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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据韩联社首尔7月6日报道，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朝鲜王朝时代9处1主导推广性理学的私立教育设施“韩国书院”（Seowon，Korean Neo-Confucian Academies）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消息一出，中国媒体一片哗然，因为韩国书院出现深受中国书院的影响，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书院移植的产物。但是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评价说”韩国的书院在韩国本土发展传承性理学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特别是延续教育机能至今，因此其普遍价值被认可”。2那么书院在朝鲜半岛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本土发展时又是如何发展传承朱子性理学说，其历史、文化方面的价值又该如何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将在本文进行探讨。
关键词：朝鲜书院;发展;特征;性理学
书院，是中国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中国书院的兴起源于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当时官学遭受破化，庠序失教，一批私人创办的书院开始兴起。而正式的书院制度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一般认为，书院走向世界始于明代，16世纪初传到朝鲜半岛，17世纪中叶又由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列岛。朝鲜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附属邻国，成为中国书院对外传播的第一站。朝鲜书院在借鉴中国书院制度的同时，有效地结合地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本国特色。纵观中韩学界对朝鲜书院的研究，中国研究侧重于中国书院制度对朝鲜书院的影响研究，而韩国学界则加入了研究士林阶层在书院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将结合中韩两国的研究成果，对朝鲜时代书院的发展和特征做简单的梳理和总结，结合历史、文化对朝鲜书院的价值做客观评价。
一、朝鲜时代书院的成立和发展
（一）朝鲜书院兴起的背景
根据史书《三国史记》记载，“书院”一词最早出现在新罗时期，但当时只是执掌国家机密的机关。到了高丽时期，“书院”作为一种藏书的机构存在，并不具备教学功能。到了世宗初期，世宗颁布“其有儒士私置书院，教诲生徒，启闻褒奖”的教令，书院具有了学校性质，但不具备祭祀的功能。直到丰基郡守周世鹏创立的白云洞书院出现，才标志着朝鲜肩负教学与祭祀功能的正式意义上的书院产生。在书院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朝鲜社会内部的原因，又有中国书院制度影响的外部原因。
1、士林势力的兴起
朝鲜书院是士林文化的代表，书院的建立与士林势力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士林原指高丽后期由于反对朝鲜王朝开创而被排挤到在野势力的士大夫阶层的后裔，在经济方面代表中小地主阶层利益。高丽复兴运动失败以后，中小地主出身的士林走向地方，遠离中央政治，致力于儒家经典和性理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地方势力。成宗时期，勋旧派开始暴露出保守化趋势，为了制衡勋旧派于是大举任用士林派。以性理学为基本理念的士林主张乡村自治，想通过复立留乡所利用性理学的理论重建以士族为中心的儒教乡村秩序。由于勋旧派的镇压和戊午、甲子士祸，士林主导的留乡所复立运动以及重建司马所的意图都以失败告终。中宗时期，士林出身赵光祖得到重用，道学政治再次提上日程，推进了乡约的普及运动。已卯士祸以后，士林派被排挤在中央政治之外，但是在乡村社会的势力却巩固起来。为了减少勋旧派的摩擦，士林阶级需要一个标榜教育的机关来维护乡村的儒教秩序。因此士林阶层的兴起成为书院兴起的社会经济基础。
2、朝鲜官学的衰退，促进私学兴起
朝鲜王朝建立初期，以朱子理学为治国理念。为了儒学振兴，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15世纪中叶之前，朝鲜官学确实在乡风教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15世纪后期，官学逐渐衰退。首先成均馆和乡校脱离儒学教育的本质，逐渐沦为以科举考试为主、追求名利的工具，因此担当官学教育的教官们也资质低下。世宗时期，朝鲜科举制度形同虚设。官吏任用贵族子弟享有绝对优待，贵族子弟可以不经科举而直接入仕，而寒门儒生当作忠顺卫入军籍，这使得官学失去了对寒门儒生的吸引力。燕山君时期，官学更加衰退。士林引经据典批判时政，使燕山君对儒学文化产生反感。先是下令烧毁经书，后来干脆把成均馆改成宴会娱乐场所，禁止学者读书，官学基本上已经丧失其培养人才的功用及其在公众中的声望。建设一种能够填补官学之缺的新的教育机构的需求日益迫切。
3、士祸影响士林隐遁山林，儒学研究转换阵地
朝鲜历史上四次士祸使士林受到大规模肃清，或被处死或遭流配。即使没有受到迫害的学者也开始弃官回乡，隐遁山林，求学问道，开办精舍，书院等私学，致力于学问研究和后生的教育。书院虽然名义上是教学之所，实际上却逐渐成为士林阶级成长的土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后期正轨书院的设立，儒学教育逐渐从官学转变为私学中心体制下进行，书院也自然取代官学乡校的地位掌握了乡村教育的主导权。
4、中国朱子性理学说和书院制度的影响
李氏朝鲜建立之时，受宗主国明朝的影响，大力倡导儒教兴国，奉朱子学为治国指导思想。因此朝鲜建国初期，大力推进官学发展，承载复兴儒学的功能。但是随着官学的逐渐衰退，书院逐渐填补了官学的空白，此时的书院主要功能是教学，普及推广性理学。因此作为李朝政治的性理学说，为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宗十三年（1518）十月，成均馆直讲林霁光上奏，称：“臣伏见《大明一统志》，先贤祠庙无处不有，此崇奖德义，以劝后之美事也。我国家典章文物，悉仿中朝，而独于祠庙之制，盖阙如也，岂非圣治之欠典也。”于是朝鲜掀起一股崇儒尊贤运动，为一些儒家学者建立庙祠。柳洪烈先生就把这种尊儒崇贤的运动看成是“书院的基础工程”，认为“祠庙建立运动成为后世书院产生的推动力”。
另外，朱子学说的传入朝鲜，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作为，尤其白鹿洞书院的学规精神，被大多数朝鲜书院所接受，成为朝鲜书院师生教学的普遍准则。 《李朝世宗实录》中记载“成均馆主簿成均馆主簿宋乙用上书，请令各官学校，明立学令。命下礼曹，与成均馆议之。成均馆议曰：‘谨按朱文公淳熙间在南康请于朝，作白鹿洞书院，为学规”。于是朝鲜书院发展开始援引中国书院制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认为直到中国书院制度传到朝鲜半岛，朝鲜才出现了集讲学与祭祀功能于一身的正轨书院。 （二）教学与祭祀功能并重的正式书院——白云洞书院成立
白云洞书院，位于庆尚北道荣州郡小白山，后更名为绍修书院。即使白云洞书院之前韩国已经存在儒生私设书院，但是学界一般观点却认为，白云洞书院是韩国书院的历史源头。1541年周世鹏赴任丰基郡守，第二年，为奉祀高丽后期传播性理学有功的儒家人物安珦建立庙祠，1543年于安珦旧居创建了白云洞书院。周世鹏除祭祀安珦之外，还配享高丽时代两位文臣安轴、安辅两兄弟。1550年时任丰基郡守的李滉，上书求得朝廷赐额，“白云洞书院”更名为“绍修书院”。绍修书院首次制定了针对讲学和祭享的规定，比如对讲学的次数，评价方式，入学事项，祭祀程序，祭祀参与者的作用等进行了规定。因为绍修书院奉祀先贤和教化的功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因此得到国家大力支援。不仅赐予免税的土地和国家机关刊行的书籍，还赐予免除兵役的奴婢。由此，白云洞书院也被学界一致看作朝鲜书院之始。此后，以李滉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家学者倡导下，书院在朝鲜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三）朝鲜书院的大发展
赐额制度形成之后，官府即充分利用它来鼓励、褒扬书院，大大刺激了书院的发展。宣祖时期（1567-1608），以性理学为政治哲学的士林阶层掌握了政权，书院得以正式发展。书院不仅是保障地方士林自治活动的乡村机构，更是吸收、学习性理学的教育场所。宣祖期书院迎来发展高潮，建书院的数目达86所。仁祖时（1623-1649）57所，孝宗时（1650-1659），建立书院35所。显宗时（1660-1674）70所，肃宗朝（1675-1720）到最高峰，建立书院382所。从当时书院的地方分布情况来看，京畿道41所，忠清道52所，全罗道64所，庆尚道165所。四道分布书院合计322所，占全国书院382中的84%。尤其是庆尚道所建书院达到43.1%，几乎接近一半的比例。这种书院集中的现象与建立书院的主体士林阶层的活动状况和势力分布有很深的联系。即，当时以退溪李滉为先导的岭南学派和以栗谷 李珥为代表的畿湖学派形成了性理学研究的两大主流，其中岭南学派的势力相对强盛，因此直接反应就是书院在岭南地区分布比较集中。
（四）书院的叠设和滥设
作为填补了官学儒学教育的空白、形成地方教育主轴的书院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示出各种弊端。勋旧派没落以后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士林派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开始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书院作为士林势力的根据地也开始逐渐发生了性质的改变。因此，为了势力扩张和科举，在各自势力割据的乡村非法营建书院，此后逐渐扩展到全国。明宗之前设立29所，宣祖时达到124所，宣祖后期，隐瞒中央滥设的书院超过了600多所。一个郡县设立书院高达10多所，同一人物被10多所书院同时祭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书院建设初期，奉祀先贤、培养儒学人才、维护有序的乡村秩序为宗旨建立的书院随着不断地滥设，逐渐沦为连接家族、地缘或者学缘、党派的工具，使地方士林贵族的利益集团最大化。由于赐额书院土地可以免税，院奴可以免役，书院不断招收院奴，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由此，大规模良民成为院奴，以躲避兵役，致使国家兵役不足。大规模免税书院的滥设，使国家税收大幅度减少。儒生大量集中到书院，加入朋党，陷入党争，更加加剧了官学的衰退。
（五）朝鲜书院的裁撤与没落
书院的弊端不断显现，中央也做出过矫正的努力，但是由于特权阶层复杂的利害关系，未能起到实际的效果。1657年（孝宗8年）徐必远开始弹奏书院的弊端，甚至为此罢官。孝宗、肃宗时期开始限制赐额的数量，下达处罚书院叠设的规定，但是由于频繁的政权交替反而使书院不少反增。1738年（英祖14年）安东金尚宪的院享被撤除，以此开了书院大规模整顿。虽然撤除书院达到200多所，剩余书院竟还有700多所。其被撤除的书院中宋时烈的院享最多，达到36所，比较有名的陶山书院、松岳书院、华阳书院、万东庙也被裁撤。1864年（高宗1）执权的兴宣大院君撤销了书院的一系列特权，严禁设立书院，1865年5月代表书院万东庙和华阳书院被撤以后，书院被积极整顿，只剩下47所可供表率。
二、朝鲜时代书院的特征
朝鲜书院建立之初受中国书院制度影响很深，因此中朝两国的书院类似或相同之处甚多。但由于两国书院文化扎根的土壤不同，书院制度传入朝鲜以后在结合本土发展的过程中又显示出其独有的特性。朝鲜学者金相根先生和中国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都曾对中朝书院进行过比较，下面结合两位学者的研究，再结合朝鲜书院成立发展的历程，对朝鲜书院特征予以论述和总结。
根据金相根先生和邓洪波教授的研究，中朝书院“同以儒家学院为中心，同以經典为教材，同为有组织之法团所设立的学校。”但是从功能上，祭祀人物、对待学术的态度、国家的支持力度以及享有的特权方面都显示出不同。从功能上，相对于中国书院教育为主，朝鲜书院则重祭祀甚于教育，其而且不仅祭祀对儒学有贡献之人，还祭祀事功有成就者。尤其以后，随着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朝鲜书院还配享自己党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态度方面，在中国书院文化氛围比较开放，可以承载各种思想学说，如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乾嘉汉学等都曾盛行于书院，但是朝鲜书院对待学术具有相对的保守性，基本上是以朱子学派为宗主，对其他思想保持排斥态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朝鲜王朝以朱子学立国的思想指导理念。
朝鲜国家对书院的支持与优待力度胜于中国，如对书院之院田免税、院奴免役，大量赐额等。也正是由于这些所谓的特权，结果导致后来的叠设、滥设，使朝鲜书院书院沦为党争的工具。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的共识，朝鲜书院还有其独特的特征，即不管是书院成立之初，还是在后续发展的过程中，书院都是朝鲜士林文化象征。书院的缘起兴衰都包含着士林势力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朝鲜的书院制度虽缘起于中国，但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这些特点带来朝鲜书院的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朝鲜书院的价值评价
朝鲜书院继承发展了儒家思想，尤其把性理学说研究、发展推向高潮。尤其是书院成立之初退溪李滉建立的书院，改变了官学实施的儒学功利主义，注重修己的“为己之学”，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推动了性理学获得空前的发展。金相根先生说：“书院制度产生以前，儒学家们往往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而不分，自书院制度发达后，学者则以书院为乐园，舍政界而归书院，专心修治，使学术相当有限度地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结果，培育出徐敬德、李彦迪、金麟厚、李滉、曹植、奇大升、李珥、成浑、张显光等一批优秀的儒学家，而确立朝鲜儒学之体系。尤其他们受朱子的影响最大，对性理之论，树立空前绝后的成绩。故后人认为此期为朝鲜儒学之黄金时代。”
朝鲜书院使朝鲜成为名副其实的性理学社会。朝鲜书院发展过程中深入乡村社会，奉祀先贤，尊师重教，随着士林阶级的不断壮大，书院在乡村的普及树立了儒教的乡村秩序。但是也随着士林阶级的不断分化，出现书院叠设、滥设的情况，招致整顿、裁撤的命运。
2019年5月，9处韩国书院申遗已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认可。该理事会认为，书院是朝鲜王朝时期的民间教育机构，主导推广性理学，院内一般设有祭祀先贤的祠堂和培养儒生的讲堂，被认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对此，中国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认为，“朝鲜书院的地域性特色是东亚书院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但是地域性特色代替不了全部”，因此“韩国书院的突出普遍性价值不能过分夸大，韩国一家不能体现东亚儒家书院的整体特征。”
参考文献：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
[2]邓洪波，从朝鲜书院看中国书院文化的传播，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
[3]鄧洪波 赵伟，历史视域中的朝鲜书院及其“突出的普遍价值”——韩国书院申遗问题刍议，大学教育科学，2019年第4期.
[4]李树焕，朝鲜时代书院的成立与发展，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
[5]郑万祚，韩国书院研究动向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
[6]尹熙勉，朝鲜时代书院政策和书院设立的实况，历史学报（韩国），2004年.
关键词：朝鲜书院;发展;特征;性理学
书院，是中国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中国书院的兴起源于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当时官学遭受破化，庠序失教，一批私人创办的书院开始兴起。而正式的书院制度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一般认为，书院走向世界始于明代，16世纪初传到朝鲜半岛，17世纪中叶又由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列岛。朝鲜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附属邻国，成为中国书院对外传播的第一站。朝鲜书院在借鉴中国书院制度的同时，有效地结合地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本国特色。纵观中韩学界对朝鲜书院的研究，中国研究侧重于中国书院制度对朝鲜书院的影响研究，而韩国学界则加入了研究士林阶层在书院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将结合中韩两国的研究成果，对朝鲜时代书院的发展和特征做简单的梳理和总结，结合历史、文化对朝鲜书院的价值做客观评价。
一、朝鲜时代书院的成立和发展
（一）朝鲜书院兴起的背景
根据史书《三国史记》记载，“书院”一词最早出现在新罗时期，但当时只是执掌国家机密的机关。到了高丽时期，“书院”作为一种藏书的机构存在，并不具备教学功能。到了世宗初期，世宗颁布“其有儒士私置书院，教诲生徒，启闻褒奖”的教令，书院具有了学校性质，但不具备祭祀的功能。直到丰基郡守周世鹏创立的白云洞书院出现，才标志着朝鲜肩负教学与祭祀功能的正式意义上的书院产生。在书院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朝鲜社会内部的原因，又有中国书院制度影响的外部原因。
1、士林势力的兴起
朝鲜书院是士林文化的代表，书院的建立与士林势力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士林原指高丽后期由于反对朝鲜王朝开创而被排挤到在野势力的士大夫阶层的后裔，在经济方面代表中小地主阶层利益。高丽复兴运动失败以后，中小地主出身的士林走向地方，遠离中央政治，致力于儒家经典和性理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地方势力。成宗时期，勋旧派开始暴露出保守化趋势，为了制衡勋旧派于是大举任用士林派。以性理学为基本理念的士林主张乡村自治，想通过复立留乡所利用性理学的理论重建以士族为中心的儒教乡村秩序。由于勋旧派的镇压和戊午、甲子士祸，士林主导的留乡所复立运动以及重建司马所的意图都以失败告终。中宗时期，士林出身赵光祖得到重用，道学政治再次提上日程，推进了乡约的普及运动。已卯士祸以后，士林派被排挤在中央政治之外，但是在乡村社会的势力却巩固起来。为了减少勋旧派的摩擦，士林阶级需要一个标榜教育的机关来维护乡村的儒教秩序。因此士林阶层的兴起成为书院兴起的社会经济基础。
2、朝鲜官学的衰退，促进私学兴起
朝鲜王朝建立初期，以朱子理学为治国理念。为了儒学振兴，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15世纪中叶之前，朝鲜官学确实在乡风教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15世纪后期，官学逐渐衰退。首先成均馆和乡校脱离儒学教育的本质，逐渐沦为以科举考试为主、追求名利的工具，因此担当官学教育的教官们也资质低下。世宗时期，朝鲜科举制度形同虚设。官吏任用贵族子弟享有绝对优待，贵族子弟可以不经科举而直接入仕，而寒门儒生当作忠顺卫入军籍，这使得官学失去了对寒门儒生的吸引力。燕山君时期，官学更加衰退。士林引经据典批判时政，使燕山君对儒学文化产生反感。先是下令烧毁经书，后来干脆把成均馆改成宴会娱乐场所，禁止学者读书，官学基本上已经丧失其培养人才的功用及其在公众中的声望。建设一种能够填补官学之缺的新的教育机构的需求日益迫切。
3、士祸影响士林隐遁山林，儒学研究转换阵地
朝鲜历史上四次士祸使士林受到大规模肃清，或被处死或遭流配。即使没有受到迫害的学者也开始弃官回乡，隐遁山林，求学问道，开办精舍，书院等私学，致力于学问研究和后生的教育。书院虽然名义上是教学之所，实际上却逐渐成为士林阶级成长的土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后期正轨书院的设立，儒学教育逐渐从官学转变为私学中心体制下进行，书院也自然取代官学乡校的地位掌握了乡村教育的主导权。
4、中国朱子性理学说和书院制度的影响
李氏朝鲜建立之时，受宗主国明朝的影响，大力倡导儒教兴国，奉朱子学为治国指导思想。因此朝鲜建国初期，大力推进官学发展，承载复兴儒学的功能。但是随着官学的逐渐衰退，书院逐渐填补了官学的空白，此时的书院主要功能是教学，普及推广性理学。因此作为李朝政治的性理学说，为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宗十三年（1518）十月，成均馆直讲林霁光上奏，称：“臣伏见《大明一统志》，先贤祠庙无处不有，此崇奖德义，以劝后之美事也。我国家典章文物，悉仿中朝，而独于祠庙之制，盖阙如也，岂非圣治之欠典也。”于是朝鲜掀起一股崇儒尊贤运动，为一些儒家学者建立庙祠。柳洪烈先生就把这种尊儒崇贤的运动看成是“书院的基础工程”，认为“祠庙建立运动成为后世书院产生的推动力”。
另外，朱子学说的传入朝鲜，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作为，尤其白鹿洞书院的学规精神，被大多数朝鲜书院所接受，成为朝鲜书院师生教学的普遍准则。 《李朝世宗实录》中记载“成均馆主簿成均馆主簿宋乙用上书，请令各官学校，明立学令。命下礼曹，与成均馆议之。成均馆议曰：‘谨按朱文公淳熙间在南康请于朝，作白鹿洞书院，为学规”。于是朝鲜书院发展开始援引中国书院制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认为直到中国书院制度传到朝鲜半岛，朝鲜才出现了集讲学与祭祀功能于一身的正轨书院。 （二）教学与祭祀功能并重的正式书院——白云洞书院成立
白云洞书院，位于庆尚北道荣州郡小白山，后更名为绍修书院。即使白云洞书院之前韩国已经存在儒生私设书院，但是学界一般观点却认为，白云洞书院是韩国书院的历史源头。1541年周世鹏赴任丰基郡守，第二年，为奉祀高丽后期传播性理学有功的儒家人物安珦建立庙祠，1543年于安珦旧居创建了白云洞书院。周世鹏除祭祀安珦之外，还配享高丽时代两位文臣安轴、安辅两兄弟。1550年时任丰基郡守的李滉，上书求得朝廷赐额，“白云洞书院”更名为“绍修书院”。绍修书院首次制定了针对讲学和祭享的规定，比如对讲学的次数，评价方式，入学事项，祭祀程序，祭祀参与者的作用等进行了规定。因为绍修书院奉祀先贤和教化的功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因此得到国家大力支援。不仅赐予免税的土地和国家机关刊行的书籍，还赐予免除兵役的奴婢。由此，白云洞书院也被学界一致看作朝鲜书院之始。此后，以李滉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家学者倡导下，书院在朝鲜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三）朝鲜书院的大发展
赐额制度形成之后，官府即充分利用它来鼓励、褒扬书院，大大刺激了书院的发展。宣祖时期（1567-1608），以性理学为政治哲学的士林阶层掌握了政权，书院得以正式发展。书院不仅是保障地方士林自治活动的乡村机构，更是吸收、学习性理学的教育场所。宣祖期书院迎来发展高潮，建书院的数目达86所。仁祖时（1623-1649）57所，孝宗时（1650-1659），建立书院35所。显宗时（1660-1674）70所，肃宗朝（1675-1720）到最高峰，建立书院382所。从当时书院的地方分布情况来看，京畿道41所，忠清道52所，全罗道64所，庆尚道165所。四道分布书院合计322所，占全国书院382中的84%。尤其是庆尚道所建书院达到43.1%，几乎接近一半的比例。这种书院集中的现象与建立书院的主体士林阶层的活动状况和势力分布有很深的联系。即，当时以退溪李滉为先导的岭南学派和以栗谷 李珥为代表的畿湖学派形成了性理学研究的两大主流，其中岭南学派的势力相对强盛，因此直接反应就是书院在岭南地区分布比较集中。
（四）书院的叠设和滥设
作为填补了官学儒学教育的空白、形成地方教育主轴的书院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示出各种弊端。勋旧派没落以后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士林派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开始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书院作为士林势力的根据地也开始逐渐发生了性质的改变。因此，为了势力扩张和科举，在各自势力割据的乡村非法营建书院，此后逐渐扩展到全国。明宗之前设立29所，宣祖时达到124所，宣祖后期，隐瞒中央滥设的书院超过了600多所。一个郡县设立书院高达10多所，同一人物被10多所书院同时祭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书院建设初期，奉祀先贤、培养儒学人才、维护有序的乡村秩序为宗旨建立的书院随着不断地滥设，逐渐沦为连接家族、地缘或者学缘、党派的工具，使地方士林贵族的利益集团最大化。由于赐额书院土地可以免税，院奴可以免役，书院不断招收院奴，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由此，大规模良民成为院奴，以躲避兵役，致使国家兵役不足。大规模免税书院的滥设，使国家税收大幅度减少。儒生大量集中到书院，加入朋党，陷入党争，更加加剧了官学的衰退。
（五）朝鲜书院的裁撤与没落
书院的弊端不断显现，中央也做出过矫正的努力，但是由于特权阶层复杂的利害关系，未能起到实际的效果。1657年（孝宗8年）徐必远开始弹奏书院的弊端，甚至为此罢官。孝宗、肃宗时期开始限制赐额的数量，下达处罚书院叠设的规定，但是由于频繁的政权交替反而使书院不少反增。1738年（英祖14年）安东金尚宪的院享被撤除，以此开了书院大规模整顿。虽然撤除书院达到200多所，剩余书院竟还有700多所。其被撤除的书院中宋时烈的院享最多，达到36所，比较有名的陶山书院、松岳书院、华阳书院、万东庙也被裁撤。1864年（高宗1）执权的兴宣大院君撤销了书院的一系列特权，严禁设立书院，1865年5月代表书院万东庙和华阳书院被撤以后，书院被积极整顿，只剩下47所可供表率。
二、朝鲜时代书院的特征
朝鲜书院建立之初受中国书院制度影响很深，因此中朝两国的书院类似或相同之处甚多。但由于两国书院文化扎根的土壤不同，书院制度传入朝鲜以后在结合本土发展的过程中又显示出其独有的特性。朝鲜学者金相根先生和中国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都曾对中朝书院进行过比较，下面结合两位学者的研究，再结合朝鲜书院成立发展的历程，对朝鲜书院特征予以论述和总结。
根据金相根先生和邓洪波教授的研究，中朝书院“同以儒家学院为中心，同以經典为教材，同为有组织之法团所设立的学校。”但是从功能上，祭祀人物、对待学术的态度、国家的支持力度以及享有的特权方面都显示出不同。从功能上，相对于中国书院教育为主，朝鲜书院则重祭祀甚于教育，其而且不仅祭祀对儒学有贡献之人，还祭祀事功有成就者。尤其以后，随着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朝鲜书院还配享自己党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态度方面，在中国书院文化氛围比较开放，可以承载各种思想学说，如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乾嘉汉学等都曾盛行于书院，但是朝鲜书院对待学术具有相对的保守性，基本上是以朱子学派为宗主，对其他思想保持排斥态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朝鲜王朝以朱子学立国的思想指导理念。
朝鲜国家对书院的支持与优待力度胜于中国，如对书院之院田免税、院奴免役，大量赐额等。也正是由于这些所谓的特权，结果导致后来的叠设、滥设，使朝鲜书院书院沦为党争的工具。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的共识，朝鲜书院还有其独特的特征，即不管是书院成立之初，还是在后续发展的过程中，书院都是朝鲜士林文化象征。书院的缘起兴衰都包含着士林势力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朝鲜的书院制度虽缘起于中国，但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这些特点带来朝鲜书院的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朝鲜书院的价值评价
朝鲜书院继承发展了儒家思想，尤其把性理学说研究、发展推向高潮。尤其是书院成立之初退溪李滉建立的书院，改变了官学实施的儒学功利主义，注重修己的“为己之学”，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推动了性理学获得空前的发展。金相根先生说：“书院制度产生以前，儒学家们往往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而不分，自书院制度发达后，学者则以书院为乐园，舍政界而归书院，专心修治，使学术相当有限度地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结果，培育出徐敬德、李彦迪、金麟厚、李滉、曹植、奇大升、李珥、成浑、张显光等一批优秀的儒学家，而确立朝鲜儒学之体系。尤其他们受朱子的影响最大，对性理之论，树立空前绝后的成绩。故后人认为此期为朝鲜儒学之黄金时代。”
朝鲜书院使朝鲜成为名副其实的性理学社会。朝鲜书院发展过程中深入乡村社会，奉祀先贤，尊师重教，随着士林阶级的不断壮大，书院在乡村的普及树立了儒教的乡村秩序。但是也随着士林阶级的不断分化，出现书院叠设、滥设的情况，招致整顿、裁撤的命运。
2019年5月，9处韩国书院申遗已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认可。该理事会认为，书院是朝鲜王朝时期的民间教育机构，主导推广性理学，院内一般设有祭祀先贤的祠堂和培养儒生的讲堂，被认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对此，中国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认为，“朝鲜书院的地域性特色是东亚书院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但是地域性特色代替不了全部”，因此“韩国书院的突出普遍性价值不能过分夸大，韩国一家不能体现东亚儒家书院的整体特征。”
参考文献：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
[2]邓洪波，从朝鲜书院看中国书院文化的传播，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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