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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鲁迅所作的历史性评价，因而关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始终是中共党史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大量史实表明，鲁迅与一批杰出的中共领导人和地下党员，曾经有过彼此心仪的神交或真诚的友谊。他们中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陈云、方志敏、陈赓、沈雁冰、冯雪峰等。这些中共人士或多或少影响过鲁迅的写作与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都分别与鲁迅在北京或上海有过亲密的交往。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对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中的地位都起到了盖棺论定的作用。正是他们把鲁迅的名字与中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从已公开的毛泽东著作和谈话中，可以发现大量历史性的印证。毛泽东是第一个把鲁迅称为“圣人”的中共领导人。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鲁迅》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对鲁迅的崇敬由来已久。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就对同在北京城的鲁迅倾心向往。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有机会读到鲁迅的作品。鲁迅的作品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1919年冬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鲁迅正在教育部任职，两人的居住地近在咫尺，毛泽东曾多次希望与鲁迅见面。
数十年来，持毛泽东与鲁迅生前曾经会面观点的大有人在。最早的史证为鲁迅胞弟周作人留下的日记。《周作人日记》1920年4月7日记载：“毛泽东君来访。”据相关史料佐证，毛泽东确实有一次亲往八道湾鲁迅寓所求见的经历。毛泽东来时，刚好朱安（鲁迅前妻）在八道湾的院子里晒被子，恰与前来造访的毛泽东相遇。周作人见到了毛泽东。他的这则日记便为毛泽东求见鲁迅的重要证据。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当年前往八道湾访鲁迅虽是事实，但因鲁迅当时外出而失之交臂。
那么，毛泽东当年在北京生活期间，是否见过鲁迅呢？这是近代历史上一个始终没有答案的悬疑。比较有力的史证，应是张琼女士（曾任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病殁前对采访她的三位史学工作者的两次谈话。
张琼何许人也？她是毛泽东早期革命实践的崇拜者。1902年生于湖南汝城。1922年春因不满包办婚姻而逃离故乡衡阳城，来到了陌生的长沙。参加革命后结识了刘少奇和杨开慧，并在两人介绍下于1922年9月加入共产党。由于杨开慧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张琼便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住进了杨开慧家，这样她才有机会结识毛泽东。
张琼在杨开慧家里有幸亲耳听毛泽东谈他在北京期间会见鲁迅的经过。应该说张琼的回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1938年4月袁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演讲
1981年9月28日，张琼在上海病逝后，生前采访她的沈鹏年曾两次公开发文披露张琼生前在与毛泽东对话中谈到毛泽东与鲁迅曾经会面的往事。
1982年1月，沈鹏年在《书林》杂志上以《周作人生前回忆实录：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为题发表文章，称：“毛泽东会见鲁迅这一事实确为一些老同志所深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革命老干部，原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张琼同志就是深知其事的一人。……‘四人帮’粉碎后，张琼同志抱病写下了这段重要的回忆录。以周作人提供的情况和张琼写的回忆录相印证，事实更为分明。”为此，沈鹏年又去北京采访了当时健在的周作人。
1984年，沈鹏年在北京《团结报》发表的《再谈毛泽东会见鲁迅》，系继1982年发表在《书林》的文章后再次提供给读者的新证。因事关毛泽东与鲁迅的交往，故而备受读者关注，学界也因此引发争论。
沈鹏年在《团结报》发表文章“再谈”毛泽东和鲁迅的会见，不像前次那样依据周作人的回忆录，而是根据当年采访张琼的亲口证言，独家披露了毛泽东1922年在湖南与张的谈话。其中，张琼回忆毛泽东谈及与鲁迅在北京的会面情况是：“有一天，毛泽东同志问我道：‘你这个千金小姐，為何要脱离家庭闹革命？’我便把十七岁时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而受到启发有所认识的经过告诉了他。他（毛泽东）听后，想了一下，就说：‘鲁迅真了不起，那些议员名流们的千百遍宣言也不及鲁迅的一篇小说的力量。’他接着又告诉我，鲁迅还有几篇别的小说，内容怎么样怎么样，问我看过没有。我回答说，看过了，但不大懂。毛泽东同志鼓励我说，多看两遍，再多想想，就会认识的。这时，我思想一动，插进来问了一句：‘你去过北京，见到过鲁迅吗？’他笑着点点头说：‘见过的。’他接下去还说：‘我自己虽然不会创作，但很爱好文学。鲁迅是中国著名的新文学家，又关心过激主义，我当然要去见他。我在北京见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都是提倡新文学的。如果不去见鲁迅，将成为莫大的憾事。我在北大图书馆时，也有机会见到他。他是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工作的，有时来图书馆，就见面谈话了。我还到他家去过，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得很透彻，看问题很深刻。他对我们湖南青年很有好感。’……”
张琼回忆毛泽东这番谈话时，已是20世纪60年代。沈鹏年、宋涛、金祖同三人曾是张琼丈夫贺树（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战友）的学生。沈鹏年等向张琼了解毛泽东与鲁迅会面一事时，贺树已经作古。在沈鹏年等人得知毛泽东早在1922年前就曾在北京见过鲁迅的情况后，他们敦促了解第一手资料的张琼，应把这段事关中国近现代史中两位重要人物的史实写出来，争取公开发表。张琼却表示，自己1954年再次进京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面时，就曾谈及此事。张琼说，1922年的时候，她就建议毛泽东写文章披露他与鲁迅会面的情况，认为这件事对青年学生颇有教益。可毛泽东委婉地加以拒绝了。张琼说：“他（毛泽东）说：‘这可不行，鲁迅的处境不利。他在教育部，不像在北大。政府有规定，违犯了要受处分的。在《新青年》上，胡适、周作人发表文章都能署名，唯有鲁迅只能用笔名。李大钊曾经说过，鲁迅即周树人。这是公开的秘密。可是不能透露这个公开的秘密。给他招来麻烦。’所以毛泽东同志不但没有作文以记其事，就连在新民学会开会时也没有谈过他和鲁迅会面的事。……” 张琼在对沈鹏年等人谈话时则提出了另一鲜为人知的佐证：1954年张琼曾经到过北京中南海。在这里，与毛泽东再次谈到了鲁迅。张琼告诉毛泽东，冯雪峰在他的文章中称毛泽东和鲁迅从没有见过面，毛泽东听后十分明确地告诉她：“他写错了，你去叫他纠正。”
据张琼说：不久她果然见到了冯雪峰，并把毛泽东当年和她在湖南的谈话经过，以及最近毛泽东在得知冯雪峰文内谬误时的表态，都如实告诉了冯雪峰本人。冯雪峰这才恍然大悟，并向张琼表示：“将来此书如果再版，我一定要改正过来。”
沈鹏年的文章发表后，质疑者甚众。胡乔木、唐弢、冯雪峰等均持否定态度。胡乔木称：“1954年我审阅《鲁迅全集》注释时，曾经当面询问毛主席，是否同鲁迅会过面。记得主席明确回答：早年在北京，是会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秀，见过胡适，见过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唐弢也认为当年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与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见面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当年与鲁迅往来甚多并与毛泽东亲口谈过鲁迅印象的冯雪峰，也提出一个疑问。他当年（1934年1月）从上海回瑞金革命根据地时与毛泽东谈话，毛泽东曾亲口否认此事。毛泽东十分关心鲁迅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当冯汇报以后，毛泽东感叹地表示：“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虽然对沈鹏年披露的毛泽东、鲁迅曾经见面的史实质疑频频，但仍有人坚持毛泽东和鲁迅生前确有一面之缘，甚至还有人说毛泽东与鲁迅不止一次见面。直到张琼去世后，这一争论仍未结束。1982年张琼的原秘书钟向东在《书林》杂志上发表文章，也肯定了张琼生前确曾讲述过此事：“1978年6月27日，我到张琼同志家给她整理回忆录。张琼同志在介绍她的已故爱人贺树的情况时，讲述了一段贺树生前讲过毛泽东曾会见过鲁迅的情况。……据张琼回忆，贺树曾告诉她毛泽东与鲁迅会面好像不止一次，其中有一次贺树也在场。当时我就作了原始笔录。”
鲁迅病逝后，中共中央曾给南京国民政府发去电报，要求给鲁迅以国葬仪式隆重追悼。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主持成立艺术学院时，也以“鲁迅”冠名。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鲁迅的景慕与敬仰是发自内心的。鲁迅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始终把他视为党内一员。1937年毛泽东在《七月》杂志上撰文称：“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鲁迅在文学方面的历史性成就，毛泽东给予的评价更高。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9年7月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发放的毛泽东和鲁迅双人像
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重要的领导人，给鲁迅冠以思想家的盛誉绝非小事。作为书法家和诗人的毛泽东多次书写鲁迅名句，赠予中外友人，表示他对鲁迅诗文的钦佩。在毛泽东书房里，众多藏书中即有《鲁迅全集》的三个版本。有些册页上还留有毛泽东披阅时的圈点和眉批。毛泽东尤其喜欢鲁迅犀利的杂文。1959年12月，他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再次肯定了其投枪和匕首似的杂文：“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毛泽东把他喜欢的《鲁迅全集》等著作从陕北一直带到北京，外出视察时在列车上也捧读鲁迅的著作。1971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对各地负责同志还不断叮嘱：“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了。”1973年以后，毛澤东病体沉重，视力也明显下降，可他仍然坚持每天读一点鲁迅的书。他始终感到鲁迅的心与其是相通的。眼睛手术后渐有好转，毛泽东就用高倍放大镜阅读《鲁迅全集》。《鲁迅全集》一直伴着毛泽东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从现有的史料中寻觅到鲁迅与中共的联系，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那时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同时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兼任教职。其间，他仇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继而接受马列主义。鲁迅因支持进步刊物《新青年》而结识当时在北京的两位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
李大钊引起鲁迅注意并与之来往，其创办的《新青年》无疑是联系两人的纽带。鲁迅因欣赏该刊的进步文章而对李大钊产生敬意，李大钊则对鲁迅虽居官场但投寄的文章独具锋芒而颇视其为同道。与李大钊短暂亲密的交往后，鲁迅发出李是他“同一战线上的伙伴”的感慨。在李大钊的热忱邀约下，鲁迅不时出席李大钊等主持的《新青年》编辑会议。彼此成为至友后，鲁迅与李大钊开始书函往来，信中相互倾吐对北洋政府弊政的不满。应该说这是鲁迅对中共好感的缘起，也是他认识中共的肇始。
关于鲁迅和李大钊的关系，可从《鲁迅日记》中发现端倪。其中记载他与李大钊的书函往来，1919年有2封，1920年以后渐多;李大钊的来信仅1921年1月至5月就有5封之多，平均每月通信一次。鲁迅尤为关注一系列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斗争，并不断以犀利的文章作投枪，在舆论上声援李大钊领导的“三一八”学生运动及痛斥段祺瑞政府制造的血腥惨案。
叶新青年曳杂志编委蜡像遥坐者陈独秀渊左冤尧李大钊渊右冤袁站立者左二为鲁迅
鲁迅和另一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也是他居北京期间因参与《新青年》编辑而结识的。两人往来虽不多，但彼此心通，又因有共同的理想与追求而互生敬意。陈独秀与鲁迅虽通信甚少，但他在给别人的书函中多次赞扬鲁迅的傲骨精神。陈独秀直言对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的评语，对行事孤傲的陈独秀而言，也是绝无仅有的。1926年鲁迅毅然辞去北京所有教职，南迁厦门，在厦门大学任国学教授。1927年又移居广州执教，出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其间，鲁迅虽远离中共，但对当年在北京期间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共创始人的接触，仍保留良好的印象。1927年1月18日，他抵广州。3月25日，见到了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陈延年。当鲁迅得知陈延年即陈独秀之子时，顿生好感。尽管这时陈独秀已被中共除名，又遭国民党通缉，可鲁迅仍不轻视陈独秀在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地位。尤让鲁迅高兴的是，他发觉陈延年甚至比其父更有革命魄力。嗣后，鲁迅曾對人表示：在北京时虽然见过延年，可到了广州才发现他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
后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的血腥镇压，鲁迅毅然辞去了优渥的教职而前往上海。
鲁迅到上海后因受中共的影响，开始倾向左翼并积极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他与宋庆龄、柳亚子、蔡元培和杨杏佛等进步人士为友，暗中从事支持红军的工作。1928年，陈独秀遭国民党逮捕羁押于南京监狱。其间，鲁迅曾支持宋庆龄、杨杏佛等人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国民党当局施压，试图让陈独秀早日脱离羁押。当发现有人以“托派”等罪名对陈独秀进行攻击时，鲁迅不为所动，仍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称陈独秀为自己的朋友。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谈及他与陈独秀的友谊：“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36年鲁迅病逝后，已经出狱的陈独秀在报上发文，给鲁迅以公正的评价。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中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鲁迅在上海生活时期，与他接触较多的共产党人当数浙江义乌人冯雪峰。
1925年4月，冯雪峰第一次在北京师范大学见到讲课的鲁迅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冯雪峰第二次和鲁迅见面是1926年夏，在北京阜成门内的八道湾鲁迅寓所。当时初涉文坛的冯雪峰想与几个进步青年合办一份杂志，拜访鲁迅的目的是请求他能介绍一家可供出版的印刷局。不过其因与鲁迅不熟而遭到了婉拒。与鲁迅这次见面不久，冯雪峰即在1927年夏加入了共产党。一年后，党组织派冯雪峰前往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此时已经回上海定居的鲁迅，成为冯雪峰拜访与联系的进步人士之一。
此前，鲁迅对冯雪峰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尽管冯雪峰以学生身份曾亲往八道湾拜访。鲁迅开始认识冯雪峰则是1928年冯在上海公开发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鲁迅读后感到冯文与当时上海一些在报刊上攻击自己的文章截然不同。特别是在一次谈话中，早年就是冯雪峰文友的作家柔石，向鲁迅介绍了冯的从文经历，从而引起了鲁迅对冯雪峰的注意。这时，冯雪峰受党的委托，也有求见鲁迅的意愿。因而柔石在当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把冯雪峰带到景云里甲11号的鲁迅家中。这次见面才是冯雪峰与鲁迅长达数年友谊的开端。
随着交往的加深，冯雪峰开始不断向鲁迅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近况。鲁迅对此也极为关心，他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最初的良好印象多来源于冯雪峰。毛泽东一些秘密流传的诗词，也多是冯介绍给鲁迅的。因受共产党人的影响，鲁迅思想更加倾向革命，从1929年起他不断参与中共领导的社会活动，如给“济难会”捐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与筹划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成员，坚持在白色恐怖下的斗争，支持和参与国际反战大会等。其中有些工作是鲁迅在冯雪峰的请求和鼓励下才参与的。在这些由共产党组织、领导的进步运动中，鲁迅开始进一步感受到中共在中下层民众中的威望与影响。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窦乐安路举行成立大会。鲁迅在会上的即席讲演，就是由冯雪峰记录，会后整理出文稿，后经鲁迅阅改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发表在《萌芽月刊》上。1931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左翼作家柔石、李求实、胡也频、殷夫和冯铿，史称“左联五烈士”。鲁迅在悲愤之余，与冯雪峰密议出版了“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和冯雪峰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两文联袂发表，顷刻震动沪上。 就在冯雪峰和鲁迅关系日益密切的时候，冯雪峰因一时不慎暴露了身份，党组织决定让他马上离开上海前往苏区。1933年12月底，冯雪峰来到江西瑞金，后见到了毛泽东。冯雪峰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和上海“左联”的情况，还把鲁迅的一批著作送给了毛泽东。冯雪峰对毛泽东谈到鲁迅的文风和性格，同时也介绍了鲁迅作为文学家对毛泽东诗词的感佩。毛泽东得知鲁迅竟对他的《西江月》词情有独钟时，在爽朗大笑的同时也对远在沪上的鲁迅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当夜，毛泽东和冯雪峰秉烛长谈，忆及当年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喜读鲁迅作品的往事。其中，毛泽东还特别谈到他对《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好感。并说：“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滿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经冯雪峰介绍，才进一步认识了鲁迅在国统区的作用，中共也因而高度评价鲁迅。正因为毛泽东的多次谈话，鲁迅一时成为根据地军民学习的楷模。
鲁迅一家和冯雪峰一家合影
1934年，冯雪峰随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冯雪峰先在中央党校学习，后奉命参加东征，直到1936年4月才回到瓦窑堡。中央决定选派一位熟悉上海情况的同志秘密赴沪，冯雪峰就成为人选。
4月下旬，冯雪峰抵沪。4月26日，即前往鲁迅在大陆新村的寓所求见。鲁迅仍像从前那样愤世嫉俗，痛斥国民党当局。冯雪峰则把他两年来在苏区的经历，尤其是参加长征的惊险曲折，如实报告给鲁迅。鲁迅在关注中共对当前政治形势的方针和决策外，也向冯谈到上海成为孤岛后上海文艺界的情况，至于“左联”因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原因而解散等情况，让冯雪峰闻之沉重。更让冯雪峰忧虑的是，鲁迅的身体明显瘦弱，疾病的折磨让这位作家变得比以前更加清瘦了。
鲁迅通过冯雪峰的介绍，对已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充满了敬意。于是，他当即委托冯雪峰用自己的稿费，给中共同志购买了可以邮寄的火腿、烟丝和十几条毛线围巾等物，让可靠人经西安捎往生活艰难的延安，以示对毛泽东等中共人士的关切。不久，鲁迅又和茅盾一起写信给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祝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收到冯雪峰的汇报后，于当年7月5日给上海的冯雪峰写了一封信，委托刘鼎从西安寄往上海。此信对冯雪峰到沪后的工作给予肯定，进一步指示如何开展统一战线等工作。在谈及鲁迅和茅盾时称：“你的老师与沈兄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的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生气……”
冯雪峰回沪不久，鲁迅病情开始转重，直至1936年10月19日凌晨病故。在此期间，冯雪峰与鲁迅始终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冯雪峰两次来上海期间，不仅向鲁迅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而且还向鲁迅先后引见多位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冯雪峰充任了鲁迅与中共联系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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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鲁迅是否会面成为历史的谜团
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从已公开的毛泽东著作和谈话中，可以发现大量历史性的印证。毛泽东是第一个把鲁迅称为“圣人”的中共领导人。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鲁迅》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对鲁迅的崇敬由来已久。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就对同在北京城的鲁迅倾心向往。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有机会读到鲁迅的作品。鲁迅的作品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1919年冬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鲁迅正在教育部任职，两人的居住地近在咫尺，毛泽东曾多次希望与鲁迅见面。
持毛泽东与鲁迅生前曾经会面观点的人
数十年来，持毛泽东与鲁迅生前曾经会面观点的大有人在。最早的史证为鲁迅胞弟周作人留下的日记。《周作人日记》1920年4月7日记载：“毛泽东君来访。”据相关史料佐证，毛泽东确实有一次亲往八道湾鲁迅寓所求见的经历。毛泽东来时，刚好朱安（鲁迅前妻）在八道湾的院子里晒被子，恰与前来造访的毛泽东相遇。周作人见到了毛泽东。他的这则日记便为毛泽东求见鲁迅的重要证据。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当年前往八道湾访鲁迅虽是事实，但因鲁迅当时外出而失之交臂。
那么，毛泽东当年在北京生活期间，是否见过鲁迅呢？这是近代历史上一个始终没有答案的悬疑。比较有力的史证，应是张琼女士（曾任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病殁前对采访她的三位史学工作者的两次谈话。
张琼何许人也？她是毛泽东早期革命实践的崇拜者。1902年生于湖南汝城。1922年春因不满包办婚姻而逃离故乡衡阳城，来到了陌生的长沙。参加革命后结识了刘少奇和杨开慧，并在两人介绍下于1922年9月加入共产党。由于杨开慧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张琼便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住进了杨开慧家，这样她才有机会结识毛泽东。
张琼在杨开慧家里有幸亲耳听毛泽东谈他在北京期间会见鲁迅的经过。应该说张琼的回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1981年9月28日，张琼在上海病逝后，生前采访她的沈鹏年曾两次公开发文披露张琼生前在与毛泽东对话中谈到毛泽东与鲁迅曾经会面的往事。
1982年1月，沈鹏年在《书林》杂志上以《周作人生前回忆实录：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为题发表文章，称：“毛泽东会见鲁迅这一事实确为一些老同志所深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革命老干部，原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张琼同志就是深知其事的一人。……‘四人帮’粉碎后，张琼同志抱病写下了这段重要的回忆录。以周作人提供的情况和张琼写的回忆录相印证，事实更为分明。”为此，沈鹏年又去北京采访了当时健在的周作人。
1984年，沈鹏年在北京《团结报》发表的《再谈毛泽东会见鲁迅》，系继1982年发表在《书林》的文章后再次提供给读者的新证。因事关毛泽东与鲁迅的交往，故而备受读者关注，学界也因此引发争论。
沈鹏年在《团结报》发表文章“再谈”毛泽东和鲁迅的会见，不像前次那样依据周作人的回忆录，而是根据当年采访张琼的亲口证言，独家披露了毛泽东1922年在湖南与张的谈话。其中，张琼回忆毛泽东谈及与鲁迅在北京的会面情况是：“有一天，毛泽东同志问我道：‘你这个千金小姐，為何要脱离家庭闹革命？’我便把十七岁时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而受到启发有所认识的经过告诉了他。他（毛泽东）听后，想了一下，就说：‘鲁迅真了不起，那些议员名流们的千百遍宣言也不及鲁迅的一篇小说的力量。’他接着又告诉我，鲁迅还有几篇别的小说，内容怎么样怎么样，问我看过没有。我回答说，看过了，但不大懂。毛泽东同志鼓励我说，多看两遍，再多想想，就会认识的。这时，我思想一动，插进来问了一句：‘你去过北京，见到过鲁迅吗？’他笑着点点头说：‘见过的。’他接下去还说：‘我自己虽然不会创作，但很爱好文学。鲁迅是中国著名的新文学家，又关心过激主义，我当然要去见他。我在北京见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都是提倡新文学的。如果不去见鲁迅，将成为莫大的憾事。我在北大图书馆时，也有机会见到他。他是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工作的，有时来图书馆，就见面谈话了。我还到他家去过，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得很透彻，看问题很深刻。他对我们湖南青年很有好感。’……”
张琼回忆毛泽东这番谈话时，已是20世纪60年代。沈鹏年、宋涛、金祖同三人曾是张琼丈夫贺树（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战友）的学生。沈鹏年等向张琼了解毛泽东与鲁迅会面一事时，贺树已经作古。在沈鹏年等人得知毛泽东早在1922年前就曾在北京见过鲁迅的情况后，他们敦促了解第一手资料的张琼，应把这段事关中国近现代史中两位重要人物的史实写出来，争取公开发表。张琼却表示，自己1954年再次进京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面时，就曾谈及此事。张琼说，1922年的时候，她就建议毛泽东写文章披露他与鲁迅会面的情况，认为这件事对青年学生颇有教益。可毛泽东委婉地加以拒绝了。张琼说：“他（毛泽东）说：‘这可不行，鲁迅的处境不利。他在教育部，不像在北大。政府有规定，违犯了要受处分的。在《新青年》上，胡适、周作人发表文章都能署名，唯有鲁迅只能用笔名。李大钊曾经说过，鲁迅即周树人。这是公开的秘密。可是不能透露这个公开的秘密。给他招来麻烦。’所以毛泽东同志不但没有作文以记其事，就连在新民学会开会时也没有谈过他和鲁迅会面的事。……” 张琼在对沈鹏年等人谈话时则提出了另一鲜为人知的佐证：1954年张琼曾经到过北京中南海。在这里，与毛泽东再次谈到了鲁迅。张琼告诉毛泽东，冯雪峰在他的文章中称毛泽东和鲁迅从没有见过面，毛泽东听后十分明确地告诉她：“他写错了，你去叫他纠正。”
据张琼说：不久她果然见到了冯雪峰，并把毛泽东当年和她在湖南的谈话经过，以及最近毛泽东在得知冯雪峰文内谬误时的表态，都如实告诉了冯雪峰本人。冯雪峰这才恍然大悟，并向张琼表示：“将来此书如果再版，我一定要改正过来。”
质疑毛泽东曾与鲁迅会面者
沈鹏年的文章发表后，质疑者甚众。胡乔木、唐弢、冯雪峰等均持否定态度。胡乔木称：“1954年我审阅《鲁迅全集》注释时，曾经当面询问毛主席，是否同鲁迅会过面。记得主席明确回答：早年在北京，是会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秀，见过胡适，见过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唐弢也认为当年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与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见面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当年与鲁迅往来甚多并与毛泽东亲口谈过鲁迅印象的冯雪峰，也提出一个疑问。他当年（1934年1月）从上海回瑞金革命根据地时与毛泽东谈话，毛泽东曾亲口否认此事。毛泽东十分关心鲁迅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当冯汇报以后，毛泽东感叹地表示：“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虽然对沈鹏年披露的毛泽东、鲁迅曾经见面的史实质疑频频，但仍有人坚持毛泽东和鲁迅生前确有一面之缘，甚至还有人说毛泽东与鲁迅不止一次见面。直到张琼去世后，这一争论仍未结束。1982年张琼的原秘书钟向东在《书林》杂志上发表文章，也肯定了张琼生前确曾讲述过此事：“1978年6月27日，我到张琼同志家给她整理回忆录。张琼同志在介绍她的已故爱人贺树的情况时，讲述了一段贺树生前讲过毛泽东曾会见过鲁迅的情况。……据张琼回忆，贺树曾告诉她毛泽东与鲁迅会面好像不止一次，其中有一次贺树也在场。当时我就作了原始笔录。”
无论毛泽东和鲁迅生前是否会面，但两人的关系是可以确定的
鲁迅病逝后，中共中央曾给南京国民政府发去电报，要求给鲁迅以国葬仪式隆重追悼。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主持成立艺术学院时，也以“鲁迅”冠名。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鲁迅的景慕与敬仰是发自内心的。鲁迅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始终把他视为党内一员。1937年毛泽东在《七月》杂志上撰文称：“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鲁迅在文学方面的历史性成就，毛泽东给予的评价更高。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重要的领导人，给鲁迅冠以思想家的盛誉绝非小事。作为书法家和诗人的毛泽东多次书写鲁迅名句，赠予中外友人，表示他对鲁迅诗文的钦佩。在毛泽东书房里，众多藏书中即有《鲁迅全集》的三个版本。有些册页上还留有毛泽东披阅时的圈点和眉批。毛泽东尤其喜欢鲁迅犀利的杂文。1959年12月，他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再次肯定了其投枪和匕首似的杂文：“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毛泽东把他喜欢的《鲁迅全集》等著作从陕北一直带到北京，外出视察时在列车上也捧读鲁迅的著作。1971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对各地负责同志还不断叮嘱：“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了。”1973年以后，毛澤东病体沉重，视力也明显下降，可他仍然坚持每天读一点鲁迅的书。他始终感到鲁迅的心与其是相通的。眼睛手术后渐有好转，毛泽东就用高倍放大镜阅读《鲁迅全集》。《鲁迅全集》一直伴着毛泽东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鲁迅和李大钊、陈独秀的关系
从现有的史料中寻觅到鲁迅与中共的联系，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那时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同时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兼任教职。其间，他仇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继而接受马列主义。鲁迅因支持进步刊物《新青年》而结识当时在北京的两位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
与李大钊的关系
李大钊引起鲁迅注意并与之来往，其创办的《新青年》无疑是联系两人的纽带。鲁迅因欣赏该刊的进步文章而对李大钊产生敬意，李大钊则对鲁迅虽居官场但投寄的文章独具锋芒而颇视其为同道。与李大钊短暂亲密的交往后，鲁迅发出李是他“同一战线上的伙伴”的感慨。在李大钊的热忱邀约下，鲁迅不时出席李大钊等主持的《新青年》编辑会议。彼此成为至友后，鲁迅与李大钊开始书函往来，信中相互倾吐对北洋政府弊政的不满。应该说这是鲁迅对中共好感的缘起，也是他认识中共的肇始。
关于鲁迅和李大钊的关系，可从《鲁迅日记》中发现端倪。其中记载他与李大钊的书函往来，1919年有2封，1920年以后渐多;李大钊的来信仅1921年1月至5月就有5封之多，平均每月通信一次。鲁迅尤为关注一系列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斗争，并不断以犀利的文章作投枪，在舆论上声援李大钊领导的“三一八”学生运动及痛斥段祺瑞政府制造的血腥惨案。
与陈独秀的关系
鲁迅和另一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也是他居北京期间因参与《新青年》编辑而结识的。两人往来虽不多，但彼此心通，又因有共同的理想与追求而互生敬意。陈独秀与鲁迅虽通信甚少，但他在给别人的书函中多次赞扬鲁迅的傲骨精神。陈独秀直言对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的评语，对行事孤傲的陈独秀而言，也是绝无仅有的。1926年鲁迅毅然辞去北京所有教职，南迁厦门，在厦门大学任国学教授。1927年又移居广州执教，出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其间，鲁迅虽远离中共，但对当年在北京期间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共创始人的接触，仍保留良好的印象。1927年1月18日，他抵广州。3月25日，见到了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陈延年。当鲁迅得知陈延年即陈独秀之子时，顿生好感。尽管这时陈独秀已被中共除名，又遭国民党通缉，可鲁迅仍不轻视陈独秀在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地位。尤让鲁迅高兴的是，他发觉陈延年甚至比其父更有革命魄力。嗣后，鲁迅曾對人表示：在北京时虽然见过延年，可到了广州才发现他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
后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的血腥镇压，鲁迅毅然辞去了优渥的教职而前往上海。
鲁迅到上海后因受中共的影响，开始倾向左翼并积极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他与宋庆龄、柳亚子、蔡元培和杨杏佛等进步人士为友，暗中从事支持红军的工作。1928年，陈独秀遭国民党逮捕羁押于南京监狱。其间，鲁迅曾支持宋庆龄、杨杏佛等人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国民党当局施压，试图让陈独秀早日脱离羁押。当发现有人以“托派”等罪名对陈独秀进行攻击时，鲁迅不为所动，仍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称陈独秀为自己的朋友。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谈及他与陈独秀的友谊：“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36年鲁迅病逝后，已经出狱的陈独秀在报上发文，给鲁迅以公正的评价。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中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冯雪峰：鲁迅与中共联系的重要桥梁
鲁迅与中共青年理论家冯雪峰在上海景云里的朝夕相处
鲁迅在上海生活时期，与他接触较多的共产党人当数浙江义乌人冯雪峰。
1925年4月，冯雪峰第一次在北京师范大学见到讲课的鲁迅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冯雪峰第二次和鲁迅见面是1926年夏，在北京阜成门内的八道湾鲁迅寓所。当时初涉文坛的冯雪峰想与几个进步青年合办一份杂志，拜访鲁迅的目的是请求他能介绍一家可供出版的印刷局。不过其因与鲁迅不熟而遭到了婉拒。与鲁迅这次见面不久，冯雪峰即在1927年夏加入了共产党。一年后，党组织派冯雪峰前往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此时已经回上海定居的鲁迅，成为冯雪峰拜访与联系的进步人士之一。
此前，鲁迅对冯雪峰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尽管冯雪峰以学生身份曾亲往八道湾拜访。鲁迅开始认识冯雪峰则是1928年冯在上海公开发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鲁迅读后感到冯文与当时上海一些在报刊上攻击自己的文章截然不同。特别是在一次谈话中，早年就是冯雪峰文友的作家柔石，向鲁迅介绍了冯的从文经历，从而引起了鲁迅对冯雪峰的注意。这时，冯雪峰受党的委托，也有求见鲁迅的意愿。因而柔石在当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把冯雪峰带到景云里甲11号的鲁迅家中。这次见面才是冯雪峰与鲁迅长达数年友谊的开端。
随着交往的加深，冯雪峰开始不断向鲁迅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近况。鲁迅对此也极为关心，他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最初的良好印象多来源于冯雪峰。毛泽东一些秘密流传的诗词，也多是冯介绍给鲁迅的。因受共产党人的影响，鲁迅思想更加倾向革命，从1929年起他不断参与中共领导的社会活动，如给“济难会”捐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与筹划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成员，坚持在白色恐怖下的斗争，支持和参与国际反战大会等。其中有些工作是鲁迅在冯雪峰的请求和鼓励下才参与的。在这些由共产党组织、领导的进步运动中，鲁迅开始进一步感受到中共在中下层民众中的威望与影响。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窦乐安路举行成立大会。鲁迅在会上的即席讲演，就是由冯雪峰记录，会后整理出文稿，后经鲁迅阅改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发表在《萌芽月刊》上。1931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左翼作家柔石、李求实、胡也频、殷夫和冯铿，史称“左联五烈士”。鲁迅在悲愤之余，与冯雪峰密议出版了“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和冯雪峰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两文联袂发表，顷刻震动沪上。 就在冯雪峰和鲁迅关系日益密切的时候，冯雪峰因一时不慎暴露了身份，党组织决定让他马上离开上海前往苏区。1933年12月底，冯雪峰来到江西瑞金，后见到了毛泽东。冯雪峰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和上海“左联”的情况，还把鲁迅的一批著作送给了毛泽东。冯雪峰对毛泽东谈到鲁迅的文风和性格，同时也介绍了鲁迅作为文学家对毛泽东诗词的感佩。毛泽东得知鲁迅竟对他的《西江月》词情有独钟时，在爽朗大笑的同时也对远在沪上的鲁迅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当夜，毛泽东和冯雪峰秉烛长谈，忆及当年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喜读鲁迅作品的往事。其中，毛泽东还特别谈到他对《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好感。并说：“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滿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经冯雪峰介绍，才进一步认识了鲁迅在国统区的作用，中共也因而高度评价鲁迅。正因为毛泽东的多次谈话，鲁迅一时成为根据地军民学习的楷模。
冯雪峰被再次派往上海
1934年，冯雪峰随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冯雪峰先在中央党校学习，后奉命参加东征，直到1936年4月才回到瓦窑堡。中央决定选派一位熟悉上海情况的同志秘密赴沪，冯雪峰就成为人选。
4月下旬，冯雪峰抵沪。4月26日，即前往鲁迅在大陆新村的寓所求见。鲁迅仍像从前那样愤世嫉俗，痛斥国民党当局。冯雪峰则把他两年来在苏区的经历，尤其是参加长征的惊险曲折，如实报告给鲁迅。鲁迅在关注中共对当前政治形势的方针和决策外，也向冯谈到上海成为孤岛后上海文艺界的情况，至于“左联”因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原因而解散等情况，让冯雪峰闻之沉重。更让冯雪峰忧虑的是，鲁迅的身体明显瘦弱，疾病的折磨让这位作家变得比以前更加清瘦了。
鲁迅通过冯雪峰的介绍，对已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充满了敬意。于是，他当即委托冯雪峰用自己的稿费，给中共同志购买了可以邮寄的火腿、烟丝和十几条毛线围巾等物，让可靠人经西安捎往生活艰难的延安，以示对毛泽东等中共人士的关切。不久，鲁迅又和茅盾一起写信给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祝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收到冯雪峰的汇报后，于当年7月5日给上海的冯雪峰写了一封信，委托刘鼎从西安寄往上海。此信对冯雪峰到沪后的工作给予肯定，进一步指示如何开展统一战线等工作。在谈及鲁迅和茅盾时称：“你的老师与沈兄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的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生气……”
冯雪峰回沪不久，鲁迅病情开始转重，直至1936年10月19日凌晨病故。在此期间，冯雪峰与鲁迅始终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冯雪峰两次来上海期间，不仅向鲁迅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而且还向鲁迅先后引见多位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冯雪峰充任了鲁迅与中共联系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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