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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14岁参加由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军队工作。“文革”中调陆军第12军参加安徽省军管工作，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在地方工作了10年。
我的军管工作
1967年3月，遵照毛主席“三支两军”的指示，我奉命赴安徽省参加军管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军管会文卫办公室主任、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省文卫办主管七个厅局的“斗批改”工作，但是除了卫生厅之外，其他的如教育厅、文化局、文联等六个单位已处于完全瘫痪状态。当时对省军管会和文卫办冲击最厉害的，是安徽省300多所农垦学校的学生，这些学生的人数有3万多人。按照当时的规定，这些学生是“社来社去”，不包分配，毕业后工资每月22元。“文革”初始，学生们就以遭受“政治迫害”为由，打出了“政治上不平等，必然导致工资上不平等”的口号，要求与大专院校毕业生同等待遇。他们先后聚集了数千人到合肥，强占了安医新病房大楼和市政府的部门工作用房，不分白天黑夜，要求军管会领导接见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意他们的要求。对此，我明确了不能把矛盾上交，不能给中央、国务院、军管会领导再增加压力，要主动担责，尽可能多地化解矛盾。1967年冬，农垦学校的学生再次冲击省军管会，并打伤了省军管会副主任宋佩璋，军管会将此事态上报国务院，周总理指示：打伤省军管会主要领导是一起严重事件，要交出打人凶手，作出深刻检查，所有的学生应该立即回校搞好斗批改。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部队将200余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全部拘留，领头的学生作了深刻的检查。在我和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下，农垦学校学生的闹事事件告一段落。
1968年初，中央和國务院发文明确了大专院校毕业生新的分配原则，分配的去向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山区。既可以到全民所有制，也可以去集体所有制，而当时大专院校毕业生的身份都是干部身份，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巨大的问题。由于从原有的全部分配到全民所有制机关事业单位，变化到可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企业，分配工作的艰辛和困难不言而喻。在省军管会的领导下，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通过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到1968年底全部结束，没有留下“后遗症”。这两大工作的出色完成，也为我后来主管全省知青工作做了铺垫。
带着问题上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由于最新指示来得太突然，致使省、市各级领导毫无思想准备，如此的大事既没有具体政策，又没有专设机构，混乱之中，只能匆匆忙忙采取一些权宜措施来应对。
1969年1月16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毛主席指示。这天下午，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同志把我叫去，说了一些设想，然后说，省里面经过研究，想请你来负责这项工作，把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人”的工作统管起来。自此，安徽省委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
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当时的情况，一无中央具体指示，二无政策规定，三无组织体系，四无经费物资，面对的任务相当艰巨。我即开始调查搜集现状。归纳起来，知青下乡后，头一个是口粮问题。知青刚下乡时，开始公社根据规定，拨了半年的口粮，有些学生没有计划，没多久就吃完了。第二是住房问题。安徽农村本来就不富裕，要把有限的房屋腾出来给知青住，难度是很大的。有的知青就住在四面透风的屋里。第三是没有专门机构，知识青年如何接受再教育处于无人管的状态，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就是最高领导，可他怎么知道如何来管理下乡知青？第四是个别地方奸污女青年的事已经发生，有的情况甚至触目惊心。
我带着这些问题去找省革委会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主任杨效椿同志，汇报了我两个多月来了解的情况，他说他了解的情况跟我差不多，并且同意我带着这些问题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走的面宽一点，广一点，到的点可以多一些，接触的人更普遍些。了解各方面情况后，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牵涉面广，谁也没做过，责任重大，一定要做好。我们商量以后，我做了些准备，接下来整整3个月，我在安徽省9个地区中间走了7个地区，在70个县中走了30多个县。一般我到一个县，先要去看几个知青点，再召开几个座谈会，有领导的，有公社生产队的，有知识青年的，也有下放干部的，听他们谈具体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对我们工作的要求。然后我有针对性地在每个县上千人的大会上讲话，宣传毛主席指示的重大意义和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强调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培养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走一路听一路，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就逐步明朗化了。
当时在县一级的主要领导人，相当一部分是年轻的造反派头头，这些人没有领导工作经验，也不大懂集体领导的原则，工作是灵感式的，能滔滔不绝地讲一套，但是涉及到落实，办法就很少。有些老干部，因为刚解放出来，工作中畏首畏尾，特别是对一把手的工作不敢提出不同的看法。我通常都是尊重当地领导的意见，肯定他们已经做了的工作，诚恳耐心地帮助他们统一认识，一起商量怎么做好。
三个月后，我回到省里，把情况整理出来，向常委会汇报。主要提出四方面的问题：
一是认识问题。知识青年要不要下乡？当时流传一句话：“好人不下放，下放无好人”，这个问题在各级领导、基层干部、学生家长和知识青年中都有，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来。一些地方上口粮本来就不够吃，反感知青来争口粮了，所以知青自己也感到抬不起头来。我建议省委每年自下而上地召开一次上山下乡先进集体和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把各个方面表现好的代表吸收进来，会议要开得隆重热烈，声势要大，让全社会都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营造上山下乡光荣的氛围。 二是要建立强有力的机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要有人管。从省到县，都要在党委领导下，有一位常委来负责知青工作，并吸收各有关部门组成领导小组，把知青工作置于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展开。此外，安徽省和上海协商一致，他们派出慰问团，省里面是总团，地区是分团，县里是小组。上海那时跟我们协商，他们有15万人要到安徽来。我们安徽省也派出专管知青的带队干部，确保知青的工作有人问，有人管。
三是政策，我提出今后在全省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统统都要从下乡锻炼两年以上、表现比较好的知识青年中选拔。这条争论比较多，有的同志提得很尖锐，毛主席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要扎根一辈子的，我们这样不是要拔根了吗？我解释说，如果只有下去没有上来，下去的也巩固不了的。
四是教育提高的问题。下去的知青，绝不能只让他们去当农民吧。既然是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这点出发，就要帮助他们增长知识，提高他们的各种能力和水平。经过和上海方面协商，请他们来举办函授，我们本省的大专院校也把函授的工作搞起来。我们还编写了给下乡青年阅读的刊物，下发了初、高中和大学的课本到各个知青点。
向常委汇报以后，宋佩璋同志最后表示，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用省委的名义下发，使我们全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有了一个基本的依据。但是当时知青下乡是以运动方式迅猛推开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真正做起来，难度非常大。
为了贯彻省委常委会的精神，省知青办决定每年用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间，到基层检查督促知青工作，如果发现在科学种田、赤脚医生、生活自给、培养使用等方面做得好的，就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这个做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知青和社队干部的积极性和荣誉感，自此，安徽省的知青工作開始趋于正常了。
1972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分别在上海、天津等地召开座谈会，研究政策问题。当时比较集中的问题，是下乡知青的住房、生活自给，以及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作用。我在会上还发表了一个意见，主要讲了有关知识青年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我说如果一个知青的成分是地主的话，他在农村招工、招生、征兵、提干、选先进分子时都被排除在外，按此逻辑，社会主义革命时间越长，地主就可能越多，成分不好的知青就看不到希望，这对青年人确实是太残忍了，是不是请领导考虑一下这个政策问题。当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领导说，你提了个大政策问题，我们带回去，让中央来定。后来国务院下发一个文件，以后填成分只要填父辈，要重在本人表现，算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安徽滁县地区原上海市主要领导同志的女儿，在那边表现很好，被推选为先进分子，从县里报到地区，他们都不敢定下来，来请示省里。我回答说，我们是选知识青年的先进，不是选她的父母。我们省里就批了。她作为先进被表彰，参加省里的代表大会，对当时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一种鼓舞。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安徽后来省、地、市三级的知青办人员、带队干部、慰问团人员多达5000多人，涌现一大批先进知识青年、先进集体，知识青年的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全省下乡知青的住房有将近三分之一已经完成，生活自给方面有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做得比较好，函授教育扩大到12万人。
安徽省涌现的优秀知青代表，后来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影响。很多人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征程上，依然做出了杰出贡献。
参加全国第一次知青工作会议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初中毕业的儿子下乡插队落户后的生活困难，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李庆霖的信是他托人交王海容同志转交给毛主席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亲自把这封信和300元交给汪东兴，派人到邮局寄出去。
4月27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高层会议，研究落实毛泽东的复信精神。周总理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会上周总理长时间耐心地听取了国务院知青办工作人员的汇报，研究了统筹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理设身处地为知青们着想，大大小小的许多事都挂在心上。对于下乡知青的政治生活问题、安置经费问题、住房问题、口粮问题、吃菜问题、疾病医疗问题、归侨安置问题、成分问题、布局问题、表彰先进问题、学习教育问题、精神食粮问题、打击坏人问题、带队干部问题、婚姻问题、已婚青年的安家问题，甚至女青年下地劳动上厕所这样细微的问题，总理都提到了。
6月8日晚上，周总理接见外宾后，顾不得休息，亲自起草文件，亲笔给毛主席写报告。10日，经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发出[1973]21号文件，印发了毛主席的复信和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并附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
根据周总理指示，6月20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年来，国务院首次召开的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这也是我一生最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我们的知青工作会议。
1973年的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知青工作会议，要求各省去一位省里负责的领导和一位具体负责知青工作的部门领导，另外还有中央各相关大口的领导同志。我和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效椿，还有一位秘书，参加了会议。我们住在前门饭店，第一天是预备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内容很简单，主要讲了这次会议的任务、安排。会议指定由林乎加、沙风两位同志负责本次大会的具体工作。大会决定全国分为几个大组，各大组的组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共同组成大会领导小组。华东六省一市为一个大组，杨效椿是召集人，大家就选他当组长。
根据秘书组要求，华东组要出一位参加大会文件起草小组，大家推选了我。文件起草小组有人民日报社主编，有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一些大报的几位大笔杆，他们本事很大。会议期间，每天晚上我们提供活的材料，讨论到十二点一点，再由他们来修改定稿，第二天白天开会时候就能把文件拿出来给大家讨论。
大会开幕式也是在前门饭店。会议正式开始后，当时指定的几个大会发言，北京、上海作为两个下乡知青最多的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兵团型的代表，还有广东省是作为和港澳毗邻，当时属于阶级斗争形势比较复杂地区的代表，再有就是李庆霖所在的福建省。会议的重点放在“容当统筹解决”，各方面发言的都是省里分管的最高领导，各讲各的，比如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动员知青下去等。
会议休息时，国务院知青办的负责人之一顾洪章同志来找我，说大会的发言你们都听了，反应你们也可能了解，领导小组研究了一下，想请你们在大会上面讲一讲。我到你们省里去过两次，感觉是领导重视，工作落实，培养、使用、树立先进这些方面，你们都还是有特色的。如果能在大会上面讲一讲，可能对推动会议开好，有积极作用。顾洪章两次到安徽，都是我陪他下去的。听了他的意见，我和效椿同志立即做了研究，确定讲的原则是谦虚、简明、求实。给我的时间是20分钟，经过认真准备，我讲了16分钟，介绍了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后做出的決策和做法，事后大会出了简报。
作为省里去的代表，我们最期望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和影响。当时国务院的知青办，是放在农林牧副渔部的下面，这样大规模的知青下乡，从1969年到1973年5年，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一份国务院知青办的文件、指示，这对工作的开展是非常不利的。这个问题会议没能解决。
会议开了一个半月，于8月7日结束，闭幕式在全国政协礼堂。那天晚上9点多钟，政治局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代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代表也一起参加。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等。党中央领导人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敬爱的周总理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心里非常难受，眼泪忍不住地流了出来。回想起1959年我在北京总参三部参加党代会，有一天晚上周总理率领全体副总理来参加舞会，那时的总理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舞步矫健，光彩照人，多么有风采啊！
总理讲话，没有任何开场白，当他讲了一段以后，我才把思路拉回来，开始记笔记。叶帅讲得很好，最终讲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现在看来，都是有所指的。江青在台上真是洋相百出，一会儿拿几张纸在烟灰缸里烧起来，一会儿要服务员拿药给她吃，吃了以后要漱口。她的讲话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给大家印象深的是两点，一个是大讲了一通女人是制造人的人，女人有个子宫等等；一个就讲辽宁出了个张铁生，他的反潮流精神真是了不起。整个的接见大概是3个小时。那次接见，没有拍集体照。
就在这次全国知青工作会上，周总理指示，邀请邢燕子、侯隽和徐敏光（河北省丰润县前营大队党支部书记）来京出席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在讲话时，特意请她们3人站起来，亲自向大家作介绍，周总理对她们的情况非常熟悉。
会议期间，周总理带病听取汇报，主持修改会议文件。8月4日，经毛主席审阅，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973]30号）。这份文件我们是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时就发到手了，像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文件发到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和这份文件一起下发的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包括今后中学生毕业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对独生子女和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不动员下乡、提高安置经费标准等；另一个是《1973—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提出未来几年将有1300万人需要动员上山下乡，动员城市要派出带队干部。当时是要把这件事长期做下去的。
我在负责安徽省知青工作时，到过数以千计的生产队知青小组，和数不清的知青谈心交友。2003年我基本双目失明，但直至现在，还有众多的知青朋友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珍惜这样纯洁的友谊。正是这些愿以自己的青春去换取祖国明天的青年人，他们的奉献精神，鞭策了我要为这场“运动”写下点应该留下的东西。我也珍惜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多少年来，周恩来总理的像，始终挂在家里墙上，成为我心中的明灯。
（口述者曾任安徽省知青办主任，撰稿者曾任《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我的军管工作
1967年3月，遵照毛主席“三支两军”的指示，我奉命赴安徽省参加军管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军管会文卫办公室主任、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省文卫办主管七个厅局的“斗批改”工作，但是除了卫生厅之外，其他的如教育厅、文化局、文联等六个单位已处于完全瘫痪状态。当时对省军管会和文卫办冲击最厉害的，是安徽省300多所农垦学校的学生，这些学生的人数有3万多人。按照当时的规定，这些学生是“社来社去”，不包分配，毕业后工资每月22元。“文革”初始，学生们就以遭受“政治迫害”为由，打出了“政治上不平等，必然导致工资上不平等”的口号，要求与大专院校毕业生同等待遇。他们先后聚集了数千人到合肥，强占了安医新病房大楼和市政府的部门工作用房，不分白天黑夜，要求军管会领导接见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意他们的要求。对此，我明确了不能把矛盾上交，不能给中央、国务院、军管会领导再增加压力，要主动担责，尽可能多地化解矛盾。1967年冬，农垦学校的学生再次冲击省军管会，并打伤了省军管会副主任宋佩璋，军管会将此事态上报国务院，周总理指示：打伤省军管会主要领导是一起严重事件，要交出打人凶手，作出深刻检查，所有的学生应该立即回校搞好斗批改。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部队将200余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全部拘留，领头的学生作了深刻的检查。在我和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下，农垦学校学生的闹事事件告一段落。
1968年初，中央和國务院发文明确了大专院校毕业生新的分配原则，分配的去向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山区。既可以到全民所有制，也可以去集体所有制，而当时大专院校毕业生的身份都是干部身份，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巨大的问题。由于从原有的全部分配到全民所有制机关事业单位，变化到可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企业，分配工作的艰辛和困难不言而喻。在省军管会的领导下，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通过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到1968年底全部结束，没有留下“后遗症”。这两大工作的出色完成，也为我后来主管全省知青工作做了铺垫。
带着问题上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由于最新指示来得太突然，致使省、市各级领导毫无思想准备，如此的大事既没有具体政策，又没有专设机构，混乱之中，只能匆匆忙忙采取一些权宜措施来应对。
1969年1月16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毛主席指示。这天下午，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同志把我叫去，说了一些设想，然后说，省里面经过研究，想请你来负责这项工作，把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人”的工作统管起来。自此，安徽省委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
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当时的情况，一无中央具体指示，二无政策规定，三无组织体系，四无经费物资，面对的任务相当艰巨。我即开始调查搜集现状。归纳起来，知青下乡后，头一个是口粮问题。知青刚下乡时，开始公社根据规定，拨了半年的口粮，有些学生没有计划，没多久就吃完了。第二是住房问题。安徽农村本来就不富裕，要把有限的房屋腾出来给知青住，难度是很大的。有的知青就住在四面透风的屋里。第三是没有专门机构，知识青年如何接受再教育处于无人管的状态，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就是最高领导，可他怎么知道如何来管理下乡知青？第四是个别地方奸污女青年的事已经发生，有的情况甚至触目惊心。
我带着这些问题去找省革委会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主任杨效椿同志，汇报了我两个多月来了解的情况，他说他了解的情况跟我差不多，并且同意我带着这些问题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走的面宽一点，广一点，到的点可以多一些，接触的人更普遍些。了解各方面情况后，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牵涉面广，谁也没做过，责任重大，一定要做好。我们商量以后，我做了些准备，接下来整整3个月，我在安徽省9个地区中间走了7个地区，在70个县中走了30多个县。一般我到一个县，先要去看几个知青点，再召开几个座谈会，有领导的，有公社生产队的，有知识青年的，也有下放干部的，听他们谈具体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对我们工作的要求。然后我有针对性地在每个县上千人的大会上讲话，宣传毛主席指示的重大意义和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强调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培养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走一路听一路，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就逐步明朗化了。
当时在县一级的主要领导人，相当一部分是年轻的造反派头头，这些人没有领导工作经验，也不大懂集体领导的原则，工作是灵感式的，能滔滔不绝地讲一套，但是涉及到落实，办法就很少。有些老干部，因为刚解放出来，工作中畏首畏尾，特别是对一把手的工作不敢提出不同的看法。我通常都是尊重当地领导的意见，肯定他们已经做了的工作，诚恳耐心地帮助他们统一认识，一起商量怎么做好。
三个月后，我回到省里，把情况整理出来，向常委会汇报。主要提出四方面的问题：
一是认识问题。知识青年要不要下乡？当时流传一句话：“好人不下放，下放无好人”，这个问题在各级领导、基层干部、学生家长和知识青年中都有，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来。一些地方上口粮本来就不够吃，反感知青来争口粮了，所以知青自己也感到抬不起头来。我建议省委每年自下而上地召开一次上山下乡先进集体和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把各个方面表现好的代表吸收进来，会议要开得隆重热烈，声势要大，让全社会都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营造上山下乡光荣的氛围。 二是要建立强有力的机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要有人管。从省到县，都要在党委领导下，有一位常委来负责知青工作，并吸收各有关部门组成领导小组，把知青工作置于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展开。此外，安徽省和上海协商一致，他们派出慰问团，省里面是总团，地区是分团，县里是小组。上海那时跟我们协商，他们有15万人要到安徽来。我们安徽省也派出专管知青的带队干部，确保知青的工作有人问，有人管。
三是政策，我提出今后在全省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统统都要从下乡锻炼两年以上、表现比较好的知识青年中选拔。这条争论比较多，有的同志提得很尖锐，毛主席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要扎根一辈子的，我们这样不是要拔根了吗？我解释说，如果只有下去没有上来，下去的也巩固不了的。
四是教育提高的问题。下去的知青，绝不能只让他们去当农民吧。既然是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这点出发，就要帮助他们增长知识，提高他们的各种能力和水平。经过和上海方面协商，请他们来举办函授，我们本省的大专院校也把函授的工作搞起来。我们还编写了给下乡青年阅读的刊物，下发了初、高中和大学的课本到各个知青点。
向常委汇报以后，宋佩璋同志最后表示，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用省委的名义下发，使我们全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有了一个基本的依据。但是当时知青下乡是以运动方式迅猛推开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真正做起来，难度非常大。
为了贯彻省委常委会的精神，省知青办决定每年用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间，到基层检查督促知青工作，如果发现在科学种田、赤脚医生、生活自给、培养使用等方面做得好的，就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这个做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知青和社队干部的积极性和荣誉感，自此，安徽省的知青工作開始趋于正常了。
1972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分别在上海、天津等地召开座谈会，研究政策问题。当时比较集中的问题，是下乡知青的住房、生活自给，以及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作用。我在会上还发表了一个意见，主要讲了有关知识青年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我说如果一个知青的成分是地主的话，他在农村招工、招生、征兵、提干、选先进分子时都被排除在外，按此逻辑，社会主义革命时间越长，地主就可能越多，成分不好的知青就看不到希望，这对青年人确实是太残忍了，是不是请领导考虑一下这个政策问题。当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领导说，你提了个大政策问题，我们带回去，让中央来定。后来国务院下发一个文件，以后填成分只要填父辈，要重在本人表现，算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安徽滁县地区原上海市主要领导同志的女儿，在那边表现很好，被推选为先进分子，从县里报到地区，他们都不敢定下来，来请示省里。我回答说，我们是选知识青年的先进，不是选她的父母。我们省里就批了。她作为先进被表彰，参加省里的代表大会，对当时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一种鼓舞。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安徽后来省、地、市三级的知青办人员、带队干部、慰问团人员多达5000多人，涌现一大批先进知识青年、先进集体，知识青年的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全省下乡知青的住房有将近三分之一已经完成，生活自给方面有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做得比较好，函授教育扩大到12万人。
安徽省涌现的优秀知青代表，后来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影响。很多人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征程上，依然做出了杰出贡献。
参加全国第一次知青工作会议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初中毕业的儿子下乡插队落户后的生活困难，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李庆霖的信是他托人交王海容同志转交给毛主席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亲自把这封信和300元交给汪东兴，派人到邮局寄出去。
4月27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高层会议，研究落实毛泽东的复信精神。周总理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会上周总理长时间耐心地听取了国务院知青办工作人员的汇报，研究了统筹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理设身处地为知青们着想，大大小小的许多事都挂在心上。对于下乡知青的政治生活问题、安置经费问题、住房问题、口粮问题、吃菜问题、疾病医疗问题、归侨安置问题、成分问题、布局问题、表彰先进问题、学习教育问题、精神食粮问题、打击坏人问题、带队干部问题、婚姻问题、已婚青年的安家问题，甚至女青年下地劳动上厕所这样细微的问题，总理都提到了。
6月8日晚上，周总理接见外宾后，顾不得休息，亲自起草文件，亲笔给毛主席写报告。10日，经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发出[1973]21号文件，印发了毛主席的复信和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并附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
根据周总理指示，6月20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年来，国务院首次召开的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这也是我一生最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我们的知青工作会议。
1973年的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知青工作会议，要求各省去一位省里负责的领导和一位具体负责知青工作的部门领导，另外还有中央各相关大口的领导同志。我和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效椿，还有一位秘书，参加了会议。我们住在前门饭店，第一天是预备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内容很简单，主要讲了这次会议的任务、安排。会议指定由林乎加、沙风两位同志负责本次大会的具体工作。大会决定全国分为几个大组，各大组的组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共同组成大会领导小组。华东六省一市为一个大组，杨效椿是召集人，大家就选他当组长。
根据秘书组要求，华东组要出一位参加大会文件起草小组，大家推选了我。文件起草小组有人民日报社主编，有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一些大报的几位大笔杆，他们本事很大。会议期间，每天晚上我们提供活的材料，讨论到十二点一点，再由他们来修改定稿，第二天白天开会时候就能把文件拿出来给大家讨论。
大会开幕式也是在前门饭店。会议正式开始后，当时指定的几个大会发言，北京、上海作为两个下乡知青最多的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兵团型的代表，还有广东省是作为和港澳毗邻，当时属于阶级斗争形势比较复杂地区的代表，再有就是李庆霖所在的福建省。会议的重点放在“容当统筹解决”，各方面发言的都是省里分管的最高领导，各讲各的，比如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动员知青下去等。
会议休息时，国务院知青办的负责人之一顾洪章同志来找我，说大会的发言你们都听了，反应你们也可能了解，领导小组研究了一下，想请你们在大会上面讲一讲。我到你们省里去过两次，感觉是领导重视，工作落实，培养、使用、树立先进这些方面，你们都还是有特色的。如果能在大会上面讲一讲，可能对推动会议开好，有积极作用。顾洪章两次到安徽，都是我陪他下去的。听了他的意见，我和效椿同志立即做了研究，确定讲的原则是谦虚、简明、求实。给我的时间是20分钟，经过认真准备，我讲了16分钟，介绍了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后做出的決策和做法，事后大会出了简报。
作为省里去的代表，我们最期望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和影响。当时国务院的知青办，是放在农林牧副渔部的下面，这样大规模的知青下乡，从1969年到1973年5年，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一份国务院知青办的文件、指示，这对工作的开展是非常不利的。这个问题会议没能解决。
会议开了一个半月，于8月7日结束，闭幕式在全国政协礼堂。那天晚上9点多钟，政治局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代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代表也一起参加。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等。党中央领导人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敬爱的周总理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心里非常难受，眼泪忍不住地流了出来。回想起1959年我在北京总参三部参加党代会，有一天晚上周总理率领全体副总理来参加舞会，那时的总理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舞步矫健，光彩照人，多么有风采啊！
总理讲话，没有任何开场白，当他讲了一段以后，我才把思路拉回来，开始记笔记。叶帅讲得很好，最终讲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现在看来，都是有所指的。江青在台上真是洋相百出，一会儿拿几张纸在烟灰缸里烧起来，一会儿要服务员拿药给她吃，吃了以后要漱口。她的讲话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给大家印象深的是两点，一个是大讲了一通女人是制造人的人，女人有个子宫等等；一个就讲辽宁出了个张铁生，他的反潮流精神真是了不起。整个的接见大概是3个小时。那次接见，没有拍集体照。
就在这次全国知青工作会上，周总理指示，邀请邢燕子、侯隽和徐敏光（河北省丰润县前营大队党支部书记）来京出席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在讲话时，特意请她们3人站起来，亲自向大家作介绍，周总理对她们的情况非常熟悉。
会议期间，周总理带病听取汇报，主持修改会议文件。8月4日，经毛主席审阅，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973]30号）。这份文件我们是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时就发到手了，像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文件发到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和这份文件一起下发的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包括今后中学生毕业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对独生子女和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不动员下乡、提高安置经费标准等；另一个是《1973—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提出未来几年将有1300万人需要动员上山下乡，动员城市要派出带队干部。当时是要把这件事长期做下去的。
我在负责安徽省知青工作时，到过数以千计的生产队知青小组，和数不清的知青谈心交友。2003年我基本双目失明，但直至现在，还有众多的知青朋友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珍惜这样纯洁的友谊。正是这些愿以自己的青春去换取祖国明天的青年人，他们的奉献精神，鞭策了我要为这场“运动”写下点应该留下的东西。我也珍惜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多少年来，周恩来总理的像，始终挂在家里墙上，成为我心中的明灯。
（口述者曾任安徽省知青办主任，撰稿者曾任《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