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再问我愿不愿意去支援西南地区医学事业的发展，我还是會像多年前一样，大声回答‘党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6月17日，在“重庆英才讲堂”上，95岁的西迁专家郑惠连说。
　　听党指挥跟党走，是郑惠连坚定一生的信念。
　　1955年，遵照中央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要分迁至重庆。从1955年4月开始，上医陆续向重庆调派教师、医师等各类人才400多名，他们一直扎根重庆，筹建了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
　　1956年2月，已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的郑惠连受上级委派，来到重庆筹建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来重庆时，郑惠连29岁。她不仅要克服生活和语言上的种种困难，还要解决医院在筹建过程中的一切难题。
　　“我们上医400多人西迁至重庆，个个都是绝对服从，开展工作没有半点含糊，也不讨价还价。”郑惠连说。
　　这400多位上医人里面，最年长的是上医副院长、国家一级教授、著名传染病学家钱惪，52岁的他毫不犹豫地带着家人迁到了重庆;最年轻的是邵大保，那时他只有16岁。从16岁到52岁，每个人心里装的都是国家发展大局。
　　1958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担任主治医师的林尚清，来到重医附属综合医院（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设胸心外科。
　　那时，刚刚成立的胸心外科仅有5张病床，医护人员严重不足，设施设备缺乏。林尚清不仅要解决各种难题，还得独自承担门诊、手术和教学等工作。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林尚清还在不断探索心脏手术的规律和经验，进行了无数次动物实验。在那个果腹尚且困难的年代，为了能让实验动物术后尽快恢复，他甚至将自己的口粮省下，喂给实验动物吃。
　　同样是在1958年，我国神经外科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朱祯卿副教授也登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到了医院，朱祯卿立即组建了神经外科。科室里大到学科建设，小到手术床、手术椅的设计制作，都由他一点点完成。
　　为了能让百姓和医务工作者了解这门新型学科，建科伊始，朱祯卿就频繁下到基层医院、厂矿、农村进行宣讲，并很快做了第一例椎管内神经鞘膜瘤手术。
　　1996年，钱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400多位上医人西迁重庆、建设和发展重医的岁月，不禁感慨：“当初，我们是为了支援大西南的建设而来。而今，可以说我们经受了锻炼，付出了辛苦，也看到了成果，学校、医院的发展，有我们的一份辛劳在内，这几十年没有白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重医校园里很难再听到吴言侬语，不过，仍能寻到前辈们留下的痕迹：当年创业者们建设的南北大楼，仍是重医学子们教学、实验的场所;钱惪带领创业者们种下的黄葛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老一辈专家人才听党指挥、胸怀大局、爱国奉献的“西迁精神”，也在他们的后辈和一代代重医学子中传承着——
　　西迁专家后代、重医附属第一医院医务处副处长陈力在一次次大灾大难面前，总是冲锋在前，默默坚守着爷爷陈世騠的嘱托：国家需要，我们就一定要做好;
　　西迁专家后代、重庆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过敏反应科学科带头人周维康从零开始，创建全市首个过敏反应科，从医多年，他始终践行着父亲周永华“维护人民健康”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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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迁专家们播撒在这片土地上的精神火种，早已形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