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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山雨欲来，变局骤起。内忧外患因缘际会，一大批晚清士人或奉命出使、或远游求道、或去国避祸，跨洋出海，在异域羁旅中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域外游记。无论是追寻近代中国借径西方、自强救国的“宏大”现实意义，还是考辨中西文化交流汇通的历史渊源，异域体验都是绕不过的起点。如今，我们借纸上的行旅还原他们的异域行踪，从文字记述中品味这些身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传统文人，与异域文化遭逢时的本能反应、情感体验和思想波澜，便有了重回历史现场的意义。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八月的一天晚上，年轻的英文翻译张德彝与同僚们在巴黎的一座剧院观看马戏表演。是夜，灯火辉煌，气氛热烈，这些初到海外的年轻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晚登店楼，以千里镜望见各处；楼头男女，亦以千里镜看明等，且有免冠摇巾，似以礼而招者，趣甚。（张德彝：《航海述奇》）
他们本想借望远镜观看远处的情景，却发现自己早在西方观众的注视之下，很有些卞之琳笔下“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味道。如此戏剧性的场景颇具象征意义，拉开了晚清出洋者异域体验的序幕。
交通的局限，文化的暌隔，传统的差异，使得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在西方人心目中愈加神秘。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留着长辫子、身着长袍的中国人成为西方人眼中历久弥新的风景和津津乐道的话题：
城内军民见余服色不类，俱起而异之，众儿童呼三唤四，紧紧相随……人众环而观之，见余发辫颇长，俱呵呵大笑，有识者曰：此期纳人也。（郭连城：《西游笔略》）
店前之男女拥看华人者，老幼约以千计。及入画铺，众皆先睹为快，冲入屋内几无隙地……买毕欲出，不能移步。主人会意，引明向后门走。众知之，皆从铺中穿出，阍者欲闭门而不可得。众人涌出，追随瞻顾。及将入店之时，男女围堵又不得入。明乃持伞柄挥之，众始退。登楼俯视，男女老幼尚蚁聚楼下未去。（张德彝：《航海述奇》）
期纳（China）人郭连城的奇怪装束只不过引来众人哄笑，而张德彝等人为了躲避狂热的西方人围追堵截，竟然不得不挥伞自卫，落荒而逃。狼狈之余，真是有些惊心动魄了！在语言不通、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偶一出游，便被众人围观，那种尴尬和无奈可以想见，难怪黎庶昌会有“转增异国之思”的慨叹（黎庶昌：《西洋杂志》）。他们原本用好奇的眼光来打量异域，孰料自己竟成了西方人观看取笑的对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中再平常不过的衣着发式、言谈举止，在异域文化的审视下，全都成为怪异的符号：长袍、辫子、言语不通、举止不同……陷入与西方现代文明格不入的窘境。相较其他人的惶恐不安，深谙洋务、足迹遍布欧洲的曾纪泽倒显得从容淡定：“见华人皆相与惊异，儿童有哗噪者，亦犹昔年中国初见欧洲人也。”（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在他看来，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互为惊奇不过是一种正常反应，不必大惊小怪。不过，能有如此淡定的心态者，实在是少数。
看与被看，凝视与被凝视，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心态的互动和碰撞。旅行者在目的地的行止举动，与东道主居民的交流与互动，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剧场现象（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两者都是这一特殊的时空舞台上的表演者。他们的角色并非固定不变，有时旅行者会以表演者的姿态出现，而在另一些场合，他们更适合做观众。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他们几乎分辨不出自己的身份，别人也难以确认这时旅行者的身份，因为他们融入了表演过程，既在体会、欣赏他人的表演，也将自己呈现给别人看，让别人欣赏、品评。在这种演员与观众的角色变换之中，视觉权力的转换便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晚清以降，国族沦胥，文化裂变，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这些出游海外的文人，虽然使命各异，但目的趋同。他们远赴域外，绝非逞一时耳目之快，而以“觇敌情、审国势”自励。当初涉异域的中国人试图以观看者的姿态来审视西方社会时，却发现自己早已被当做了文化舞台上的异类，西方人正用怪异的目光审视着自己，如此强烈的现实反差必然如芒刺在背，心理上的刺激与惶恐可想而知。于是，他们的异域之旅，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时空舞台，舞台之上的众人彼此陌生，种种错位、倒置的现象便应运而生，一幕幕戏剧化的场景于焉呈现：
是晚出店闲游，街市男女见明等系中国人，皆追随恐后，左右观望，致难动履……出门，有乡愚男妇数人，问德善曰：“此何国人也？”善曰：“中华人也。”又曰：“彼修髯而发苍者，谅是男子。其无须而风姿韶秀者，果巾帼耶？”善笑曰：“皆男子也。”闻者咸鼓掌而笑。归时一路黄童白叟，有咨询者，有指画者，有诧异者，有艳羡者，争先睹之为快。（张德彝：《航海述奇》）
丑刻出园，车辆盈门，观者如堤。其女子见华人皆有惊讶状，指彦智轩长讴一声曰：“塞邦不的徐奴阿司。”即华言此中国之美女子也。（张德彝：《航海述奇》）
寝必有衣，长与身等，有袖无襟，从首套下，皆以白布为之，故遇中土之服白长衫者，必发狂笑，盖以为误着寝衣出户也。……遇中土人于街市行走，群以为异，蜂拥蚁聚而观之。妇女儿童更有指笑者，即异衣服之式样，尤异发辫之长垂。又每疑无髭之男子，以为中国妇人，真乃不白之冤。（袁祖志：《西俗杂志》）
围观哄笑也罢，指手画脚也罢，最让这些中国人难堪的是性别的倒置：他们总是被误认为女子。身着长袍在西方人眼中，就是穿睡衣上街，而长辫子则是女子的专利，于是须眉变巾帼，堂堂七尺男儿，竟然被当做妇人。这种尴尬对于男尊女卑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王韬也被英国小儿误认为女子之身，慨叹之余，深感沮丧：
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忝此须眉，蒙以巾帼，谁实辨之？迷离扑朔，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之谶语哉！（王韬：《漫游随录》）
西方人对其性别的误读，竟然让王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进而对自己出游异国，空有抱负却无处施展怅惘不已。其实，性别的误认表面看来是穿着服饰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引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和中国民众的轻蔑心理。这就涉及到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所谓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惧，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和意识形态空间”（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因此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不等同于真实的中国现实，真实与虚构交织、知识与想象混杂，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和期待，本质上则是西方文化自我体认的隐喻。西方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阶段，当西方世界处于相对混乱和变革酝酿的时期，遥远的中国便成为备受推崇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从马可·波罗开始，中国被描述为一个遍地黄金的富庶之地，经过无数传教士的口耳相传，以及启蒙思想家的热烈赞美，到十六七世纪，西方世界掀起了崇尚中国风的“中国潮”，中国被描绘塑造成一个富庶、强大、开明的文明帝国，一个美轮美奂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达到顶点。物极必反，在一七五○年前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政治改革等一系列变革的完成，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话语发生转变，达到顶峰的中国形象开始走向衰落，不断被丑化。昔日的中华帝国在十九世纪，早已荣光不在，在西方人眼中沦为野蛮堕落的代表：精神愚昧，道德堕落，政治腐败……西方的中国形象跌落谷底。在当时西方媒体的漫画中，中国人常被描绘成拖着长辫子的猴子，或是蹩脚的无知妇人，以及笨头笨脑的dragon（龙）的形象，在文明世界里被戏耍嘲笑。在他们看来，中国男人都有着“女人一般的衣着打扮，他们夸张的礼节，他们的长辫子、扇子、念珠和刺绣饰品”，实在荒唐可笑（《西方人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美] M.G.马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甚至嘲笑中国男人穿裙子，女人穿裤子，“他们倒着做每一件事”（《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哈罗德·伊罗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了。在这种文化心理观照下的张德彝等海外中国人，自然逃不掉被歧视和非议的窘境。
为迎合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的种种荒谬想象和猎奇心理，竟有西方人带着中国男女周游世界，展演牟利：
湖北人黄姓，身不满三尺；安徽人詹姓，长八九尺。自言形体与人异；又粤东少妇一人，装饰状貌，西国未见者。洋人以之来游，为牟利也。（斌椿：《乘槎笔记》）
来自中国的身高不满三尺的侏儒，身高九尺的巨人，以及裹脚妇人，皆为西方人所好奇，于是这些“怪异”的中国人便成为投机者的摇钱树。王韬在英国亦曾与詹氏两度谋面：
詹五与其妻金福，俱服英国衣履，余向在阿罗威见金福时，画裙绣，双笋翘然，今则俯视其足，亦曳革屐，几如女莹之胫，长八寸矣。余惊讶其可大可小，变化不测，不觉失笑，金福亦为启齿嫣然，红潮上颊。詹五重见余，亦甚欢跃，特出影像数幅为赠，余亦以楮墨笔扇报之。（王韬：《漫游随录》）
王韬对这两位同乡抱着他乡遇故知的款款深情，丝毫没有提及他们卑微的生活方式，反倒对金福的小脚印象深刻。张德彝亦两次提及詹五兄弟之事，詹五“以巨体居奇敛财”；另有一女，“询之为上海倚门卖笑者，此三人来泰西，殆为令人观看，以图渔利”（张德彝：《使俄日记》）。詹五的高大身材和金福的三寸金莲，在中国本属寻常，而在西方人却视为奇货，如此病态畸形的男女形体恰恰符合他们想象中孱弱不堪的中国人形象，正可满足他们对中国人的猎奇与想象。詹五等人自甘沉沦、供人驱使固然让人心痛，但为谋生，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不过从王韬等人的记述中，我们竟然丝毫看不出詹五等人有何羞愧悲伤之情，反倒因身着洋装，收入丰厚而欣欣然。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警惕自我身份的异化，即要弄清西方建构的中国形象，如何成为近现代中国自我身份认同的镜像。也就是如何“对号入座”，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转变为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詹五等人被人驱使，从事着供人讪笑取乐的卑贱职业而不知耻，显然已经认同了自己在西方世界“中国怪物”的身份。以西方标准为标准，完全失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印记，这种文化心理的嬗变，实在耐人寻味。无独有偶，晚清游历使斌椿大人，也在日记中颇为骄傲地记述自己访问巴黎期间，相片被西人争购，而至于“一像值银钱十五枚”（斌椿：《乘槎笔记》），着实让人可笑又可叹。
赵毅衡说，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就是一个朝西的梦游记”。虽然詹五等人只是个案，但却是一个文化隐喻和象征，关涉到我们如何对待西方世界和文化的问题。百年之前，我们学习西方往往因眼光的局限，有盲目排外的拘墟之见，亦有以西方模式为标准范式的趋向。如今我们学习西方，如何进行有选择的、创造性的转化，是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断不能事事仅凭传闻耳食妄下定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任何规律或真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有在与本土经验结合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方能真正对社会文化发展有所裨益。百年声光，于兹渺远矣。借反省旧路，来探问新途，正是我们今日重读这些游记文本的目的所在。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八月的一天晚上，年轻的英文翻译张德彝与同僚们在巴黎的一座剧院观看马戏表演。是夜，灯火辉煌，气氛热烈，这些初到海外的年轻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晚登店楼，以千里镜望见各处；楼头男女，亦以千里镜看明等，且有免冠摇巾，似以礼而招者，趣甚。（张德彝：《航海述奇》）
他们本想借望远镜观看远处的情景，却发现自己早在西方观众的注视之下，很有些卞之琳笔下“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味道。如此戏剧性的场景颇具象征意义，拉开了晚清出洋者异域体验的序幕。
交通的局限，文化的暌隔，传统的差异，使得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在西方人心目中愈加神秘。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留着长辫子、身着长袍的中国人成为西方人眼中历久弥新的风景和津津乐道的话题：
城内军民见余服色不类，俱起而异之，众儿童呼三唤四，紧紧相随……人众环而观之，见余发辫颇长，俱呵呵大笑，有识者曰：此期纳人也。（郭连城：《西游笔略》）
店前之男女拥看华人者，老幼约以千计。及入画铺，众皆先睹为快，冲入屋内几无隙地……买毕欲出，不能移步。主人会意，引明向后门走。众知之，皆从铺中穿出，阍者欲闭门而不可得。众人涌出，追随瞻顾。及将入店之时，男女围堵又不得入。明乃持伞柄挥之，众始退。登楼俯视，男女老幼尚蚁聚楼下未去。（张德彝：《航海述奇》）
期纳（China）人郭连城的奇怪装束只不过引来众人哄笑，而张德彝等人为了躲避狂热的西方人围追堵截，竟然不得不挥伞自卫，落荒而逃。狼狈之余，真是有些惊心动魄了！在语言不通、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偶一出游，便被众人围观，那种尴尬和无奈可以想见，难怪黎庶昌会有“转增异国之思”的慨叹（黎庶昌：《西洋杂志》）。他们原本用好奇的眼光来打量异域，孰料自己竟成了西方人观看取笑的对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中再平常不过的衣着发式、言谈举止，在异域文化的审视下，全都成为怪异的符号：长袍、辫子、言语不通、举止不同……陷入与西方现代文明格不入的窘境。相较其他人的惶恐不安，深谙洋务、足迹遍布欧洲的曾纪泽倒显得从容淡定：“见华人皆相与惊异，儿童有哗噪者，亦犹昔年中国初见欧洲人也。”（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在他看来，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互为惊奇不过是一种正常反应，不必大惊小怪。不过，能有如此淡定的心态者，实在是少数。
看与被看，凝视与被凝视，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心态的互动和碰撞。旅行者在目的地的行止举动，与东道主居民的交流与互动，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剧场现象（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两者都是这一特殊的时空舞台上的表演者。他们的角色并非固定不变，有时旅行者会以表演者的姿态出现，而在另一些场合，他们更适合做观众。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他们几乎分辨不出自己的身份，别人也难以确认这时旅行者的身份，因为他们融入了表演过程，既在体会、欣赏他人的表演，也将自己呈现给别人看，让别人欣赏、品评。在这种演员与观众的角色变换之中，视觉权力的转换便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晚清以降，国族沦胥，文化裂变，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这些出游海外的文人，虽然使命各异，但目的趋同。他们远赴域外，绝非逞一时耳目之快，而以“觇敌情、审国势”自励。当初涉异域的中国人试图以观看者的姿态来审视西方社会时，却发现自己早已被当做了文化舞台上的异类，西方人正用怪异的目光审视着自己，如此强烈的现实反差必然如芒刺在背，心理上的刺激与惶恐可想而知。于是，他们的异域之旅，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时空舞台，舞台之上的众人彼此陌生，种种错位、倒置的现象便应运而生，一幕幕戏剧化的场景于焉呈现：
是晚出店闲游，街市男女见明等系中国人，皆追随恐后，左右观望，致难动履……出门，有乡愚男妇数人，问德善曰：“此何国人也？”善曰：“中华人也。”又曰：“彼修髯而发苍者，谅是男子。其无须而风姿韶秀者，果巾帼耶？”善笑曰：“皆男子也。”闻者咸鼓掌而笑。归时一路黄童白叟，有咨询者，有指画者，有诧异者，有艳羡者，争先睹之为快。（张德彝：《航海述奇》）
丑刻出园，车辆盈门，观者如堤。其女子见华人皆有惊讶状，指彦智轩长讴一声曰：“塞邦不的徐奴阿司。”即华言此中国之美女子也。（张德彝：《航海述奇》）
寝必有衣，长与身等，有袖无襟，从首套下，皆以白布为之，故遇中土之服白长衫者，必发狂笑，盖以为误着寝衣出户也。……遇中土人于街市行走，群以为异，蜂拥蚁聚而观之。妇女儿童更有指笑者，即异衣服之式样，尤异发辫之长垂。又每疑无髭之男子，以为中国妇人，真乃不白之冤。（袁祖志：《西俗杂志》）
围观哄笑也罢，指手画脚也罢，最让这些中国人难堪的是性别的倒置：他们总是被误认为女子。身着长袍在西方人眼中，就是穿睡衣上街，而长辫子则是女子的专利，于是须眉变巾帼，堂堂七尺男儿，竟然被当做妇人。这种尴尬对于男尊女卑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王韬也被英国小儿误认为女子之身，慨叹之余，深感沮丧：
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忝此须眉，蒙以巾帼，谁实辨之？迷离扑朔，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之谶语哉！（王韬：《漫游随录》）
西方人对其性别的误读，竟然让王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进而对自己出游异国，空有抱负却无处施展怅惘不已。其实，性别的误认表面看来是穿着服饰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引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和中国民众的轻蔑心理。这就涉及到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所谓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惧，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和意识形态空间”（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因此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不等同于真实的中国现实，真实与虚构交织、知识与想象混杂，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和期待，本质上则是西方文化自我体认的隐喻。西方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阶段，当西方世界处于相对混乱和变革酝酿的时期，遥远的中国便成为备受推崇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从马可·波罗开始，中国被描述为一个遍地黄金的富庶之地，经过无数传教士的口耳相传，以及启蒙思想家的热烈赞美，到十六七世纪，西方世界掀起了崇尚中国风的“中国潮”，中国被描绘塑造成一个富庶、强大、开明的文明帝国，一个美轮美奂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达到顶点。物极必反，在一七五○年前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政治改革等一系列变革的完成，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话语发生转变，达到顶峰的中国形象开始走向衰落，不断被丑化。昔日的中华帝国在十九世纪，早已荣光不在，在西方人眼中沦为野蛮堕落的代表：精神愚昧，道德堕落，政治腐败……西方的中国形象跌落谷底。在当时西方媒体的漫画中，中国人常被描绘成拖着长辫子的猴子，或是蹩脚的无知妇人，以及笨头笨脑的dragon（龙）的形象，在文明世界里被戏耍嘲笑。在他们看来，中国男人都有着“女人一般的衣着打扮，他们夸张的礼节，他们的长辫子、扇子、念珠和刺绣饰品”，实在荒唐可笑（《西方人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美] M.G.马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甚至嘲笑中国男人穿裙子，女人穿裤子，“他们倒着做每一件事”（《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哈罗德·伊罗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了。在这种文化心理观照下的张德彝等海外中国人，自然逃不掉被歧视和非议的窘境。
为迎合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的种种荒谬想象和猎奇心理，竟有西方人带着中国男女周游世界，展演牟利：
湖北人黄姓，身不满三尺；安徽人詹姓，长八九尺。自言形体与人异；又粤东少妇一人，装饰状貌，西国未见者。洋人以之来游，为牟利也。（斌椿：《乘槎笔记》）
来自中国的身高不满三尺的侏儒，身高九尺的巨人，以及裹脚妇人，皆为西方人所好奇，于是这些“怪异”的中国人便成为投机者的摇钱树。王韬在英国亦曾与詹氏两度谋面：
詹五与其妻金福，俱服英国衣履，余向在阿罗威见金福时，画裙绣，双笋翘然，今则俯视其足，亦曳革屐，几如女莹之胫，长八寸矣。余惊讶其可大可小，变化不测，不觉失笑，金福亦为启齿嫣然，红潮上颊。詹五重见余，亦甚欢跃，特出影像数幅为赠，余亦以楮墨笔扇报之。（王韬：《漫游随录》）
王韬对这两位同乡抱着他乡遇故知的款款深情，丝毫没有提及他们卑微的生活方式，反倒对金福的小脚印象深刻。张德彝亦两次提及詹五兄弟之事，詹五“以巨体居奇敛财”；另有一女，“询之为上海倚门卖笑者，此三人来泰西，殆为令人观看，以图渔利”（张德彝：《使俄日记》）。詹五的高大身材和金福的三寸金莲，在中国本属寻常，而在西方人却视为奇货，如此病态畸形的男女形体恰恰符合他们想象中孱弱不堪的中国人形象，正可满足他们对中国人的猎奇与想象。詹五等人自甘沉沦、供人驱使固然让人心痛，但为谋生，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不过从王韬等人的记述中，我们竟然丝毫看不出詹五等人有何羞愧悲伤之情，反倒因身着洋装，收入丰厚而欣欣然。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警惕自我身份的异化，即要弄清西方建构的中国形象，如何成为近现代中国自我身份认同的镜像。也就是如何“对号入座”，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转变为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詹五等人被人驱使，从事着供人讪笑取乐的卑贱职业而不知耻，显然已经认同了自己在西方世界“中国怪物”的身份。以西方标准为标准，完全失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印记，这种文化心理的嬗变，实在耐人寻味。无独有偶，晚清游历使斌椿大人，也在日记中颇为骄傲地记述自己访问巴黎期间，相片被西人争购，而至于“一像值银钱十五枚”（斌椿：《乘槎笔记》），着实让人可笑又可叹。
赵毅衡说，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就是一个朝西的梦游记”。虽然詹五等人只是个案，但却是一个文化隐喻和象征，关涉到我们如何对待西方世界和文化的问题。百年之前，我们学习西方往往因眼光的局限，有盲目排外的拘墟之见，亦有以西方模式为标准范式的趋向。如今我们学习西方，如何进行有选择的、创造性的转化，是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断不能事事仅凭传闻耳食妄下定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任何规律或真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有在与本土经验结合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方能真正对社会文化发展有所裨益。百年声光，于兹渺远矣。借反省旧路，来探问新途，正是我们今日重读这些游记文本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