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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油、天然气、矿产、粮食到特斯拉、LV、奶粉……今天中国人生活必需品中的一部分，自海路而来。
历经改革开放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形成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海洋空间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
其中，因能源、矿产等关系国家命运与未来，其主要运输航线也往往被称为中国海上生命线。
中国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1958年，毛泽东提出“建立海上铁路”，中国由此决定组建自营的远洋船队。当年7月，交通部成立远洋运输局，嗣后成立远洋运输局驻广州办事处，成为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奠基者。
国民政府时期的起义人员成为中国第一批远洋船员。此后，新政权开始培养自己的远洋人才。到1969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从海军队伍中直接挑选。
如今，以世界第一海员大国之名，中国拥有超过57万名远洋海员。而在4年之前，这个群体还只有20万人。
他们漂泊于距离祖国、家庭数千公里外的大洋，以自己的航迹勾画着中国的海洋强国之梦。
独一无二的船长
1972年，初中毕业的周曰文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4年后进入中远集团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的前身——天津远洋运输公司工作，命运如同儿时“算命的”预言，像“水仙”一样留在了水上。
至今38年，周曰文在13000多天里，从二级水手、一级水手、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步一步做到了船上的最高职位——船长。这个过程通常要花费12年，与船上另一个关键指挥岗位——轮机长的成长历程相似。
周曰文从水手到船长的时间，较行业平均年限稍长——从1976年到1991年，也许因工农兵学员出身，他用了15年才做到船长。至今，他在这个驾驶台前指挥远洋轮船已有23年。
青岛华洋海事服务有限公司的远洋船长刘长江详细为《瞭望东方周刊》分解了海员成长的详细过程——这是一个大多以18个月为一周期的过程。
从航海院校刚刚毕业的二级船员，在学校要通过全国海船适任证书考试，拿到主要只记载成绩的三副、三管轮白皮证书。然后在船18个月，才可以正式拿到三副、三管轮的试用证书。
再在船任职12个月，直接换取二副、二管轮证书。二副、二管轮在船任职18个月，申请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才可以考取大副、大管轮的职位。
大副、大管轮再任职18个月，可以申请考船长、轮机长证书——要成为船长、轮机长，即便一切无缝衔接，理论上最快也需要66个月。
在周曰文年轻的时候，很多远洋船长是配备外语翻译的。这种情况在1990年得以改变，如今每个船长必须通过外语培训和测试。
海员在船8个月，通常可以休假3个月。但这个数字并不固定，周曰文最长的在船时间曾突破14个月。那时，还是大副的周曰文要与其他同事轮番值班，每天12个人、24小时不能离开岗位。
值班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定位、瞭望避免碰撞。1984年，一种卫星导航系统GPS装上船，但是“非常不准，因为卫星太少”。
1991年10月，刚刚取得船长证书的周曰文，行至威海海面时，舵机失灵，船“在海上转”。
焦急万分的周曰文把轮机长痛骂了一通。在船上，船长拥有绝对权力，为了保障船只正常运行、安全行驶，周曰文说，极特殊情况下他可以行使拘禁权。
当然，和平环境下，在大副、二副、三副的协助下，船长一般没有过多需要本人亲自处理的事务。但作为最高负责人，他必须为价值上亿的船只、货物，更重要的是为几十名船员的生命安全负责。
周曰文觉得，韩国“岁月”号船长的行为，“是对我们船长的很大侮辱”，“我为他脸红”。
在大连远洋运输公司船长王伟对《瞭望东方周刊》的解释中，一名优秀船长要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船长不是驾驶员的简单延续，他是船舶的最高管理者和船公司的代表。公司授予船长对船舶有绝对的指挥权，就操作、安全、环保等环节作出决定，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人员、财产、环境的安全，船长拥有绝对权力，不受任何人和文件的约束。”
这是权力，更是责任。船长还是船东、租家、货主、码头、保险、船旗国、港口国……各种航海组织等之间联系的纽带。
水手的空间
从大格局来看，中国对远洋海员特别是高级海员的需求几十年来持续上升。
1963年5月，广州远洋运输公司首次提出了以贷款方式发展远洋运输的设想，并预计“10年内我国自营远洋船队可发展到50万吨”。这家企业就是今天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这个提议某种程度上促动了中国远洋事业的发展，远洋人才显得愈加重要。
由于在人才上有先发优势，从1970年开始，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甚至先后调拨了4200人，支援集团内各兄弟公司的建立和发展。
每个远洋公司都很重视船长。中远集团下属的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翁继强告诉本刊记者，这家公司的远洋船队有86条船。在规划船员数量时，需要按照后备系数1.73配备，100条船要配有170多名船长。
这是一个“用人”的问题。船员出海前，公司要“搭好班子开好船”，多方了解船员的性格、资历、技能，并对休假返回的船员做好上岗前培训，使其尽快进入状态。
作为船上的大副，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的苏荣喜要负责甲板部的日常工作。除航行值班外，主管货物的配载、装卸、交接和运输管理，以及甲板部的维修保养。
在大副的督促下，甲板部人员每天需要做好甲板部的备件、物料、工具和劳保用品的请领、验收、保管、使用等工作，并督促三副和水手长做好救生、消防、堵漏设备和各种应急器材的养护。
而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轮机长周海葵和孟海勇，则掌控着全船的动力系统。
船舶进出港口、靠离移泊，通过狭窄水道或在其他困难条件下航行时，周海葵与孟海勇要指挥轮机部的伙计们，按照驾驶台的指令迅速、正确地操纵主机，并保证各类机电设备的正常运转。 在轮机长的指挥下，大管轮、二管轮与三管轮们分别掌控着主推进系统、发电系统以及其他附属机械设备。轮机员们安排机工长的工作任务，将机工们的工作合理分解。
以前，轮机部门的工作人员需要长期呆在机舱里，长期的噪音环境，让他们的说话嗓门很大。
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嗓门似乎不需要了。孟海勇告诉本刊记者，当初学习自动化操作之时，老师曾经打趣说，你们以后的工作是，上船睡觉。如今事实的确如此，他只需保证“不让轮机出事”。
这些人，在风险重重的航程中，如何捆在一起？
除了必须遵守的纪律，翁继强还对本刊记者强调，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将船员们作为“核心战略资源”，他们被鼓励参与船舶现场管理，以此获得“体面而有尊严的工作”。
“体面而有尊严的工作”还包括公司为船员们提供的“健康安全的环境、规范的流程”，以及为保证船舶航行或锚泊、停靠在海盗出没海域及港口的安全而配备的“武装保安”（参见本刊2014年6月26日出版的第24期《安保走出去》）。
船员们的上升空间很重要，负责船员管理工作的翁继强觉得，如果本公司的船员赴职他处后，依然担任平级岗位，“我们就要反思，自己是否出了问题。”
这其实是每个海运企业都要面对的问题。
从“高富帅”到“三无”海员
1977年，作为最初级正式船员——二级水手的周曰文，档案工资为32元。1991年他成为船长后，升至89元。周曰文的收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明显变化。那时台湾地区的船长月薪6000多美元。
曾经，中国船员在停泊港口上岸后，因囊中羞涩，大多只能走马观花看风景。
很多人都提到1992年。那时已经身为船长的周曰文发现，自己每月工资单上的数字变成了2966元，“当时感觉不错”。
后来这个数字不断上升，在2007年突破2万元人民币。再后来，因为其他公司“不断挖人”，他的月工资在2011年“涨到了3万多”。
远洋船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绝对是一份羡煞旁人的职业。在许多人还只是刚刚解决了温饱之时，许多远洋船员已经大踏步进入小康生活。他们因此觉得自豪，觉得自己有地位。
可如今，按照中国海员协会会长高峰向《瞭望东方周刊》的阐述，在目前中国海员的三个构成群体——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在职员工、中介机构派遣以及自由人群中，除在职员工外，其他两个群体的生存质量并不乐观。
“自由人群”，就是以个人名义与船东或公司签订合同，只能拿到在船工作时的工资。下船后没有收入，相关社会保险等也大多由个人自行负责。他们中的很多人下船后，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医疗保证，没有养老金，所以只好不停地在船工作，力求为退休后的生活积累更多保障。
中介公司的派遣船员，既没有自由船员洒脱，又没有在职船员稳固，同时还要承担大量工作，并忍受一些不良中介公司的克扣，甚至还会遭遇单方违约。
周曰文们，属于国有企业在职船员。
了解船员生活的人都明白，船上劳动强度高、生活单调、远离社会环境，船员需要长期忍受生理及心理痛苦。而他们的各项权益保护机制始终滞后，无法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
翁继强对本刊记者说，原来海员享有免税政策，荣誉感较高；现在很多船员在海上工作6个月后就想下船，因为“交税到了临界点”。
与“税”有关的问题常被海员们提及：如果每月收入5000美元，一个月要缴近7500元人民币的个人所得税，这相当于工资的近三成。
目前，远洋船员个人工资薪金所得计税，与陆岸单位扣减标准一样且逐月扣减。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船员的工资奖金收入绝大部分为在船工作时获得。下船公休的时间里，船员的收入大多只能满足基本生活。
2010年后，国际劳工组织对海员最低工资标准作了进一步调整，中国对本国海员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被进一步抬高。所以，尽管工资上涨幅度不小，但完税后的实际收入并不能令他们满意。
几乎每个受访对象都谈到，是不是可以按照国际惯例，减免船员的所得税？
政委的责任
“船员在陆地上湮没于芸芸众生，上船后一个萝卜一个坑。”苏荣喜说，尽管自己是大副，但“凡是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的都不当家”。
在船上，当家的是政委。这个职位在船舶上的存在，是中国海员的传统。而如今，政委的工作也与以前大不相同。
与周海葵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船舶政委李智敏发现，以前的船员工作时更习惯于被动接受上级下达的信息，而如今，互动交流工具的普及让政委的工作复杂多了。更多的有个性的年轻人上了船，政委们必须琢磨，船员“心里在想什么”。
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的政委田代早说，他们还要学习心理学。
他概括说，政委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船长”，共同抓好船舶安全管理，比如说，船上的保安工作就是由政委主抓。
上世纪70年代，田代早刚刚上船的时候，在几个小时的台湾海峡航程中，船上许多复转军人出身的船员还会架起配备的机枪——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机枪被撤下了。
直到如今，国家使命仍然重要。
比如，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5名远洋船长就曾赶赴海口，协助执行接回中方在越人员的紧急任务——相关救援船只少有远洋经验，需要经验丰富的远洋船长带队。
上了船后，忠孝不能两全。
中远散运船员管理中心党委工作部部长赵坤政记得，在父亲被查出癌症的那一年除夕，他担任政委的船只已经回到港口，但始终没能靠岸。
“把弟兄们招呼好了”后，他给老母亲打了个电话：“老娘你也不想我？”电话那头的母亲说：“你说呢，我想你不？”
赵坤政的眼泪“哗”就下来了。
悲欢离合，数说不尽。
20年前周曰文老母亲去世之际，他就在船上。在境外港口靠岸后，公司派来接替他的船长直接上船换班，蒙在鼓里的周曰文还颇为不悦：“为啥换班？！” “船长上了舷梯口，家里的事全都不管。”不是不管，是没办法管，在茫茫大海上，只能是有心无力。
谁能继续远洋
业内人士屡屡对本刊记者提起，中国远洋海员的未来一定要重视再重视。
长期以来，这个职业从业人员最稳定的来源是航海院校。1964年、1965年，交通部从大连海运学院、上海海运学校、南京海运技工学校分配给中远大专毕业生180人、中专生24人、技校生40人。此后，中国远洋船员的来源基本稳定下来。
当年很多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必要的培训后就可以上船。现在大多都要经过专业院校培训，高级船员基本都来自大专院校。
船长陈凡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远洋海员中普通船员断档，特别是成熟的机工水手十分短缺。
高峰分析说：“工资偏低，很多人不愿干，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对海员的工作不了解，家长也不愿让孩子去当海员。”
这种情况在过去若干年中日趋严重。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孙雄对本刊记者的分析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海员的职业吸引力下降，社会多元化的就业机制与价值观的变化，对海员的职业选择冲击不小。
当年船员们的荣誉感一部分来自可以带回海外商品。而今，不再有这种需求的船员只能把视野转向各国的风土人情。
孙雄记得，2000年以后，一些船员在船上走了一圈世界之后，合同期一到就离开了。
人员流失，一段时间里公司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
1974年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曾经一次性招收了五六千人，这些人大多成为业务骨干。但2000年后这些人先后退休，很多岗位尤其是政委岗位明显缺人。当时这家企业的有关部门一个季度要“批二三百人的退休”。
即便留下来的人，也感觉没有以前的氛围了——现在船上吃完饭没人聚在一起，人手一台电脑，“打牌也找不到牌友”，为了排遣寂寞放置的一堆杂志，少人问津。
做了29年船员后，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李宏祥在2012年下船。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政治素质上来看，早期船员挑选严格，荣誉感和地位较高。现在他们在经济上曾经拥有的优势弱化了。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船舶政委李朝良则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常年不在家，很多船员的社会关系愈来愈淡薄，这容易使船员心理封闭，长此以往，对个人的影响不可小觑。
传承曾经是船员们的特点。
1988年上船的轮机长周海葵算是子承父业，“那时候船员有优越性，我的父亲也是轮机长。”父亲所在的“青河”号集装箱远洋轮，可以装载1000多箱、每箱20吨的货物，这艘现在只能算小号的船，在当时的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却是核心班轮，可以跑欧洲主要航线。
而如今，即使是最优秀的船长，也未必希望子承父业。
远洋运输的战略价值
由于技术进步，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设置了与电邮类似的“船员家信”邮件通信系统，船员们可以随时与家人联系。“让我们能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周遭生活的脚步，不再面临以往那种出海一段时间之后什么也不知道的尴尬与无措。”一位老海员说。
上船后，每个人都有房间，设备很全，娱乐室、健身房、卡拉OK厅等配套设施，让海员们有了足够的空间释放压力。
但人员的压力，始终徘徊在管理者的心头。
李宏祥很为自己的弟兄们抱不平：“船员也是人，但是愿意嫁给船员的不多。”有的家属为了照顾家庭，放弃了工作。
在多重压力下，海员队伍建设不易。
在航运市场并不很乐观的局面下，中国海员协会会长高峰更期望海员行业的管理能有所改善。目前中介机构已成为海员就业的主体，但其良莠不齐，极需规范。
如想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当下由各公司垂直管理船员的做法，恐需作出某种程度的调整，以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海员的自主流动。如此，将更有利于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家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国家将航运定位于竞争性运输行业，企业自负盈亏”。业内人士有一种看法是，企业在市场中竞争无可厚非，但远洋运输还要考虑其战略性与支撑性的因素。
众多受访对象的一个感慨是，目前在国家层面而言，航运业仅是一个行业而已。尽管2013年，交通运输部已经将航运振兴战略提交国务院，但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历经改革开放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形成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海洋空间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
其中，因能源、矿产等关系国家命运与未来，其主要运输航线也往往被称为中国海上生命线。
中国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1958年，毛泽东提出“建立海上铁路”，中国由此决定组建自营的远洋船队。当年7月，交通部成立远洋运输局，嗣后成立远洋运输局驻广州办事处，成为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奠基者。
国民政府时期的起义人员成为中国第一批远洋船员。此后，新政权开始培养自己的远洋人才。到1969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从海军队伍中直接挑选。
如今，以世界第一海员大国之名，中国拥有超过57万名远洋海员。而在4年之前，这个群体还只有20万人。
他们漂泊于距离祖国、家庭数千公里外的大洋，以自己的航迹勾画着中国的海洋强国之梦。
独一无二的船长
1972年，初中毕业的周曰文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4年后进入中远集团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的前身——天津远洋运输公司工作，命运如同儿时“算命的”预言，像“水仙”一样留在了水上。
至今38年，周曰文在13000多天里，从二级水手、一级水手、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步一步做到了船上的最高职位——船长。这个过程通常要花费12年，与船上另一个关键指挥岗位——轮机长的成长历程相似。
周曰文从水手到船长的时间，较行业平均年限稍长——从1976年到1991年，也许因工农兵学员出身，他用了15年才做到船长。至今，他在这个驾驶台前指挥远洋轮船已有23年。
青岛华洋海事服务有限公司的远洋船长刘长江详细为《瞭望东方周刊》分解了海员成长的详细过程——这是一个大多以18个月为一周期的过程。
从航海院校刚刚毕业的二级船员，在学校要通过全国海船适任证书考试，拿到主要只记载成绩的三副、三管轮白皮证书。然后在船18个月，才可以正式拿到三副、三管轮的试用证书。
再在船任职12个月，直接换取二副、二管轮证书。二副、二管轮在船任职18个月，申请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才可以考取大副、大管轮的职位。
大副、大管轮再任职18个月，可以申请考船长、轮机长证书——要成为船长、轮机长，即便一切无缝衔接，理论上最快也需要66个月。
在周曰文年轻的时候，很多远洋船长是配备外语翻译的。这种情况在1990年得以改变，如今每个船长必须通过外语培训和测试。
海员在船8个月，通常可以休假3个月。但这个数字并不固定，周曰文最长的在船时间曾突破14个月。那时，还是大副的周曰文要与其他同事轮番值班，每天12个人、24小时不能离开岗位。
值班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定位、瞭望避免碰撞。1984年，一种卫星导航系统GPS装上船，但是“非常不准，因为卫星太少”。
1991年10月，刚刚取得船长证书的周曰文，行至威海海面时，舵机失灵，船“在海上转”。
焦急万分的周曰文把轮机长痛骂了一通。在船上，船长拥有绝对权力，为了保障船只正常运行、安全行驶，周曰文说，极特殊情况下他可以行使拘禁权。
当然，和平环境下，在大副、二副、三副的协助下，船长一般没有过多需要本人亲自处理的事务。但作为最高负责人，他必须为价值上亿的船只、货物，更重要的是为几十名船员的生命安全负责。
周曰文觉得，韩国“岁月”号船长的行为，“是对我们船长的很大侮辱”，“我为他脸红”。
在大连远洋运输公司船长王伟对《瞭望东方周刊》的解释中，一名优秀船长要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船长不是驾驶员的简单延续，他是船舶的最高管理者和船公司的代表。公司授予船长对船舶有绝对的指挥权，就操作、安全、环保等环节作出决定，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人员、财产、环境的安全，船长拥有绝对权力，不受任何人和文件的约束。”
这是权力，更是责任。船长还是船东、租家、货主、码头、保险、船旗国、港口国……各种航海组织等之间联系的纽带。
水手的空间
从大格局来看，中国对远洋海员特别是高级海员的需求几十年来持续上升。
1963年5月，广州远洋运输公司首次提出了以贷款方式发展远洋运输的设想，并预计“10年内我国自营远洋船队可发展到50万吨”。这家企业就是今天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这个提议某种程度上促动了中国远洋事业的发展，远洋人才显得愈加重要。
由于在人才上有先发优势，从1970年开始，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甚至先后调拨了4200人，支援集团内各兄弟公司的建立和发展。
每个远洋公司都很重视船长。中远集团下属的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翁继强告诉本刊记者，这家公司的远洋船队有86条船。在规划船员数量时，需要按照后备系数1.73配备，100条船要配有170多名船长。
这是一个“用人”的问题。船员出海前，公司要“搭好班子开好船”，多方了解船员的性格、资历、技能，并对休假返回的船员做好上岗前培训，使其尽快进入状态。
作为船上的大副，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的苏荣喜要负责甲板部的日常工作。除航行值班外，主管货物的配载、装卸、交接和运输管理，以及甲板部的维修保养。
在大副的督促下，甲板部人员每天需要做好甲板部的备件、物料、工具和劳保用品的请领、验收、保管、使用等工作，并督促三副和水手长做好救生、消防、堵漏设备和各种应急器材的养护。
而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轮机长周海葵和孟海勇，则掌控着全船的动力系统。
船舶进出港口、靠离移泊，通过狭窄水道或在其他困难条件下航行时，周海葵与孟海勇要指挥轮机部的伙计们，按照驾驶台的指令迅速、正确地操纵主机，并保证各类机电设备的正常运转。 在轮机长的指挥下，大管轮、二管轮与三管轮们分别掌控着主推进系统、发电系统以及其他附属机械设备。轮机员们安排机工长的工作任务，将机工们的工作合理分解。
以前，轮机部门的工作人员需要长期呆在机舱里，长期的噪音环境，让他们的说话嗓门很大。
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嗓门似乎不需要了。孟海勇告诉本刊记者，当初学习自动化操作之时，老师曾经打趣说，你们以后的工作是，上船睡觉。如今事实的确如此，他只需保证“不让轮机出事”。
这些人，在风险重重的航程中，如何捆在一起？
除了必须遵守的纪律，翁继强还对本刊记者强调，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将船员们作为“核心战略资源”，他们被鼓励参与船舶现场管理，以此获得“体面而有尊严的工作”。
“体面而有尊严的工作”还包括公司为船员们提供的“健康安全的环境、规范的流程”，以及为保证船舶航行或锚泊、停靠在海盗出没海域及港口的安全而配备的“武装保安”（参见本刊2014年6月26日出版的第24期《安保走出去》）。
船员们的上升空间很重要，负责船员管理工作的翁继强觉得，如果本公司的船员赴职他处后，依然担任平级岗位，“我们就要反思，自己是否出了问题。”
这其实是每个海运企业都要面对的问题。
从“高富帅”到“三无”海员
1977年，作为最初级正式船员——二级水手的周曰文，档案工资为32元。1991年他成为船长后，升至89元。周曰文的收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明显变化。那时台湾地区的船长月薪6000多美元。
曾经，中国船员在停泊港口上岸后，因囊中羞涩，大多只能走马观花看风景。
很多人都提到1992年。那时已经身为船长的周曰文发现，自己每月工资单上的数字变成了2966元，“当时感觉不错”。
后来这个数字不断上升，在2007年突破2万元人民币。再后来，因为其他公司“不断挖人”，他的月工资在2011年“涨到了3万多”。
远洋船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绝对是一份羡煞旁人的职业。在许多人还只是刚刚解决了温饱之时，许多远洋船员已经大踏步进入小康生活。他们因此觉得自豪，觉得自己有地位。
可如今，按照中国海员协会会长高峰向《瞭望东方周刊》的阐述，在目前中国海员的三个构成群体——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在职员工、中介机构派遣以及自由人群中，除在职员工外，其他两个群体的生存质量并不乐观。
“自由人群”，就是以个人名义与船东或公司签订合同，只能拿到在船工作时的工资。下船后没有收入，相关社会保险等也大多由个人自行负责。他们中的很多人下船后，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医疗保证，没有养老金，所以只好不停地在船工作，力求为退休后的生活积累更多保障。
中介公司的派遣船员，既没有自由船员洒脱，又没有在职船员稳固，同时还要承担大量工作，并忍受一些不良中介公司的克扣，甚至还会遭遇单方违约。
周曰文们，属于国有企业在职船员。
了解船员生活的人都明白，船上劳动强度高、生活单调、远离社会环境，船员需要长期忍受生理及心理痛苦。而他们的各项权益保护机制始终滞后，无法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
翁继强对本刊记者说，原来海员享有免税政策，荣誉感较高；现在很多船员在海上工作6个月后就想下船，因为“交税到了临界点”。
与“税”有关的问题常被海员们提及：如果每月收入5000美元，一个月要缴近7500元人民币的个人所得税，这相当于工资的近三成。
目前，远洋船员个人工资薪金所得计税，与陆岸单位扣减标准一样且逐月扣减。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船员的工资奖金收入绝大部分为在船工作时获得。下船公休的时间里，船员的收入大多只能满足基本生活。
2010年后，国际劳工组织对海员最低工资标准作了进一步调整，中国对本国海员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被进一步抬高。所以，尽管工资上涨幅度不小，但完税后的实际收入并不能令他们满意。
几乎每个受访对象都谈到，是不是可以按照国际惯例，减免船员的所得税？
政委的责任
“船员在陆地上湮没于芸芸众生，上船后一个萝卜一个坑。”苏荣喜说，尽管自己是大副，但“凡是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的都不当家”。
在船上，当家的是政委。这个职位在船舶上的存在，是中国海员的传统。而如今，政委的工作也与以前大不相同。
与周海葵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船舶政委李智敏发现，以前的船员工作时更习惯于被动接受上级下达的信息，而如今，互动交流工具的普及让政委的工作复杂多了。更多的有个性的年轻人上了船，政委们必须琢磨，船员“心里在想什么”。
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的政委田代早说，他们还要学习心理学。
他概括说，政委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船长”，共同抓好船舶安全管理，比如说，船上的保安工作就是由政委主抓。
上世纪70年代，田代早刚刚上船的时候，在几个小时的台湾海峡航程中，船上许多复转军人出身的船员还会架起配备的机枪——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机枪被撤下了。
直到如今，国家使命仍然重要。
比如，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5名远洋船长就曾赶赴海口，协助执行接回中方在越人员的紧急任务——相关救援船只少有远洋经验，需要经验丰富的远洋船长带队。
上了船后，忠孝不能两全。
中远散运船员管理中心党委工作部部长赵坤政记得，在父亲被查出癌症的那一年除夕，他担任政委的船只已经回到港口，但始终没能靠岸。
“把弟兄们招呼好了”后，他给老母亲打了个电话：“老娘你也不想我？”电话那头的母亲说：“你说呢，我想你不？”
赵坤政的眼泪“哗”就下来了。
悲欢离合，数说不尽。
20年前周曰文老母亲去世之际，他就在船上。在境外港口靠岸后，公司派来接替他的船长直接上船换班，蒙在鼓里的周曰文还颇为不悦：“为啥换班？！” “船长上了舷梯口，家里的事全都不管。”不是不管，是没办法管，在茫茫大海上，只能是有心无力。
谁能继续远洋
业内人士屡屡对本刊记者提起，中国远洋海员的未来一定要重视再重视。
长期以来，这个职业从业人员最稳定的来源是航海院校。1964年、1965年，交通部从大连海运学院、上海海运学校、南京海运技工学校分配给中远大专毕业生180人、中专生24人、技校生40人。此后，中国远洋船员的来源基本稳定下来。
当年很多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必要的培训后就可以上船。现在大多都要经过专业院校培训，高级船员基本都来自大专院校。
船长陈凡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远洋海员中普通船员断档，特别是成熟的机工水手十分短缺。
高峰分析说：“工资偏低，很多人不愿干，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对海员的工作不了解，家长也不愿让孩子去当海员。”
这种情况在过去若干年中日趋严重。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孙雄对本刊记者的分析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海员的职业吸引力下降，社会多元化的就业机制与价值观的变化，对海员的职业选择冲击不小。
当年船员们的荣誉感一部分来自可以带回海外商品。而今，不再有这种需求的船员只能把视野转向各国的风土人情。
孙雄记得，2000年以后，一些船员在船上走了一圈世界之后，合同期一到就离开了。
人员流失，一段时间里公司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
1974年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曾经一次性招收了五六千人，这些人大多成为业务骨干。但2000年后这些人先后退休，很多岗位尤其是政委岗位明显缺人。当时这家企业的有关部门一个季度要“批二三百人的退休”。
即便留下来的人，也感觉没有以前的氛围了——现在船上吃完饭没人聚在一起，人手一台电脑，“打牌也找不到牌友”，为了排遣寂寞放置的一堆杂志，少人问津。
做了29年船员后，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李宏祥在2012年下船。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政治素质上来看，早期船员挑选严格，荣誉感和地位较高。现在他们在经济上曾经拥有的优势弱化了。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船舶政委李朝良则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常年不在家，很多船员的社会关系愈来愈淡薄，这容易使船员心理封闭，长此以往，对个人的影响不可小觑。
传承曾经是船员们的特点。
1988年上船的轮机长周海葵算是子承父业，“那时候船员有优越性，我的父亲也是轮机长。”父亲所在的“青河”号集装箱远洋轮，可以装载1000多箱、每箱20吨的货物，这艘现在只能算小号的船，在当时的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却是核心班轮，可以跑欧洲主要航线。
而如今，即使是最优秀的船长，也未必希望子承父业。
远洋运输的战略价值
由于技术进步，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设置了与电邮类似的“船员家信”邮件通信系统，船员们可以随时与家人联系。“让我们能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周遭生活的脚步，不再面临以往那种出海一段时间之后什么也不知道的尴尬与无措。”一位老海员说。
上船后，每个人都有房间，设备很全，娱乐室、健身房、卡拉OK厅等配套设施，让海员们有了足够的空间释放压力。
但人员的压力，始终徘徊在管理者的心头。
李宏祥很为自己的弟兄们抱不平：“船员也是人，但是愿意嫁给船员的不多。”有的家属为了照顾家庭，放弃了工作。
在多重压力下，海员队伍建设不易。
在航运市场并不很乐观的局面下，中国海员协会会长高峰更期望海员行业的管理能有所改善。目前中介机构已成为海员就业的主体，但其良莠不齐，极需规范。
如想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当下由各公司垂直管理船员的做法，恐需作出某种程度的调整，以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海员的自主流动。如此，将更有利于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家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国家将航运定位于竞争性运输行业，企业自负盈亏”。业内人士有一种看法是，企业在市场中竞争无可厚非，但远洋运输还要考虑其战略性与支撑性的因素。
众多受访对象的一个感慨是，目前在国家层面而言，航运业仅是一个行业而已。尽管2013年，交通运输部已经将航运振兴战略提交国务院，但还仅仅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