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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茅盾整个创作生涯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他的《野蔷薇》中的五个短篇(分别是《创造》、《一个女性》、《诗与散文》、《昙》及《自杀》)集中描写了闺房琐事和男女恋情,袒露了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修养的年轻女性的情感世界。这在一贯注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茅盾那里,是否意味着创作上的某种逆转?如果是这样,背景淡化了的女子自我世界,在他整个创作中,为何仅是这五个短篇?这是不是茅盾创作上某种迷途的表现?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五个短篇反映的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为什么会有那么深刻的时代的代表性和批判性?对于这个问题,评论者的意见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是有较大出入的:有的根据作者自己的“恋爱外衣”说,发掘其中的“政治寓意”——“历史事件的实录”,归纳到“表现革命时代里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