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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医生迫切希望参与改革，理顺关系。这需要尊重、平等和渠道畅通的基础。
本刊上期封面报道《中国医改：医生，你为何沉默》刊出后，新浪等网站纷纷转载，读者反馈踊跃。不少读者提到，医患关系发展到今天如此紧张的地步，不能用医疗行业整体道德水平低下来解释。究其原因，医疗体制应负主要责任。
提升全社会健康水平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为此，政府要求公立医院扩张规模，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然而，投入不足却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性瓶颈。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政府放松了对医院的管制，默许医院通过创收来缓解财务困境，本质上是将政府对医疗行业的投入责任转移到了患者身上。
10年来，这一体制已经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后果，使医患双方和政府信誉都受到了伤害。正因为如此，新一轮医改才显得迫在眉睫，并且被各方寄予厚望。
医患矛盾伤害了谁？
很多对医护人员的抱怨，其实是针对当下的医疗体制而发。许多医护人员在文章刊出后表达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理解。
“药价如此之高，重复药品如此之多，是谁造成的？是谁把关的？”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说，“不应该把这一盆脏水泼向医院。”
“并不是医生收了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才不愿讲话。”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朱正纲说，中国的医生和美国医生不一样，美国医生对公共事务很热心，但中国医生有着传统专业知识分子的性格，不愿意就专业之外的事务、尤其是政治问题发表看法。但是医务人员积极性受挫，对医改普遍持观望甚至悲观态度，对医改大计并非是一件好事。
一位腾讯网友在跟帖中说，现在当病人救治无效的时候，医护人员都会担心病人家属大闹医院，“我们工作不是为了让人打，让人骂的！可是我们被打了多少？骂了多少？问一声：哪个上班是让为了让人骂的？没有吧！为什么我们就要让人骂呢？”这位网友说，“我们是去上班的，为的是能为社会服务，我们不是为了让人告的，不是为了上法庭而去上班的！请大家理解！”
身在澳大利亚的一位新浪网友说，在澳大利亚，如果（医疗）出了问题，患者家属都是找保险公司找律师，如果患者怀疑存在医疗不当的问题，可以去提出司法诉讼，但如果你在医院大闹就是威胁到公共安全，如果打骂医务人员就是故意伤害。相较之下，中国的医护人员普遍感到安全感缺失。处理纠纷成了医院院长最头疼的苦差事。
对中国的患者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置身医院时，同样缺乏安全感。对费用的担心始终纠缠着患者，成了他们焦虑的主要原因，也大大损害了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多位医生反复提到，信任缺失会影响对疾病的治疗效果。
“现在不仅是看病难，行医也难。”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说，在医院屡见不鲜的纠纷中，真正因为医疗技术产生的纠纷并不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纠纷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而是通过“医院花钱买太平”的形式了结的。
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有利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保护患者权益，但在今日医患双方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这条规定已经成为导致过度检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也导致了患者费用的上升。良好的动机产生这样出乎意料的后果，正好反映出医改问题的复杂之处：体制性的矛盾很难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彻底解决。这是医患关系紧张导致医患“双输”的一个写照。
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朱正纲认为，医疗行业带有高风险的特征，但当前风险过分集中在医生身上，将导致医生变得越来越保守。这对疾病的诊疗与医学的发展都很不利。
症结何处
一位澳大利亚新浪网友在评论中认为，现实中矛盾过于尖锐，使人们很难对一个行业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位自称曾在国内行医的网友称，以中国的现有医疗卫生投入，人均寿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已经是罕见的成就。评论同时指出，澳大利亚医生很少加班，工作时间大大低于国内医生，患者预约看病需要长时间排队，甚至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这让一些当地患者深以为苦。
评论旨在证明，与英式医疗体系相比，国人承担的医疗费用堪称沉重，但“看病难”尚不算严重。尽管不同的医疗体系各有其利弊，但在中国，医生形象似乎是最糟糕的。
在澳大利亚，医疗事故同样在所难免，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医闹，“医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尊重、相信医生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健康。”
医患关系紧张只是医疗体制现有问题的表现形式。一位搜狐网友认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是医疗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开放市场，增加医疗服务供应，最终降低医疗服务价格。这种观点其实在医改的争论中屡见不鲜。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一直力主，政府要做的是运作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障，其他医疗服务可以交给市场，通过竞争配置资源。
但上海医学会会长刘俊认为，扩大供应有助于缓解“看病难”，但并不必然导致医疗费用下降。刘俊说，根据国外经验，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医疗制度下，医生往往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诱导患者过度消费。因此，未来医疗行业仍需借重行政化的公立医院。
这些争论中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医疗体系中，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以什么样的形式承担责任。
解决之道
从已有的关于医改的讨论中，已经可以得知新医改方案的部分基调。全民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将是新医改的重点。这是上一轮医改中最薄弱的地方，也是必须偿还的一笔历史旧债。
在此基调以上，医改还面临着许多技术上的巨大难题。例如，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如何划定？医保药物目录是否需要更改？医保基金由卫生行政部门还是劳动保障部门来负责运行？药品审批制度如何改革？公立医院何去何从？
据此前媒体报道，新医改的基调获得了方案参与专家的支持。但新方案之所以迟迟没有出台，与这些难题迟迟找不到完善的解决之道有关。
一位目前居住德国的新浪网友提到，上一轮医改之所以存在诸多争议，与我国对医疗体系和医疗服务的研究不加重视有关系。他指出，医生是医疗行为实施的主体，要保证医疗投入能够有效利用，并且使医疗服务质量得到提升，必须将医生的意见纳入到医疗改革中来。
“体系出了问题，年富力强的一批医生受到的影响最大。”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李青峰教授说，“我们迫切需要参与改革，理顺关系。但是，这一切需要建立在尊重、平等和渠道畅通的基础上。”
本刊上期封面报道《中国医改：医生，你为何沉默》刊出后，新浪等网站纷纷转载，读者反馈踊跃。不少读者提到，医患关系发展到今天如此紧张的地步，不能用医疗行业整体道德水平低下来解释。究其原因，医疗体制应负主要责任。
提升全社会健康水平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为此，政府要求公立医院扩张规模，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然而，投入不足却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性瓶颈。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政府放松了对医院的管制，默许医院通过创收来缓解财务困境，本质上是将政府对医疗行业的投入责任转移到了患者身上。
10年来，这一体制已经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后果，使医患双方和政府信誉都受到了伤害。正因为如此，新一轮医改才显得迫在眉睫，并且被各方寄予厚望。
医患矛盾伤害了谁？
很多对医护人员的抱怨，其实是针对当下的医疗体制而发。许多医护人员在文章刊出后表达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理解。
“药价如此之高，重复药品如此之多，是谁造成的？是谁把关的？”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说，“不应该把这一盆脏水泼向医院。”
“并不是医生收了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才不愿讲话。”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朱正纲说，中国的医生和美国医生不一样，美国医生对公共事务很热心，但中国医生有着传统专业知识分子的性格，不愿意就专业之外的事务、尤其是政治问题发表看法。但是医务人员积极性受挫，对医改普遍持观望甚至悲观态度，对医改大计并非是一件好事。
一位腾讯网友在跟帖中说，现在当病人救治无效的时候，医护人员都会担心病人家属大闹医院，“我们工作不是为了让人打，让人骂的！可是我们被打了多少？骂了多少？问一声：哪个上班是让为了让人骂的？没有吧！为什么我们就要让人骂呢？”这位网友说，“我们是去上班的，为的是能为社会服务，我们不是为了让人告的，不是为了上法庭而去上班的！请大家理解！”
身在澳大利亚的一位新浪网友说，在澳大利亚，如果（医疗）出了问题，患者家属都是找保险公司找律师，如果患者怀疑存在医疗不当的问题，可以去提出司法诉讼，但如果你在医院大闹就是威胁到公共安全，如果打骂医务人员就是故意伤害。相较之下，中国的医护人员普遍感到安全感缺失。处理纠纷成了医院院长最头疼的苦差事。
对中国的患者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置身医院时，同样缺乏安全感。对费用的担心始终纠缠着患者，成了他们焦虑的主要原因，也大大损害了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多位医生反复提到，信任缺失会影响对疾病的治疗效果。
“现在不仅是看病难，行医也难。”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说，在医院屡见不鲜的纠纷中，真正因为医疗技术产生的纠纷并不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纠纷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而是通过“医院花钱买太平”的形式了结的。
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有利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保护患者权益，但在今日医患双方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这条规定已经成为导致过度检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也导致了患者费用的上升。良好的动机产生这样出乎意料的后果，正好反映出医改问题的复杂之处：体制性的矛盾很难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彻底解决。这是医患关系紧张导致医患“双输”的一个写照。
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朱正纲认为，医疗行业带有高风险的特征，但当前风险过分集中在医生身上，将导致医生变得越来越保守。这对疾病的诊疗与医学的发展都很不利。
症结何处
一位澳大利亚新浪网友在评论中认为，现实中矛盾过于尖锐，使人们很难对一个行业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位自称曾在国内行医的网友称，以中国的现有医疗卫生投入，人均寿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已经是罕见的成就。评论同时指出，澳大利亚医生很少加班，工作时间大大低于国内医生，患者预约看病需要长时间排队，甚至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这让一些当地患者深以为苦。
评论旨在证明，与英式医疗体系相比，国人承担的医疗费用堪称沉重，但“看病难”尚不算严重。尽管不同的医疗体系各有其利弊，但在中国，医生形象似乎是最糟糕的。
在澳大利亚，医疗事故同样在所难免，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医闹，“医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尊重、相信医生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健康。”
医患关系紧张只是医疗体制现有问题的表现形式。一位搜狐网友认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是医疗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开放市场，增加医疗服务供应，最终降低医疗服务价格。这种观点其实在医改的争论中屡见不鲜。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一直力主，政府要做的是运作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障，其他医疗服务可以交给市场，通过竞争配置资源。
但上海医学会会长刘俊认为，扩大供应有助于缓解“看病难”，但并不必然导致医疗费用下降。刘俊说，根据国外经验，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医疗制度下，医生往往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诱导患者过度消费。因此，未来医疗行业仍需借重行政化的公立医院。
这些争论中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医疗体系中，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以什么样的形式承担责任。
解决之道
从已有的关于医改的讨论中，已经可以得知新医改方案的部分基调。全民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将是新医改的重点。这是上一轮医改中最薄弱的地方，也是必须偿还的一笔历史旧债。
在此基调以上，医改还面临着许多技术上的巨大难题。例如，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如何划定？医保药物目录是否需要更改？医保基金由卫生行政部门还是劳动保障部门来负责运行？药品审批制度如何改革？公立医院何去何从？
据此前媒体报道，新医改的基调获得了方案参与专家的支持。但新方案之所以迟迟没有出台，与这些难题迟迟找不到完善的解决之道有关。
一位目前居住德国的新浪网友提到，上一轮医改之所以存在诸多争议，与我国对医疗体系和医疗服务的研究不加重视有关系。他指出，医生是医疗行为实施的主体，要保证医疗投入能够有效利用，并且使医疗服务质量得到提升，必须将医生的意见纳入到医疗改革中来。
“体系出了问题，年富力强的一批医生受到的影响最大。”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李青峰教授说，“我们迫切需要参与改革，理顺关系。但是，这一切需要建立在尊重、平等和渠道畅通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