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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书于明代中后期的《封神演义》，通过对禁锢人性的理学纲常伦理的叛逆和对倡导仁政的先秦儒家思想的回归显示出对人的尊重。小说中的神仙也有凡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和凡人的缺点，神仙的行动往往为人事服务，作者对正反两个阵营各含褒贬，各阵营中的死者一律被封为神。这些都表现出作者的人本主义思想倾向。
关键词：封神演义；人本主义；叛逆与回归；神人同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3
明代中后期，伴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束缚、张扬个性的思潮，在此影响下，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往往蕴含着一定的人本主义思想。成书于隆庆、万历（一说天启）年间的长篇小说《封神演义》，虽然在总体成就上“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小说在融合儒道佛三教思想的基础上不时显露作者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在复苏人性方面具有进步意义。
一、对禁锢人性的理学纲常伦理的叛逆
宋代以来，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都说成是“天理”，鼓吹用“天理”克制人欲，要求人们无条件地顺从“天理”，遵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道德规范。《封神演义》的作者在小说中大胆直白地表达了对摧残人性的理学纲常的反抗，这样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四个方面。
在君臣关系方面，《封神演义》对凌驾于臣子之上的商纣王的权威进行了消解。作为人间最高统治者，他“君命召，不俟驾；君赐死，不敢违”（第二回）的理想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冀州侯苏护因拒绝献女儿妲己为妃而触怒了纣王，离开朝歌前在午门墙上题下反诗，称自己“永不朝商”（同上）；纣王命黄飞虎去追捕逃走的王子殷郊、殷洪，黄飞虎却私下将他们放走……在小说中，不仅反叛者一方在讨伐商朝的过程中历数纣王的罪恶，就连忠于纣王并最终因直谏而死的首相商容、亚相比干、上大夫梅伯、赵启、胶鬲等也都在死前痛斥纣王为“昏君”（相关情节分别参见第九、二十六、六、十、十七回）。此外，群臣中还有一个令纣王十分畏惧的对象——太师闻仲。闻太师不在朝中时，纣王可以为所欲为，他回朝之后，针对纣王此前的暴行条陈十策，纣王立即批准了其中的七条。闻太师当着纣王的面将反对自己的纣王宠臣费仲、尤浑打倒在地，纣王不但不敢对他动怒，反而觉得他们“不知起倒，自讨其辱”（第二十七回）。当闻太师离开朝歌去东海镇压叛乱时，纣王“闻奏大悦，巴不得闻太师去了，不在面前搅扰”（同上），一个君主竟然如此畏惧自己的大臣，至高无上的君权在小说中就这样被消解于无形。除去被作为暴君大加挞伐的纣王，小说中的贤明君主周文王、周武王也常常受到臣子的摆布，文王伐崇侯虎、武王伐纣，都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在姜子牙的劝说下才采取了行动，身为臣子的姜子牙反而成为了西岐阵营中作出决策的主导人物，第九十八回的叙述中更是直接称姜子牙“权牟人主”。作者通过对上述情节的安排，达到了弱化君主权威的效果。
在父子关系方面，小说塑造了哪吒、殷郊、殷洪等几个敢于反抗父亲权威的叛逆者形象。李靖打碎了庙里的哪吒金身并放火烧毁庙宇，哪吒莲花化身后去找李靖报仇，不仅对他直呼其名，而且大叫：“不杀你决不空回！”殷郊、殷洪的母亲姜后被妲己陷害，剜去一目、炮烙双手而死，他们兄弟二人逃出朝歌，意图往外地借兵报仇。这些行为都构成了对“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父子关系的反叛。孝与悌在古代社会常被并称，《封神演义》中一方面表现出儿子对父亲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描写了弟弟对兄长的叛逆。北伯侯崇侯虎平素作恶多端，其弟崇黑虎直言批评他的行为，说“从今与你一别，我黑虎再不会你”（第四回），后来甚至在姬昌讨伐崇侯虎时为他做内应，擒获崇侯虎献给姬昌，导致崇侯虎父子被杀。
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强调妻子对丈夫单方面的绝对忠贞，在夫权的压迫下，女性不具有独立人格。《封神演义》对姜子牙妻马氏的描写，虽然着笔不多，却把一个敢于反抗丈夫、在家中拥有很大话语权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马氏与姜子牙成婚之后，劝说姜子牙“做些生意，以防我夫妻后事”（第十五回）；姜子牙做生意屡屡亏损，马氏骂他是“饭囊衣袋，惟知饮食之徒”（同上）；姜子牙后在商朝担任下大夫，因反对建造鹿台触怒纣王，要带马氏逃往西岐，马氏拒绝和他同往，要求姜子牙写下休书，夫妻就此分离。小说中马氏的形象源自于《汉书·朱买臣传》中的朱买臣妻，作者虽然对她贪恋荣华富贵的行为有所讽刺，但同时也通过马氏与姜子牙间另类的夫妻关系彰显了女性对夫权的反抗。《封神演义》中的姜后被作者作为贤后加以歌颂，在写姜后责备妲己蛊惑纣王荒淫无道时，表现出她对管理后宫的皇后职责的恪守和对商朝命运的担忧。有一点读者容易忽视，姜后去纣王处进谏之前，作者交代“这一去，未免有娥眉见妒之意”（第六回）。这种符合姜后女性心理的表述在后文没有再次出现，却有意无意地展现出她当别的女子被丈夫宠爱时产生的醋意，显示出作者对男权束缚下丧失独立人格的女性的人文关怀。
在封建君主专制日益强化、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明代中后期，《封神演义》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纲常伦理的叛逆实质上表露了作者对被这种道德规范长期束缚住的人性复苏的期盼。
二、对倡导仁政的先秦儒家思想的回归
上文侧重于从反叛理学伦常的角度探讨《封神演义》中的人本主义思想，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对于儒家学说的反叛是有限度的，他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理学伦常叛逆的同时，对儒家的基本道德观念仍持肯定的态度，这主要表现为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回归。作者多处借书中人物之口宣扬先秦儒家思想，第六回纣王炮烙梅伯后，黄飞虎说：“古云道得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黄飞虎的这段话出自于儒家经典之一的《孟子·离娄下》。第三十三回中，黄明对黄滚说：“古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此语出自另一部儒家经典《论语·八佾》。可见作者并不反对儒家忠君思想，只是反对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提倡君臣之间的互相尊重。作者对忠于纣王、在与西岐军队作战中为国捐躯的闻仲等武将和因直谏而死的商容等文臣都不乏赞美之词。相反，对于黄飞虎、邓九公、苏护、洪锦等弃商归周的降将，作者尽管肯定了他们弃暗投明的行为，却又安排他们阵亡在讨伐纣王的战场上，使其未能看到最后的胜利（相关统计参见李静《天命之外的困惑——<封神演义>的伦理困境及其解决》一文）。在父子、夫妻关系方面，作者虽然写了哪吒、殷郊、殷洪对父亲的叛逆和马氏与姜子牙的离异，但哪吒和李靖的父子关系在燃灯道人的调解之下最终得到修复；原本要找纣王为母报仇的殷郊、殷洪兄弟在申公豹的策反之下也又回到了商朝阵营；主动要求与姜子牙离婚的马氏在得知姜子牙已经位极人臣后更因追悔羞愧而自杀。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小说的作者虽然从多方面展开了对禁锢人性的理学思想的叛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儒家的伦理道德。 无论是对理学纲常伦理的叛逆还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回归，都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仁政思想、民本思想本身就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对理学纲常伦理的叛逆象征着对现实中束缚人性的枷锁的打破，那么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回归就寄托了作者对理想中以人为本的政治局面得以实现的希望。小说第二回商容向纣王进谏时说：“臣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句话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下》，表达了孟子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以民为本的愿望。《封神演义》的作者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反复征引表露出对明君和仁政的渴盼，小说中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二人就代表了作者和这一时期广大人民心目中的明君形象。周文王遇赦回到西岐后，想要建造一座“灵台”以看验民灾，又担心工程浩大有伤军民，于是每天发给工钱并且不限工期。灵台完工，“欲再开池沼，又恐劳伤民力，故此郁郁耳”（第二十三回）。周武王攻下朝歌后，下令将纣王在鹿台积聚的财货分发给百姓，用纣王在巨桥聚敛的粮食赈济灾民，这些都和为一己之享乐修建鹿台的纣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在对商纣王暴政的批判和对周文王、周武王仁政的歌颂中深化了人本主义思想。
三、神人同性的形象塑造和神从人事的情节安排
《封神演义》除了在人世间的伦理道德、政治思想层面复苏人性、宣扬民本外，在占小说大量篇幅的神魔描写中也表现出对人性的尊重。小说中的神仙、道长在法术上有高于普通人的本领，除此之外和凡人几乎没有差别，他们也有凡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纣王去女娲宫进香时起了淫心，在壁上写下调情之诗，女娲回宫看到后大怒，认为“若不与他个报应，不见我的灵感”（第一回）。赤精子的徒弟殷洪违背师命助商攻周，在太极图中化为灰烬，赤精子放声痛哭，慨叹“太华山再无人养道修真”（第六十一回）。神仙们不但在情感上与人相通，而且同样有着普通人的缺点，女娲看到纣王调情之诗，顿时大怒，派三妖去惑乱君心，此举并不符合她作为上古之正神应有的胸襟气度。哪吒无故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石矶娘娘去找哪吒报仇，太乙真人竟将本无过失的石矶娘娘杀死，这种因偏袒徒弟而不问是非、任意杀人的行为很难让人们将其与本应公正无私的得道高人联系起来。作者之所以按照神人同性的原则塑造神仙形象，其目的并不是要贬低神仙，而是为了通过拉近神与人之间的距离来彰显人性的价值。
神仙和修道之人本应与世无争，“身逍遥，心自在；不操戈，不弄怪”（第五回）。《封神演义》中的神仙妖怪却常常卷入人世间的纠纷之中，截教和阐教一支持商，一支持周，两教在商周之间的军事冲突中大动干戈。截教为了帮助商朝抗击周军，先后摆下十绝阵、诛仙阵、万仙阵等，又都被阐教攻破。这场斗争的结局既是周朝对商朝的胜利，也是阐教对截教的胜利。但神仙并没有控制人间的具体事务，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服从于人事的安排，最后的封神工作也是由修仙不成而享受人间富贵的姜子牙奉元始天尊之命完成的。这样的情节安排实际上提高了人的地位，通过对神权的解构凸显出以人为本的倾向。
四、各含褒贬的情感取向和同榜封神的命运结局
《封神演义》的主要笔墨都用于描写截教支持下的商朝和阐教支持下的周朝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阐教战胜截教、周朝推翻商朝而告终。作者在刻画两个对立阵营中的各类形象时，避免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情感态度，没有把商朝和截教一方的人物写得一无是处。他在小说中多次赞美了忠于商朝并为之献出生命的文臣武将，第五十二回写太师闻仲在绝龙岭归天，作者评论：“可怜成汤首相，为国捐躯！”接着写闻仲死后仍心系纣王，一点真灵来到朝歌向纣王辞别，感人至深。即使对待纣王、妲己这样恶贯满盈的形象，作者在大加挞伐的同时也不忘突出其性格中善的一面，这集中表现在小说第九十六和九十七回。纣王感到自己大势已去，要告别三位爱妃自寻去处，妲己等三人本可就此离去，却“哭在一处，甚难割舍”，主动要求去劫营，“解陛下之忧闷”。作者在这里描述纣王和三妃间面临生死离别时的难分难舍，真切动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纣王两次说道：“朕悔不听群臣之言”，“悔不听忠谏之言”，对自己以往的错误进行了忏悔。与之对应，对于胜利一方，作者也暴露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他们常常在正面对敌落败后通过实施诡计获胜，如陆压用钉头七箭书暗算赵公明的行为实在不符合正人君子的行事标准。第七十三回，佳梦关守将胡升向姜子牙请降，姜子牙已答应“吾亦不究往事”，却又在胡升归降后将其斩首，显得言而无信。作者对正反双方人物各含褒贬，不以成败论英雄，彰显出多方同情的人道主义情怀。
在小说的第九十九回，各阵营中的死者不管忠奸善恶，一律被封为神。对于这样的结局安排，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评论：“这就模糊了是非界限，大大削弱了它的积极意义”，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沿用了这一观点。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作者在小说中对施行暴政和助纣为虐者曾多有批判，对明君忠臣也都不吝赞美，姜子牙封神时，遵循“依劫运之轻重，循资品之高下”的原则，使众神地位有别，并没有是非不分。姜子牙在封神前宣读元始天尊的敕令，说道：“怜尔等身从锋刃，日沉沦于苦海，心虽忠荩，每漂泊而无依”，交代了对死者封神的原因，这恰恰反映出作者悲天悯人、博爱众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对《封神演义》人本主义思想倾向的最佳诠释。
参考文献：
[1]许仲琳.封神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2012.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田永顺，张娜，隋永良.《封神演义》的人本主义意识探析[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23）.
[6]王猛.封神演义对儒家五伦的消解与重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7]李静.天命之外的困惑——《封神演义》的伦理困境及其解决[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4）.
关键词：封神演义；人本主义；叛逆与回归；神人同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3
明代中后期，伴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束缚、张扬个性的思潮，在此影响下，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往往蕴含着一定的人本主义思想。成书于隆庆、万历（一说天启）年间的长篇小说《封神演义》，虽然在总体成就上“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小说在融合儒道佛三教思想的基础上不时显露作者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在复苏人性方面具有进步意义。
一、对禁锢人性的理学纲常伦理的叛逆
宋代以来，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都说成是“天理”，鼓吹用“天理”克制人欲，要求人们无条件地顺从“天理”，遵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道德规范。《封神演义》的作者在小说中大胆直白地表达了对摧残人性的理学纲常的反抗，这样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四个方面。
在君臣关系方面，《封神演义》对凌驾于臣子之上的商纣王的权威进行了消解。作为人间最高统治者，他“君命召，不俟驾；君赐死，不敢违”（第二回）的理想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冀州侯苏护因拒绝献女儿妲己为妃而触怒了纣王，离开朝歌前在午门墙上题下反诗，称自己“永不朝商”（同上）；纣王命黄飞虎去追捕逃走的王子殷郊、殷洪，黄飞虎却私下将他们放走……在小说中，不仅反叛者一方在讨伐商朝的过程中历数纣王的罪恶，就连忠于纣王并最终因直谏而死的首相商容、亚相比干、上大夫梅伯、赵启、胶鬲等也都在死前痛斥纣王为“昏君”（相关情节分别参见第九、二十六、六、十、十七回）。此外，群臣中还有一个令纣王十分畏惧的对象——太师闻仲。闻太师不在朝中时，纣王可以为所欲为，他回朝之后，针对纣王此前的暴行条陈十策，纣王立即批准了其中的七条。闻太师当着纣王的面将反对自己的纣王宠臣费仲、尤浑打倒在地，纣王不但不敢对他动怒，反而觉得他们“不知起倒，自讨其辱”（第二十七回）。当闻太师离开朝歌去东海镇压叛乱时，纣王“闻奏大悦，巴不得闻太师去了，不在面前搅扰”（同上），一个君主竟然如此畏惧自己的大臣，至高无上的君权在小说中就这样被消解于无形。除去被作为暴君大加挞伐的纣王，小说中的贤明君主周文王、周武王也常常受到臣子的摆布，文王伐崇侯虎、武王伐纣，都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在姜子牙的劝说下才采取了行动，身为臣子的姜子牙反而成为了西岐阵营中作出决策的主导人物，第九十八回的叙述中更是直接称姜子牙“权牟人主”。作者通过对上述情节的安排，达到了弱化君主权威的效果。
在父子关系方面，小说塑造了哪吒、殷郊、殷洪等几个敢于反抗父亲权威的叛逆者形象。李靖打碎了庙里的哪吒金身并放火烧毁庙宇，哪吒莲花化身后去找李靖报仇，不仅对他直呼其名，而且大叫：“不杀你决不空回！”殷郊、殷洪的母亲姜后被妲己陷害，剜去一目、炮烙双手而死，他们兄弟二人逃出朝歌，意图往外地借兵报仇。这些行为都构成了对“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父子关系的反叛。孝与悌在古代社会常被并称，《封神演义》中一方面表现出儿子对父亲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描写了弟弟对兄长的叛逆。北伯侯崇侯虎平素作恶多端，其弟崇黑虎直言批评他的行为，说“从今与你一别，我黑虎再不会你”（第四回），后来甚至在姬昌讨伐崇侯虎时为他做内应，擒获崇侯虎献给姬昌，导致崇侯虎父子被杀。
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强调妻子对丈夫单方面的绝对忠贞，在夫权的压迫下，女性不具有独立人格。《封神演义》对姜子牙妻马氏的描写，虽然着笔不多，却把一个敢于反抗丈夫、在家中拥有很大话语权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马氏与姜子牙成婚之后，劝说姜子牙“做些生意，以防我夫妻后事”（第十五回）；姜子牙做生意屡屡亏损，马氏骂他是“饭囊衣袋，惟知饮食之徒”（同上）；姜子牙后在商朝担任下大夫，因反对建造鹿台触怒纣王，要带马氏逃往西岐，马氏拒绝和他同往，要求姜子牙写下休书，夫妻就此分离。小说中马氏的形象源自于《汉书·朱买臣传》中的朱买臣妻，作者虽然对她贪恋荣华富贵的行为有所讽刺，但同时也通过马氏与姜子牙间另类的夫妻关系彰显了女性对夫权的反抗。《封神演义》中的姜后被作者作为贤后加以歌颂，在写姜后责备妲己蛊惑纣王荒淫无道时，表现出她对管理后宫的皇后职责的恪守和对商朝命运的担忧。有一点读者容易忽视，姜后去纣王处进谏之前，作者交代“这一去，未免有娥眉见妒之意”（第六回）。这种符合姜后女性心理的表述在后文没有再次出现，却有意无意地展现出她当别的女子被丈夫宠爱时产生的醋意，显示出作者对男权束缚下丧失独立人格的女性的人文关怀。
在封建君主专制日益强化、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明代中后期，《封神演义》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纲常伦理的叛逆实质上表露了作者对被这种道德规范长期束缚住的人性复苏的期盼。
二、对倡导仁政的先秦儒家思想的回归
上文侧重于从反叛理学伦常的角度探讨《封神演义》中的人本主义思想，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对于儒家学说的反叛是有限度的，他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理学伦常叛逆的同时，对儒家的基本道德观念仍持肯定的态度，这主要表现为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回归。作者多处借书中人物之口宣扬先秦儒家思想，第六回纣王炮烙梅伯后，黄飞虎说：“古云道得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黄飞虎的这段话出自于儒家经典之一的《孟子·离娄下》。第三十三回中，黄明对黄滚说：“古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此语出自另一部儒家经典《论语·八佾》。可见作者并不反对儒家忠君思想，只是反对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提倡君臣之间的互相尊重。作者对忠于纣王、在与西岐军队作战中为国捐躯的闻仲等武将和因直谏而死的商容等文臣都不乏赞美之词。相反，对于黄飞虎、邓九公、苏护、洪锦等弃商归周的降将，作者尽管肯定了他们弃暗投明的行为，却又安排他们阵亡在讨伐纣王的战场上，使其未能看到最后的胜利（相关统计参见李静《天命之外的困惑——<封神演义>的伦理困境及其解决》一文）。在父子、夫妻关系方面，作者虽然写了哪吒、殷郊、殷洪对父亲的叛逆和马氏与姜子牙的离异，但哪吒和李靖的父子关系在燃灯道人的调解之下最终得到修复；原本要找纣王为母报仇的殷郊、殷洪兄弟在申公豹的策反之下也又回到了商朝阵营；主动要求与姜子牙离婚的马氏在得知姜子牙已经位极人臣后更因追悔羞愧而自杀。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小说的作者虽然从多方面展开了对禁锢人性的理学思想的叛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儒家的伦理道德。 无论是对理学纲常伦理的叛逆还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回归，都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仁政思想、民本思想本身就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对理学纲常伦理的叛逆象征着对现实中束缚人性的枷锁的打破，那么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回归就寄托了作者对理想中以人为本的政治局面得以实现的希望。小说第二回商容向纣王进谏时说：“臣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句话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下》，表达了孟子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以民为本的愿望。《封神演义》的作者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反复征引表露出对明君和仁政的渴盼，小说中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二人就代表了作者和这一时期广大人民心目中的明君形象。周文王遇赦回到西岐后，想要建造一座“灵台”以看验民灾，又担心工程浩大有伤军民，于是每天发给工钱并且不限工期。灵台完工，“欲再开池沼，又恐劳伤民力，故此郁郁耳”（第二十三回）。周武王攻下朝歌后，下令将纣王在鹿台积聚的财货分发给百姓，用纣王在巨桥聚敛的粮食赈济灾民，这些都和为一己之享乐修建鹿台的纣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在对商纣王暴政的批判和对周文王、周武王仁政的歌颂中深化了人本主义思想。
三、神人同性的形象塑造和神从人事的情节安排
《封神演义》除了在人世间的伦理道德、政治思想层面复苏人性、宣扬民本外，在占小说大量篇幅的神魔描写中也表现出对人性的尊重。小说中的神仙、道长在法术上有高于普通人的本领，除此之外和凡人几乎没有差别，他们也有凡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纣王去女娲宫进香时起了淫心，在壁上写下调情之诗，女娲回宫看到后大怒，认为“若不与他个报应，不见我的灵感”（第一回）。赤精子的徒弟殷洪违背师命助商攻周，在太极图中化为灰烬，赤精子放声痛哭，慨叹“太华山再无人养道修真”（第六十一回）。神仙们不但在情感上与人相通，而且同样有着普通人的缺点，女娲看到纣王调情之诗，顿时大怒，派三妖去惑乱君心，此举并不符合她作为上古之正神应有的胸襟气度。哪吒无故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石矶娘娘去找哪吒报仇，太乙真人竟将本无过失的石矶娘娘杀死，这种因偏袒徒弟而不问是非、任意杀人的行为很难让人们将其与本应公正无私的得道高人联系起来。作者之所以按照神人同性的原则塑造神仙形象，其目的并不是要贬低神仙，而是为了通过拉近神与人之间的距离来彰显人性的价值。
神仙和修道之人本应与世无争，“身逍遥，心自在；不操戈，不弄怪”（第五回）。《封神演义》中的神仙妖怪却常常卷入人世间的纠纷之中，截教和阐教一支持商，一支持周，两教在商周之间的军事冲突中大动干戈。截教为了帮助商朝抗击周军，先后摆下十绝阵、诛仙阵、万仙阵等，又都被阐教攻破。这场斗争的结局既是周朝对商朝的胜利，也是阐教对截教的胜利。但神仙并没有控制人间的具体事务，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服从于人事的安排，最后的封神工作也是由修仙不成而享受人间富贵的姜子牙奉元始天尊之命完成的。这样的情节安排实际上提高了人的地位，通过对神权的解构凸显出以人为本的倾向。
四、各含褒贬的情感取向和同榜封神的命运结局
《封神演义》的主要笔墨都用于描写截教支持下的商朝和阐教支持下的周朝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阐教战胜截教、周朝推翻商朝而告终。作者在刻画两个对立阵营中的各类形象时，避免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情感态度，没有把商朝和截教一方的人物写得一无是处。他在小说中多次赞美了忠于商朝并为之献出生命的文臣武将，第五十二回写太师闻仲在绝龙岭归天，作者评论：“可怜成汤首相，为国捐躯！”接着写闻仲死后仍心系纣王，一点真灵来到朝歌向纣王辞别，感人至深。即使对待纣王、妲己这样恶贯满盈的形象，作者在大加挞伐的同时也不忘突出其性格中善的一面，这集中表现在小说第九十六和九十七回。纣王感到自己大势已去，要告别三位爱妃自寻去处，妲己等三人本可就此离去，却“哭在一处，甚难割舍”，主动要求去劫营，“解陛下之忧闷”。作者在这里描述纣王和三妃间面临生死离别时的难分难舍，真切动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纣王两次说道：“朕悔不听群臣之言”，“悔不听忠谏之言”，对自己以往的错误进行了忏悔。与之对应，对于胜利一方，作者也暴露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他们常常在正面对敌落败后通过实施诡计获胜，如陆压用钉头七箭书暗算赵公明的行为实在不符合正人君子的行事标准。第七十三回，佳梦关守将胡升向姜子牙请降，姜子牙已答应“吾亦不究往事”，却又在胡升归降后将其斩首，显得言而无信。作者对正反双方人物各含褒贬，不以成败论英雄，彰显出多方同情的人道主义情怀。
在小说的第九十九回，各阵营中的死者不管忠奸善恶，一律被封为神。对于这样的结局安排，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评论：“这就模糊了是非界限，大大削弱了它的积极意义”，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沿用了这一观点。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作者在小说中对施行暴政和助纣为虐者曾多有批判，对明君忠臣也都不吝赞美，姜子牙封神时，遵循“依劫运之轻重，循资品之高下”的原则，使众神地位有别，并没有是非不分。姜子牙在封神前宣读元始天尊的敕令，说道：“怜尔等身从锋刃，日沉沦于苦海，心虽忠荩，每漂泊而无依”，交代了对死者封神的原因，这恰恰反映出作者悲天悯人、博爱众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对《封神演义》人本主义思想倾向的最佳诠释。
参考文献：
[1]许仲琳.封神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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