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十诵律》是第一部系统译为汉文的佛教广律.该律翻译过程曲折、文本层次复杂,异本异文众多,亟待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目前已发现《十诵律》写本共57号,其中不少残卷或残片原本属于同一写卷,后经撕裂而分离为数号,可以缀合.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边缘的拼合、书风字迹与行款格式的比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将其中的20号缀合为8组;另有一组存有缀合的可能性,暂无图片,存疑待考.缀合后的写卷形态完整,揭示了写本时代《十诵律》修订与流传的全新图景.
【机 构】
：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2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诵律》是第一部系统译为汉文的佛教广律.该律翻译过程曲折、文本层次复杂,异本异文众多,亟待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目前已发现《十诵律》写本共57号,其中不少残卷或残片原本属于同一写卷,后经撕裂而分离为数号,可以缀合.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边缘的拼合、书风字迹与行款格式的比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将其中的20号缀合为8组;另有一组存有缀合的可能性,暂无图片,存疑待考.缀合后的写卷形态完整,揭示了写本时代《十诵律》修订与流传的全新图景.
其他文献
儒家的修养是一种突出道德特征的人格修养.朱子在理学的视域下,对儒家的人格修养做了创造性的诠释.朱子强调修养的关键是修心,就是用道心来主宰引导人心.朱子强调心虽有人心、道心之分,但并非是两个心,只是心之所觉有不同,觉于欲即为人心,出于形气之私,觉于理即为道心,发于性命之正.修养所要达成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就圣贤人格,它是通过人的气象表现出来的.而圣人气象展现的就是一种天理流行、浑然一体的人格特征.人在修养过程中自有一种体证天理的快乐,朱子将儒家的“孔颜之乐”提升为一种具有人生终极意义的天理境界,使人通过不断修养
宋代在西域流通的棉布货币(花蕊布、εgin、qamdu、quanbuqa kεbεzi、bφz)堪称是现代非金属信用货币的始祖.作为货币代用品的官布(quanbu)是其直接源头.棉布货币不仅有特定的尺寸,而且钤有回鹘汗王的印玺,官府还有定期回收翻新的管理体制.从制作款式、发行机构、管理手段和流通功用来看,已完全具备现代信用货币的功能,堪称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现代货币.对回鹘文契约文书中不同棉布货币进行分类研究,还有助于文书的断代,深化对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社会经济的认识.
将投资者信心指数引入MIDAS混频模型之中,可以考察新冠疫情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投资者信心指数和“三驾马车”对我国季度GDP增长率进行预测,通过实证发现:引入投资者信心指数的MIDAS混频模型在预测精准度方面和基准模型进行比较,预测精准度高于未加入投资者信心的模型,均方根残差比值更小;在多元MIDAS混频模型之中,加入投资者信心指数的回归模型对我国GDP的实时预报和短期预测结果更加稳定,可为决策者提供更加精确的参考区间;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投资者信心指数变化反应,和投资、消费和进出
俄国在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过程中,中国一直关注其进展情况.该路动工后,清廷抓紧修建关东铁路,以加强东北防务,防止俄国扩张.俄国提议将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时,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之进行合理交涉,后俄国又通过赴俄特使李鸿章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筑路的特权.部分驻外使臣、早期维新派、官员看到了俄修西伯利亚铁路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建议清廷尽快修筑铁路.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在甲午战争之前曾关注俄修铁路的侵略目的,但在甲午战后随着清廷政策变为“联俄”而主要报道该路的修建运营及商业功能,在铁路竣工之际又评论该路与中国的利害关系.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结式逐渐被语法化成表示致使—结果的特定语法形式,被语法化了的不是具体的词汇单位,而是一种语法结构或构式,即任何两个没有语义关联的动词只要并列出现在一个句子里就会形成致使—结果的语义关系.动结式里的两个动词各自表示一个事件,每个事件都能表述为一个独立的句子,通过移位和融合等句法操作合并在一起,临时构成独立的动词单位,从而在句法上把分别表示不同事件的两个句子合并为一个,实现表达的简约性.因为题元指派首先在底层结构完成,而动结式是表层句法操作的结果,所以动结式的语义关系仍需回到合并前的两个句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
临淄方言把字句的基本结构形式为“(主语)+把+名词语+来+动词语”.从句法结构上看,“把+名词语+来”是自足封闭的固定结构,与之后动词语形成状中关系;“把+名词语+来”的底层语义可以概括为“拿某个东西过来”,紧接其后的“动词语”是把近在眼前的这个东西进行处置:物体、对象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才更方便主体对其进行处置;从语用角度看,“把+名词语+来”和“动词语”两部分,分别对应着“话题焦点”和“主观处置的意愿”,二者正是把字句使用的充分条件(只要具备就必须使用)和必要条件(只有具备才能使用).
以250万字的老舍中文小说语言语料库为依据,对老舍中文小说中收录的性状类北京方言词语进行研究.通过严格筛选,共收集到313个性状类北京方言词语;其中表性质者79个,表状态者151个,表情状者61个,表数量者17个,表感叹者5个.又将这五大类性状类词语细分为14小类,并进行细致描写.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由于吐蕃本土制度的引入,加之蕃汉双语的使用,敦煌的度量衡制度尤其是量制方面,呈现出一种蕃汉混用、蕃汉互换的现象.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得知吐蕃文书中的khal,对应汉文文书中的“蕃驮”“番驮”或“驮”;一蕃驮等于两汉驮(rgya khal),即两汉硕(rgya sheg),一汉硕为一石,等于十汉斗,又即十蕃升(bre).
由《八啭声颂》藏文写卷(\'jug pa\'i sgra brgyad bstan pa\'i tshig le\'ur byas pa)的结语及《瑜伽师地论手记》(yogācāra-bhūmi-(s)astra)中的汉文《八啭声颂》写卷的对比可知《八啭声颂》藏文写卷为唐代僧人法成所著,内容为描述梵文或藏文文法,这些是《八啭声颂》的背景情况.然而,《八啭声颂》藏文写卷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文献本身,否则众多的研究只是释读.实际上《八啭声颂》藏文写卷的语文学式的梵藏比较研究非常有价值:它是为数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