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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胜利后几年，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中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令统治当局惊恐不安。为消弭学运，国民党不惜动用各方面力量，其方式手段也不断变换，“训导应变”“运动学生”“特务活动”“暴力应对”，不一而足，国民党、三青团、政府、军队等系统都积极参与“救火”，但由于其内外政策的根本性错误，导致其消弭学运的努力最终失败。尤为重要的是，国民党消弭学运的乖张举措非但未能奏效，反而令其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统治合法性逐渐沦丧，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同情和支持学运，学生运动的正义性也伴随着国民党的失道而愈加高扬。
关键词 抗战后，国民党，消弭学运策略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12-0037-10
抗战后，在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出于统治的需要，全方位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尤其在堪称政治风向标的教育界，党政军当局纷纷施展手段，意图压缩以至消除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殊不知，当局在燃眉之际实施的救火举措，非但未能达到灭火目的，反而致使其在教育界的合法性逐渐沦丧，与之相对应的是，学生运动的正义性却因当局失道而倍加高扬。
1924年国民党改组完成后，其采取了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政策。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后蒋介石地位渐趋稳固这段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学运政策始终处于调整之中。在1929年6月17日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团体组织方案》中，决定：
本党对于男女之青年，今后应竭力作成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实行男女普遍的体育训练，提倡科学与文艺之集会、结社与出版，奖励实用科学的研究与发明。①
至此，国民党力图将学生活动限制在校内非政治性范围内的意图暴露无遗，国民党学运政策实现了转向，从支持、限制转向取消政策。事实上，国民党学运政策转向后，并未放弃对学生政治意识的培育，其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的三民主义党化教育，积极培育亲国民党的学生活跃分子，甚至吸纳学生党员，这种渗透控制的行为不断招致各界反对。尤其在新学运政策出台的最初一段时间，不仅学生们群起反对，甚至部分国民党省市党部也屡屡逾矩。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穷于应付，虽最终有所妥协，但终整个抗战时期，其政策取向始终未生大变。战后国民党一如从前，继续坚持对学生参与政治的压制方针，并积极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学生的争取与影响。
学校训导工作的强化。战后，国民党在学校的训导工作涣散无力。即以导师制为例，“导师制在实际学校生活中，似仍一种装饰品，而非一种必需品，无之不加少，有之不加多，一般师生，尚未十分注意及之也”。②为此，国民党人士疾呼：
就教师之职责言，依据导师制纲要之规定，专任教员例即导师，教学而兼及训导，及教员之责任与义务，义不容辞，而责无旁贷。③
并有人主动拟定《师范学校增设“训导实施法”课程之具体建议》。④至于学生自治会，国民党在战后初期即要求：
各校对于今后各该校学生自治会之指导与监督，务须遵照学生自治会规则缜密规划，切实施行。在积极方面，应经常辅导自治会推进服务、学艺、健康风纪等项中心活动，以达成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之目的；在消极方面，应严密防止奸伪分子违法操纵，滋生事端，期不失培养法治精神之意义。关于此种积极辅导方法及消极防止情形，各校并应随时互相通报，俾能取得一致步调，增加工作之效果。①
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对自治会之外的组织设立进行规范。1946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社会部致电浙江省社会处称：
查学生在校内得组织学生自治会。但不得以学生身份，参加校外其他组织。同学会、校友会、学生联谊会等类团体，须以旅居同一县市同一校籍员生为组织先决条件。其为研究学术者，得以学科联合组织学术团体。不在上述限制规定之列。受当地社政主管机关之指挥监督。②
在训导机构及人员设置上，1947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致函教育部要求“转各大中学校训导人员，多用本党忠实同志，以杜后患”，③教育部随即复函照办。战后时期，随着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失败，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自始至终都力图通过强化训导工作来消弭学运，它认为：
今日学潮问题之症结，不在政府之决策如何，亦不在党团学生能否负担起斗争任务，实系于学校当局之能否加强训导，养成青年在学校为遵守校纪之学生，在社会为遵守国法之公民。④
为强化训导，1947年12月7日，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重申“学生自治会由学校校长及主管训导人员负责指挥监督，各种会议及活动应由学校分别选派教职员担任指导”，⑤随后又发布《加强学校训导管理意见》，1948年1月22日，教育部颁发的《大学法》更规定：
大学得设训育委员会，以校长教务长训导长为当然委员，并由校长聘请教授三人至十五人组织之，校长为主席，训导长为秘书，规划有关训导之重要事项。⑥
事实上，学运的兴起，根源在其错误政策，就连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也无奈表示：
国民党干部最痛苦的一点就是遇有学潮发生，群众们所提出的口号和要求都使自己无言可答，在朝的政绩能够告慰于人民的太少了，明知共产党的魔手伸入学生群中，但投鼠忌器，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⑦
国民党一意强化训导工作，实属舍本逐末。
课余活动安排的调整。战时国民党与学生关系较为微妙，基本维持了平衡，不过教育界日益党化的趋势使得党与学生关系走向紧张，战后国民党各界人士不无反思，这主要集中于通过调整课余活动以增强训导效果上。有人提出：
间接教学是利用课内和课外各种活动以指导学生生活，比较可引起学的兴趣和加深印象。所谓“耳提面命不如耳濡目染”。我国大学对于训导向不注重，仅教会私立大学尚能提倡课外活动，辅以宗教来培养德育，收效甚宏。教育部于民国二十七年通令各大学实行导师制，以期收训教合一之效。惜抗战时期，各大学设备简陋，经费支绌，导师生活穷困。师生集会不独经济有所不许，即时间亦无法分配，致导师与学生之间感情隔阂，有如路人，未能创造优良学风，诚属不幸。⑧ 有人表示：
人是感情的动物，青年的感情尤其丰富。要想训导他们，就不得不注意感情的因素，从深切地了解他们的身心发展的状态，而达到训导他们的目的。⑨
国民党官方也对此表示认可，三青团中央团部为此建议：
1.学校当局和学校团部应积极领导学生组织各种学术团体，从事集体学习，并发动优良教师参加领导研究。
2.学校当局及学校团部对学生康乐活动应特别注意，经常举行各项运动会、旅行及晚会等，造成学校内调和愉快之空气。
3.对学生课余研究，应积极提倡指导，经常举行各种学术竞赛及演讲会、座谈会等，及设立优良学生奖金、贫苦学生救济金等，以提高学生之研究兴趣，减少其生活之困难。①
战后各校均加大了对学生课余活动的指导，如在国立四川大学：
课外活动为团体组织之灵魂，但组织大致相同，而活动则多少有别。大抵系单位之组织一面属于联谊性质，积极活动较少。另一面属于研究性质，编行壁报，聘请学者名人演讲之活动居多。而以活动为结中心之团体，活动能力亦强。其最著者有各种壁报之出版，话剧评剧川剧之演出，以及合唱团之举办音乐会等，过去均有优良成绩。课外活动以竞赛方式出现者，除体育活动外，有国英语论文及演说竞赛等。凡此本校均曾不断予以提倡，对于优胜学生，并给奖金以资鼓励。②
战后，学生纷纷借壁报、会社名义发表意见、抒发情怀，为加强对学生此类行为的引导管控，各校秉持政府旨意出台了相应规定，如国立政治大学规定：
壁报所有文稿应具作者学名，如不以学名发表，主编者应将其真实姓名报告指导员。各壁报之文稿不得诋毁私人团体或学校，如有违反规定之处，由作者与主编者同负责任。③
学生会社应以在校内组织为限，不得以本校会社名义参加校外各种团体组织或活动，否则注销其登记证。学生会社如有越轨活动或办理会务不当者，训导处得停止其活动或限令改选负责人或取销其会社。④
实际上，这种调整的效果并不明显，随着经济的恶化，学生面临辍学与生存危机，很多课余活动渐渐无人问津，国民党以此消弭学运的努力归于失败。
此外，战后初期，“为协助收复区地方教育复员，并救济辅导各地失学失业青年复学就业”，⑤国民党停办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改组成立了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下设若干服务站或辅导处。1947年内战加剧后，国民党将青辅会的工作重心由失学失业救济转向对失学失业青年的军事收容，使之充当内战炮灰。总体而言，国民党此项收拢青年学生的措施，由于日趋反动及政局动荡而收效甚微。
吕芳上先生认为，“从民初学生运动的发展来看，政党为求发展，视学生为政治可运用的资源，乃逐步渗入学界，操纵学生组织，影响学生活动，学生运动遂亦变成了‘运动学生’了”。⑥事实上，考察民国时期学生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政党在其中的巨大推动作用。战后中国，国共之间展开了全方位较量，教育界更成为争夺热点。对于国民党当局而言，因对时势未能清醒认识，其力图通过“运动学生”来消除学运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这种痕迹明显的介入方式引起了学生以至学校的反感，致使当局形象受损。
战后伊始，三青团中央团部在一份呈送给蒋介石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吸收优秀学生入团，不暴露其身份；运用态度灰色团员打入奸伪组织，采取其秘密，以便预谋对策”。⑦同时，教育部还在给江苏教育厅的指令中表示：
目前中共多方策动把持各校自治会，可以青年团江苏支团部名义指导团员以学生身份发起组织研究会等，及其他类似之团体，籍收加强领导之效。⑧
此后，大量国民党三青团分子被以各种途径植入学校，如在唐山工学院，1947年6月，河北省青年运动委员会提出建议：
（一）择本年毕业生优秀党员二三人留校；
（二）本届暑期招生由青运会设法保送优秀党员十余人入该校肄业。①
抗暴运动时，内政部要求“各级警局对于此次发动罢课游行之各主要学校内，应即建立学运小组，笼络一部分忠实本党之学生从中发生对抗作用，以分化反动分子之力量”.②当党团学生成为众矢之的时，又由党团组织出面协调他们转学再战，如在中央大学，抗暴运动时，胡云山致教育部函中称：
本党朱心一同志，因身份暴露，致遭学校予以退学处分。该员原肄业于该校航空系一年级，兹拟转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系一年级肄业，如用原名有感不便时，即请改名为“朱坚白”。相应函达，敬请速予惠办见复，以免该员失学，而资保障为荷。③
后来，国民党中统提出：
党团组织应普遍深入一般学生群众，特别注意于中立分子之争取，左倾分子思想上之动摇。④
亦有人建议：
利用同乡会、同学会、研究会、合唱团、壁报社周刊、月刊、体育会等各项不同名义，由忠实同志做中心展开组织工作，吸收各种志趣不同青年，以免被人利用。⑤
择其要者，无非是通过争取掌控学生来扩展国民党、三青团的影响，逐步压缩中共的活动空间，从而实现消除学运的目的，此可谓“运动学生”的一种温和方式。
当然，在经济社会危机日甚一日的背景下，反映当局意志的空洞说教与宣传根本无法令中间立场的学生信服，相反，大量学生成了当局的批评者。面对此起彼伏的学运，当局“运动学生”的方式更加主动，“以宣传对宣传”的方式受挫后，其政策取向更趋于“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为破坏学运，当局开始尝试运用自己在学生中的支持者来反制学运的方法。早在战后初期，教育部长朱家骅即向蒋介石建议：
拟由中央团部密令各学校分团，发动团员，设法领导学生自治会，并尽量与品学兼优之中立同学合作，万一领导权旁落奸伪手中，致有不良后果，则由学校使之解散，但此事之进行，必须由团务及训导负责人员，预先慎密筹商，并循合法手续，不可暴露痕迹，致贻奸伪攻击之口实。⑥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学生联合举办的时事晚会遭云南省当局无端破坏，次日官方舆论又对学生大肆污蔑，激起昆明高校学生强烈义愤，当日昆明各校学生相继宣布罢课。为对抗广大学生的罢课行为，国民党中统驻滇机构即提出要“鼓励学生组织反罢课委员会，要求学校上课”。⑦27日起，当更多学校学生加入到罢课行列后，国民党迅即着手拼凑御用的“反罢课委员会”，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在致教育部的情况通报函中详述道：
惟我党工作人员，同时策动各学校所属党团籍及中立之学生，即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及新学生自治会，发出传单标语，与之相抗，并要求学校复课。……同时反罢课委员会各以壁报、传单、标语力辟罢课之非。军政当局并予反罢课委员会以有力支持。⑧
当昆明学生决定3月17日为遇难学生出殡游行后，云南省党政军负责人还联合决定：
即日分头争取学生，运用谣言攻势，期使参加出殡游行之人员尽量减少。⑨
关于当局与“反罢课委员会”的不寻常关系，当时的美国记者C·J·Canning曾撰文写道：
在昆明版的军报，扫荡报上有“学生反罢课委员会”所登载的极有趣的两个通告，就是学生向军事和政府当局报告关于罢课学生的活动，那么当局可以得到适当的办法去制止这种“破坏秩序的活动”。①
事实上，通过“运动”学生反对学生，乃战后国民党当局的惯用伎俩。当时，国民党、三青团还在各校安插众多“职业学生”来拉拢、分化中间学生，打击进步学生：
这类职业学生，凡是名副有实的，都具有这些特权：不上课而有学分，领津贴、配手枪。他们似政治的猎狗，以独特的政治触觉，找觅政治的敌人。②
早在战后初期的收复区学生反甄审运动中，国民党、三青团即曾动员部分学生起而加以扰乱，但未能得逞。1946年底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在北大，为阻止学生成立抗暴委员会，当局策划部分学生打砸北京大学抗暴筹委会，并组织“北平各大学学生正义联合会”，“主张支持政府向美军交涉，反对罢课游行”。③在此后的多次学生运动中，类似“反罢课委员会”“正义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也不鲜见，其多为当局“运动”学生反对学生的工具。不过，由于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此类受当局操控的小组织始终未能发挥多大作用。抗暴运动之时，北平警察局亦承认，虽然拥护政府的党团学生们于12月29日晚冲砸了北京大学抗暴筹委会并成立北平各大学学生正义联合会，“惟各校学生激于义愤者颇多，遂于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晨有北大、清华、燕京、师大、辅大、中法等各大学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统计参加者约一万五千名”。④
战后历次学生运动中，国民党当局都是目标所指，这不能不令其极为难堪，因此，向来将学运祸根归咎于中共“运动”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亦不会轻易放弃任何可能将矛头引向中共的机会。1946年2月，随着张莘夫案的发生，中国社会蕴藏的对苏联损害中国主权的不满集中爆发，以重庆为发源地并蔓延全国众多城市的学生反苏抗议游行迅速发酵。当然，我们不能因期间出现的反共口号及冲击新华日报社的行为就否定此次游行的爱国性质，但国民党尝试“运动学生”反制中共的动机也难以排除，王世杰对此曾明白指出：
此事之发生，半由青年自然之愤慨，半由于本党某一部分人之支援。⑤
在发生冲砸新华日报社营业部的当日游行中，“学生游行时，有某部代拟代印之‘质中共书’，由特种人物交给学生分发，同学都有点莫名其妙，究竟这是反苏，抑是反共。游行时，队伍两边全是吉普卡车保护，上面坐着特种老爷，而且监视同学所呼口号。标语和宣言，是顷先由人印好，交给学生们，指定他们要发的”。⑥令当局尴尬的是，这种“运动”色彩明显的举动并未产生积极社会影响，反而激起各界对国民党当局的反感和斥责。1947年3月14日，三青团北平支团部策动学生反苏反共游行，但响应者寥寥，事后其在致教育部的情报函中也承认：
事前北平支团部曾派员赴各大学与党关系同志联络，请其设法运用促成壮举，均为圆满。届时除北京大学有百余人参加外，其余清华、燕大、中法、北洋等各大学均未能参加。⑦
纵观整个战后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坚持让学生远离政治的政策取向下，谨慎地进行过“运动学生”的尝试，但因其动机及手法都与潮流格格不入，国民党一厢情愿的政治投机最终因无法得到学生的普遍响应而变得孤掌难鸣，这使得当局对待学生的态度从争取拉拢逐渐转向压制迫害。
纵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层出不穷的特务活动是一大特色。尤其到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当局更是将特务制度倚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柱，而备受特务活动摧残的社会各界则视“特务制度”为民主自由的死敌加以谴责。事实上，除了中统、军统外，还存在着三青团、青年军等，尤其是战后的学校中，更是多个特务系统并行存在。1947年5月的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在各大学里专门破坏学运的，除了‘中统’‘军统’‘三青团’这几个系统的特务外，又涌出了一批新的特务，自成系统，那就是蒋介石儿子蒋经国所训练出来的‘青年军’”。①战后特务制度的存续，表面上看，似乎当局对社会的监控更加完备，但实质上却是社会即将崩溃的征兆：
在封建国家或在寡头政治的国家，人权大多没有保障，人民更没有自由的权利，生杀予夺之权操在少数人之手。尤其当这种腐败的专制制度走上末路的时候，这类现象更加显著，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及维持他自身的存在，往往在政府的权力以外，另外创设一种特殊的统治办法，那就是所谓的特务制度。②
战后中国，和平民主、改善经济的呼声不绝于耳，这对一向独揽政权、不可一世的统治当局造成空前压力，尤其是以学生为先锋的社会运动蓬勃兴起，进退失据的党政军当局转而倚重非常规的特务活动来应对危机，特别是在思想相对活跃的教育界，更成为特务活动泛滥的重灾区。战后有时评认为：
若干年来，政府新采取的特务作风，实在令全国老百姓尤其是青年学生胆战心惊，寝食难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往往一批的活跃青年，会突然失踪，实际上大家都明白所谓“失踪”，就是被捕的别名。③ 当然，当局在学校的特务活动并非战后的新生事物，但从其活动的范围和影响看，却是无出其右。在战后教育复员过程中，收复区学生对政府的教育甄审政策提出强烈抗议，当局特务分子即展开对其监视破坏活动。1945年11月25日晚的昆明四校联合举办的时事晚会上，国民党昆明调统室主任查宗藩亲率特务潜入会场从事破坏活动。当学生掀起反内战罢课游行后，中统、军统的特务分子又策动成立“反罢课委员会”。此外，特务分子还对各校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严格监控。在北平，除军统、中统横行校园外，三青团分子也加紧向校园渗透。1945年11月28日，蒋介石向北平当局负责人李宗仁、孙连仲、熊希龄等发出密电称：
查平津京沪等地，大中学校学生久经敌伪奴化，份子复杂，经手令本青年团张书记长、教育部朱部长，会商派遣重要干部赴各该地大中学校策进组织，即将派员前来着手办理，希予切实协助为要。④
为提升三青团特务学生的工作能力，蒋经国甚至亲赴北平并在三青团夏令营上训话。在上海，三青团分子吴绍澍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密电提出在沪临时大学补习班筹设三青团分团部，并称“组织该班分团之需要实有急不容缓之处，拟请钧座速令该校会同本处筹组成立”。⑤除军统、中统、三青团外，复员青年军在学校的活动也引人注目。青年军本属抗战后期知识青年从军报国的军事组织，其成员多数为在校学生。抗战胜利后，大量青年军复员返校就读，然而复员青年军中很多人都肩负着秘密使命，它们中间建立有严密的组织，随时与蒋经国掌控的预备干部局保持通信联系，贯彻来自上层的指示，成为学校中的特殊分子：
他们免试就读、过分优待以及在意识形态上极右的表现（当然部分也是受传媒报道之影响），让学校高层敬而远之。⑥
复员入各校学习的青年军学生，常常自恃身份特殊，从事情报活动、纠众滋事、不服校方管理，对此各校颇有怨言。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避免青年军学生在校滋事生非，甚至表示青年军学生们只需毕业时来领文凭即可。1946年12月，在国立海疆学校就读的复员青年军学生纠众滋事，诬称该校训导处主任陈洪有有策划学潮嫌疑，并将情报呈送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国立海疆学校校长梁龙光在给教育部的密呈中愤然表示：
该青年军竟敢于是日中午纠众滋事，学校为维持校规，决对滋事青年军严厉处分。大概彼等深恐处分过严，故先密告。窃以青年军复员归来，正应把革命精神发扬蹈厉，为同学表率。乃竟乏军队之优良风气，良可痛惜。①
战后特务在校园横行，对广大师生及学校秩序形成严重威胁。1946年初，特务分子在重庆国立中山大学、复旦大学肆意殴伤学生，当名教授洪深、潘震亚等人出面劝阻时，“滋事者恼怒，高声叫打，蜂拥向洪教授等迫来，该校行政当局将洪等护入办公室躲避，滋事学生更追踪漫骂投石，以至全校激愤”。②1947年11月6日，北平师院学生为声援于子三惨案宣布罢课，当日“本校特务陈佩玖等竟引导中国学院暴徒二十余人，身带武器，至本院叫嚣捣乱，并抓去同学，加以毒打”。③诸如此类的现象在战后的校园中不胜枚举，特务分子公然冲击校园、殴伤学生、破坏学运，不仅遭到各校师生的一致反对，学校当局也表示震怒。1948年4月9日，武装特务窜入北平师范学院绑架殴伤学生并肆意捣毁公私财物，事件发生后，北平师范学院即致电教育部申诉，当日各校学生及教职员赴北平行辕请愿表达抗议，据罗荣渠日记记载：
请愿除北大、师院同学外，尚有清华、燕京等校同学赶来参加。教授方面，师院全体教授皆到场，北大郑秘书长、贺训导长、许德珩、樊弘、傅汉斯先生都来了。行辕郭参谋长出面接见请愿人员，几经协商周旋。听说郑秘书长代表学校方面与之谈判，态度非常强硬，认为要传讯北大同学是对北大的一个侮辱，坚持要立即释放师院被捕同学。于是，由行辕给警备部打电话，往返磋商，费了不少唇舌，终于达成协议。④
次日，北大、清华、艺专、燕大、中法等校联合致电教育部强烈要求惩治特务行为：
事态严重，各校骚动。查近日北平学潮经分别疏导，渐趋平静，今忽发生此违法惨案，群情激愤，惟有恳请大部转呈行政院，严令负责机关追究责任，并制止类似行动以彰国法，而维教育。⑤
除了各系统的特务外，另有一批藏匿于学生中的国民党、三青团“职业学生”也为祸校园：
这类职业学生的行动在秩序混乱的学校中，成规地有两部行进曲。开始充当打手，攻击另一类职业学生，待对方势力击溃后，自然地，以全校学生统治者的身份，把持自治会，并包办伙食团。由于大权在握，不免为所欲为，假公济私。到达这一阶段，他们不是安定学校秩序的力量，在学校当局眼中反成为难于驱逐的另一害群之马。因为指挥他们的权力，不在于学校当局，而在于另一特殊机构。⑥
战后校园特务横行并非孤立现象，这种备受诟病的猥琐行径在整个国统区已成常态，大至非法捕杀，小至盯梢监控，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氛围中，以至人们谈之色变。时人批评道：
特务机关是什么？这是一种政府组织以外的秘密组织，它拥有相当的武力，有权任意逮捕人民，处罚人民，它的权利是超乎法律之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实在是中国走向民主大道的绊脚石！⑦
对于一个连公民人身安全都无法提供保障的政权而言，其合法性必然会日渐消退，而反政府运动必然会不断升腾。
面对战后教育界日渐凸显的离心倾向，国民党当局也作了诸多努力，就教育管理而言，慎选校长、严控自治会、强化教育训导、加大三民主义宣传、颁行严厉教规、加紧拉拢学生，等等。为解燃眉之急，当局也采取了一些轨外举措，如“运动学生”、特务活动等等，但事实证明，其不仅收效甚微，更引起学生以至校方强烈反对。苦无良方的当政者震惊学运浩荡之余，频频祭起暴力应对的大棒，随着局势的愈加失控，暴力化成为当局处理学运的潜意识，而正是在政府施暴的一个个瞬间，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一步步丧失。
战后，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压力，国民党政府的反应总是充满矛盾性，一方面不厌其烦地表达接纳民意的意愿，另一方面又时常以极端行为回击质疑声。抗战结束后的一年之内，当局即制造了四起针对学生及民主人士的暴力行动，“这些血案不仅没有压制住异议者的声音，反而给自己制造了一连串的麻烦，严重地损毁了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形象”。①如果说民主人士对当局的批评尚停留在口诛笔伐层面，充满战斗激情的青年学生们则最善于将自己的不满用行动来表示。正是慑于学生运动背后蕴藏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战后国民党政府始终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亦曾多方设法加以消弭。教育部长朱家骅对此表示： （学生）动辄罢课游行，要挟请愿，影响社会秩序，逾越教育范围，少数阴谋煽动，妨害多数课业，为有计划之捣乱行为，其采取方式或东藉口，如出一辙，此风不戢，教育危险殊甚。②
蒋介石更强调：
如长此放任，不但学风败坏，法纪荡然，势必使作育青年之教育机关，成为毁法乱纪之策源地。③
学生运动之于当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基于上述考虑，战后国民党政府对防制学运不可谓不用心，中央党部、三青团、教育部、内政部、警察系统、军事系统、各级学校等都担负着相应使命。1946年初，教育部为方便学运情报传递，特向各省市教育厅、局及各校发出密函称：
查迩来迭据各校报告共党藉端煽惑学生扰乱学风，兹为便利通讯起见，特规定办法如次：
（一）共党在各校或教育文化机关非法活动情形，除急要件应电陈外，余可随时函寄南京第五○八号信箱孙为慧先生收。
（二）本部关于此项情报之转知，有时为免除公文形式以资迅捷起见，亦以上项信箱名义行之。④
1947年初，为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通过了新的学运方案及学运工作联系办法，建立了学运会报制度。1947年4月28日，天津教育部即致电教育部称：
遵查关于本市学运会报业经本局于本年元月十五日召开成立，并于是日下午二时在青年团支团部举行第一次会报，参加单位除本局外，计有青年团、市党部、军统局、调统局、社会局等代表。截至本年四月十九日止，已举行会报共十一次，每次会报除交换情报外，并对防止奸党活动及积极领导学生课外活动等问题详加研讨。⑤
6月2日，湖北教育厅也向教育部表示：
惟查本年元月八日奉武汉行辕召集当地党团军政及学校会议，曾成立青运小组，计先后开会三次，并依照每次决议案分别协同执行实施，颇为顺利，且出席人员工作联系及工作进行均与奉颁方案及办法相吻合，其名称虽然不同，而整顿学风之旨则一。⑥
截至南京解放前的1949年4月5日，南京市党政军干部会议仍做出决议表示：
恢复学运小组，由教育部、市党部、市政府、京沪杭警备总部、卫戍总部、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等七单位各派高级人员一员组织之，负责防止学潮，由卫戍总部召集专门研究策划执行有关学潮案案件。⑦
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为消弭战后学潮，确实煞费苦心。
随着国民党军在内战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其统治危机日益凸显，学生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在国民党高层号召下，以“忠党救国”为己任的当局顽固分子恼羞成怒，开始频繁以暴力方式处置学运，由此上演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遭到挫败，庞大的战争开支不仅耗费了国民政府的大部财力，且推动了物价的全面上涨，1947年5月，处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此时正焦头烂额的党政当局在学运面前渐失耐心，5月20日在南京街头，游行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人员的野蛮镇压，一时间皮鞭、木棍向学生们身上打去，“被打同学非常普遍，殴伤流血者五十余人，重伤者八人，遭打者起码五百人之多”。①施暴之后，当局还歪曲事实，“第二天，街头血迹未干，标语和漫画被黄泥涂光，中央日报以显著地位刊登卫戍司令部发表受伤警察约三十余名名单。并有一个照片，某一警察包扎了在病床上”。②当局的拙劣行径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6月1日凌晨，大批军警强行开进武汉大学抓捕学生，在遭到学生阻止后，持枪军警竟开枪射击，造成三名学生死亡，多名学生受伤。武汉军政当局的暴力行为一经传出，社会震动，闻之此事的蒋介石也“至感骇异”：③
公以此一事件，固由于奸党之构煽，而亦由于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稽查处长胡孝扬等事前防范不周。临事又措置失当之所致。除令武汉行辕即将彭胡等员撤职查办外，并饬对被难学生优予抚恤。④
此种暴行亦在其他各校上演。对此，蒋介石在当日所记《上周反省录》中却不无得意地写道：
学潮蔓延几及全国，各大学竟成无政府状态。旬日来为维护法纪，整饬学风，乃不得不作断然处置。因而教授中之言行横决者，已转趋缓和。学生中捣乱把持之奸党份子。经逮捕后，亦渐慑服。此后或有平息之可能乎。⑤
随着各地学生掀起广泛的抗议浪潮，蒋介石于6月9日在总理纪念周讲话中不得不含蓄表示：
政府处理此次学潮之方针，为明辨是非，善尽职责，不使“共产党”阴谋份子假民主自由等美名煽惑青年，扰乱社会，影响公众安全与学风，各地方治安机关，凡遵奉命令，执行法纪，维持地方治安，保障青年求学，竭尽职守者，政府自当予以负责保障，如果有处置失当，擅行妄动，则政府亦必依法处治，不予宽假。⑥
当然，蒋介石含糊的表态不仅无助于遏制当局的暴力化倾向，相反，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深，各级党政军当局日益陷入对学生运动猜忌报复的心态中。此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的压迫，各种非法逮捕事件层出不穷，以至国民政府为镇压学运设立的特刑庭根本无力悉数审查，而其间当局的武力行为屡屡发生。1948年7月5日，北平东北流亡学生因反对北平市参议会制定的《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发起游行请愿，北平当局则以暴力应对，造成学生死亡8人，重伤八人，轻伤13人，市民张凤岭死亡。⑦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又在全国学校开展大逮捕，武装军警特务公然闯入各校强行抓人，此后为进一步迫害学生，国民党党政军干部联系会议秘书处又专门致函司法行政部表示：
查肃清匪谍学生为各地会议所主持，关于匪谍学生之保释，特别刑庭似应与各地干部会议密取联系。⑧
直至南京国民政府败亡前夕，当局对学生的暴力行径仍未停止。1949年4月1日，南京高校学生为呼吁和平举行请愿游行，竟遭军官收容总队暴徒的屡次殴打，造成多名学生死亡，百余人受伤。纵观战后国民党当局针对学生制造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足见其对生命尊严的漠视，以武装军警镇压徒手青年，这种惨无人性的处置行为非但对消弭学运无益，更造成了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自我摧毁。正如罗荣渠在求学日记中所写道的：“今天没有人有灵符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反动政府注定要垮台，Certainly！”⑨同样，国民党当局政治合法性的流失，也为战后学运的高涨提供了持续动力。
【作者简介】汪玉明，男，1980年生，河南商丘人，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南京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Abstract：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was raging like a storm with KMT’s retroaction. In order to eliminate student movement， KMT used various forces and measares， like "moving student "， "espionage movement"， "coping with violence". KMT， government， military and other systems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putting out fire". But because of the fundamental error of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its efforts finally failed. More seriously， the legitimacy of KMT in education gradually decayed， more and more people turned to sympathized and supported the student movement.
Key Words： After the Anti-Japanese，KMT， Movement Strategy
关键词 抗战后，国民党，消弭学运策略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12-0037-10
抗战后，在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出于统治的需要，全方位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尤其在堪称政治风向标的教育界，党政军当局纷纷施展手段，意图压缩以至消除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殊不知，当局在燃眉之际实施的救火举措，非但未能达到灭火目的，反而致使其在教育界的合法性逐渐沦丧，与之相对应的是，学生运动的正义性却因当局失道而倍加高扬。
1924年国民党改组完成后，其采取了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政策。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后蒋介石地位渐趋稳固这段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学运政策始终处于调整之中。在1929年6月17日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团体组织方案》中，决定：
本党对于男女之青年，今后应竭力作成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实行男女普遍的体育训练，提倡科学与文艺之集会、结社与出版，奖励实用科学的研究与发明。①
至此，国民党力图将学生活动限制在校内非政治性范围内的意图暴露无遗，国民党学运政策实现了转向，从支持、限制转向取消政策。事实上，国民党学运政策转向后，并未放弃对学生政治意识的培育，其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的三民主义党化教育，积极培育亲国民党的学生活跃分子，甚至吸纳学生党员，这种渗透控制的行为不断招致各界反对。尤其在新学运政策出台的最初一段时间，不仅学生们群起反对，甚至部分国民党省市党部也屡屡逾矩。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穷于应付，虽最终有所妥协，但终整个抗战时期，其政策取向始终未生大变。战后国民党一如从前，继续坚持对学生参与政治的压制方针，并积极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学生的争取与影响。
学校训导工作的强化。战后，国民党在学校的训导工作涣散无力。即以导师制为例，“导师制在实际学校生活中，似仍一种装饰品，而非一种必需品，无之不加少，有之不加多，一般师生，尚未十分注意及之也”。②为此，国民党人士疾呼：
就教师之职责言，依据导师制纲要之规定，专任教员例即导师，教学而兼及训导，及教员之责任与义务，义不容辞，而责无旁贷。③
并有人主动拟定《师范学校增设“训导实施法”课程之具体建议》。④至于学生自治会，国民党在战后初期即要求：
各校对于今后各该校学生自治会之指导与监督，务须遵照学生自治会规则缜密规划，切实施行。在积极方面，应经常辅导自治会推进服务、学艺、健康风纪等项中心活动，以达成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之目的；在消极方面，应严密防止奸伪分子违法操纵，滋生事端，期不失培养法治精神之意义。关于此种积极辅导方法及消极防止情形，各校并应随时互相通报，俾能取得一致步调，增加工作之效果。①
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对自治会之外的组织设立进行规范。1946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社会部致电浙江省社会处称：
查学生在校内得组织学生自治会。但不得以学生身份，参加校外其他组织。同学会、校友会、学生联谊会等类团体，须以旅居同一县市同一校籍员生为组织先决条件。其为研究学术者，得以学科联合组织学术团体。不在上述限制规定之列。受当地社政主管机关之指挥监督。②
在训导机构及人员设置上，1947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致函教育部要求“转各大中学校训导人员，多用本党忠实同志，以杜后患”，③教育部随即复函照办。战后时期，随着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失败，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自始至终都力图通过强化训导工作来消弭学运，它认为：
今日学潮问题之症结，不在政府之决策如何，亦不在党团学生能否负担起斗争任务，实系于学校当局之能否加强训导，养成青年在学校为遵守校纪之学生，在社会为遵守国法之公民。④
为强化训导，1947年12月7日，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重申“学生自治会由学校校长及主管训导人员负责指挥监督，各种会议及活动应由学校分别选派教职员担任指导”，⑤随后又发布《加强学校训导管理意见》，1948年1月22日，教育部颁发的《大学法》更规定：
大学得设训育委员会，以校长教务长训导长为当然委员，并由校长聘请教授三人至十五人组织之，校长为主席，训导长为秘书，规划有关训导之重要事项。⑥
事实上，学运的兴起，根源在其错误政策，就连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也无奈表示：
国民党干部最痛苦的一点就是遇有学潮发生，群众们所提出的口号和要求都使自己无言可答，在朝的政绩能够告慰于人民的太少了，明知共产党的魔手伸入学生群中，但投鼠忌器，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⑦
国民党一意强化训导工作，实属舍本逐末。
课余活动安排的调整。战时国民党与学生关系较为微妙，基本维持了平衡，不过教育界日益党化的趋势使得党与学生关系走向紧张，战后国民党各界人士不无反思，这主要集中于通过调整课余活动以增强训导效果上。有人提出：
间接教学是利用课内和课外各种活动以指导学生生活，比较可引起学的兴趣和加深印象。所谓“耳提面命不如耳濡目染”。我国大学对于训导向不注重，仅教会私立大学尚能提倡课外活动，辅以宗教来培养德育，收效甚宏。教育部于民国二十七年通令各大学实行导师制，以期收训教合一之效。惜抗战时期，各大学设备简陋，经费支绌，导师生活穷困。师生集会不独经济有所不许，即时间亦无法分配，致导师与学生之间感情隔阂，有如路人，未能创造优良学风，诚属不幸。⑧ 有人表示：
人是感情的动物，青年的感情尤其丰富。要想训导他们，就不得不注意感情的因素，从深切地了解他们的身心发展的状态，而达到训导他们的目的。⑨
国民党官方也对此表示认可，三青团中央团部为此建议：
1.学校当局和学校团部应积极领导学生组织各种学术团体，从事集体学习，并发动优良教师参加领导研究。
2.学校当局及学校团部对学生康乐活动应特别注意，经常举行各项运动会、旅行及晚会等，造成学校内调和愉快之空气。
3.对学生课余研究，应积极提倡指导，经常举行各种学术竞赛及演讲会、座谈会等，及设立优良学生奖金、贫苦学生救济金等，以提高学生之研究兴趣，减少其生活之困难。①
战后各校均加大了对学生课余活动的指导，如在国立四川大学：
课外活动为团体组织之灵魂，但组织大致相同，而活动则多少有别。大抵系单位之组织一面属于联谊性质，积极活动较少。另一面属于研究性质，编行壁报，聘请学者名人演讲之活动居多。而以活动为结中心之团体，活动能力亦强。其最著者有各种壁报之出版，话剧评剧川剧之演出，以及合唱团之举办音乐会等，过去均有优良成绩。课外活动以竞赛方式出现者，除体育活动外，有国英语论文及演说竞赛等。凡此本校均曾不断予以提倡，对于优胜学生，并给奖金以资鼓励。②
战后，学生纷纷借壁报、会社名义发表意见、抒发情怀，为加强对学生此类行为的引导管控，各校秉持政府旨意出台了相应规定，如国立政治大学规定：
壁报所有文稿应具作者学名，如不以学名发表，主编者应将其真实姓名报告指导员。各壁报之文稿不得诋毁私人团体或学校，如有违反规定之处，由作者与主编者同负责任。③
学生会社应以在校内组织为限，不得以本校会社名义参加校外各种团体组织或活动，否则注销其登记证。学生会社如有越轨活动或办理会务不当者，训导处得停止其活动或限令改选负责人或取销其会社。④
实际上，这种调整的效果并不明显，随着经济的恶化，学生面临辍学与生存危机，很多课余活动渐渐无人问津，国民党以此消弭学运的努力归于失败。
此外，战后初期，“为协助收复区地方教育复员，并救济辅导各地失学失业青年复学就业”，⑤国民党停办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改组成立了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下设若干服务站或辅导处。1947年内战加剧后，国民党将青辅会的工作重心由失学失业救济转向对失学失业青年的军事收容，使之充当内战炮灰。总体而言，国民党此项收拢青年学生的措施，由于日趋反动及政局动荡而收效甚微。
吕芳上先生认为，“从民初学生运动的发展来看，政党为求发展，视学生为政治可运用的资源，乃逐步渗入学界，操纵学生组织，影响学生活动，学生运动遂亦变成了‘运动学生’了”。⑥事实上，考察民国时期学生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政党在其中的巨大推动作用。战后中国，国共之间展开了全方位较量，教育界更成为争夺热点。对于国民党当局而言，因对时势未能清醒认识，其力图通过“运动学生”来消除学运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这种痕迹明显的介入方式引起了学生以至学校的反感，致使当局形象受损。
战后伊始，三青团中央团部在一份呈送给蒋介石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吸收优秀学生入团，不暴露其身份；运用态度灰色团员打入奸伪组织，采取其秘密，以便预谋对策”。⑦同时，教育部还在给江苏教育厅的指令中表示：
目前中共多方策动把持各校自治会，可以青年团江苏支团部名义指导团员以学生身份发起组织研究会等，及其他类似之团体，籍收加强领导之效。⑧
此后，大量国民党三青团分子被以各种途径植入学校，如在唐山工学院，1947年6月，河北省青年运动委员会提出建议：
（一）择本年毕业生优秀党员二三人留校；
（二）本届暑期招生由青运会设法保送优秀党员十余人入该校肄业。①
抗暴运动时，内政部要求“各级警局对于此次发动罢课游行之各主要学校内，应即建立学运小组，笼络一部分忠实本党之学生从中发生对抗作用，以分化反动分子之力量”.②当党团学生成为众矢之的时，又由党团组织出面协调他们转学再战，如在中央大学，抗暴运动时，胡云山致教育部函中称：
本党朱心一同志，因身份暴露，致遭学校予以退学处分。该员原肄业于该校航空系一年级，兹拟转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系一年级肄业，如用原名有感不便时，即请改名为“朱坚白”。相应函达，敬请速予惠办见复，以免该员失学，而资保障为荷。③
后来，国民党中统提出：
党团组织应普遍深入一般学生群众，特别注意于中立分子之争取，左倾分子思想上之动摇。④
亦有人建议：
利用同乡会、同学会、研究会、合唱团、壁报社周刊、月刊、体育会等各项不同名义，由忠实同志做中心展开组织工作，吸收各种志趣不同青年，以免被人利用。⑤
择其要者，无非是通过争取掌控学生来扩展国民党、三青团的影响，逐步压缩中共的活动空间，从而实现消除学运的目的，此可谓“运动学生”的一种温和方式。
当然，在经济社会危机日甚一日的背景下，反映当局意志的空洞说教与宣传根本无法令中间立场的学生信服，相反，大量学生成了当局的批评者。面对此起彼伏的学运，当局“运动学生”的方式更加主动，“以宣传对宣传”的方式受挫后，其政策取向更趋于“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为破坏学运，当局开始尝试运用自己在学生中的支持者来反制学运的方法。早在战后初期，教育部长朱家骅即向蒋介石建议：
拟由中央团部密令各学校分团，发动团员，设法领导学生自治会，并尽量与品学兼优之中立同学合作，万一领导权旁落奸伪手中，致有不良后果，则由学校使之解散，但此事之进行，必须由团务及训导负责人员，预先慎密筹商，并循合法手续，不可暴露痕迹，致贻奸伪攻击之口实。⑥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学生联合举办的时事晚会遭云南省当局无端破坏，次日官方舆论又对学生大肆污蔑，激起昆明高校学生强烈义愤，当日昆明各校学生相继宣布罢课。为对抗广大学生的罢课行为，国民党中统驻滇机构即提出要“鼓励学生组织反罢课委员会，要求学校上课”。⑦27日起，当更多学校学生加入到罢课行列后，国民党迅即着手拼凑御用的“反罢课委员会”，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在致教育部的情况通报函中详述道：
惟我党工作人员，同时策动各学校所属党团籍及中立之学生，即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及新学生自治会，发出传单标语，与之相抗，并要求学校复课。……同时反罢课委员会各以壁报、传单、标语力辟罢课之非。军政当局并予反罢课委员会以有力支持。⑧
当昆明学生决定3月17日为遇难学生出殡游行后，云南省党政军负责人还联合决定：
即日分头争取学生，运用谣言攻势，期使参加出殡游行之人员尽量减少。⑨
关于当局与“反罢课委员会”的不寻常关系，当时的美国记者C·J·Canning曾撰文写道：
在昆明版的军报，扫荡报上有“学生反罢课委员会”所登载的极有趣的两个通告，就是学生向军事和政府当局报告关于罢课学生的活动，那么当局可以得到适当的办法去制止这种“破坏秩序的活动”。①
事实上，通过“运动”学生反对学生，乃战后国民党当局的惯用伎俩。当时，国民党、三青团还在各校安插众多“职业学生”来拉拢、分化中间学生，打击进步学生：
这类职业学生，凡是名副有实的，都具有这些特权：不上课而有学分，领津贴、配手枪。他们似政治的猎狗，以独特的政治触觉，找觅政治的敌人。②
早在战后初期的收复区学生反甄审运动中，国民党、三青团即曾动员部分学生起而加以扰乱，但未能得逞。1946年底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在北大，为阻止学生成立抗暴委员会，当局策划部分学生打砸北京大学抗暴筹委会，并组织“北平各大学学生正义联合会”，“主张支持政府向美军交涉，反对罢课游行”。③在此后的多次学生运动中，类似“反罢课委员会”“正义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也不鲜见，其多为当局“运动”学生反对学生的工具。不过，由于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此类受当局操控的小组织始终未能发挥多大作用。抗暴运动之时，北平警察局亦承认，虽然拥护政府的党团学生们于12月29日晚冲砸了北京大学抗暴筹委会并成立北平各大学学生正义联合会，“惟各校学生激于义愤者颇多，遂于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晨有北大、清华、燕京、师大、辅大、中法等各大学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统计参加者约一万五千名”。④
战后历次学生运动中，国民党当局都是目标所指，这不能不令其极为难堪，因此，向来将学运祸根归咎于中共“运动”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亦不会轻易放弃任何可能将矛头引向中共的机会。1946年2月，随着张莘夫案的发生，中国社会蕴藏的对苏联损害中国主权的不满集中爆发，以重庆为发源地并蔓延全国众多城市的学生反苏抗议游行迅速发酵。当然，我们不能因期间出现的反共口号及冲击新华日报社的行为就否定此次游行的爱国性质，但国民党尝试“运动学生”反制中共的动机也难以排除，王世杰对此曾明白指出：
此事之发生，半由青年自然之愤慨，半由于本党某一部分人之支援。⑤
在发生冲砸新华日报社营业部的当日游行中，“学生游行时，有某部代拟代印之‘质中共书’，由特种人物交给学生分发，同学都有点莫名其妙，究竟这是反苏，抑是反共。游行时，队伍两边全是吉普卡车保护，上面坐着特种老爷，而且监视同学所呼口号。标语和宣言，是顷先由人印好，交给学生们，指定他们要发的”。⑥令当局尴尬的是，这种“运动”色彩明显的举动并未产生积极社会影响，反而激起各界对国民党当局的反感和斥责。1947年3月14日，三青团北平支团部策动学生反苏反共游行，但响应者寥寥，事后其在致教育部的情报函中也承认：
事前北平支团部曾派员赴各大学与党关系同志联络，请其设法运用促成壮举，均为圆满。届时除北京大学有百余人参加外，其余清华、燕大、中法、北洋等各大学均未能参加。⑦
纵观整个战后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坚持让学生远离政治的政策取向下，谨慎地进行过“运动学生”的尝试，但因其动机及手法都与潮流格格不入，国民党一厢情愿的政治投机最终因无法得到学生的普遍响应而变得孤掌难鸣，这使得当局对待学生的态度从争取拉拢逐渐转向压制迫害。
纵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层出不穷的特务活动是一大特色。尤其到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当局更是将特务制度倚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柱，而备受特务活动摧残的社会各界则视“特务制度”为民主自由的死敌加以谴责。事实上，除了中统、军统外，还存在着三青团、青年军等，尤其是战后的学校中，更是多个特务系统并行存在。1947年5月的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在各大学里专门破坏学运的，除了‘中统’‘军统’‘三青团’这几个系统的特务外，又涌出了一批新的特务，自成系统，那就是蒋介石儿子蒋经国所训练出来的‘青年军’”。①战后特务制度的存续，表面上看，似乎当局对社会的监控更加完备，但实质上却是社会即将崩溃的征兆：
在封建国家或在寡头政治的国家，人权大多没有保障，人民更没有自由的权利，生杀予夺之权操在少数人之手。尤其当这种腐败的专制制度走上末路的时候，这类现象更加显著，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及维持他自身的存在，往往在政府的权力以外，另外创设一种特殊的统治办法，那就是所谓的特务制度。②
战后中国，和平民主、改善经济的呼声不绝于耳，这对一向独揽政权、不可一世的统治当局造成空前压力，尤其是以学生为先锋的社会运动蓬勃兴起，进退失据的党政军当局转而倚重非常规的特务活动来应对危机，特别是在思想相对活跃的教育界，更成为特务活动泛滥的重灾区。战后有时评认为：
若干年来，政府新采取的特务作风，实在令全国老百姓尤其是青年学生胆战心惊，寝食难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往往一批的活跃青年，会突然失踪，实际上大家都明白所谓“失踪”，就是被捕的别名。③ 当然，当局在学校的特务活动并非战后的新生事物，但从其活动的范围和影响看，却是无出其右。在战后教育复员过程中，收复区学生对政府的教育甄审政策提出强烈抗议，当局特务分子即展开对其监视破坏活动。1945年11月25日晚的昆明四校联合举办的时事晚会上，国民党昆明调统室主任查宗藩亲率特务潜入会场从事破坏活动。当学生掀起反内战罢课游行后，中统、军统的特务分子又策动成立“反罢课委员会”。此外，特务分子还对各校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严格监控。在北平，除军统、中统横行校园外，三青团分子也加紧向校园渗透。1945年11月28日，蒋介石向北平当局负责人李宗仁、孙连仲、熊希龄等发出密电称：
查平津京沪等地，大中学校学生久经敌伪奴化，份子复杂，经手令本青年团张书记长、教育部朱部长，会商派遣重要干部赴各该地大中学校策进组织，即将派员前来着手办理，希予切实协助为要。④
为提升三青团特务学生的工作能力，蒋经国甚至亲赴北平并在三青团夏令营上训话。在上海，三青团分子吴绍澍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密电提出在沪临时大学补习班筹设三青团分团部，并称“组织该班分团之需要实有急不容缓之处，拟请钧座速令该校会同本处筹组成立”。⑤除军统、中统、三青团外，复员青年军在学校的活动也引人注目。青年军本属抗战后期知识青年从军报国的军事组织，其成员多数为在校学生。抗战胜利后，大量青年军复员返校就读，然而复员青年军中很多人都肩负着秘密使命，它们中间建立有严密的组织，随时与蒋经国掌控的预备干部局保持通信联系，贯彻来自上层的指示，成为学校中的特殊分子：
他们免试就读、过分优待以及在意识形态上极右的表现（当然部分也是受传媒报道之影响），让学校高层敬而远之。⑥
复员入各校学习的青年军学生，常常自恃身份特殊，从事情报活动、纠众滋事、不服校方管理，对此各校颇有怨言。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避免青年军学生在校滋事生非，甚至表示青年军学生们只需毕业时来领文凭即可。1946年12月，在国立海疆学校就读的复员青年军学生纠众滋事，诬称该校训导处主任陈洪有有策划学潮嫌疑，并将情报呈送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国立海疆学校校长梁龙光在给教育部的密呈中愤然表示：
该青年军竟敢于是日中午纠众滋事，学校为维持校规，决对滋事青年军严厉处分。大概彼等深恐处分过严，故先密告。窃以青年军复员归来，正应把革命精神发扬蹈厉，为同学表率。乃竟乏军队之优良风气，良可痛惜。①
战后特务在校园横行，对广大师生及学校秩序形成严重威胁。1946年初，特务分子在重庆国立中山大学、复旦大学肆意殴伤学生，当名教授洪深、潘震亚等人出面劝阻时，“滋事者恼怒，高声叫打，蜂拥向洪教授等迫来，该校行政当局将洪等护入办公室躲避，滋事学生更追踪漫骂投石，以至全校激愤”。②1947年11月6日，北平师院学生为声援于子三惨案宣布罢课，当日“本校特务陈佩玖等竟引导中国学院暴徒二十余人，身带武器，至本院叫嚣捣乱，并抓去同学，加以毒打”。③诸如此类的现象在战后的校园中不胜枚举，特务分子公然冲击校园、殴伤学生、破坏学运，不仅遭到各校师生的一致反对，学校当局也表示震怒。1948年4月9日，武装特务窜入北平师范学院绑架殴伤学生并肆意捣毁公私财物，事件发生后，北平师范学院即致电教育部申诉，当日各校学生及教职员赴北平行辕请愿表达抗议，据罗荣渠日记记载：
请愿除北大、师院同学外，尚有清华、燕京等校同学赶来参加。教授方面，师院全体教授皆到场，北大郑秘书长、贺训导长、许德珩、樊弘、傅汉斯先生都来了。行辕郭参谋长出面接见请愿人员，几经协商周旋。听说郑秘书长代表学校方面与之谈判，态度非常强硬，认为要传讯北大同学是对北大的一个侮辱，坚持要立即释放师院被捕同学。于是，由行辕给警备部打电话，往返磋商，费了不少唇舌，终于达成协议。④
次日，北大、清华、艺专、燕大、中法等校联合致电教育部强烈要求惩治特务行为：
事态严重，各校骚动。查近日北平学潮经分别疏导，渐趋平静，今忽发生此违法惨案，群情激愤，惟有恳请大部转呈行政院，严令负责机关追究责任，并制止类似行动以彰国法，而维教育。⑤
除了各系统的特务外，另有一批藏匿于学生中的国民党、三青团“职业学生”也为祸校园：
这类职业学生的行动在秩序混乱的学校中，成规地有两部行进曲。开始充当打手，攻击另一类职业学生，待对方势力击溃后，自然地，以全校学生统治者的身份，把持自治会，并包办伙食团。由于大权在握，不免为所欲为，假公济私。到达这一阶段，他们不是安定学校秩序的力量，在学校当局眼中反成为难于驱逐的另一害群之马。因为指挥他们的权力，不在于学校当局，而在于另一特殊机构。⑥
战后校园特务横行并非孤立现象，这种备受诟病的猥琐行径在整个国统区已成常态，大至非法捕杀，小至盯梢监控，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氛围中，以至人们谈之色变。时人批评道：
特务机关是什么？这是一种政府组织以外的秘密组织，它拥有相当的武力，有权任意逮捕人民，处罚人民，它的权利是超乎法律之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实在是中国走向民主大道的绊脚石！⑦
对于一个连公民人身安全都无法提供保障的政权而言，其合法性必然会日渐消退，而反政府运动必然会不断升腾。
面对战后教育界日渐凸显的离心倾向，国民党当局也作了诸多努力，就教育管理而言，慎选校长、严控自治会、强化教育训导、加大三民主义宣传、颁行严厉教规、加紧拉拢学生，等等。为解燃眉之急，当局也采取了一些轨外举措，如“运动学生”、特务活动等等，但事实证明，其不仅收效甚微，更引起学生以至校方强烈反对。苦无良方的当政者震惊学运浩荡之余，频频祭起暴力应对的大棒，随着局势的愈加失控，暴力化成为当局处理学运的潜意识，而正是在政府施暴的一个个瞬间，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一步步丧失。
战后，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压力，国民党政府的反应总是充满矛盾性，一方面不厌其烦地表达接纳民意的意愿，另一方面又时常以极端行为回击质疑声。抗战结束后的一年之内，当局即制造了四起针对学生及民主人士的暴力行动，“这些血案不仅没有压制住异议者的声音，反而给自己制造了一连串的麻烦，严重地损毁了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形象”。①如果说民主人士对当局的批评尚停留在口诛笔伐层面，充满战斗激情的青年学生们则最善于将自己的不满用行动来表示。正是慑于学生运动背后蕴藏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战后国民党政府始终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亦曾多方设法加以消弭。教育部长朱家骅对此表示： （学生）动辄罢课游行，要挟请愿，影响社会秩序，逾越教育范围，少数阴谋煽动，妨害多数课业，为有计划之捣乱行为，其采取方式或东藉口，如出一辙，此风不戢，教育危险殊甚。②
蒋介石更强调：
如长此放任，不但学风败坏，法纪荡然，势必使作育青年之教育机关，成为毁法乱纪之策源地。③
学生运动之于当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基于上述考虑，战后国民党政府对防制学运不可谓不用心，中央党部、三青团、教育部、内政部、警察系统、军事系统、各级学校等都担负着相应使命。1946年初，教育部为方便学运情报传递，特向各省市教育厅、局及各校发出密函称：
查迩来迭据各校报告共党藉端煽惑学生扰乱学风，兹为便利通讯起见，特规定办法如次：
（一）共党在各校或教育文化机关非法活动情形，除急要件应电陈外，余可随时函寄南京第五○八号信箱孙为慧先生收。
（二）本部关于此项情报之转知，有时为免除公文形式以资迅捷起见，亦以上项信箱名义行之。④
1947年初，为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通过了新的学运方案及学运工作联系办法，建立了学运会报制度。1947年4月28日，天津教育部即致电教育部称：
遵查关于本市学运会报业经本局于本年元月十五日召开成立，并于是日下午二时在青年团支团部举行第一次会报，参加单位除本局外，计有青年团、市党部、军统局、调统局、社会局等代表。截至本年四月十九日止，已举行会报共十一次，每次会报除交换情报外，并对防止奸党活动及积极领导学生课外活动等问题详加研讨。⑤
6月2日，湖北教育厅也向教育部表示：
惟查本年元月八日奉武汉行辕召集当地党团军政及学校会议，曾成立青运小组，计先后开会三次，并依照每次决议案分别协同执行实施，颇为顺利，且出席人员工作联系及工作进行均与奉颁方案及办法相吻合，其名称虽然不同，而整顿学风之旨则一。⑥
截至南京解放前的1949年4月5日，南京市党政军干部会议仍做出决议表示：
恢复学运小组，由教育部、市党部、市政府、京沪杭警备总部、卫戍总部、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等七单位各派高级人员一员组织之，负责防止学潮，由卫戍总部召集专门研究策划执行有关学潮案案件。⑦
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为消弭战后学潮，确实煞费苦心。
随着国民党军在内战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其统治危机日益凸显，学生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在国民党高层号召下，以“忠党救国”为己任的当局顽固分子恼羞成怒，开始频繁以暴力方式处置学运，由此上演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遭到挫败，庞大的战争开支不仅耗费了国民政府的大部财力，且推动了物价的全面上涨，1947年5月，处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此时正焦头烂额的党政当局在学运面前渐失耐心，5月20日在南京街头，游行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人员的野蛮镇压，一时间皮鞭、木棍向学生们身上打去，“被打同学非常普遍，殴伤流血者五十余人，重伤者八人，遭打者起码五百人之多”。①施暴之后，当局还歪曲事实，“第二天，街头血迹未干，标语和漫画被黄泥涂光，中央日报以显著地位刊登卫戍司令部发表受伤警察约三十余名名单。并有一个照片，某一警察包扎了在病床上”。②当局的拙劣行径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6月1日凌晨，大批军警强行开进武汉大学抓捕学生，在遭到学生阻止后，持枪军警竟开枪射击，造成三名学生死亡，多名学生受伤。武汉军政当局的暴力行为一经传出，社会震动，闻之此事的蒋介石也“至感骇异”：③
公以此一事件，固由于奸党之构煽，而亦由于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稽查处长胡孝扬等事前防范不周。临事又措置失当之所致。除令武汉行辕即将彭胡等员撤职查办外，并饬对被难学生优予抚恤。④
此种暴行亦在其他各校上演。对此，蒋介石在当日所记《上周反省录》中却不无得意地写道：
学潮蔓延几及全国，各大学竟成无政府状态。旬日来为维护法纪，整饬学风，乃不得不作断然处置。因而教授中之言行横决者，已转趋缓和。学生中捣乱把持之奸党份子。经逮捕后，亦渐慑服。此后或有平息之可能乎。⑤
随着各地学生掀起广泛的抗议浪潮，蒋介石于6月9日在总理纪念周讲话中不得不含蓄表示：
政府处理此次学潮之方针，为明辨是非，善尽职责，不使“共产党”阴谋份子假民主自由等美名煽惑青年，扰乱社会，影响公众安全与学风，各地方治安机关，凡遵奉命令，执行法纪，维持地方治安，保障青年求学，竭尽职守者，政府自当予以负责保障，如果有处置失当，擅行妄动，则政府亦必依法处治，不予宽假。⑥
当然，蒋介石含糊的表态不仅无助于遏制当局的暴力化倾向，相反，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深，各级党政军当局日益陷入对学生运动猜忌报复的心态中。此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的压迫，各种非法逮捕事件层出不穷，以至国民政府为镇压学运设立的特刑庭根本无力悉数审查，而其间当局的武力行为屡屡发生。1948年7月5日，北平东北流亡学生因反对北平市参议会制定的《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发起游行请愿，北平当局则以暴力应对，造成学生死亡8人，重伤八人，轻伤13人，市民张凤岭死亡。⑦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又在全国学校开展大逮捕，武装军警特务公然闯入各校强行抓人，此后为进一步迫害学生，国民党党政军干部联系会议秘书处又专门致函司法行政部表示：
查肃清匪谍学生为各地会议所主持，关于匪谍学生之保释，特别刑庭似应与各地干部会议密取联系。⑧
直至南京国民政府败亡前夕，当局对学生的暴力行径仍未停止。1949年4月1日，南京高校学生为呼吁和平举行请愿游行，竟遭军官收容总队暴徒的屡次殴打，造成多名学生死亡，百余人受伤。纵观战后国民党当局针对学生制造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足见其对生命尊严的漠视，以武装军警镇压徒手青年，这种惨无人性的处置行为非但对消弭学运无益，更造成了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自我摧毁。正如罗荣渠在求学日记中所写道的：“今天没有人有灵符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反动政府注定要垮台，Certainly！”⑨同样，国民党当局政治合法性的流失，也为战后学运的高涨提供了持续动力。
【作者简介】汪玉明，男，1980年生，河南商丘人，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南京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Abstract：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was raging like a storm with KMT’s retroaction. In order to eliminate student movement， KMT used various forces and measares， like "moving student "， "espionage movement"， "coping with violence". KMT， government， military and other systems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putting out fire". But because of the fundamental error of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its efforts finally failed. More seriously， the legitimacy of KMT in education gradually decayed， more and more people turned to sympathized and supported the student movement.
Key Words： After the Anti-Japanese，KMT， Movement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