的时候，邓稼先就给他们带个游泳圈放在小游泳池里，陪孩子们玩水。再大一点，周末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在昆明湖上租一条船划。小孩子们都爱玩，后来总见不到爸爸，没人带着玩，孩子们就很不高兴，就生他们爸爸的气。甚至有人都说邓稼先跟我离婚了。孩子们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邓稼先。现在女儿60岁，儿子也58岁了，完全理解了他们的父亲。
“他的梦想，我来看护”
对邓稼先的解密，一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才被准许。当时，医院给中央军委递了一个报告，说已没有办法挽救邓稼先的生命，让家属准备后事。中央军委给出一个意见：邓稼先一辈子隐姓埋名，在他去世之前，要对他解密。所以，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相关事迹。那一天，很多人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许鹿希，邓稼先还活着吗？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一下子都在报纸上刊登了？”我看了报纸后，也绝望了。我知道，邓稼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从1985年7月31号邓稼先查出癌症住院，到1986年7月29号他去世，邓稼先在医院里一共住了363 天。在这不到一年的日子里，邓稼先依然心系着他所从事的科研事业。医院的大夫不让他看资料，我帮他把一本本厚厚的资料藏在衣柜里，用衣服盖着。他在资料里看到美、英、苏三国已经达到了核武器的设计极限，为了限制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当时三个大国提出与中国共同签署禁核试验公约。邓稼先给中央打报告：我国一定要赶在禁核试验公约签署之前，抢时间完成核极限试验，不然我们国家在禁核试验后，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中央同意后，他又把于敏、胡思得等同志一起叫到病房里，共同起草意见书，将目标、措施、方法等都写得很明确。邓稼先去世后的十年里，胡仁宇、胡思得两任院长遵照意见书，完成了我国核极限试验。1996年7月29号，在邓稼先去世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国完成了第45次核试验，达到核试验极限。第二天，各大报纸马上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命，从此以后我国暂停核试验。这表明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其他核大国同样的水平。我国已经有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有了小型化武器，有了在实验室里模拟试验的这个高度。
邓稼先临终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不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其他核大国在核武器、核能等技术发展中，把我国落下太多。他还曾经跟我讲过，希望我国和平利用核能，用核电站来解决我国的能源问题，用核聚变能来进行海水淡化……
我国核科学与核事业走过了60年，他们那代人做了他们那代人应该做的事情，完成了那代人应该完成的使命。接下来的每一代人，都应该做好每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
有很多人问我：“许老师，1964年10月16号，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您是不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听到消息后高兴得又蹦又跳？”事实上，并非如此。1964年10月16日15时，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一刻，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实验，我并不知道邓稼先参与了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直到今天想来，我都替邓稼先他们捏一把汗。幸亏是爆炸成功了，不然他们怎么跟全国人民交代？我觉得他们的任务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完成的。当天下午3点，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张爱萍将军在罗布泊的总指挥室给中南海打电话，而周总理和聂帅就等在电话旁，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马上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当时提了一个建议，先把这个好消息压一压，看看外国的反应。后来日本抢先报道了，到当晚十点我国广播才正式播出。晚上十点以后，满街的人都在卖“号外”。当时的号外有着醒目的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天晚上很多人拿着套红的号外，激动地欢呼，高兴得又蹦又跳。而那一刻，我是把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沉进了肚子里。
邓稼先并没有告诉过我，他在1958 年8月接受的任务就是去研制原子弹。但我在1964年10月16号22点钟听到广播后，隐约感觉他去执行的任务可能就是研制原子弹。参与研制原子弹这项科研工作，保密性非常高。后来我听说，当初在传达保密规定时，周总理脱稿说了一句话。他说：“邓颖超是我周恩来的妻子，她也是中共中央委员，可是邓颖超跟研制原子弹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告诉她有关的任何信息。”张爱萍将军在给邓稼先他们传达保密规定的时候，同样说了一句话：“李若兰同志是我的妻子，但她跟研制原子弹这件事情没关系，所以我不会跟她说有关的任何信息。”所有听到这句话的科学家们都明白了话里的意思。
1958年8月，邓稼先接到任务的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他跟我说他的工作有调动。我问他调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不能说；我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又说不知道；接着我问他，那我能给你写信吗，他回答不能。那一刻，我就明白了，邓稼先已经在心里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当天晚上，邓稼先一夜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种默契：我许鹿希支持邓嫁先的工作，从此不再问及此事。
从1958年8月开始，邓稼先经常是一个电话打来，说他马上要出差。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问。我知道问也问不出来。每一次离开都是突然的，每一次回来也是突然的。回来一般是白天，突然就回来了，回来后吃一点东西就去休息；一般都是到了晚上9 点，小车来接他，把他接到中南海，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到了半夜3点多回到家，他依然是什么也不说，我也什么都不问。
一直到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还是不能跟我们说。但时间长了，我隐约感觉到，却还是从来不问。我的父亲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是好朋友，他们都是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一天，严伯伯来我家做客，我父亲拿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跟严伯伯说：“谁有本事能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严伯伯哈哈大笑，说：“你去问问你女婿。”两位老人心照不宣地站在客厅，拄着拐杖，哈哈大笑。
“争了中国人的气，值得”
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中国的核试验，我们知道的是45次。其实，还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投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找，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受到了放射线侵害。
我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我想可能是他在找到这颗核弹以后，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影响，就一反平素的习惯，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一张照片。邓稼先怕我担心，从没给我看过这张照片，我第一次看到照片还是在赵敬璞部长家里。
生前，邓稼先对工作一个字都不跟我说。可是他去世后，我就一定要弄清楚他活着的时候到底做了些什么。原子能事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事业？能让他下那么大的决心，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健康安危等等一切都投入进去，那么专注忘我，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杨振宁先生给我寄了两本最基础的原子能英文文献，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从零学习，一字一句，逐行读起。我们院里子住着很多专家，不懂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慢慢地，我越发理解了邓稼先所做的一切。
我认为当年中央及二机部的有关领导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策：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我们要自力更生。而且我们从一开始研制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水平，采用的燃料是铀235，并且是内爆式。这一英明决策，使我国在原子能事业发展的50年里，没有哪一个国家敢说我们的技术是偷他们的，敢说我们的技术是落后的。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正好是美国的半夜3点，约翰逊总统闻讯后，问中央情报局各国反应怎样？有关人士呈报各地出现惊慌的局面。于是，约翰逊总统为了安抚各地人民发表了讲话，声称红色中国爆炸的原子弹是一颗非常拙劣的原子弹，大家不必慌张。事实上，当时拥有核武器的美、苏、英、法四国，用的燃料都是钚239，而我们国家用的却是铀235，比其他四国都先进！
美国声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由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参与研制的。1971年，杨振宁先生希望回国探亲访问，那时，中美还没有建交，杨振宁需先到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去办理签证。当时周总理通知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馆，只要杨先生申请中国的入境签证，请立即办理。杨振宁从美国到达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后，没想到一杯茶还没喝完，签证就办下来了。 杨振宁立刻定了机票，从巴黎飞往上海。到上海后，接待人员让杨先生把需要见面的亲朋好友列一个名单，其中有一人就是邓稼先。杨振宁在见到邓稼先之后问他在哪里工作，邓稼先只说了四个字：京外单位。杨振宁听后不明究竟，后来问他的弟弟杨振汉，“京外单位”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哈哈大笑，跟他哥哥说中国就根本没有这个单位。从北京去上海转机的舷梯旁，杨振宁看其他人都已登机，同时送行的人也都已离去，抓住时机问了邓稼先一个问题：“据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一个美国人在参与研究？”这个问题让邓稼先很为难。否定，会泄漏邓稼先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秘密；肯定，邓稼先又骗了老朋友。邓嫁先当时很巧妙地回答：“你先上飞机吧，这个问题，以后我回答你。”
邓稼先将杨振宁送走后，回来立即给周总理打了一个报告，总理当天晚上给邓稼先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研制。邓稼先便连夜坐在书桌前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由专人送达杨振宁手里，信送到时正好是第二天晚上上海革委会主任给杨振宁设宴饯行。杨振宁看过信，激动得在宴会上就潸然泪下。
为了纪念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北京某中学在全校做了一份匿名调查，问同学们长大以后是会选择邓稼先的道路，还是会选择杨振宁的道路？没有想到98%的同学选择了杨振宁。
即便是在很多年前，也有很多人觉得邓稼先傻，觉得他不值得。邓稼先是极聪明的人，他26岁就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钱三强他们都叫他“娃娃博士”。很多人都说以邓稼先的聪明才智，想在国外过富足生活，其实很容易。但是邓稼先偏偏选择了回国，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祖国的强大与祖国的建设牺牲一切。但是，作为邓稼先的妻子，我是理解他的。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争了中国人的气，是值得的。
现在的孩子们或许更不能理解我们的选择，因为他们并没有像我们那代人一样，经历过列强欺辱我们祖国的时代。邓稼先和我都亲历过日本侵略中国的时期。“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我随父亲很快逃出北京城，而邓稼先最初没有逃出去，后来实在感觉难以为继，才设法逃出了北京城。我清楚地记得，逃难当天北京城里地上躺着很多尸体，尸体腐烂得很快，气味冲天。我们坐火车去往天津，列车走了一天，走走停停。车厢里很热，大家都不敢开窗户，因为每到一站，日本兵就端着刺刀上来，看谁不顺眼就拿着刺刀捅向谁，车厢里一片惊叫慌乱。幼小的我，心里觉得我们中国人当时真的连猪狗都不如。
1948年，邓稼先前往美国之前，袁永厚曾跟他讲，天快亮了，你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吧。邓稼先的回答是：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归来，建设祖国。邓稼先心里明白，要想让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强大，不被其他国家欺负，必须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有了原子弹、氢弹、卫星、核潜艇、中子弹等，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强国地位。而这些功劳也都不能简单地归于“两弹一星”的元勋们。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这么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不管走过多少年，这份荣誉都应该属于集体。
“许他一生，默契”
我与邓稼先第一次相见时，是18岁。那一年，我刚刚考入北京医科大学，那时邓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做助教，也教我们系的普通物理学，他是我的老师。在这之前，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只是没有见过面。我的父亲许德珩与他的父亲邓以蛰是世交。在我小的时候，邓伯伯时常会约我的父母去家里做客，但因我身体不是太好，又是女孩子，父母不便带着我。而我也听说，邓稼先小的时候特别调皮，也不喜欢和女孩子玩耍。
1953年，我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邓稼先已从国外学成归来两年，我们结了婚。我们二人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我很欣赏邓稼先对物理科学的专注，他待人随和、厚道，我觉得选他作为爱人，很可靠。
1953～1958年，是我与邓稼先在一起最美好的时光。那个时候，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经常会跟钱三强、彭桓武等先生们在一起讨论学术，我能感受到他在那种气氛里的轻松与愉悦。他也偶尔会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当时的稿费并不低，所以每次他拿到稿费后，就很开心地跑到玩具店里给孩子们买玩具。可是，这样的时光，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邓稼先去世，就再也没有过。
1958年，邓稼先接到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后，我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抚养孩子、照顾四位老人。邓稼先的父亲肺癌住院的半年里，他没有时间去医院照顾。而他的母亲病危，恰巧是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九院的党委书记，说邓稼先的母亲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能不能叫他回来看母亲最后一眼。书记跟我说：“现在任何事情，邓稼先都回不去。一旦可以回去了，我们就立即派人送他回去。”书记提前给他准备了一张机票，原子弹一旦爆炸成功就让他回来。医院里的大夫尽最大的力量维持着邓稼先母亲的生命，而母亲在最后的几天里已经昏迷。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组织上立刻安排邓稼先回京。他从乌鲁木齐直接飞到北京西郊机场，汽车直接把他接到医院。他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邓稼先使劲地喊母亲，可是母亲听不到。后来，邓稼先就使劲地捏母亲的手，就在他使劲捏母亲手的时候，母亲的手动了一下。那意思是说，母亲知道邓稼先回来了，母亲终于把儿子等回来了。原子弹成功爆炸，邓稼先在心底一定很高兴，但是，他不能告诉母亲，他这么长时间不在母亲身边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研制原子弹。大家在欢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喜悦中时，我们家里却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因为邓稼先的母亲走了。
我和邓稼先之间有一种默契，那就是我既然支持他的工作，这一路下来，邓稼先和我无论受多少委屈、吃多少苦，哪怕不被人理解，我们都不去计较与抱怨。这期间，最大的心酸倒并不是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的难处，而是要面对外界各种人的非议与亲人的不解。 研制原子弹这项任务，保密性极强。所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在哪里，干什么，邓稼先都不能跟任何人说；更不容许他发表学术报告与论文；就连别人给邓稼先写的信件，都要先寄到我的单位由我来转交给他；不必回复的信件统统都不能回复。家里的亲朋好友，都不能理解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眼睛长到天上去了，不跟他们来往。孩子们也不能理解邓稼先，因为总见不到父亲。1958年之前，邓稼先每个周末都要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孩子们在两岁的时候，邓稼先就给他们带个游泳圈放在小游泳池里，陪孩子们玩水。再大一点，周末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在昆明湖上租一条船划。小孩子们都爱玩，后来总见不到爸爸，没人带着玩，孩子们就很不高兴，就生他们爸爸的气。甚至有人都说邓稼先跟我离婚了。孩子们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邓稼先。现在女儿60岁，儿子也58岁了，完全理解了他们的父亲。
“他的梦想，我来看护”
对邓稼先的解密，一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才被准许。当时，医院给中央军委递了一个报告，说已没有办法挽救邓稼先的生命，让家属准备后事。中央军委给出一个意见：邓稼先一辈子隐姓埋名，在他去世之前，要对他解密。所以，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相关事迹。那一天，很多人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许鹿希，邓稼先还活着吗？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一下子都在报纸上刊登了？”我看了报纸后，也绝望了。我知道，邓稼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从1985年7月31号邓稼先查出癌症住院，到1986年7月29号他去世，邓稼先在医院里一共住了363 天。在这不到一年的日子里，邓稼先依然心系着他所从事的科研事业。医院的大夫不让他看资料，我帮他把一本本厚厚的资料藏在衣柜里，用衣服盖着。他在资料里看到美、英、苏三国已经达到了核武器的设计极限，为了限制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当时三个大国提出与中国共同签署禁核试验公约。邓稼先给中央打报告：我国一定要赶在禁核试验公约签署之前，抢时间完成核极限试验，不然我们国家在禁核试验后，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中央同意后，他又把于敏、胡思得等同志一起叫到病房里，共同起草意见书，将目标、措施、方法等都写得很明确。邓稼先去世后的十年里，胡仁宇、胡思得两任院长遵照意见书，完成了我国核极限试验。1996年7月29号，在邓稼先去世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国完成了第45次核试验，达到核试验极限。第二天，各大报纸马上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命，从此以后我国暂停核试验。这表明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其他核大国同样的水平。我国已经有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有了小型化武器，有了在实验室里模拟试验的这个高度。
邓稼先临终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不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其他核大国在核武器、核能等技术发展中，把我国落下太多。他还曾经跟我讲过，希望我国和平利用核能，用核电站来解决我国的能源问题，用核聚变能来进行海水淡化……
我国核科学与核事业走过了60年，他们那代人做了他们那代人应该做的事情，完成了那代人应该完成的使命。接下来的每一代人，都应该做好每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