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不少国家的女政治家成为国家领导人，有女权主义者认为，21世纪女性将彻底翻身，这种观点过于乐观，女性政治家的上台很难改变以男性为主的世界政治特性，也没有真正提升女性的根本利益。性别一直作为政治的潜规则，女性被误读为不适合从政，而且女权主义者在女性的发展道路上也存在诸多分歧。用“翻身”来表示女性走上政治舞台并不太合适，因为女性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最终目的不是打倒男性。
　　
　　21世纪可能是“她”世纪吗
　　
　　近几个月来，不少国家的女政治家成为国家领导人。去年年底，瑟利夫当选利比里亚总统，成为这个国家和整个非洲的第一位女总统；几乎同时，默克尔在选举中获胜，诞生了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今年年初，南美国家智利也迎来了第一位女总统巴切莱特。美国早有传言，美国前第一夫人、民主党人希拉里将角逐下届总统选举，而美国第一位黑人女国务卿、共和党的赖斯竞选总统的呼声也很高，尽管她已拒绝参选。在日本，对修改皇室典范，认可女性天皇的讨论也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
　　针对这些现象，许多人都感觉到某种传统的政治文化正在变化，正如世界著名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评论的，“(这已经)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确，在政治领域，女性正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女性人数日益增加，由上世纪50年代的1位到60年代的3位，70年代的7位，80年代增加到11位，90年代则超过了20位。女性不断在政治上层现自己的才华，打破这个领域是男性独霸天下的局面。
　　对此，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随着妇女运动取得辉煌成就，女性将彻底翻身，21世纪将是“她”世纪，甚至有人断言，世界正在回到远古的母系时代，男性将让出自己的位置，由女性取而代之。对于这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女性政治家的上台是否改变了男性为主的世界政治特性?二是女性政治家能否真正给女性带来更多的利益?
　　
　　女性从政的路径单一
　　
　　毋庸讳言，最近当选的几位女性国家领导人都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瑟利夫发誓要让国家同充满战乱的过去“彻底决裂”，把青春和未来还给孩子们；默克尔则表示，要将更多有才华的女性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巴切莱特温柔的微笑在军界树立起威望，在选举期间，她和家庭主妇、渔民等普通选民亲切交流，“我会在乎你”的口号也获得了大批选民的支持。可以说，女性领导人正在把某种女性特征带入政坛。但是，冷静思考，会发觉这种女性特征并非诸多女性领导人获胜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女性在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借助家族势力。经由这条路径登上政治舞台的女性包括英迪拉·甘地、科拉松·阿基诺、格罗丽亚·阿罗约等。
　　曾担任印度总理长达15年之久的英迪拉·甘地是印度开国元勋尼赫鲁的女儿；1986到1992年任菲律宾总统的科·阿基诺是被马科斯独裁政权暗杀的反对党领导人贝尼尼奥·阿基诺的遗孀；阿罗约也是菲律宾前任总统之女。最典型的是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1959年，当时担任总理的所罗门·班达拉奈克遇刺身亡，次年，其夫人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在大选中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1994年，他们的女儿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当选斯里兰卡总理，不久又在总统大选中胜出。这些女政治家均出身名门，本人都接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超强能力。但如果没有家族声望，在那些常常视女性为男性附庸的国度，她们的才华和努力可能很难取得公众的认可。
　　二是以“铁娘子”的称号，从党派的基层岗位上逐步脱颖而出，比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等。对她们来说，性别可能是一种弱势，她们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政治生涯中饱受磨砺。正因为此，她们有意无意地同那些大众心目中的“女人味”拉开距离，向“男子汉大丈夫”靠拢，甚至有时对女权主义嗤之以鼻。例如，对规定女性在政府和议会中应有的最低比例问题，撒切尔夫人就认为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从这两类女性上台的途径看，女性特征非但不是成功的积极因素，反而时常成为不利条件。而且，她们也没有改变以男性特征为主的政治特性，比如权力、军事、安全乃至战争依然是主旋律。更关键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类女性领导人并没有改变女性地位，也没有完全提升女性的根本利益。比如，阿基诺担任菲律宾总统后，曾努力寻求大地主和农场主的支持，并未顾及大量女性农民的地位和利益，致使大量妇女在社会里进一步被边缘化。撒切尔夫人推行的自由竞争政策也致使大量女性陷入贫困。
　　当然，女性从政还有第三种途径，即女性通过解决社会问题走向权力巅峰。这些女政治家大多来自欧洲，比如曾三任挪威首相的格罗·布伦特兰，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等。她们一直致力于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维护人权、保障妇女权益等公益事业，为此，她们赢得了民众的广泛信任。与前两类女政治家相比，她们无须改变被认为是女性特征的东西。然而，由于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突出，有些还被人视为“小国”或“弱国”，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又常被认为是妻子、母亲形象在政治生活中的延伸，这无形中加剧了某些人对女性是否能提升国家地位、是否能成为大国领导人、是否能在国家的命运生死攸关的领域确保国家安全的疑虑，反而强化那种“女性若要在政治领域中干番大事业，就要变成‘准男子’，并将女性的利益置之度外”的印象。
　　
　　女性要成为政治主流还很难
　　
　　作为一个群体，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女性远未进入政治的主流。一方面，女性参与国家内政外交的决策和管理还是一种罕见的现象，每有女性参选或当选，各大媒体便争相报道，这在一个侧面说明“物以稀为贵”的事实。另一方面，在许多国家，大多数女性仍然在遭受着种种歧视，甚至还有许多女性仍苦苦地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当前，世界政坛上越来越多地出现女性身影，似乎让人看到女性走出困境、翻身做主人的希望，但实际上却并不意味着作为群体的女性的利益能够自然而然得到维护。
　　更关键的是，性别是政治的潜规则。通常在人们看来，政治被看成是对权力的角逐，而权力意味着人对人的控制。在人对人控制中，刚毅、强硬，果敢、冷血算计等品质受到青睐，而这些都同男性联系在一起。几千年来，政治一直是由男性来从事的，女性则最好在家庭中生儿育女、料理家务。在古希腊，女性一直被关在城邦政治的门外；近代以来，一些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曾公开表现出对女性的敌意，比如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论述“国家怎样因为女性而灭亡”；卢梭在《爱弥尔》中，主张把女性培养成精心侍奉男子的贤妻良母，而不是国家的全权公民。中国也常把政治家的某些软弱行为讥讽为“妇人之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女性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直到1893年，世界上才出现了第一个给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新西兰；1945年，联合国的51个创始国中，只有30个国家的女性享有选举权，到现在，个别国家的女性拥有基本政治权利还依然是一种奢望。
　　另外，众多女权主义者在女性的发展道路上也存在诸多分歧。比如，有的主张男女之间的绝对平等，男性能做的，女性也能做到；有的则认为，改变当前女性受歧视的现状即可。这种分歧对女性发展也造成消极的影响。
　　其实，政治领域中真正的男女平等，不仅意味着女性能够与男性在权利与机会均等的原则下，担任重要的公职，而且要让女性的关切被提上处理内政外交的议事日程。同时，所谓的男性和女性特征不再被划分出尊与卑、优与劣的等级，它们应当被看成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任何政治家都必须具备的、同样重要的品格。达到这种程度，女性可能才算真正大“翻身”吧，不过，那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当然，用“翻身”来表示女性走上政治舞台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女性与男子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最终目的不是打倒男性，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而是要让男女结成平等的伙伴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推广到各种不同的人群和国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