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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实践为体，以中西文化为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的新解读。以“体用之辨”为线，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争论做了历史回顾，对文化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作了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新阐释。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实践为体，文化为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3-0082-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反复强调我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是对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中关于我国文化指导思想的一种科学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新解读。
一、 “体用之辩”：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方文化关系论争的历史回顾
“体”和“用”是中国古代哲学一对基本范畴。古代哲学家多在形而上意义上，用体用关系讨论理气、道器、有无等哲学问题，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一个重要特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近代中国“体用之辨”的实质就是中西文化之争。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体用之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逐渐变成了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与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回顾体用之辨的历史发展过程，对我们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一） 从“中体西用”到科学与玄学的论争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开始成为思想家讨论的话题。思想家们借用了传统哲学的“体”、“用”概念，由原来的哲学本体论意义，转而在文化结构和文化价值层面阐述中西文化的关系。在论争中，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家如冯贵芬、孙家鼐、张之洞等提出“中体西用”， 主张以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为本，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1]。以梁启超为代表主张西学的激进改革派则认为“中体西用”论“无益于时”、“大累于世”；维新激进分子樊锥更是明确提出从“繁礼细故”到“大政鸿法”，“唯泰西是效”；易鼐也强调中国“一切制度，悉从泰西”[2]。思想家严复则从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立场出发，认为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体”和“用”，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的观点，对“中体西用”进行反驳。
近代中国屈辱而沉痛的历史，使更多的学者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从而将价值追寻指向“民主”和“科学”的西方文明。二十世纪初的 “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成为文化的主流。这个时期关于中西文化的争论基本上抛弃了传统的“体”、“用”表达方式，争论的内容集中于是从根本上接受西方文化还是保留中国的本土文化。如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革新必须采用一切“西洋的新法子”；钱玄同疾呼“必须废孔门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胡适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一心一意走世界化道路”。在学术领域，以岭南大学陈序经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更是明确提出“全盘西化”主张。
在中西文明激烈碰撞的背景下，日渐深入的西方文化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演讲，提出科学和人生观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逻辑和要求，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同年4月，丁文江则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提出科学与人生观不可分离，科学对人生观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引发了科学和玄学的论战，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卷入。科学和玄学的论战议题表面上局限于哲学领域，但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这种论战是在中西两种文化论争的大背景中进行，其本质也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论战[3]。三十年代，关于中西文明的论战再次爆发。1933年12月，陈序经在中山大学发表了文化要全盘西化的演讲，演讲稿次年1月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引起了争议。1935年1月，《文化建设》发表了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要加强“中国的本位文化建设”，主张不应该唾弃全部固有文化，对西方文化也不应该全盘接收[4]。
（二）从“问题和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或虽传入但在中国还没引起广泛影响时，文化论战主要是围绕中西文化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最早也是作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站在支持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但新文化阵营内部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分歧，这种分歧在1919年7月开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显现出来。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空谈好听的‘主义’” “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认为中国的现实问题多得很，应该赶紧解决；空谈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没有意义的“自欺欺人的梦话”[5]。胡适文章发表后，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表达了不同意见。李大钊则认为“问题”和“主义”不能分割，“主义”是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同时批判了当时对共产主义的一些错误认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问题和主义”的论争，当代学者倾向于认为是一场不乏学术意义的文化论战，但一般被视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具有政治意义的理论论战[6]。而在1923至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参加进来，他们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反对玄学派，支持科学派。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基础上，通过改革和建设的探索，又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 ‘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说，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理论，都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它们都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但在过去的文化建设实践中，在处理不同种类文化关系上，往往有失偏颇，要么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缺乏辩证、科学和全面的分析。 （三）从“西体中用”到“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
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我国文化建设和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建设重新走上健康轨道。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文化再次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掀起了一次次热潮。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又一次引起了强烈关注。学术界“全盘西化”思潮再次出现，同时主张全盘抛弃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复兴传统儒学的 “新儒家”也不乏其人。学者李泽厚重新借用传统哲学的“体用”概念，提出了与 “中体西用”论相对的“西体中用”论。不过，他对“西体中用”的涵义作了重新阐释：“西”指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科学技术在内的西学；“体”指社会本体、社会存在；“中”指中国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现实社会形态；“用”指西学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应用，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技术带来的负面作用的抑制[7]。总的来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是在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西方文明前提下，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同时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抑制西方文明带来的弊端。
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赋予体用之辩以新的意义，并把马克思主义涵括进来，这在中国文化 “体用之辩”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但这种观点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变相的全盘西化论。张岱年在其早期文化哲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创新论”。张岱年强调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但不能夸大这种差异；要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文化发展上要“综合创新”，即“反对全盘西化和中国文化优越论，要对中西文化进行分析，既要发扬优秀传统，又要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新中国文化。”[8]“综合创新论”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同。方克立沿此思维路径，也借用了传统的“体用”概念并加以创新，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认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道路，用“魂、体、用”三元模式代替以往的体用二元模式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9]。“马魂、中体、西用”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争议，但这种对三种文化关系的形象阐释，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重大突破。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模式”甚至在世界范围得到部分人的认同。这种成就从根本上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趋完善和中国特色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这种成就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现实日渐疏离的印象。同时，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问题，一方面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使人们认识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关系多元也带来了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因此，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再次成为当前学术思想领域研究的焦点。
在本质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内在地在逻辑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做了妥善处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已经是对党的文化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阐述；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简单化理解，对于更深层的几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则较少在学理上深入研究，导致了对相关文化关系的定位不明确。习近平系列讲话中针对我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出现的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强调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目标指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一切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资源。这种理论逻辑，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用关系，就是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沿着这一理论逻辑，就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考察和解读。
二、 实践为体，文化为用：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的新解读
“实践为体，文化为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文化观上的具体运用。实践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用实践的理论认识本质和现象、存在和意识、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就可以正确认识和处理体用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一）“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
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哲学家一般将“道”、“无”、“理”等称之为“体”，而将“器”、“有”、“气”等称之为“用”。可见，在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体”是指形而上意义的本体、本原，而“用”则指表现本体、本原的现象和具体事物。而近代以后讨论中西文化关系时，体用关系的内涵和讨论的对象显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体”指在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中的主导地位和根本作用，“用”指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中的从属地位和次要作用。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赋予“体”以社会存在、社会本体的意蕴，却从根本上强调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和根本作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同时又赋予“体”、“用”以新的内涵：“体”是“根本”，指社会本体，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用”就是“功用”、“效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不可或缺之“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继承和运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的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本体论地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实践哲学”。实践需要科学理论指导，但科学理论在根本上又来源于实践，同时，科学理论的价值也在于成功指导实践。文化是社会意识的社会形态表现，是实践展开的思想基础，也是实践进行不可缺少的精神环境；但任何形态和种类的文化，相对于实践而言，都只具有从属和派生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根本动力，也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相对于中西文化无疑具有本体论意义，是“体”。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从逻辑上和实践上都不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样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文明依托，不应该也不可能拒绝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文化，换句话说，中西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可缺少之“用”。可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承认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基础性质和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 在中国哲学史上，由于哲学家们曾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体”、“用”的概念，“体”、“用”概念在汉语语境中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义性特征。“实践为体，文化为用”将“体”阐释为“实践”，将“文化”归之“用”，这种表述有助于消除体用关系表达带来的对文化关系的歧义和误解。此外由于“体”、“用”范畴在语用意义上的不平等性，用“体”、“用”表达文化结构中内在的不同文化的关系，容易出现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论、文化教条主义等文化独断主义弊端[11]。而“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文化认识和文化理解上的极端倾向，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因此这种理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内在关系的新阐释，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纲领和文化方针的形象表达。当然，在这种阐释语境中，有必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视域下进一步探究各种文化关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内在关系。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历史上，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逻辑上和现实上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中国特定区域和文化背景中进行的，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致性、异质性和互补性。
1.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诞生，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并不断发展，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品质上突出的一致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中国古代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其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摒弃了作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主义，建立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新价值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墨家的超越伦理的“兼爱”，还是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都体现出了集体主义情怀，都与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根本不同；再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终极理想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物质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人人得到充分自由和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高理想，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对平等、自由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怀念和对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控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更是把“大同社会”作为理想的社会目标。
2.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异质性
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上，尤其是西方文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在内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民族性和地域性限制。任何国家和民族要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必须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本位文化，是在中国特定地域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传统。它是作为人类历史已经出现并继续存在的，几种文明类型之一的中华文明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它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并不简单地表现为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它涉及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思想理论、社会心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它包含着已被历史抛弃或正在、即将抛弃的糟粕，也包含着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精华。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保障中华文明传承、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形成和丰富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独立和反抗外来侵略、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它又“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12] 。
3.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互补性
独有的“宏大叙事”的理论品质和能力，正确的价值立场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指导理论。思想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充满着出世情结和丰富的治国理论的儒释道思想，都不具备这种潜质和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解决现代问题的基因，但前提是必须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和精华的区别，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标准下才能显现出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只有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避免全盘西化、文化复古等文化独断主义的错误倾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基础，独一无二的文化表达方式，无所不包的文化内容和精妙绝伦的微观行事样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具备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必须经过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中介，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和特有的表达方式相结合。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文化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成果和结晶。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西方文化的超越，在结构和性质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又相互促进，呈现出同向发展的特征。
1.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同源异构性
当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明是指主要起源和发展于欧美发达国家，相对于东方文明的西方文明；狭义的西方文化则是指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资本主义文化。从形成的实践基础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指导工人阶级斗争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科学理论；从形成的理论基础上看，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广义的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3]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十九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基础，就不能有作为人类先进文明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西方文化的宽泛性、延展性，也不能消灭西方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西方文化的扬弃，与一般的西方文化又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全部官方的和自由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1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一方面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积极汲取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取得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或保持距离。 2.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同向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西方文化的终结。恩格斯在1887年给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4]马克思主义指明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但不可能给出一切具体答案。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战后，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时代的人们不可预见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分支，但不应是全部。针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西方思想家从不同视角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提出了形态各异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尤其是不少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如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评理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和观点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局限，但都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新成果，也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向延续和发展。这些思想观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同样具有不可否定的借鉴意义和启发。
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在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的辩证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仅是一种旗帜导向、理想价值的追寻，更是对人类先进文明的认同和吸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新中国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过程中，不坚持本位文明、无视传统文化是短视的、荒谬的。西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仍具有不可否定的巨大优势，积极借鉴西方文化，做到“洋为中用”，是实现社会主义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坚持实践为体，文化为用，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允熠.中国文化哲学构建的三大话语平台[J].学术界，2008（4）：36.
[2] 赵立彬.崇洋心理和全盘西化思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37.
[3] 郭建宁.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历史回顾和当代审视[J].学术论坛，2002（6）：27-30.
[4] 赵立彬.本位、西化与1935文化论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62-67.
[5]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J].每周评论，1917 （31）.
[6] 袁刚，陈雪嵩，杨先哲.“问题”与“主义”之争90年回顾与思考[J].南方论丛，2009 （2）：27-39.
[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1-338.
[8] 张岱年.文化传统和综合创新[J].江海学刊，2003（5）：14-15.
[9]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 [J].社会科学战线，2006 （4）：16-23.
[10]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11] 郭金平，顿占民.文化现代化话语的转变：体用之辩向共性个性统一的文化精髓论的飞跃[J].河北学刊，1999 （1）：15-21.
[12]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J].党建，2014（10）：4-7.
[1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9-310.
[14]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Marxist doctrine as the Ti（the body ），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the Yong（the use）" i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t doctr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s of Ti and Yong， we can make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ebat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Marxism、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By locat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practice， by analyzing the consistency ， heterogeneity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tries to giv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t Doctr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Marxist Doctr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Marxist doctrine as the Ti ，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the Yong
责任编辑：翟 祎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实践为体，文化为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3-0082-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反复强调我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是对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中关于我国文化指导思想的一种科学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新解读。
一、 “体用之辩”：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方文化关系论争的历史回顾
“体”和“用”是中国古代哲学一对基本范畴。古代哲学家多在形而上意义上，用体用关系讨论理气、道器、有无等哲学问题，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一个重要特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近代中国“体用之辨”的实质就是中西文化之争。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体用之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逐渐变成了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与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回顾体用之辨的历史发展过程，对我们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一） 从“中体西用”到科学与玄学的论争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开始成为思想家讨论的话题。思想家们借用了传统哲学的“体”、“用”概念，由原来的哲学本体论意义，转而在文化结构和文化价值层面阐述中西文化的关系。在论争中，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家如冯贵芬、孙家鼐、张之洞等提出“中体西用”， 主张以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为本，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1]。以梁启超为代表主张西学的激进改革派则认为“中体西用”论“无益于时”、“大累于世”；维新激进分子樊锥更是明确提出从“繁礼细故”到“大政鸿法”，“唯泰西是效”；易鼐也强调中国“一切制度，悉从泰西”[2]。思想家严复则从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立场出发，认为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体”和“用”，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的观点，对“中体西用”进行反驳。
近代中国屈辱而沉痛的历史，使更多的学者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从而将价值追寻指向“民主”和“科学”的西方文明。二十世纪初的 “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成为文化的主流。这个时期关于中西文化的争论基本上抛弃了传统的“体”、“用”表达方式，争论的内容集中于是从根本上接受西方文化还是保留中国的本土文化。如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革新必须采用一切“西洋的新法子”；钱玄同疾呼“必须废孔门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胡适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一心一意走世界化道路”。在学术领域，以岭南大学陈序经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更是明确提出“全盘西化”主张。
在中西文明激烈碰撞的背景下，日渐深入的西方文化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演讲，提出科学和人生观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逻辑和要求，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同年4月，丁文江则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提出科学与人生观不可分离，科学对人生观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引发了科学和玄学的论战，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卷入。科学和玄学的论战议题表面上局限于哲学领域，但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这种论战是在中西两种文化论争的大背景中进行，其本质也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论战[3]。三十年代，关于中西文明的论战再次爆发。1933年12月，陈序经在中山大学发表了文化要全盘西化的演讲，演讲稿次年1月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引起了争议。1935年1月，《文化建设》发表了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要加强“中国的本位文化建设”，主张不应该唾弃全部固有文化，对西方文化也不应该全盘接收[4]。
（二）从“问题和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或虽传入但在中国还没引起广泛影响时，文化论战主要是围绕中西文化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最早也是作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站在支持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但新文化阵营内部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分歧，这种分歧在1919年7月开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显现出来。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空谈好听的‘主义’” “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认为中国的现实问题多得很，应该赶紧解决；空谈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没有意义的“自欺欺人的梦话”[5]。胡适文章发表后，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表达了不同意见。李大钊则认为“问题”和“主义”不能分割，“主义”是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同时批判了当时对共产主义的一些错误认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问题和主义”的论争，当代学者倾向于认为是一场不乏学术意义的文化论战，但一般被视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具有政治意义的理论论战[6]。而在1923至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参加进来，他们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反对玄学派，支持科学派。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基础上，通过改革和建设的探索，又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 ‘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说，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理论，都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它们都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但在过去的文化建设实践中，在处理不同种类文化关系上，往往有失偏颇，要么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缺乏辩证、科学和全面的分析。 （三）从“西体中用”到“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
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我国文化建设和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建设重新走上健康轨道。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文化再次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掀起了一次次热潮。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又一次引起了强烈关注。学术界“全盘西化”思潮再次出现，同时主张全盘抛弃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复兴传统儒学的 “新儒家”也不乏其人。学者李泽厚重新借用传统哲学的“体用”概念，提出了与 “中体西用”论相对的“西体中用”论。不过，他对“西体中用”的涵义作了重新阐释：“西”指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科学技术在内的西学；“体”指社会本体、社会存在；“中”指中国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现实社会形态；“用”指西学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应用，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技术带来的负面作用的抑制[7]。总的来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是在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西方文明前提下，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同时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抑制西方文明带来的弊端。
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赋予体用之辩以新的意义，并把马克思主义涵括进来，这在中国文化 “体用之辩”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但这种观点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变相的全盘西化论。张岱年在其早期文化哲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创新论”。张岱年强调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但不能夸大这种差异；要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文化发展上要“综合创新”，即“反对全盘西化和中国文化优越论，要对中西文化进行分析，既要发扬优秀传统，又要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新中国文化。”[8]“综合创新论”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同。方克立沿此思维路径，也借用了传统的“体用”概念并加以创新，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认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道路，用“魂、体、用”三元模式代替以往的体用二元模式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9]。“马魂、中体、西用”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争议，但这种对三种文化关系的形象阐释，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重大突破。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模式”甚至在世界范围得到部分人的认同。这种成就从根本上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趋完善和中国特色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这种成就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现实日渐疏离的印象。同时，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问题，一方面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使人们认识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关系多元也带来了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因此，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再次成为当前学术思想领域研究的焦点。
在本质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内在地在逻辑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做了妥善处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已经是对党的文化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阐述；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简单化理解，对于更深层的几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则较少在学理上深入研究，导致了对相关文化关系的定位不明确。习近平系列讲话中针对我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出现的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强调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目标指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一切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资源。这种理论逻辑，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用关系，就是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沿着这一理论逻辑，就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考察和解读。
二、 实践为体，文化为用：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的新解读
“实践为体，文化为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文化观上的具体运用。实践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用实践的理论认识本质和现象、存在和意识、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就可以正确认识和处理体用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一）“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
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哲学家一般将“道”、“无”、“理”等称之为“体”，而将“器”、“有”、“气”等称之为“用”。可见，在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体”是指形而上意义的本体、本原，而“用”则指表现本体、本原的现象和具体事物。而近代以后讨论中西文化关系时，体用关系的内涵和讨论的对象显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体”指在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中的主导地位和根本作用，“用”指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中的从属地位和次要作用。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赋予“体”以社会存在、社会本体的意蕴，却从根本上强调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和根本作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同时又赋予“体”、“用”以新的内涵：“体”是“根本”，指社会本体，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用”就是“功用”、“效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不可或缺之“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继承和运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的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本体论地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实践哲学”。实践需要科学理论指导，但科学理论在根本上又来源于实践，同时，科学理论的价值也在于成功指导实践。文化是社会意识的社会形态表现，是实践展开的思想基础，也是实践进行不可缺少的精神环境；但任何形态和种类的文化，相对于实践而言，都只具有从属和派生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根本动力，也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相对于中西文化无疑具有本体论意义，是“体”。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从逻辑上和实践上都不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样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文明依托，不应该也不可能拒绝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文化，换句话说，中西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可缺少之“用”。可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承认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基础性质和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 在中国哲学史上，由于哲学家们曾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体”、“用”的概念，“体”、“用”概念在汉语语境中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义性特征。“实践为体，文化为用”将“体”阐释为“实践”，将“文化”归之“用”，这种表述有助于消除体用关系表达带来的对文化关系的歧义和误解。此外由于“体”、“用”范畴在语用意义上的不平等性，用“体”、“用”表达文化结构中内在的不同文化的关系，容易出现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论、文化教条主义等文化独断主义弊端[11]。而“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为体，中西文化为用”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文化认识和文化理解上的极端倾向，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因此这种理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内在关系的新阐释，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纲领和文化方针的形象表达。当然，在这种阐释语境中，有必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视域下进一步探究各种文化关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内在关系。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历史上，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逻辑上和现实上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中国特定区域和文化背景中进行的，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致性、异质性和互补性。
1.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诞生，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并不断发展，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品质上突出的一致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中国古代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其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摒弃了作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主义，建立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新价值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墨家的超越伦理的“兼爱”，还是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都体现出了集体主义情怀，都与西方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根本不同；再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终极理想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物质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人人得到充分自由和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高理想，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对平等、自由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怀念和对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控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更是把“大同社会”作为理想的社会目标。
2.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异质性
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上，尤其是西方文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在内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民族性和地域性限制。任何国家和民族要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必须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本位文化，是在中国特定地域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传统。它是作为人类历史已经出现并继续存在的，几种文明类型之一的中华文明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它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并不简单地表现为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它涉及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思想理论、社会心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它包含着已被历史抛弃或正在、即将抛弃的糟粕，也包含着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精华。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保障中华文明传承、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形成和丰富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独立和反抗外来侵略、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它又“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12] 。
3.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互补性
独有的“宏大叙事”的理论品质和能力，正确的价值立场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指导理论。思想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充满着出世情结和丰富的治国理论的儒释道思想，都不具备这种潜质和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解决现代问题的基因，但前提是必须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和精华的区别，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标准下才能显现出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只有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避免全盘西化、文化复古等文化独断主义的错误倾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基础，独一无二的文化表达方式，无所不包的文化内容和精妙绝伦的微观行事样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具备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必须经过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中介，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和特有的表达方式相结合。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文化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成果和结晶。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西方文化的超越，在结构和性质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又相互促进，呈现出同向发展的特征。
1.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同源异构性
当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明是指主要起源和发展于欧美发达国家，相对于东方文明的西方文明；狭义的西方文化则是指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资本主义文化。从形成的实践基础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指导工人阶级斗争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科学理论；从形成的理论基础上看，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广义的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3]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十九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基础，就不能有作为人类先进文明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西方文化的宽泛性、延展性，也不能消灭西方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西方文化的扬弃，与一般的西方文化又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全部官方的和自由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1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一方面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积极汲取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取得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或保持距离。 2.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同向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西方文化的终结。恩格斯在1887年给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4]马克思主义指明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但不可能给出一切具体答案。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战后，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时代的人们不可预见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分支，但不应是全部。针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西方思想家从不同视角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提出了形态各异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尤其是不少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如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评理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和观点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局限，但都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新成果，也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向延续和发展。这些思想观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同样具有不可否定的借鉴意义和启发。
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在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的辩证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仅是一种旗帜导向、理想价值的追寻，更是对人类先进文明的认同和吸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新中国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过程中，不坚持本位文明、无视传统文化是短视的、荒谬的。西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仍具有不可否定的巨大优势，积极借鉴西方文化，做到“洋为中用”，是实现社会主义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坚持实践为体，文化为用，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允熠.中国文化哲学构建的三大话语平台[J].学术界，2008（4）：36.
[2] 赵立彬.崇洋心理和全盘西化思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37.
[3] 郭建宁.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历史回顾和当代审视[J].学术论坛，2002（6）：27-30.
[4] 赵立彬.本位、西化与1935文化论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62-67.
[5]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J].每周评论，1917 （31）.
[6] 袁刚，陈雪嵩，杨先哲.“问题”与“主义”之争90年回顾与思考[J].南方论丛，2009 （2）：27-39.
[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1-338.
[8] 张岱年.文化传统和综合创新[J].江海学刊，2003（5）：14-15.
[9]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 [J].社会科学战线，2006 （4）：16-23.
[10]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11] 郭金平，顿占民.文化现代化话语的转变：体用之辩向共性个性统一的文化精髓论的飞跃[J].河北学刊，1999 （1）：15-21.
[12]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J].党建，2014（10）：4-7.
[1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9-310.
[14]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Marxist doctrine as the Ti（the body ），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the Yong（the use）" i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t doctr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s of Ti and Yong， we can make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ebat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Marxism、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By locat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practice， by analyzing the consistency ， heterogeneity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tries to giv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t Doctr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Marxist Doctr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Marxist doctrine as the Ti ，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the Yong
责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