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邺城印陶的研究性文章极少，邺城印陶的分类，般爱好者大多沿用《邺城古陶文五十品》（西泠印社出版）中焦智勤在序言《邺城陶器印记简述》中所写的“三分类”法，即一是带有“军主”的姓名印记，二是带有纪年的姓名印记，三是姓名印记。焦智勤的三分类法，仅从字面的区别进行分类，思维过于单向。笔者认为，可从官陶、私陶来分类，从中可研究官陶与私陶的监管制度不同。官陶中又可分“军陶”与“非军陶”，还可以分“官烧官”与“民烧官”。
　　关于焦智勤的“天保纪年”说，认为在姓名前冠以数字，为一至九，即是天保元年至九年的纪年。焦智勤以为，天保十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去世，土木营造停罢，故无天保十年陶文。此说法无科学依据佐证。北齐高洋皇帝死于天保十年十月。《资治通鉴》：“齐显祖嗜酒成疾……冬，十月，甲午，殂。癸卯，发丧，群臣号哭，无下泣者，唯杨悟涕泗呜咽。太子殷即位，大赦。”据史书记载，天保纪年延续至天保十年十二月，越年才改元为乾明。故无“十”并不说明问题。《步黟堂藏石刻造像遗珍》就收有“天保十年”造像残石。所以，笔者认为姓名前冠以的数字，并不代表纪年，也有可能是窑的编号，或它指。至于为什么在这些陶文中只有一至九，没有十，或许与古人尊九有关，三国东吴太常卿徐整所著《三五历纪》中有“教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极于九”之说。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亦云：“古人造字以纪数，起于一，极于九。”或许有其他因素。
　　另外，邺城官陶印文中，并无前冠数字者。如若是纪年，断不会刻写得如此草率，且词序不畅，字义不通，有第一位是数字的，有前二位都是数字的，毫无规律，陶文前后字义与纪年似乎也无任何关联。笔者曾见过步黟堂主人唐子穆先生所藏多枚带有纪年的燕国陶文，书写刻画规范，文字表述清晰，完全不像邺城这些前冠数字的陶文，难以释读。（参见图1、2、3）
　　焦智勤划分的第三类“姓名印陶”，也概念不清。衣雪峰在《后千甓亭藏邺城陶文略述》一文中提出，尾字为“瓦”的姓名印，与一般的姓名印应该区分开来，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笔者细观这些尾字为“瓦”的姓名印，它与一般的姓名印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般姓名印是陶工信手而刻，随意草率，缺笔少画，有些字很难辨识。而尾字“瓦”印，印面的书写与布局，规范统一，姓名齐全，有的似乎是出于一人之手。（参见图四、五）所以，笔者认为，这些尾字为“瓦”的印记，其器皿亦可能是官陶，那些“瓦”字印应该是统刻制的，如此规正的书写，不可能出于陶工之手，一般陶工没有这个文化水准。这很可能是官方为征用民窑烧官陶而统一刻制。民窑烧官器的“民烧官”现象，在陶瓷史上是较为普遍的。这些印陶，姓名齐全，便于监督、追责。而普通的姓名印陶，缺笔少画，增减无常，辨识率低，印记中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者颇多，有的似小名或昵称。若有差迟，恐亦难以追责。这就是官陶与私陶的区别吧。（参见图6、7、8）
　　由此可见，军主、匠、瓦匠的阳文印记，应为官窑烧官器。尾字“瓦”的阴文印记，应为民窑烧官器。一般姓名印记，应为民窑器。
　　邺城官陶监管制度也值得研究，北朝尚书省起部、太府寺细作署、将作寺，均掌管营造之事，当然有所分工。起部置郎，有重大营造工程时置起部尚书。将作寺置卿，有重大营造工程时置将作大匠。将作大匠，秦置，始称将作少府，西汉景帝改称将作大匠，秩比九卿。职掌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东汉、魏晋南北朝沿置。起部、细作署、将作寺，究竟是哪个部门管理邺城印陶的制作，尚无细考。
　　从军主、匠、瓦匠的印记来看，管理层次还是蛮清晰的，大致分为三级。衣雪峰在《后千甓亭藏邺城陶文略述》引鲁九喜之语：“造瓦者有三级，咸备于斯。三级者，军主、瓦匠、匠，各有其职。军主督造，瓦匠主造，匠为造瓦人。”后来，九喜兄在《洛阳北魏“瓦削文字”新考》中对三级排序作了修正：“邺城瓦文中也出现了‘匠’及‘瓦匠’两种称谓，‘匠’或者为‘瓦匠’的省称，或者为级别低于‘军主’、而高于‘瓦匠’的一个职位。”而早在战国时期的官陶制作也是分级管理的，李零在《齐、燕、邾、滕陶文的分类与题铭格式》一文中，介绍了燕国陶器的“三级监造”，即省者（监造），主者（主办），造者（制造），省者为“陶尹”，主者为“陶俅、畋”，制造者为“陶攻”（即陶工）。看来邺城陶器的制作监管，也是秉承了先贤的做法。（参见图9、10、11）
　　在收藏界，目前对邺城陶文的关注与研究，远不如对战国陶文的研究。诸如综上所说的邺城官陶制作的监管体系，军主、作头、匠、瓦匠之间的管理层次，官陶、军陶、私陶的器皿与印记分类，这些都亟待研究。清代民国以来，先后有黄锡蕃《刻碑姓名录》、《金石考工录》、曾毅公《石刻考工录》等著述行世，另叶昌炽《语石》一书中亦录得刻工八十二人。但是否有《陶工录》刊行，不得而知。（编辑/黄晶晶）
　　（本文图片中的陶文均为笔者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