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免疫抑制药物浓度的临床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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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患者移植后几乎要终身服药,主要包括免疫抑制剂,还有预防性的抗菌素、抗高血压药物、抗糖尿病药物等.移植受者通过定期的随访来监测是否存在移植物免疫损伤、原发疾病的复发以及药物的不良反应.实施器官移植后为防止急、慢性排斥反应所造成的移植物丢失,移植受者必须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然而长期的免疫抑制治疗除增加感染及肿瘤发生的风险外,其本身也有不良反应,如各种疼痛、呕吐、腹泻及外观的改变等(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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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应用于临床半个世纪以来,技术日趋成熟,从被动消极的无奈选择演进为主动积极的治疗手段.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肝移植的成功需要精湛的手术技术、完善的围手术期管理及妥善的术后随访治疗,各个环节缺一不可.由于缺乏宏观高效的管理监督体系,近年来我国肝移植数量的迅速上升一度引发一些负面效应,既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又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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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供肝是解决世界性供肝短缺问题的重要手段,儿童活体肝移植于1988年开始应用于临床,成人间活体右半肝肝移植则于1996年由香港范上达教授首次应用于临床,由于供体的安全性问题,直到2000年以后,成人间活体肝移植(A-ALDLT)才在全世界广泛开展.由于A-ALDLT仅有10余年历史,加上手术难度及风险极大,且涉及供、受体两个人的安全,因而在外科临床上仍有很多疑难问题尚未解决,拟从以下几方面简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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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肝移植病例数的增多,我国器官移植供体日益紧张,因此如何把握肝移植的适应证和手术时机显得极为重要.国内外一直不断探索合适的评分系统,以期获得最优化的供体分配方案和掌握最恰当的治疗时机.所用评分系统包括Child-Pugh分级、联合器官共享网络(UNOS)分级和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其中,Child-Pugh分级和UNOS分级系统已被淘汰。
随着肝移植相关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患者预后的逐渐改善,等待肝移植的人数在迅速增加,而供体短缺问题则日益突出,全球范围内器官呈现严重短缺的状态.供需之间的巨大矛盾促使医学工作者不断寻求各种解决途径来扩大供体来源,包括劈离式肝移植、活体肝移植、异种肝移植、多米诺肝移植等,部分曾在早期肝移植中被认为是"不合格的肝脏"在临床中也得到应用,即边缘供体或扩大标准供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