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有两栋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小洋楼，由于年久失修，且楼体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爬山虎，显得有些阴森。这里早就有被称为“鬼宅”的传说，最近随着惊悚电影《京城81号》的热映，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在“鬼宅”的故事充斥于微博、微信的同时，这里每天都会聚集许多猎奇者、探险迷，甚至夜间还会有人为寻找刺激翻墙而入，一时间把“鬼宅”弄成了“闹屋”，“真是红了电影，苦了老楼。”
被惊悚了的朝内81号
小时候，每当经过朝内大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路北的那两座小洋楼，因为它在平房建筑的簇拥下显得十分突出，就像被层层绿叶衬托出的鲜花一样夺目。
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史料，并进行追踪调查得知，朝内大街81号在1965年以前的门牌为69号。原来属于法籍中国天主教徒朱德容女士的住宅。朱德容1885年10月25日出生在广州，在北京与时任平汉铁路总工程师的法国人普意雅（G. Bouillard）结婚，购置了朝内大街69号的宅基地，由普意雅设计施工，建造法式住宅。1921年初，两栋漂亮的法式三层小楼竣工，在这两栋洋楼的前院是一座大型花园。同年2月6日普意雅与朱德容入住，在这里享受着异域风情的生活。
这座院落原占地4亩6分8厘2毫，有楼房58间，瓦房8间半，灰房3间，灰棚3间。置办这样一个大院落，还有这么漂亮的小洋楼，在当时一般的市民家庭是不可想象的，普意雅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有钱？
朱德容的丈夫普意雅，1862年出生于法国，是法国当时的国立中央工艺学院工程师，1898年受聘于清朝政府，来华测绘当时中国铁路沿线的详细地图，后来又任平汉铁路北段总工程师，1906年升任该铁路全路总工程师，待遇非常优厚。普意雅在清末民初与比他小20岁的中国广州知识女性朱德蓉结婚，经过了十年的积蓄，他们置办了朝内大街69号院的这份产业。
从后来普意雅在中国所保留的一些绘图和一些老照片来看，他对中国的这份工作非常敬业，并且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绘制的地图主要是为兴建铁路而编制的精度极高的地形图。在编绘《中华民国国有铁路沿线地图》的过程中，他对中国的地形、地质、矿产及古迹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本职工作以外，还不辞辛苦地拍摄，并收藏了大量同时期以北京为主，以平汉铁路线周边地区为辅反映当时风土人情的照片。 1917年普意雅作为中国政府顾问，其地位达到了高峰，其意见和建议也备受重视。1917年5月，普意雅给北京都市营造局呈拟的意见书中，对京都市政待办的大项工程进行了阐述，其中对科学测绘、自来水沟渠建设、街道及电车、电灯的建设、林囿公园的建设等建议，均得到了采纳和办理。7月正值汛期，普意雅在勘测京汉铁路沿线的过程中，发现铁路沿线所经过的地区经常会出现水患。针对这一问题，他撰写了《水灾善后问题》，由同事华南圭翻译为中文，进行发表。在文中他以“事实陈述、中国北省之河道、中国北方之源流、旦夕之危险与天津将来之淹灭、预防水患之法、人造大湖、京汉路线所经水流之特别研究、筑造集中水池之概算”为章节，建议中国政府兴建水库等水利设施。并在文章开头写道：此为“关于中国北省者、关于京汉铁路者——弭患之方法”。
普意雅绘制的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分布图、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拟由西便门至石景山新厂接修线杆图以及多幅北京地图、北京四郊地图等，有许多已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地理历史的孤品，弥足珍贵。而今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许多珍贵近代照片资料中，有一部分鲜为人知的反映20世纪初以北京为主的照片资料，例如：北京的皇城、城门、城墙、牌楼、胡同、寺庙、名胜古迹，还有就是以民俗类居多的照片，都是普意雅先生拍摄和收藏的。
普意雅是一名天主教徒，但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北京市郊所有的寺庙和道观。早在1906年他就绘制了戒台寺的平面图，其后又绘制了潭柘寺、大钟寺、西域寺、妙应寺、碧云寺、卧佛寺等寺院的平面图。同时，拍摄和收藏这些寺庙道观的照片也是普意雅的重点，其中，还有许多现在已无存的寺庙照片，为我们研究中国宗教建筑留下了宝贵的图像资料。
1924年普意雅所著的《北京及其附近》一书中，对云居寺的南塔有详细的描述，他认为“南塔与北塔相同，则此两塔必为同时之物云”。他不仅拍摄了云居寺的全景照片，还拍摄了很多南塔的照片，并测绘了相关数据。这些珍贵的资料已成为制定复建南塔方案的重要依据。
普意雅，于1927年辞去了平汉铁路总工程师的职务，去职后，又于1928年绘制了“京兆地方分县图”、“北平附近地图”、“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等。1930年9月普意雅因病在北平逝世，享年68岁。
1932年10月，普意雅先生的夫人朱德容女士将以上这批珍贵的资料赠予了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接受赠书仪式，袁同礼馆长代表图书馆接受了这批珍贵的资料。1933年3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还举办了普意雅所赠图书展示会，袁同礼馆长以及胡适、翁文灏、朱德容女士以及时任的法国驻华公使三百余人出席了展示会。
成为天主教堂始末
日伪时期，法国维琪政权成为法西斯的同盟，由于知道朝内大街69号院落居住的是有法籍背景的朱德蓉女士，所以未被日本人占据。抗战胜利后，由于生活所迫，1946年，朱德蓉将院内的西楼一层出租给天主教奥斯汀修女会在此设立的普德诊所。
1948年5月5日，爱尔兰人天主教味增爵会的司铎孔文德（译音）从爱尔兰筹划了国币10亿元（通货膨胀时的货币），购置了朝阳门69号（老门牌）院，设立天主堂，此堂为八面槽天主堂（东堂）下设的二分堂。其实这10亿元只够购置这座院落一半的价格，但孔文德与朱德容谈妥的条件是：从即日起提供朱德容生活的一切费用，直至她在这所院落里居住至死，并料理其死后的一切，而且要为她建堂，常年举办纪念弥撒。
1948年9月，爱尔兰天主教味增爵会派葛荣礼（Mi？ chael John Crowley）正式接替孔文德在这里任司铎。其经费由爱尔兰总遣使会汇入八面槽天主堂，但其人事调动、行政系统、教务领导归西什库总堂（枢机主教公署）。
葛荣礼，1900年5月27日出生在爱尔兰，高中毕业，知晓中文、法文及拉丁文。1926年12月2日来到北京任传教士。朝内大街69号成为天主堂后，其传教范围东至朝阳门外关东店，西至东四牌楼，北至东四五条，南至礼士胡同。日常宣讲天主教教义、天主十诚、圣教规则，并施行教内的一切圣事礼仪。
解放后，1950年6月中国人宋维里奉上级（西什库堂）枢机主教公署、法籍遣使会之命，来到朝阳门天主堂任副堂。过了三四个月，枢机公署为照顾东堂的陆西满司铎的身体，又将宋维里与陆西满调换。一年后，陆西满病体复原，便去天主教文声小学教书，又由上司从阜外马尾沟石门教堂将张永善司铎派来任副堂之职。1951年3月20日，葛荣礼在朝阳门天主堂登记表“最近工作情况”一栏中填写道：准备过复活节，并鼓励教友坚固信德，上爱天主，下爱世人，爱天主教，爱祖国，且为表现爱教、爱国的真精神起带头作用，务使大众皆能进天国为宗旨。1951年4月15日，朝阳门天主堂又更换张永善为本堂户主，成为此教堂首任本堂的中国人，葛荣礼则退居幕后。
张永善，1916年4月28日出生于河北武清，高中肄业，会说法语和拉丁语。而就在任命张永善不久，1951年6月10日，奉西什库教堂主教之命，张永善到东交民巷弥厄尔教堂任本堂，接替他的是宋乐山。
宋乐山1901年9月10日出生，大学毕业，曾在西什库堂任神甫，知晓法语、拉丁语。虽然从西什库堂到朝阳门堂就像是从大城市来到了一个小地方。可当他推开这座院落的大门，还是被这里的美景吸引住了。
这座院落大门面向朝内大街，门房在大门东侧。院落的南墙外由于有居民院落，所以东南角向内凹进。而南侧围墙更是向西南方向呈不规则的折反状态。西侧围墙由于是朝内大街斜街，所以呈向西北的弧形走向。北部围墙和东部围墙整齐，围墙外部是仁立地毯厂。
进入大门是占据院落前广场的花园，花园北侧为东楼。东楼东侧为花窖。东楼的东北角为教友居住及朱德容使用的瓦房。院落的西南角也有供教友居住的平房。进入东楼向西开的大门，右侧为会客室，其余的一层房间仍由朱德容使用，二层全部由神甫住用，三层为工友住用。 从东楼到西楼之间有过廊连接，西楼北侧有二层楼的诊疗室。西楼另有一座北朝南的大门，进入大门后有施诊所和要理室。西楼二层全部为教友居住，三层是整个通开敞亮的圣堂。
尽管宋乐山对这里的环境感到很满意，可当时正值宗教界三自革新运动蓬勃开展，朝阳门堂随即声明与外国断绝经济关系，不再接受外国津贴，过去由东堂爱尔兰遣使会支取的费用遂告终止。住在朝阳门堂的爱尔兰传教士葛荣礼还未来得及与宋乐山熟悉就不得不匆忙回国。
望着葛荣礼远去的背影，想着与国外划清了界限，失去了国外的津贴，尽管这里的美景惹人喜爱，但仅靠为数不多且穷困的教友献仪和西什库总堂发给很少的生活费，宋乐山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到前途茫然。
朝内大街81号的命运
朝阳门天主堂的命运与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密切关联。1951年7月，曾在朝阳门天主堂任副堂的宋维里因“公教青年报国团”事件被抓获。同年9月16日至17日，北京天主教召开了近500人参加的第一届代表会，成立了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员会，组织各堂区代表揭发反动传教士组织参加圣母军的罪行。这些事件使管理朝阳门天主堂工作的宋乐山顿时感到政治气氛的紧张。
如何让教徒们认清敌我矛盾和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借着传教的名义所做的非法勾当，宋乐山担心的是教徒们不会立时接受。于是他采取了与教徒进行谈话的方式，为他们进行解释。他认为采用这种方式可能会比公开讲道理的方式更好，可没想到难度确实很大，1951年11月他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安康医院。接替他的是原辅仁天主教堂的神甫，精通法语和拉丁语，时年31岁的宋静山。
由于朝阳门天主堂的经济拮据，宋静山不得不辞去了教堂的工役和厨役，一人维持教堂的工作。过去教徒们及家属无偿地在教堂里居住，而今，不得不让这些教徒们花钱租用，尽管如此，租金也是少得可怜，维持教堂的经费还是没有得到缓解。
鉴于堂内东楼二层还有一些空置房屋，1953年，煤矿总局文工团租用了这里的16间房，并以此为基础，将东北煤矿文工团与华北煤矿文工团合并，成立了中国煤矿文工团。不久团部迁入北京东郊区大黄庄。而租用教堂的房屋则成为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家属宿舍。
眼见教堂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西什库教堂却以宋静山违反教规为由，于同年7月16日将他调走。过了三天，62岁的杨秉文调到朝阳门天主堂任本堂。凭借岁月积累的经验，做事低调稳健的杨秉文，将这座院落里的各项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因而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到了1957年夏天，中国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之路，因此，最初外籍传教士对朱德容的种种承诺已不能兑现。面对院里嘈杂的环境，年过七旬生活已不能自理的朱德容，请人帮忙从西四的妞妞房胡同找来了一位19岁的姑娘李文娴照料她的生活。而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曾在朝阳门教堂任本堂的宋静山因触犯法规，被送往清河劳教两年。又过了一年，首任朝阳门堂本堂的中国神甫张永善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南口农场进行劳改。1959年，宋静山获释后被安排在清河农场就业，后来又调到涿鹿县大塘湾农场。
而在朝阳门教堂这座院落里，直到1960年之前，还有煤矿文工团的演职人员陆续从外地带着家属来此落户。而朱德容却在未到有关部门进行消除户口的情况下，悄然搬出了这座院落，自此不知所踪。纵观她在这里的生活真可以说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最后飘零他处，不免让人感到悲切。
1965年，在整顿地名和门牌号重新编排过程中，原朝内大街69号被改为81号。而此时这里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1969年12月28日，宋静山由张家口涿鹿县大塘湾农场下放到不远的阳原县东堡公社连目村插队落户。1972年，已经55岁的宋静山提出申请，回到老家河北省永清县务农。自此完成了由农民到传教士，再由传教士进行劳改，最终成为一名农民的轮回。
改革开放后，1983年张永善得到平反，到天津的一座教堂服务。1988年他回到老家武清县白古屯小韩村天主堂任本堂。
为落实国家的宗教政策，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等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腾退占用的宗教房产。1994年7月，经过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办理了朝内大街81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但是由于经济补偿问题，院中居民的腾退工作进展缓慢。直到这一地区启动了拆迁工作，院中的房屋才被腾空，而就在对这两栋小楼开始实施拆除的时候，拆除工作被叫停，但经过房管部门的评估，确认院中的两栋小楼年久失修，已成为危房，不具备继续使用的条件。
历史建筑是历史的载体。要保护好历史建筑，并使之得到合理利用需要不少的经费投入，而一些使用单位在经费投入上却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当下许多历史建筑所面临的窘境。朝内大街81号的两栋小洋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搁就是十年。难怪被人们传为“鬼楼”，开了一个历史的玩笑。
2009年，当朝阳门天主堂的首任中国人本堂张永善得知朝内大街81号被列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并被收录到《北京优秀建筑名录》后不久，在老家安然辞世，享年93岁。
而今能够见证朝内大街81号历史变迁的人，大多已经离世，我们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情感和伦理去解读他们的心路历程，只能祈祷他们进入天堂般的国度，享受平静的生活。
时光荏苒，一晃90多年过去了，这座院落的历史，以及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就像这院里的两栋小洋楼被疯长的爬山虎紧紧包裹，秘不示人，又宛如美丽的少女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当我们依据史料来追忆发生在这座院落中的故事，就像是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让我们拭目以待，相信有关单位和部门会对这座院落进行合理修缮，恢复她旧有的容颜，再揭开她那层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示她的美貌吧。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被惊悚了的朝内81号
小时候，每当经过朝内大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路北的那两座小洋楼，因为它在平房建筑的簇拥下显得十分突出，就像被层层绿叶衬托出的鲜花一样夺目。
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史料，并进行追踪调查得知，朝内大街81号在1965年以前的门牌为69号。原来属于法籍中国天主教徒朱德容女士的住宅。朱德容1885年10月25日出生在广州，在北京与时任平汉铁路总工程师的法国人普意雅（G. Bouillard）结婚，购置了朝内大街69号的宅基地，由普意雅设计施工，建造法式住宅。1921年初，两栋漂亮的法式三层小楼竣工，在这两栋洋楼的前院是一座大型花园。同年2月6日普意雅与朱德容入住，在这里享受着异域风情的生活。
这座院落原占地4亩6分8厘2毫，有楼房58间，瓦房8间半，灰房3间，灰棚3间。置办这样一个大院落，还有这么漂亮的小洋楼，在当时一般的市民家庭是不可想象的，普意雅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有钱？
朱德容的丈夫普意雅，1862年出生于法国，是法国当时的国立中央工艺学院工程师，1898年受聘于清朝政府，来华测绘当时中国铁路沿线的详细地图，后来又任平汉铁路北段总工程师，1906年升任该铁路全路总工程师，待遇非常优厚。普意雅在清末民初与比他小20岁的中国广州知识女性朱德蓉结婚，经过了十年的积蓄，他们置办了朝内大街69号院的这份产业。
从后来普意雅在中国所保留的一些绘图和一些老照片来看，他对中国的这份工作非常敬业，并且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绘制的地图主要是为兴建铁路而编制的精度极高的地形图。在编绘《中华民国国有铁路沿线地图》的过程中，他对中国的地形、地质、矿产及古迹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本职工作以外，还不辞辛苦地拍摄，并收藏了大量同时期以北京为主，以平汉铁路线周边地区为辅反映当时风土人情的照片。 1917年普意雅作为中国政府顾问，其地位达到了高峰，其意见和建议也备受重视。1917年5月，普意雅给北京都市营造局呈拟的意见书中，对京都市政待办的大项工程进行了阐述，其中对科学测绘、自来水沟渠建设、街道及电车、电灯的建设、林囿公园的建设等建议，均得到了采纳和办理。7月正值汛期，普意雅在勘测京汉铁路沿线的过程中，发现铁路沿线所经过的地区经常会出现水患。针对这一问题，他撰写了《水灾善后问题》，由同事华南圭翻译为中文，进行发表。在文中他以“事实陈述、中国北省之河道、中国北方之源流、旦夕之危险与天津将来之淹灭、预防水患之法、人造大湖、京汉路线所经水流之特别研究、筑造集中水池之概算”为章节，建议中国政府兴建水库等水利设施。并在文章开头写道：此为“关于中国北省者、关于京汉铁路者——弭患之方法”。
普意雅绘制的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分布图、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拟由西便门至石景山新厂接修线杆图以及多幅北京地图、北京四郊地图等，有许多已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地理历史的孤品，弥足珍贵。而今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许多珍贵近代照片资料中，有一部分鲜为人知的反映20世纪初以北京为主的照片资料，例如：北京的皇城、城门、城墙、牌楼、胡同、寺庙、名胜古迹，还有就是以民俗类居多的照片，都是普意雅先生拍摄和收藏的。
普意雅是一名天主教徒，但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北京市郊所有的寺庙和道观。早在1906年他就绘制了戒台寺的平面图，其后又绘制了潭柘寺、大钟寺、西域寺、妙应寺、碧云寺、卧佛寺等寺院的平面图。同时，拍摄和收藏这些寺庙道观的照片也是普意雅的重点，其中，还有许多现在已无存的寺庙照片，为我们研究中国宗教建筑留下了宝贵的图像资料。
1924年普意雅所著的《北京及其附近》一书中，对云居寺的南塔有详细的描述，他认为“南塔与北塔相同，则此两塔必为同时之物云”。他不仅拍摄了云居寺的全景照片，还拍摄了很多南塔的照片，并测绘了相关数据。这些珍贵的资料已成为制定复建南塔方案的重要依据。
普意雅，于1927年辞去了平汉铁路总工程师的职务，去职后，又于1928年绘制了“京兆地方分县图”、“北平附近地图”、“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等。1930年9月普意雅因病在北平逝世，享年68岁。
1932年10月，普意雅先生的夫人朱德容女士将以上这批珍贵的资料赠予了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接受赠书仪式，袁同礼馆长代表图书馆接受了这批珍贵的资料。1933年3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还举办了普意雅所赠图书展示会，袁同礼馆长以及胡适、翁文灏、朱德容女士以及时任的法国驻华公使三百余人出席了展示会。
成为天主教堂始末
日伪时期，法国维琪政权成为法西斯的同盟，由于知道朝内大街69号院落居住的是有法籍背景的朱德蓉女士，所以未被日本人占据。抗战胜利后，由于生活所迫，1946年，朱德蓉将院内的西楼一层出租给天主教奥斯汀修女会在此设立的普德诊所。
1948年5月5日，爱尔兰人天主教味增爵会的司铎孔文德（译音）从爱尔兰筹划了国币10亿元（通货膨胀时的货币），购置了朝阳门69号（老门牌）院，设立天主堂，此堂为八面槽天主堂（东堂）下设的二分堂。其实这10亿元只够购置这座院落一半的价格，但孔文德与朱德容谈妥的条件是：从即日起提供朱德容生活的一切费用，直至她在这所院落里居住至死，并料理其死后的一切，而且要为她建堂，常年举办纪念弥撒。
1948年9月，爱尔兰天主教味增爵会派葛荣礼（Mi？ chael John Crowley）正式接替孔文德在这里任司铎。其经费由爱尔兰总遣使会汇入八面槽天主堂，但其人事调动、行政系统、教务领导归西什库总堂（枢机主教公署）。
葛荣礼，1900年5月27日出生在爱尔兰，高中毕业，知晓中文、法文及拉丁文。1926年12月2日来到北京任传教士。朝内大街69号成为天主堂后，其传教范围东至朝阳门外关东店，西至东四牌楼，北至东四五条，南至礼士胡同。日常宣讲天主教教义、天主十诚、圣教规则，并施行教内的一切圣事礼仪。
解放后，1950年6月中国人宋维里奉上级（西什库堂）枢机主教公署、法籍遣使会之命，来到朝阳门天主堂任副堂。过了三四个月，枢机公署为照顾东堂的陆西满司铎的身体，又将宋维里与陆西满调换。一年后，陆西满病体复原，便去天主教文声小学教书，又由上司从阜外马尾沟石门教堂将张永善司铎派来任副堂之职。1951年3月20日，葛荣礼在朝阳门天主堂登记表“最近工作情况”一栏中填写道：准备过复活节，并鼓励教友坚固信德，上爱天主，下爱世人，爱天主教，爱祖国，且为表现爱教、爱国的真精神起带头作用，务使大众皆能进天国为宗旨。1951年4月15日，朝阳门天主堂又更换张永善为本堂户主，成为此教堂首任本堂的中国人，葛荣礼则退居幕后。
张永善，1916年4月28日出生于河北武清，高中肄业，会说法语和拉丁语。而就在任命张永善不久，1951年6月10日，奉西什库教堂主教之命，张永善到东交民巷弥厄尔教堂任本堂，接替他的是宋乐山。
宋乐山1901年9月10日出生，大学毕业，曾在西什库堂任神甫，知晓法语、拉丁语。虽然从西什库堂到朝阳门堂就像是从大城市来到了一个小地方。可当他推开这座院落的大门，还是被这里的美景吸引住了。
这座院落大门面向朝内大街，门房在大门东侧。院落的南墙外由于有居民院落，所以东南角向内凹进。而南侧围墙更是向西南方向呈不规则的折反状态。西侧围墙由于是朝内大街斜街，所以呈向西北的弧形走向。北部围墙和东部围墙整齐，围墙外部是仁立地毯厂。
进入大门是占据院落前广场的花园，花园北侧为东楼。东楼东侧为花窖。东楼的东北角为教友居住及朱德容使用的瓦房。院落的西南角也有供教友居住的平房。进入东楼向西开的大门，右侧为会客室，其余的一层房间仍由朱德容使用，二层全部由神甫住用，三层为工友住用。 从东楼到西楼之间有过廊连接，西楼北侧有二层楼的诊疗室。西楼另有一座北朝南的大门，进入大门后有施诊所和要理室。西楼二层全部为教友居住，三层是整个通开敞亮的圣堂。
尽管宋乐山对这里的环境感到很满意，可当时正值宗教界三自革新运动蓬勃开展，朝阳门堂随即声明与外国断绝经济关系，不再接受外国津贴，过去由东堂爱尔兰遣使会支取的费用遂告终止。住在朝阳门堂的爱尔兰传教士葛荣礼还未来得及与宋乐山熟悉就不得不匆忙回国。
望着葛荣礼远去的背影，想着与国外划清了界限，失去了国外的津贴，尽管这里的美景惹人喜爱，但仅靠为数不多且穷困的教友献仪和西什库总堂发给很少的生活费，宋乐山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到前途茫然。
朝内大街81号的命运
朝阳门天主堂的命运与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密切关联。1951年7月，曾在朝阳门天主堂任副堂的宋维里因“公教青年报国团”事件被抓获。同年9月16日至17日，北京天主教召开了近500人参加的第一届代表会，成立了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员会，组织各堂区代表揭发反动传教士组织参加圣母军的罪行。这些事件使管理朝阳门天主堂工作的宋乐山顿时感到政治气氛的紧张。
如何让教徒们认清敌我矛盾和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借着传教的名义所做的非法勾当，宋乐山担心的是教徒们不会立时接受。于是他采取了与教徒进行谈话的方式，为他们进行解释。他认为采用这种方式可能会比公开讲道理的方式更好，可没想到难度确实很大，1951年11月他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安康医院。接替他的是原辅仁天主教堂的神甫，精通法语和拉丁语，时年31岁的宋静山。
由于朝阳门天主堂的经济拮据，宋静山不得不辞去了教堂的工役和厨役，一人维持教堂的工作。过去教徒们及家属无偿地在教堂里居住，而今，不得不让这些教徒们花钱租用，尽管如此，租金也是少得可怜，维持教堂的经费还是没有得到缓解。
鉴于堂内东楼二层还有一些空置房屋，1953年，煤矿总局文工团租用了这里的16间房，并以此为基础，将东北煤矿文工团与华北煤矿文工团合并，成立了中国煤矿文工团。不久团部迁入北京东郊区大黄庄。而租用教堂的房屋则成为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家属宿舍。
眼见教堂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西什库教堂却以宋静山违反教规为由，于同年7月16日将他调走。过了三天，62岁的杨秉文调到朝阳门天主堂任本堂。凭借岁月积累的经验，做事低调稳健的杨秉文，将这座院落里的各项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因而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到了1957年夏天，中国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之路，因此，最初外籍传教士对朱德容的种种承诺已不能兑现。面对院里嘈杂的环境，年过七旬生活已不能自理的朱德容，请人帮忙从西四的妞妞房胡同找来了一位19岁的姑娘李文娴照料她的生活。而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曾在朝阳门教堂任本堂的宋静山因触犯法规，被送往清河劳教两年。又过了一年，首任朝阳门堂本堂的中国神甫张永善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南口农场进行劳改。1959年，宋静山获释后被安排在清河农场就业，后来又调到涿鹿县大塘湾农场。
而在朝阳门教堂这座院落里，直到1960年之前，还有煤矿文工团的演职人员陆续从外地带着家属来此落户。而朱德容却在未到有关部门进行消除户口的情况下，悄然搬出了这座院落，自此不知所踪。纵观她在这里的生活真可以说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最后飘零他处，不免让人感到悲切。
1965年，在整顿地名和门牌号重新编排过程中，原朝内大街69号被改为81号。而此时这里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1969年12月28日，宋静山由张家口涿鹿县大塘湾农场下放到不远的阳原县东堡公社连目村插队落户。1972年，已经55岁的宋静山提出申请，回到老家河北省永清县务农。自此完成了由农民到传教士，再由传教士进行劳改，最终成为一名农民的轮回。
改革开放后，1983年张永善得到平反，到天津的一座教堂服务。1988年他回到老家武清县白古屯小韩村天主堂任本堂。
为落实国家的宗教政策，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等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腾退占用的宗教房产。1994年7月，经过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办理了朝内大街81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但是由于经济补偿问题，院中居民的腾退工作进展缓慢。直到这一地区启动了拆迁工作，院中的房屋才被腾空，而就在对这两栋小楼开始实施拆除的时候，拆除工作被叫停，但经过房管部门的评估，确认院中的两栋小楼年久失修，已成为危房，不具备继续使用的条件。
历史建筑是历史的载体。要保护好历史建筑，并使之得到合理利用需要不少的经费投入，而一些使用单位在经费投入上却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当下许多历史建筑所面临的窘境。朝内大街81号的两栋小洋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搁就是十年。难怪被人们传为“鬼楼”，开了一个历史的玩笑。
2009年，当朝阳门天主堂的首任中国人本堂张永善得知朝内大街81号被列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并被收录到《北京优秀建筑名录》后不久，在老家安然辞世，享年93岁。
而今能够见证朝内大街81号历史变迁的人，大多已经离世，我们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情感和伦理去解读他们的心路历程，只能祈祷他们进入天堂般的国度，享受平静的生活。
时光荏苒，一晃90多年过去了，这座院落的历史，以及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就像这院里的两栋小洋楼被疯长的爬山虎紧紧包裹，秘不示人，又宛如美丽的少女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当我们依据史料来追忆发生在这座院落中的故事，就像是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让我们拭目以待，相信有关单位和部门会对这座院落进行合理修缮，恢复她旧有的容颜，再揭开她那层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示她的美貌吧。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