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父亲承包了一项道路基建工程，因此家里有了一笔上万元的余钱。当时还没有百元大钞，社会上流行着“万元户”的说法，积蓄上万者就被认为是富有人家了。父亲将一叠叠崭新的面额十元的钞票打包起来，埋进一个装着谷子的巨型木桶里。按照父亲的预算，我们慢慢吃掉这些谷子，等钞票露出来时，再埋上新一年的谷子，这样下去，我们家就一直是“万元户”了。一年后，当父亲再看到这些钞票时，发现一部分已被老鼠啃烂。老鼠当然不是冲着钞票来的。它们只是从桶底钻洞偷谷子，却殃及无辜的钞票。
　　对父亲来说，这是一种命运的隐喻。二十多年过去了，村里出现了不少千万元家底的富有人家，父亲却依然靠着体力劳动，每年收入一万多元，永远停在了“万元户”时代。为了让父亲结束这种劳作状态，去年春节，我们兄弟三人说服他同我们一起进城，长住福州。我们答应他，无论如何，会给他在城里找一份差事干。
　　到福州的第二天，父亲的工作就有了一点线索。我的一个姑丈，也就是我父亲的妹夫，长期在福州做保安。他打来电话说，位于福州大学舊校区附近的某小区，需要补充一个保安。有宿舍，有食堂。关键是，不限制年龄。我们了解过，许多物业公司招聘保安，通常要求应聘者的年龄在六十岁以下。父亲属龙，去年已经虚岁六十五了。
　　我决定陪我父亲去面试，拿下这份工作。面试流程也是出乎预料的顺利，一个体型粗壮、皮肤黝黑、有着屠夫般闪电目光的物业经理，只是扫了我们一眼，没有任何询问，就说今晚给我父亲排班，然后叫了一个电工师傅，将我们领到小区门口的保安亭。亭子里只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瘦高保安，电工师傅向他介绍说，这是新来的保安，今晚来接替你。瘦高保安看着我父亲，先是面浮吃惊状，旋即又现出情绪失控状，破口大骂道，这是什么破公司啊，这么老实的人也敢骗，这种垃圾公司还有什么希望！
　　我的心里瞬间拔凉，如一粒果肉，被扔进了黑暗的冻库。倒不是瘦高保安描述的这家物业公司让我失望。说实话，当物业经理以闪电般的速度签下我父亲的时候，我心里就起疑了。这种爽快，如果不是一种超常应变的幽默，就是套路太深的陷阱。我直觉上判断，这个物业经理属于后者，因此也就不对这家物业公司抱有什么期待了。真正让我的内心感受到强烈振动的，是我父亲的老实模样，竟然可以引发一个陌生人如此大尺度的情绪波澜。
　　我有预感，父亲这次找工作，是要失败的。但我也不想一下就在瘦高保安面前露出虚弱面目，因此与他攀谈起来。我说我们是乡下人，老实本分，而且能吃苦，这边不是缺值夜班的保安嘛，可以让我父亲试试。谁知瘦高保安听到我的话，情绪更加激动了。吃苦？你以为我不会吃苦吗？我当过兵，什么苦没吃过？
　　听说他当过兵，我抓住了有效信息，赶忙说道，我父亲也是当过兵的。
　　瘦高保安还在自顾唠叨吃苦的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的话，等他反应过来时，面露更加吃惊的表情，问我父亲：你真当过兵？父亲似乎被提醒了某种存在感，迟钝的身体也有了反应，快速从兜里掏出那本退伍军人证明，深红色塑料外套，半个巴掌大小。瘦高保安认真看后，吃惊的表情里添加了一点亲切的成分，对我父亲说道，你是1969年入伍，我是1972年入伍，你是我的前辈了。我看你真是个老实人，不想你被人骗，这个破地方没什么好待的，从去年10月份起，我们就没发工资了。要不是被拖欠着，我早就拍屁股走人了。
　　离开保安亭后，我劝说父亲，既然这家物业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就不要来了，回去吧。父亲说，经理已经排班了，无论如何，今晚要顶一下。
　　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一个夜晚真是难熬啊。因为是第一次值班，物业公司的经理、副经理和小区物业处的主任、副主任先后来巡岗，中间父亲上了一趟厕所，结果被逮了个正着，批评了一通。到了下半夜，没有车辆进出了，也没有人来巡岗了，但是冬天的阴冷直钻骨头，父亲全身打颤，想打个盹儿也是不可能的。我心疼极了，为他这一个晚上的难言的煎熬。父亲说这工作不能做，太不值了。父亲是个俗人，自然也就会根据日常遭遇，作出符合一己之私的价值判断。但他在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带着他的标志性的傻笑。他是对这个世界恨不起来的。是啊，一个人若是没有否定这个世界的能力，就只能用本分为自己的人生打底，否则，我们要如何面对这漫长而动荡的一生呢！
　　经过这一次实验，我知道，让父亲来福州生活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了。他终究还是要回到长美堂去。
　　长美堂是一座隐蔽在山腰的普通房子。
　　闽南话称民居为厝，厝里有大堂，因此叫厝堂。老家一带的民居，是福建戴云山脉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有标准的形制，中间为厝堂，左右对称展开三个单元，依次为正房、次正房和厨房。一座完整的厝，在正房的前方还建有左右对称的两列厢房，闽南话称为“下间”，说明等级较次，位于正房和次正房之后。“下间”的外围，则连接着围墙，由此构成了一个类似于北方四合院的建筑体型。
　　父亲在大半辈子的时间里一共建过三座房子，每一次建厝，都是在较为窘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总是遗留一点工程无法扫尾。长美堂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父亲的第二座房子，没有“下间”，没有围墙，也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工程。但不管怎么说，经过十年试住，确认人与房子属性相合之后，这座房子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堂号，在名义上已经是一座完整的厝了。我依然记得在90年代初的某个除夕，父亲将印有“长美堂”三个字的红色横幅贴在厝堂内壁之上，而我就在堂前帮父亲看位置，左移一点，太过了，右移一点，再右一点……我至今难忘这个场景，也许仅仅是因为一个孩子对一种鲜活事物的偏爱。一座房子，有了一个堂号，就像一个人有了一个名字，从此不再抽象了。
　　在福建山区的多数乡村，几乎每一户人家都会取一个堂号，长美堂只是其中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好恶的取舍，我对长美堂这个堂号越发喜爱了。举目望去村里各家的堂号，不外乎都是福、兴、旺、隆之类的实用美学的字眼，唯独这“长美堂”三字的意味，如厨房上空的炊烟，朝无用世界飘去，却又分明散发着人间的温度。我问过父亲，这个堂号是如何想到的。父亲说，取堂号有讲究，需从一座祖厝的堂号里取一个字，由风水先生根据新厝建造的天时和地利等因素再加一个字，就是一个完整的堂号了。在乡村长大的我，当然能明白，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祖宗信仰，从旧厝里来，到新厝里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这么说来，“长美堂”这三个字，并非父亲的独家美学创造。但我总觉得，这三个字与父亲的性情有着某种巧合，以至于我常常会想起父亲坐在长美堂吹唢呐的情景。在我们村，唢呐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性乐器，但凡红白喜事，必有唢呐声起。这种乐器需要吹奏者供应超强肺活量，因此它的声线也粗犷无比，能够将人间喜乐传遍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唢呐更多是与丧事联系在一起的。大人告诉我们，若有人家办丧事，或者路遇送葬队伍，小孩应该远离，否则灵魂会被死者摄走。这个告诫无疑是恐怖异常的，年幼的我一听到远处传来唢呐声，就当作一种风险来躲避。80年代末，在长美堂这个堂号还没有诞生的时候，父亲买了一支唢呐回来。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安的事物，只能敬而远之。但父亲添置唢呐，却无关红白喜事，也无关神灵，只是在闲时自娱自乐一番。事实上，父亲闲时极少，我也只是偶尔听他吹奏唢呐。他就坐在厝堂的长条凳上，用有一搭没一搭的唢呐声，穿越了乡村的人间喜乐，甚至重新定义了某种隐约存在的神灵的属性。
　　但厝堂上的神灵是无法僭越的。
　　每户人家的厝堂都有标准的家具配置：两张前后并排的八仙桌，和两条左右并列的长达十米的条凳。这两种标准家具摆在厝堂里，代表了神事和俗事的空间融合。当家人站在八仙桌前举香跪拜时，厝堂是一个祭祀空间;当族人面对面坐在两条长凳上商讨公事时，厝堂则是一个议事空间。父亲是一个不擅张罗关系性事务的人，厝堂的议事功能也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祭祀活动是不可少的。在这个村庄里，父亲或许是最不通乡村礼法的一个，但他依然会效法他人，像模像样地在重要的节日里祭拜厝堂的神灵。每逢中元节和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开展大规模祭祀活动。母亲备好了供品，父亲则在八仙桌前履行祭拜仪式。
　　供品通常是五件套：一只全身鸡（或鸭）、一块粗条状的猪肉、一盘水果、一盘米粿（或年糕）、一盘茶点。父亲说，鸡头或鸭头要朝里，对着神灵的方位，否则就是我们请吃饭不够诚意了。接着点上蜡烛，安在石制烛台上。再接着点上香，对着厝堂的神灵拜上三拜，将手中的一部分香插到香炉里。然后转身走到厅尾，持香对着广阔的天空再拜三拜，将手中的余香插在厅尾的柱子里。当然，在很多时候，包括厨房的灶台在内，许多被认为附有神灵的地方都要拜。最后才到厝堂前方的空地上烧一些纸钱，放一串鞭炮。
　　家中的女性和小孩，一般不参与祭拜仪式。但是在父亲张罗这些事务时，小孩子总会在旁打一些下手。可我从未问过父亲，我们祭拜的神灵姓甚名谁。并非我毫无困惑，或不曾好奇，而是因为那个若隐若现的神灵虚无而强大，以至于我不知从何问起。
　　但时间会慢慢告诉我答案的。
　　事实上，在一些重要的祭祀性节日，祭拜活动并非只在自家厝堂里举行，还要备好另外一套或多套供品，到村里的祖厝参加公祭。祖厝也就是祖上留下来的厝。一户人家，要祭拜多少座祖厝呢？这是没有固定答案的。我们村是同姓村，最初由一对曾姓夫妇起家，经过近五百年繁衍，现在有两千多人。如果算上迁移出去的，则有三千多人。每个人往上追溯，先辈不可计数，祖厝也无以计数。但不是每一座祖厝都会保存下来，并且接受后代的朝拜。只有衍生出数量庞大的后裔，祖厝才能享有此般殊荣。这也是一种眼见为实的虚荣，每户人家的厝堂，都是这种虚荣的起点。先辈们就躲藏在厝堂的隐匿之光里，袅袅的香烟带着后辈的愿望朝他们升去，祈求他们将最强大的基因遗传下来，让这一座新厝重振先辈们曾经有过的荣光。在闽南话里，先辈被称为祖公，他们是父亲的父亲，也是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当然也就是那个在时间深处的无穷远的父亲。
　　哦，原来父亲祭拜的长美堂的神灵，就是我们亲近又陌生的祖公。
　　然而，直到有一年的除夕，父亲在“长美堂”三个字的下方贴了一张毛主席画像，我才意识到，父亲其实是一个多神崇拜者。在他的观念世界里，长美堂的神灵不仅仅是祖公，而且还有毛公。当我发现这一点时，已是新千年之后的事了。此时，父亲已将长美堂彻底打造成多神灵的安居空间，只是长期以来我们都不曾留意过父亲的细微举动，也就轻易忽略了这些举动背后的微妙含义。
　　父亲在1973年退伍之后，不仅拥有了一本光荣的退伍证，而且享受每年发一次的退伍补贴。七八十年代每年领到六十元，其实可以买不少东西了。90年代提到一百二十元，尚可顶一些用处。新千年之后，提到一千二百元，但在數次通货膨胀中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时间在流逝，物质福利则越发稀薄，父亲似乎已不能从中找到一个退伍军人的存在感。唯有每年领到的一摞“当兵光荣”的主题海报，尺寸越来越大，品种越来越多，让父亲颇有些得意。海报内容大致有三种：解放军形象宣传画、毛主席形象宣传画和革命史主题宣传画。每年春节之前，这些海报就会发到父亲手里，他带回长美堂，在除夕这一天贴完春联之后，再将“当兵光荣”贴在厝堂的侧面墙壁上。每年都有几张新海报到来，父亲却不愿将旧的揭去，而是在边上贴几张新的，久而久之，厝堂两个侧面墙壁都是“当兵光荣”了，就像一位将军，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
　　在我的整个成长期，我曾一度对这些宣传海报有过抵触情绪。那是在90年代前期，我还是一个初中生，对漂洋过海而来的港台风颇为着迷，也为此省吃俭用，囤积了不少港台明星海报。黎明、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林志颖、周慧敏等等。但我的这些海报从未出现在长美堂的厝堂里，而是挂在我的个人卧室里。长美堂的神灵，地位坚固，绝非是我这种青春期叛逆小将能够撼动得了的。
　　可是我曾经以为，父亲是落伍的。海洋的潮汐带来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却沉溺在旧日时光里，愈沉愈远，就像厝堂墙壁上的海报，落了灰尘，在潮气的侵蚀中发黄，旧迹斑斑。但在父亲的观念世界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重复性的“新年新气象”呢？每年除夕，父亲都要重复同样的动作和主题，新画接旧画，终于有一天，他灵机一动，将一张毛主席画像贴在了“长美堂”三个字的正下方。这是供奉祖公的神位。我留意过厝边人家，再找不出一家厝堂，会在这个位置挂一张毛主席像。 　　这个标志性场景出现之时，恰好也是父亲晚年心态的开始。此时父亲已近退休年龄，决定提早离开单位住房，回到长美堂常居。
　　父亲是一名修路工。1973年，他从山西省军区退伍，回到老家的县水利局短暂逗留了一年，随后又被安排到离老家更近的养路班，负责当地一条主干公路的维修。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父亲还有另外一种人生选择，是去当交通稽查员，就是每天开着稽查车到处转悠，见到可疑车辆就铁青着脸检查人家是否有牌照或其他违规行为。然而父亲胆小，得知当地一个交通稽查员因遭恨被人装进麻袋抛到路边险些丢了性命，无论如何他都不愿去做这种得罪人的行当。
　　虽然父亲没有成为手握小权却威风八面的小吏，但在我少时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有单位的人。90年代初，县交通局在我老家的乡驻地盖了一栋大楼，作为养路班的办公和居住并用场所，交给父亲管理。母亲也是一名修路工，自然是与父亲同住在这栋大楼里。我们兄弟三人，在不同时期也都在这栋大楼里住过。然而这样的光景也仅是持续了十年左右，父亲就将各种家什搬回长美堂，准备迎接若干年后的退休生活。父亲维修的这条公路，在新千年之后升级为县道，恰好经过我们村庄。这是父亲能够回到长美堂居住又不放弃修路工作的前提。就这样，他一直修到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猜想父亲或许正在公路上推动着某一块石头，或是清扫某一段路面。
　　可是父亲已过退休年龄了。我们曾多次劝说他放弃修路，来福州生活，却因他的消极反应而毫无结果。事实上，父亲每年都会来福州待上一星期或半个月，然后又打道回府，独自一人住在他的长美堂里。这些年来，我们三个兄弟都先后有了小孩，母亲来福州帮忙照料，一住就是十几年，早已融入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唯有父亲，无法从旧日的事物和记忆中分离出来，成全一种新的开始。我们兄弟三人私下讨论过，父亲已不适宜再做风吹日晒的工作，若来福州，找份保安工作来干，是最适合的。但父亲并不赞成我们的建议。他说城市生活太无聊，待不住，当保安更是让人浑身不自在。父亲是不是在给儿子找茬啊？城市生活五光十色，应有尽有，怎么会无聊呢？
　　但是父亲的托词也并非完全虚假。
　　城里的世界摇摇晃晃，人们却静坐不动。坐在办公室里谋划事业，坐在会议室里相互掣肘，坐在主席台上发号施令，坐在酒楼里互通有无，坐在酒吧里天旋地转，坐在小车里四通八达，坐在飞机里遨游世界……总之，坐着是一种身份，坐着是一种安全，坐着也是一种修养。在城市，就怕有人坐着，有人却四处走动。
　　所以爸爸，请你静静坐着，别惹出什么麻烦来。
　　但我知道，这对父亲来说不是一件易事。父亲始终不曾属于城市，而是属于大山皱褶深处的村庄。他只有不停地动，才能与一个由植物构成的寂静世界达成某种平衡。父亲也不满足于只修一条路，而是莫名其妙生出许多活来，直到自己醒着的时间被填满为止。父亲过早地衰老了，一切行动都变得迟缓，生命状态日益趋近植物模式。即便如此，他的身体依然埋藏着动的记忆，一刻也停不下来。每次来福州，他都要四处走动，探头探脑，似乎永远无法被稳妥地安置在这个闷罐头一样的城市。或许有人认为我在说谎，一个老实人，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只会乖乖地坐着，大气不敢喘一声，怎敢轻举妄动？但我说的是真的。有一次带父亲去银行开户，我在柜台前帮他填材料，倏忽间再回头，发现他已不见了。哦，父亲已经走到大堂的另一端，弯下佝偻的背，凝视着那些奇形怪状的机器，就像太平洋島屿上的某个部落兄弟，误闯了现代文明的迷宫。
　　透过大堂幽暗的光线，我隐约看见了某种不动声色的残忍。究竟是怎样的力量，无情摧毁了父亲年轻的骨骼、肌肉和魂魄？我曾经有意识地收集过父亲行伍时的相片，它们可以证明，父亲一度也有过让人赏心悦目的身影。
　　父亲还是觉得在长美堂待着舒服。后来他为自己不来福州找到了一个更加充分的理由：总有一个人需要留下来守护长美堂的神灵。当然，他的原话里没有神灵这个说法。他说长美堂长期不住就会破败，以后我们回来祭祖就不敢走进来了。父亲的话不无道理。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里，祖公是要拜的。而在父亲看来，毛公可与祖公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居住在长美堂的神灵。但神灵是需要人伺候着的。如果父亲废弃长美堂，任其杂草丛生，诸神灵估计也要抱怨着溜之大吉吧。
　　可是父亲一人独守长美堂，如何抵挡由植物构成的寂静世界的包围呢？独坐长美堂，对影成三人。除了神灵，似乎没有其他人与父亲作伴了。由于新村建设，厝边人家已渐渐搬到人口集中的区域，长美堂日益显得凄寂孤单。父亲只能依靠早出晚归地不停劳作，将乡村的夜晚尽量压缩。但是没用的。我看过一则材料，说人类绝迹几百年，人类文明就会在植物的侵蚀中消失殆尽。我知道父亲在抵抗这个荒芜世界的出现，但这是不可能的。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做事拖拉的人，且缺乏目标意识，闽南话叫“无效”。如今他更是盲目劳作，对有效改造外部世界显得无所用心了。慢慢地，父亲居住的长美堂显现出一种破败之相，杂物和垃圾塞满了各个角落，屋檐下挂满了各种视觉障碍物。厝堂前面的那棵茶花树，是父亲在三十年前栽种的，如今已长成茂盛一丛，鲜花怒放，但是周边环境如此杂乱不堪，以至于美艳的花儿也被勾出了荒凉的野性。
　　两年前的春节，我们回家过年，小孩子被房间里的毒虫咬得浑身起泡，回到福州治疗了两个月才消停。为此我严厉批评过父亲，说他忙而不知为何忙。他自然是委屈的，伤感地说，以后三个儿子轮流回来祭祖，不要带小孩子回来了。我以为父亲只能破罐子破摔了。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郑重要求母亲回去帮忙打扫卫生和煮饭。
　　原来是父亲的战友们要来了。有莆田的，有泉州的，有漳州的，有龙岩的，当然还有本县的。父亲退伍后，回到了近乎与世隔绝的乡下，由于早些年没有现代通讯工具，也就渐渐地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这些年各种通讯工具立体发展，战友们反倒联系上了我的父亲，并且打算千里跋涉，来到一个有千米海拔的高山上探访长美堂。老实说，我真不希望看到这个场景。我猜得到，战友们个个玲珑体面，早已在各种社会缝隙里游刃有余许多年了。唯独父亲，一脸皱巴巴的，苍老的表情里透露着人生的凋敝。 　　但父亲是真心高兴的。他将两张饭桌摆到厝堂，在神灵的见证下开始把酒话当年。是啊，所有的荣光，都必须从当年说起。父亲在极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离婚，奶奶改嫁到隔壁村，父亲跟随，从此过着一种缺乏归属感的童年生活。新的家庭环境相当窘迫，父亲读完小学一年级就辍学了。如果不是参军入伍，父亲就是一个永远窝在山坳里的没用的农民，而且还是个文盲。是部队生活改变了他的命运。父亲所在的部队，先是在莆田驻扎了一段时间，因中苏关系紧张，不久就被调往新疆了。他们徒步从莆田出发，经福清，抵福州，登上火车，经过五天五夜的封闭式前进，直抵目的地。这一次远行是无比漫长的，谁也不知道在战火之下，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战争没有来临，父亲在日常行军之余学习毛主席语录，反倒脱了盲。毛泽东语录就是父亲的精神乳汁啊，父亲将毛主席像挂在厝堂，再合理不过了。
　　战友们都感谢命运之神的眷顾，追昔之后开始抚今，细致地拿捏起各自在退伍之后的人生命运。他们之中有局长，有处长，有科长，也有普通科员。但管他是什么长什么员，大家不统统退休了嘛。权力已过期，大家就比比退休金吧。他们问父亲：阿协，你的退休金是多少？
　　阿协是熟人们对父亲的口头称呼。
　　父亲木木的样子，半晌才有个回应：我没有退休金。
　　战友们好奇：不是，阿协，你怎么可以没有退休金呢？你的退休金去哪里了？
　　是啊，父亲的退休金去哪里了？当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也是吃了一惊。
　　在我过去的认知里，父亲理所当然是有退休金的。从二十二岁开始，他就一直在这条公路上当维修工人，每月从信用社领取县交通局划拨的工资，如今到退休年龄了，为何没有退休金了呢？父亲以前也是盲目相信，认为他退休之后可以过上一种有退休金可以领取的晚年生活。有一次父亲与母亲吵架，我打电话声援母亲，谴责父亲，父亲不服，叫我把母亲领走，他有退休金，可以自己生活。他太自信了，根本就不晓得世界已经发生了大变化。当他退休时，才发现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工，虽有劳动事实，却无身份关系，因此也就不能享受单位职工的退休待遇了。
　　战友们都开始为父亲打抱不平。阿协，你前后在部队服役了五个年头，在县水利局做了一年，在一条公路上干了四十年，怎么可以没有退休金呢？
　　战友们回去了，长美堂恢复了往日的寂静，父亲的内心却波澜起伏。
　　在父亲刚得知自己没有退休金的时候，我们兄弟三人都试图为他挽回一个较好的局面。然而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竟然无从查起父亲的人事关系。这也就意味着，父亲其实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我们就问父亲，他的人事档案在哪里？父亲被我们问蒙了，说他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档案，他只是听从组织安排，该去哪个单位，就到哪个单位。我一听也是啊。我也不曾见过自己的档案，你也没见过，他也没见过，大家都没见过，谁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命运安排的呢！可是父亲真是太糊涂了。我们经过一番了解以后才知道，父亲从县水利局转回乡下修路，当时的乡政府还不叫乡政府，而是叫人民公社，父亲的人事关系，也就转到公社来了。那个时代有敌我之分，却无体制内体制外的明确说法。到了80年代中期，人民公社解体了，父亲负责的这段公路也由县交通局接管，并且开始推行承包制。这一切都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迁。父亲一向对关系性事务反应迟钝，因而不曾意识到，在一个剧烈变动的身份世界里，他已经失踪了。
　　父亲彻底被甩到时代之外了。我们三个兄弟也无能为力，只能用苍白的话来安慰他。虽然已过退休年龄，但是按照县交通局的意见，父亲还可继续以承包的方式养护这条公路，总算还有一些收入。即便以后做不动了，还有三个儿子，再不济，供他养老还是可以的。父亲当然不愿平白增加儿子们的负担，却也无可奈何，只能默默接受这个事实。
　　可是战友们的造访让父亲有了新的想法。
　　他们给父亲出主意：阿协，你的三个儿子都读了大学，一个在省军区，一个在省直单位，一个在省城做生意，无论如何，都应该想办法把这个待遇补回来。多少阿猫阿狗，抓住各种政策机会，完成了身份转换，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临时工到正式工，你怎么就不行呢？
　　父亲抵挡不住别人对他的撩拨。这已不仅仅是退休金的问题了，而是关乎三个儿子能否维护得了父亲的体面。父亲的三个儿子都是大学生，在那个封闭的乡村里，这几乎是一个特例。父亲一直以此为荣，但是无情的现实又逼迫父亲不得不时时维护这种虚荣。最后，父亲认为我是最有可能帮他挽回一局的。大儿子做点小生意，身在体制之外;小儿子在省軍区，对地方人事不熟。唯有二儿子，在省直单位，总是可以连线到上下各部门的。于是父亲打电话给我，表示应该抓住最后的时机。他还提示我，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伯，一个地道的农民，曾经在一家乡办矿厂里务工，退休前补办了社保，如今每月领到一千多元的养老金。
　　亲爱的爸爸，你说的这个案例，我相信是真实存在的。在时代变迁中能够牢牢掌握自己命运的，不仅仅是大伯一人，还有很多很多。可是爸爸，你不是他们，我也不是他们，我和你一样，都是只会埋头做事而不懂变通关系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有高人一等的道德领悟，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天生具有某种难以克服的能力缺陷。或许我比你运气好一点点，如今身在体制内，有工资，有社保，有住房公积金。但在人际关系上，我只是一个孤立的写作者，除了写作，就一无所能了。或许你听说过，一些所谓的文人，在这个社会上混得如鱼得水。爸爸，这就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或许你没听说过，有人开了工厂，却不生产东西，而是立个地标专做买空卖空的生意。或许你又要责怪我了，为何其他人能，我就不能。爸爸，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只能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只好选择写作这个行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什么行当，比写作更适合单干了。
　　以上废话，曾经无数次在我脑海中演练过。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机会，和父亲谈一谈。但我终究没说。不仅没说，而且还因我执念太深，与父亲吵了一架，差点闹崩了父子关系。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父亲尝试保安工作失败之后。看到父亲颓丧的样子，我决定带着父亲走一趟省社保中心，看看是否还有可能争取。我们打听过，国家近年有出台新的社保政策，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补缴社保，也可以有养老保障金。据说按照最低标准交纳，大约需要十多万元，然后每月可领取八百元左右。父亲已经六十五岁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不算是一笔划算的交易。但是只要不走关系，能将父亲的遗憾弥补回来，还是可以考虑的。我将这个想法说与父亲听，父亲不置可否。我知道，父亲是同意的。事实上，父亲早已丧失了經济计划能力，只为虚荣的面子和虚无的意义而活了。
　　这一天刚过元宵，除了我和父亲，省社保中心的服务大厅竟然没有其他人来。服务人员态度极好，听我介绍了父亲的情况后，告诉我们应该咨询当地社保局，但是有关政策，也可以电话询问一下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养老处的一个专业人员，然后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站在大厅门口，我拨通了养老处的电话，父亲在一旁听着。接电话的告诉我，父亲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也无法给出准确意见，具体得到当地社保局落实，但是可以肯定，补缴社保必须依托单位，有单位才有社保。
　　父亲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坐在回家的车上，我无意中看见父亲的表情更加颓丧了，像霜打的茄子。沉默许久，父亲说道，他要去找县交通局，修了四十年的路，这是事实，总不能不认吧！我也不知为何，跟父亲较真起来，回答道，劳动事实不等于身份事实，你是一直在修这条路，但你在身份上只是一个承包商，并不是交通局的职工。父亲无言。突然又说，身份不是可以重新认定嘛，其他人有办法，为什么我们就没办法呢？我知道父亲已完全被一己之意志占据了，只能劝说道，这得做多少关系耗多少能量啊，值得嘛？！
　　父亲突然激动起来，恨恨说道：我生了你们三个，供你们上大学，吃屎用啊！
　　父亲再也难以抑制心中的痛楚。但我也同样被说到了痛处，瞬间失了分寸，回敬父亲道：我们就是遗传了你的无能，才活得这么没用啊。你在90年代初是万元户，但是十年后就成穷人了，连我们读大学的学费都不能正常供应。为了减轻你的负担，我依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度日，弟弟则是极不情愿地报读了一所军校。
　　父亲彻底被我伤着了，回到家，迅速收拾行李，夺门而出，说要回长美堂。我说这个时候已买不到车票了，要回，也得等明天再说。父亲说不用你管，自己会想办法。在他摁下电梯按钮的一瞬间，我知道不能再迟疑了，冲上前去，夺过他手中的包，将他拉进家里。父亲并没有强力拒绝，进门后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失声痛哭了起来。
　　这个被时光一点一点摧毁的老人，越来越像一个孩子了。我打算在父亲回长美堂之前，带他和他的三个孙子女——雨至、止言和微义，去一趟动物园。这些年来，父亲每到福州，游览动物园已成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
　　在动物园门口，我们听到一家长沙臭豆腐店传来高音喇叭广告：“来过长沙的人都知道，到了长沙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长沙……”止言接过广告，欢乐地叫起来，毛主席最爱吃长沙臭豆腐了。父亲听到这话，也毫无节制地大笑起来，欢乐无比，似乎完全忘记了昨日刚刚发生的不快。退化的光阴使得这个老人自甘屈尊，自觉与孩子们相处，也获得了领悟童趣的能力。但这不等于父亲可以帮忙看管孩子。有时我发现，孩子们还在，父亲已经走丢了。
　　父亲终于又回到了长美堂。但他没有因为这一次的不愉快事件，与我有情感上的隔阂。一个小孩，是不会对他眼中更小的小孩记恨的。让我不曾想到的是，不多久，父亲用他手中仅有的三万元积蓄对长美堂做了一次维修，将屋顶的木板和瓦片全部翻新一遍。父亲在电话里表示，希望我们三个兄弟都回家好好过个年。
　　今年春节，我提早两天回到了长美堂。除夕日，照例是在厝堂帮父亲布置新春氛围。这一次我爬到高处贴春联，父亲站着看，边看边说：“这次屋顶维修，用了最好的瓦片，不容易漏雨，长美堂可以再撑个八到十年，我走了以后，你们三个兄弟就轮流回来祭祖。”
　　我心里想，爸爸，待你走后，你不也就是长美堂的神灵了嘛。
　　贴好春联，父亲开始动手贴“当兵光荣”。
　　这回轮到我站着看。
　　在“长美堂”三个字的下面，父亲没有将旧的毛主席像揭下来，而是将新的覆盖上去。画像两边新添了一副对联：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天气晴朗。阳光沿着屋檐斜斜披下，落在厝堂的地板上。借着明亮的光线，我看见这张毛主席像比以往见过的任何一张都来得形象丰满，肤质新鲜，面色滋润，仿佛散发着盛世的光泽。
　　我蓦地一惊。
　　长美堂上的神灵与时俱进，而堂下的那个供奉者，已无可挽回地走向生命的荒芜了。
　　作者简介：
　　曾念长，文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研究、批评与创作，著有《断裂的诗学》《中国文学场》等。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