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音乐要有声，音乐是乐音的有机组合，但在晋代大文学家陶渊明（约376-427年）的无弦琴故事中却并非如此。沈约《宋书》本传说：“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莲社高贤传·陶潜传》说：“潜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勞弦上声！’”意思是说陶公有张“素琴”，没有弦和徽，他常与友朋饮酒时弹它，虽“抚而和之”，但奏的却是无声曲，陶公说，我意在琴中。
　　李白晚陶渊明三百多年，他十分崇敬陶公，曾有诗《赠临洺县令皓弟》：“陶令去彭泽，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
　　陶渊明时代司马氏当政，道学大盛。陶渊明素有“济世之志”，他儒道兼学，立志报效国家，但总因人品刚直，与当朝者不合，当官做不长，屡屡辞职。义熙二年（406年），陶公任彭泽地区县令。某日，郡太守派来一名督邮，他一到就要陶渊明穿上官服，束上大带前来见他，称“不失体统”，陶公甚怒。督邮级别很低，却因有背景而大摆权势，吆五喝六，陶公叹之：“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小人邪！”说罢取出官印就走，离开了他任职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回到家乡。这便是诗中的“陶令去彭泽”。
　　不少历史学家说，“去彭泽”与“回乡”是陶渊明思想真正成熟的标记。所谓“成熟”，是陶公改变了人生，他积多年官场见闻，在仕途高走的年纪，弃儒家“入世”，而取道家“出世”，离开官场，回乡归隐。从此陶公与村民们相处，与山水草木为伴，虽要“躬耕自资”，有时生活贫困，但他有崇道的超然、出世的豁达。陶渊明回乡后不久，便有了无弦琴。为何无弦琴在这个时候出现呢？我想原因有多个，玄学便是其一。
　　玄学始于曹魏正始年间，名士何晏、王弼等承接道学，将老子言“玄之又玄”引向神秘、玄奇、不可测的方向，而有了玄学。至晋代，因朝政衰乱，玄学更盛，人们想避祸，也要求助于它。与此相适应，玄学美学视奇为美，风行于世。也许是陶公受了影响，有了奇想，便“去弦徽”，有了无弦琴。但我想这仅仅是表象，而不是本质。陶公一生政艺相通，他的文与乐，就反映了“政”。如文，陶公的愤世诗文是不少的，他“回乡”后也仍然在写，如他在《饮酒》中抨击朝政，在《咏荆轲》《拟古》中赞义士荆轲、高渐离，在《感士不遇赋》中斥责官宦等，说明陶公虽“心远地自偏”，但“猛志固常在”，他由政及文，不减当年。又如乐也是，我认为陶公此时的琴乐观改变了。

　　琴是中国乐器“一哥”，玩琴者文人、君臣居多，他们还爱“物我交融”。所谓“物我交融”，是指人的思想情趣融入了物中，出现了“我即物，物即我”的现象。如《庄周·梦蝶》的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蝴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说的是某日庄子做梦，梦中自己变成了蝴蝶，他感觉很快乐，意指人若能打破物我界限，就会很快乐。而琴的“物我交融”的故事也很多。如在《高山流水》故事中，琴是伯牙、钟子期“知音”的符号。在《广陵散》故事中，琴是“竹林七贤”之嵇康抗争的象征：“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魏氏春秋》）又如有帝王造琴之说：“伏羲作琴、瑟”（《古史考》），“神农始作五弦之琴”（《帝王世纪》），先秦著作《山海经》《帝王本纪》中还说黄帝是最早的琴家，《礼记·乐记》又称“舜作五弦之琴”。真是奇谈。琴不是乐工做的，而是帝王做的，帝还不是一人，而是一批：青帝、炎帝、“人文初祖”等。琴既是“龙生龙”，琴之形体如尺码、弦徽、雕纹、部件等便都有说头。如说琴弦是“一弦为君，二弦为臣，三弦为民”，琴徽之十三徽为“四季十二月加闰月”，琴底、琴轴等有“龙池”“凤眼”“凤沼”等，寓意国家得上天护佑，等级有序，社稷美好，为盛世、安详、丰盛，日月交辉，风调雨顺，亦寓意君王恩施大地、时空、器物、阴阳、宗教、历史、祥瑞、山水、人文等。琴是象征物，俨然成了一张封建盛世图，而早期的琴曲如《尧畅》《舜操》《禹操》《文王操》等也都是帝王的颂歌。
　　御味这么重，令陶渊明反感，这是合理的推论吧。陶公“回乡”后如换了个人，何为他此时的琴乐观？我想可比较来看。如上述琴的“帝王版”，御味重，有弦徽，性儒，其御味既源自《古史考》《帝王世纪》等古文献，也来自后来的琴著，如汉代桓谭的《琴道篇》、蔡邕的《琴操》等，那是做加法而得；而陶公的无弦琴，则是做减法，“去弦徽”，令琴变“性”，变姓儒为姓道。琴无弦徽，没了“君、臣、民”的皇权和等级，如同白纸，“抚而和之”，可得新琴乐，展示道学的理想世界，那是无阶级、无剥削、平等、质朴的社会。所以若要为无弦琴定性，我想便是以下言：道学是其魂，玄学为其形，它是陶公“去彭泽”和“回乡”后设计的琴乐产品，是他的“由政及乐”，陶公之“意”在此。
　　有了琴，就要弹。陶渊明弹了什么？李白说：“大音自成曲”。“大音”，崇高之乐也。而陶公此“大音”是无声曲，如何“识”它？我想说难也不难。其一，动作之“识”。陶公弹琴虽无声却有动作：“抚而和之”，这动作便是“识”的依据。相信当年陶公的“友朋”们便是这么“识”的，他们围在周边，目睹陶公弹琴，节律多样，张弛有度，大家又是邻居，相互很了解，次数多了，明白了动作“语言”，加以联想，就能“识”琴中之“意”。其二，诗文之“识”。今《陶渊明集》收录诗一百二十五首，赋、文十二篇，我们可将其“载入”琴中，或以诗文内容为琴乐内容，或作依据和参考。陶渊明的文、琴是形异而质同，两者同源，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众所周知，陶公的田园诗文是他作品中最出色、流传最广的，如《采菊》《桃花源记》《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饮酒》等。以下我们不妨将《桃花源记》一文“载入”琴中，尝试“识”之。

　　《桃花源记》的故事是讲一位渔夫迷路了，正迷茫时，却眼前一亮，“忽逢桃花林”，他“便舍船从口入”，上了岸，四处游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可见桃花源庄稼茂盛，山清水秀，景色十分美。桃花源人真诚、热情，渔夫所遇村人，“便要（同‘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廷至其家，皆出酒食”，村人皆欢迎他。可见景美人好，便是桃花源。我想象，陶公之弹也有如诗文一样这么美好，引人入胜，令人留恋。陶公家乡在浔阳柴桑县，为今日九江地区，那儿景美，也犹如桃花源般。陶公又好酒，酒量大，即使他弹琴，也总是在“每有酒适”时。他的《五柳先生》诗有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那是鄉邻们见陶公酒瓶子空了就送酒给他喝。这也如桃花源那样：“各复廷至其家，皆出酒食”，可见琴好，景好，人好，酒好，陶公弹琴就多了激情、率性、超然，他“抚而和之”，潇洒自在，“意”满琴心，琴人交融，可达美好境界，可抒崇道之意。
　　反观司马氏统治下的晋代，朝廷黑，民众穷，渔夫是晋人，他当会有感触，会有桃花源梦，所以离开时画了图，还“处处志之”，为了再来。但当他带了官府人马再前来时，却“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没有“忽逢桃花林”，找不到了。桃花源是“乌托邦”，“寻无果”也是必然。陶公不是有写，那儿人“悉如外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即他们活在另一个国度，完全隔绝，既未闻司马氏，也不知有汉高祖。但虽然如此，我想“寻梦”是关键词，“寻梦”，是指心中有光明而努力追求之，这正是陶公之“意”。桃花源，还是在湖南常德被“寻找”到了。它因陶文中的“武陵人”有所指而被认定，它占地一千六百亩，前有沅江，后有群峰，内分桃花山、桃源山、桃仙岭、秦人村四个景区，境内古树参天，花草芬芳，有石阶曲径、亭台碑坊，小溪青山，丰腴农田，宛若“世外桃源”之仙境。此外，还有派生的，如桃花寨、桃花潭、桃花村等，不一而足。当然，这么些“桃花源”事实上并不是“寻到”的，而是陶公之后人建造的，即使是常德的桃花源也是如此。正如“有梦者事竟成”之言，梦是向往，为圆梦，所以要造。而如今之造又有了IT之“果”：动漫游戏、APP、网络，那是桃花源的新境界，有现实，有虚拟，大家做“渔夫”，自然也多了新奇和好玩。我想陶渊明的伟大，正是他在看不到光明的晋代展示了桃花源的光明，面对黑暗与美好，崇道学理想，赞真善美，让人们心中有梦，从而“寻梦”“追梦”，内心阳光，积极向上。
　　李白的诗也给了音乐人一个启示：何为音乐？这应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可作物理角度的解读，视音乐为乐音的有机组合；也可作其他角度的解读，如宗哲角度，道家就有“无声”之乐的理论，如老子名言“大音希声”（《道德经》）。孔子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白和陶渊明是同道中人，两人都是大文学家、琴家，都爱人民、爱大自然，他们同道，同在信仰、理念、生命观、艺术观等。如陶公刚直，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李白挺拔，也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故事，他们都痛恨权贵，蔑视“小人”。因为同道，便有共鸣，也正是因为同道，我们说陶公虽生不逢时，在世少为人知，但到唐代，有李白给力，有众同道大家推崇，陶公得崇高地位，“复活”文坛，由古至今，“粉丝”无数，跨越了一千六百年时空。
　　（唐）杜甫：“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宋）苏轼：“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宋）辛弃疾：“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
　　（当代）鲁迅：“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是伟大的。他的无弦琴虽另类，却包含着美好的信息；虽弹奏无声，却有“弦外之音”。那是崇高、素朴的“大音”，我想是值得“识”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