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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主义文学除了如实地反映作家生活外，还描写平凡人的困苦生活。在作家正宗白鸟的《尘埃》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在日常生活的危机中得以演绎。主人公小野在被倦怠和疲劳日渐腐蚀的现实中，丧失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任由命运的摆布。而这种时代病人，正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陷入虚无倾向后的颓废现状。因此，解析作品中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有助理解明治末期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
关键词：《尘埃》 知识分子 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广津和郎说：“生活者之中，既有所谓的积极的生活者，也有消极的生活者。没有人教授消极的生活者的深奥，而是强烈地让别人感受到。”在《尘埃》中，正宗白鸟描写了极其普通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寂寞日常生活。这是一篇以二十五岁报社年轻校正的视角，来讲述从事校正工作三十多年的五十多岁小野道吉的故事。小野老人多子嗣、生活困苦。他对生活没有远大理想，在平凡而又艰辛的生活中，不断消耗着自身的能量。为了消解内心的寂寞，他通过学习能乐来充实自己。但生活的磨难已使他失去主张任何权利的能力，在公司也成为被同事遗忘的人。在这部作品中没有重大事件的描写，更没有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危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困顿形象得以呈现。
一
正宗白鸟自1904年11月在《新小说》上发表《寂寞》以后，经过蛰伏的1905年，1906年开始他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宗白鸟2月在《新小说》上发表《破调平调》、8月在《早稻田》上发表《二楼的窗》、9月在《新小说发表》上发表《旧友》、10月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俩家族》、11月在《趣味》上发表《近松会》。1907年1月在《新小说》上发表《丑妇》。正是这些不引人注目的作品，使正宗白鸟作为小说家开始被人们认可。
正宗白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与《趣味》的同人甚有渊源。在1906年和1907年的两年里，他连续在这一杂志发表文章。白鸟当时是《读卖新闻》的《周日文艺附录》栏目的主编。这个《文艺附录》具有和周刊文艺杂志类似的内容，因此有特殊的读者群。在1907年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盛行的同时，与《文章世界》、《早稻田文学》同为支配批评新文坛方向的据点之一。
1907年是一批有特色的新作家相继问世的一年。这年的1月铃木三重吉在《杜鹃》上发表《山彦》、2月正宗白鸟在《趣味》上发表《尘埃》、4月高浜虚子在《杜鹃》上发表《风流忏悔》、5月中村星湖在《早稻田文学》上发表《少年行》、同月新作家真山青果在《新潮》上发表《南小泉村》，引起文坛注目。这五部作品都提出了之前文坛未曾有的东西。正宗白鸟发表短篇小说《尘埃》时，时值二十九岁，正是他进入《读卖新闻》的第五个年头。这部作品因描写了在此之前没有的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而受到好评。他的作家地位，可以说也是因这一篇作品的发表而确立。
二
自然主义文学除了如实地反映作家生活外，还描写平凡人的艰难困苦生活。其中，作家正宗白鸟就通过小说刻画出众多生活困顿者的形象。相马御风认为白鸟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不太考虑人生意义的普通人”和“受过高等教育、自意识相当发达的所谓新时代的青年”两种。他认为属于前者的作品有《尘埃》、《阿久》、《两个家族》、《微光》等。这类作品中，作者描写了迫于眼前生活的压迫，逐渐丧失生活希望和兴趣的人们的悲哀。特别是在《尘埃》中，通过校正小野的形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碌碌无为生活者背后的无奈和凄凉。具体到作品中，消极的生活者形象又是如何体现的呢？以下将做一简单论述。
岁末将至，主人公小野道吉一边吸着难闻的烟草，一边呆呆地望着窗外。后想起曾经和小野一起喝一杯的约定。于是和小野下班后，一起走在银座的繁华街。
“星星如冰般闪烁，即便没风，触及皮肤间的空气如针刺般。街上聚集岁末的繁忙，充满活力。但是小野把头埋进沾有污垢的围巾中，无精打采地站立着，看上去何等寒酸，不合时宜。”进入一家又脏又狭小的餐馆后，我和小野老人对坐。“小野君在火盆上，搓着干枯的手背，或许是食素面包的结果，面色枯黄，目光浑浊，不知在看何处”。
通过对校正小野外在的描写，勾勒出一个饱受生活磨难的贫困者形象。在欢庆的岁末、在繁华的街道，更反衬出社会底层知识分子形象。在这场人生的飨宴中，自己拒绝参加，始终只能以旁观者的态度来审视。如果说寒酸的装扮，体现了小野生活困顿的话，那么他的精神世界在“我”看来是麻木、缺少神经的。即便在和“我”喝酒的过程中，小野依然和在报社一样，给人以丢了魂魄的错觉。因为生活的压迫，使小野丧失了抗争的能力，过多的生活磨难已使他精神麻木。只有喝过酒后，他才像重新注入了灵魂，获得了重生。这实际上代表了处于底层社会的人们无力改变自身状况，在现实生活中，逐渐丧失激情的普通生活者形象。痛苦越深，就越会变得麻木。孤独的小野老人也渴望与人交流，和“我”饮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通过对“我”的告白，揭示了碌碌无为的生活对人的摧残这一事实，小野老人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困顿生活者的人生方向。
作品中的“我”将满二十六岁，从事着校正工作。但“我”并不甘于现状，胸怀宏伟的抱负，但可在“我”入社三个月后，发觉记者工作背离了“我”的预期，并且当我意识到校正是没有前途的工作时，决心改行。在聊天过程中，发现小野老人也有着同样的人生经历：
“我以前也总是那么想，想着想着，时光飞快流逝。但是在想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值得期待，我们在总会有办法的自我安慰中度日。”
“但是，那样或许比较轻松。”
“开始的时候在波浪中勇往前行，后屡经波涛汹涌，反正实现不了，就随它去吧。变得随波逐流视而不见。即使在报社，也是波涛涌动。像我这样不能劈津斩浪的人，每次都是受到惊吓，手脚萎缩了。萎缩的结果就是导致碌碌无为而终。”
人生就是在一边想着“总会有办法”的自我安慰中度过。特别是在经历生活磨砺后，人逐渐变得麻木，连试图改变现状的力气都没有。只是顺应着命运前行。碌碌终老，这是消极生活者的悲哀。对此，伊藤整评价这部小说：“它的主题与其说是描写双重性格，倒不如说是描写平稳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悲剧。人生的希望和梦想，在重复无关紧要地日常的工作中，一点点地消失、破灭。而察觉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已变成连生存权利也没有的人。生存的意义，在时间的流逝，日常生活的反复中磨减，却无法抵抗。”碌碌无为的生活究竟使人走向何方？小野老人凄凉的晚年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人生方向。“我”作为自主独立的理想青年，讨厌被束缚，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而明治40年代的青年，当他们遭遇挫折，认清社会现实时，就越感到乏力的孤独感。或许这正是理想家的“我”和落魄的小野交流的重要原因。 困顿的生活使人丧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生活的乐趣。倘若无力改变现状，就只有无视现实，任由命运的自然发展。不能抵抗、不能逃避，这是生活者的最大悲哀。小野老人试图通过喝酒来麻痹自己的意识，进而减轻自己的烦恼。但马上又意识到，做父亲的不该喝酒，应省下钱给孩子们做春天的衣服。残酷的现实使他不能借由酒精逃避现实，但现实又是如此不堪重负、如此痛苦，但作为担负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人，不管自己的意志如何，都必须延续这无止境的残酷生活。由于小野不像津崎君那样可以毫无掩饰地发泄不满，只有通过学习谣曲发泄郁愤、忘记劳苦。当谈及谣曲，小野变得精神焕发起来。他虽然四五年前学过，却没有现场观看能剧的富余。他经常把往报社寄赠的《能乐》杂志带回去阅读，并当作唯一的乐趣。但是社里主张那是报社的财产，会一起出售给废品处，所以被禁止带回家。当“我”质疑小野为什么不主张自己的权利时，他答道：
“我要是有主张的气力还好。物价总是上涨，又添子嗣，束手无策。倘若以从五重塔跳下胁迫加薪的话，社里会立刻还击：如果有不满，不干也没关系。简直就象被雷击的心情。总之，像我这样无能之人，如果不被报社需要，即便在社会也是无用之人。我就会反过来想，活着就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是怜恤。”
艰难的生活已使他的棱角磨平，以致丧失了主张自己权利的能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对人的摧残，但更重要地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弱者形象。他们看似性格柔顺、温和，但这正是弱者的处事之道。尽管他们对现实生活也心存不满，但他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因为家庭责任等原因，他们又不能逃避，只能以调和的方式，默默地承受现实的痛苦。同时这种调和的处事方式或许和作者正宗白鸟的记者身份有关。进入报社后的正宗白鸟以敏锐的眼光审时度势，新闻记者般特有的圆滑的处事原则或许也给作者些许提示。
三
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往往以自我的生活为创作原型，这部作品同样也折射出作家正宗白鸟的影子。这篇小说是以正宗白鸟所工作的《读卖新闻》编辑局的现实存在的人物作为原型的。当时的《读卖新闻》的校正席有居林诚孝、小野良风、小泽胜次郎三人。而本文就取材于第三人小泽胜次郎。不同于由资深记者降格到校正的前两人，小泽是从少年时代作为报社印刷工人培养起来的，而被提拔为校正的人物。他平时沉默寡言，很少大声说话。人规矩、子嗣多。他总是消极地说着“怎么会总是有办法的，反正大家都要死的”。工作时很少说话，但一喝酒，他就如注入灵魂般，变成了一个活泼的人，进而吐露出人生的不公及不满。
在作品中，白鸟描写了一个比现实生活中的小泽年长十多岁的小野的形象。底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在没有重大事件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演绎。作品形象地刻画出受生活摧残的弱者形象，这个生活的弱者在平凡而艰辛的生活中，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和美好希望。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他昔日的锋芒渐渐被磨平，同时又苦于无力改变现状，陷入虚无倾向。为了丰富自身的生活，更为了找寻生活的意义，小野老人通过学习能乐填补内心的空虚和寂寞。但由于自身懦弱的性格，亦或是消极的生活态度，使其越发丧失了行为能力，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从不主动思考，或者努力改变现状。最终，他甚至连主张自身权利的力量也丧失了，这不能不说是底层生活者的悲哀。但最为残酷的是，明明知道无力改变现状，但是还要重复着毫无希望的生活。
通过理想家的“我”和倦怠的生活者小野的对比，作品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残忍。比起“总会有办法的”的生活欲求，面前的黑暗现实、“卑微的放弃”和内在的“倦怠”都在把人生逼向绝望的边缘。在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如果没有反抗的能力，就只有顺从命运的安排，过着悲惨的生活。而这种人物的塑造和当时的颓废思潮是有着必然联系。本间久雄认为，“正宗白鸟的艺术和思想，总之所谓近代思潮，特别是在我国现在颓废思潮的漩涡中被酝酿出来。是有特色、意味深刻的产物。”小野这种时代病人，正反映了当时日本的颓废和堕落的现状。
作品中的小野既不能享乐，也没有理想，他无法苦闷，更不能积极地行动。在倦怠和疲劳日渐腐蚀的现实中，有白鸟描写的生活的真实。在所有层面上，逆来顺受的丑陋的生活正是白鸟试图描写的生活现实。
注释：本文关于《尘埃》中的译文均为笔者拙译。
参考文献：
[1] 吉田精一、浅井清编：《近代文学评论大系1 明治期Ⅰ》，角川书店，1971年版。
[2] 后藤亮：《正宗白鸟 文学与生涯》，思想社，1976年版。
[3] 相马庸郎：《日本自然主义论》，八木书店，1982年版。
[4] 伊藤整：《日本文坛史》（第七卷），讲坛社，1995年版。
[5] 柳田泉、胜本清一郎、猪野谦二编：《座谈会 明治、大正文学史5》，岩波现代文库，2000年版。
[6] 本间久雄、正宗白鸟：《新小说》，春阳堂书店，1909年版。
[7] 相马御风、正宗白鸟：《新潮》，新潮社，1912年版。
[8] 正宗白鸟：《尘埃》，《现代日本文学大系 16正宗白鸟》，筑摩书房，1969年版。
作者简介：高西峰，男，1978—，山东济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工作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尘埃》 知识分子 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广津和郎说：“生活者之中，既有所谓的积极的生活者，也有消极的生活者。没有人教授消极的生活者的深奥，而是强烈地让别人感受到。”在《尘埃》中，正宗白鸟描写了极其普通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寂寞日常生活。这是一篇以二十五岁报社年轻校正的视角，来讲述从事校正工作三十多年的五十多岁小野道吉的故事。小野老人多子嗣、生活困苦。他对生活没有远大理想，在平凡而又艰辛的生活中，不断消耗着自身的能量。为了消解内心的寂寞，他通过学习能乐来充实自己。但生活的磨难已使他失去主张任何权利的能力，在公司也成为被同事遗忘的人。在这部作品中没有重大事件的描写，更没有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危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困顿形象得以呈现。
一
正宗白鸟自1904年11月在《新小说》上发表《寂寞》以后，经过蛰伏的1905年，1906年开始他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宗白鸟2月在《新小说》上发表《破调平调》、8月在《早稻田》上发表《二楼的窗》、9月在《新小说发表》上发表《旧友》、10月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俩家族》、11月在《趣味》上发表《近松会》。1907年1月在《新小说》上发表《丑妇》。正是这些不引人注目的作品，使正宗白鸟作为小说家开始被人们认可。
正宗白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与《趣味》的同人甚有渊源。在1906年和1907年的两年里，他连续在这一杂志发表文章。白鸟当时是《读卖新闻》的《周日文艺附录》栏目的主编。这个《文艺附录》具有和周刊文艺杂志类似的内容，因此有特殊的读者群。在1907年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盛行的同时，与《文章世界》、《早稻田文学》同为支配批评新文坛方向的据点之一。
1907年是一批有特色的新作家相继问世的一年。这年的1月铃木三重吉在《杜鹃》上发表《山彦》、2月正宗白鸟在《趣味》上发表《尘埃》、4月高浜虚子在《杜鹃》上发表《风流忏悔》、5月中村星湖在《早稻田文学》上发表《少年行》、同月新作家真山青果在《新潮》上发表《南小泉村》，引起文坛注目。这五部作品都提出了之前文坛未曾有的东西。正宗白鸟发表短篇小说《尘埃》时，时值二十九岁，正是他进入《读卖新闻》的第五个年头。这部作品因描写了在此之前没有的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而受到好评。他的作家地位，可以说也是因这一篇作品的发表而确立。
二
自然主义文学除了如实地反映作家生活外，还描写平凡人的艰难困苦生活。其中，作家正宗白鸟就通过小说刻画出众多生活困顿者的形象。相马御风认为白鸟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不太考虑人生意义的普通人”和“受过高等教育、自意识相当发达的所谓新时代的青年”两种。他认为属于前者的作品有《尘埃》、《阿久》、《两个家族》、《微光》等。这类作品中，作者描写了迫于眼前生活的压迫，逐渐丧失生活希望和兴趣的人们的悲哀。特别是在《尘埃》中，通过校正小野的形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碌碌无为生活者背后的无奈和凄凉。具体到作品中，消极的生活者形象又是如何体现的呢？以下将做一简单论述。
岁末将至，主人公小野道吉一边吸着难闻的烟草，一边呆呆地望着窗外。后想起曾经和小野一起喝一杯的约定。于是和小野下班后，一起走在银座的繁华街。
“星星如冰般闪烁，即便没风，触及皮肤间的空气如针刺般。街上聚集岁末的繁忙，充满活力。但是小野把头埋进沾有污垢的围巾中，无精打采地站立着，看上去何等寒酸，不合时宜。”进入一家又脏又狭小的餐馆后，我和小野老人对坐。“小野君在火盆上，搓着干枯的手背，或许是食素面包的结果，面色枯黄，目光浑浊，不知在看何处”。
通过对校正小野外在的描写，勾勒出一个饱受生活磨难的贫困者形象。在欢庆的岁末、在繁华的街道，更反衬出社会底层知识分子形象。在这场人生的飨宴中，自己拒绝参加，始终只能以旁观者的态度来审视。如果说寒酸的装扮，体现了小野生活困顿的话，那么他的精神世界在“我”看来是麻木、缺少神经的。即便在和“我”喝酒的过程中，小野依然和在报社一样，给人以丢了魂魄的错觉。因为生活的压迫，使小野丧失了抗争的能力，过多的生活磨难已使他精神麻木。只有喝过酒后，他才像重新注入了灵魂，获得了重生。这实际上代表了处于底层社会的人们无力改变自身状况，在现实生活中，逐渐丧失激情的普通生活者形象。痛苦越深，就越会变得麻木。孤独的小野老人也渴望与人交流，和“我”饮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通过对“我”的告白，揭示了碌碌无为的生活对人的摧残这一事实，小野老人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困顿生活者的人生方向。
作品中的“我”将满二十六岁，从事着校正工作。但“我”并不甘于现状，胸怀宏伟的抱负，但可在“我”入社三个月后，发觉记者工作背离了“我”的预期，并且当我意识到校正是没有前途的工作时，决心改行。在聊天过程中，发现小野老人也有着同样的人生经历：
“我以前也总是那么想，想着想着，时光飞快流逝。但是在想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值得期待，我们在总会有办法的自我安慰中度日。”
“但是，那样或许比较轻松。”
“开始的时候在波浪中勇往前行，后屡经波涛汹涌，反正实现不了，就随它去吧。变得随波逐流视而不见。即使在报社，也是波涛涌动。像我这样不能劈津斩浪的人，每次都是受到惊吓，手脚萎缩了。萎缩的结果就是导致碌碌无为而终。”
人生就是在一边想着“总会有办法”的自我安慰中度过。特别是在经历生活磨砺后，人逐渐变得麻木，连试图改变现状的力气都没有。只是顺应着命运前行。碌碌终老，这是消极生活者的悲哀。对此，伊藤整评价这部小说：“它的主题与其说是描写双重性格，倒不如说是描写平稳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悲剧。人生的希望和梦想，在重复无关紧要地日常的工作中，一点点地消失、破灭。而察觉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已变成连生存权利也没有的人。生存的意义，在时间的流逝，日常生活的反复中磨减，却无法抵抗。”碌碌无为的生活究竟使人走向何方？小野老人凄凉的晚年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人生方向。“我”作为自主独立的理想青年，讨厌被束缚，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而明治40年代的青年，当他们遭遇挫折，认清社会现实时，就越感到乏力的孤独感。或许这正是理想家的“我”和落魄的小野交流的重要原因。 困顿的生活使人丧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生活的乐趣。倘若无力改变现状，就只有无视现实，任由命运的自然发展。不能抵抗、不能逃避，这是生活者的最大悲哀。小野老人试图通过喝酒来麻痹自己的意识，进而减轻自己的烦恼。但马上又意识到，做父亲的不该喝酒，应省下钱给孩子们做春天的衣服。残酷的现实使他不能借由酒精逃避现实，但现实又是如此不堪重负、如此痛苦，但作为担负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人，不管自己的意志如何，都必须延续这无止境的残酷生活。由于小野不像津崎君那样可以毫无掩饰地发泄不满，只有通过学习谣曲发泄郁愤、忘记劳苦。当谈及谣曲，小野变得精神焕发起来。他虽然四五年前学过，却没有现场观看能剧的富余。他经常把往报社寄赠的《能乐》杂志带回去阅读，并当作唯一的乐趣。但是社里主张那是报社的财产，会一起出售给废品处，所以被禁止带回家。当“我”质疑小野为什么不主张自己的权利时，他答道：
“我要是有主张的气力还好。物价总是上涨，又添子嗣，束手无策。倘若以从五重塔跳下胁迫加薪的话，社里会立刻还击：如果有不满，不干也没关系。简直就象被雷击的心情。总之，像我这样无能之人，如果不被报社需要，即便在社会也是无用之人。我就会反过来想，活着就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是怜恤。”
艰难的生活已使他的棱角磨平，以致丧失了主张自己权利的能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对人的摧残，但更重要地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弱者形象。他们看似性格柔顺、温和，但这正是弱者的处事之道。尽管他们对现实生活也心存不满，但他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因为家庭责任等原因，他们又不能逃避，只能以调和的方式，默默地承受现实的痛苦。同时这种调和的处事方式或许和作者正宗白鸟的记者身份有关。进入报社后的正宗白鸟以敏锐的眼光审时度势，新闻记者般特有的圆滑的处事原则或许也给作者些许提示。
三
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往往以自我的生活为创作原型，这部作品同样也折射出作家正宗白鸟的影子。这篇小说是以正宗白鸟所工作的《读卖新闻》编辑局的现实存在的人物作为原型的。当时的《读卖新闻》的校正席有居林诚孝、小野良风、小泽胜次郎三人。而本文就取材于第三人小泽胜次郎。不同于由资深记者降格到校正的前两人，小泽是从少年时代作为报社印刷工人培养起来的，而被提拔为校正的人物。他平时沉默寡言，很少大声说话。人规矩、子嗣多。他总是消极地说着“怎么会总是有办法的，反正大家都要死的”。工作时很少说话，但一喝酒，他就如注入灵魂般，变成了一个活泼的人，进而吐露出人生的不公及不满。
在作品中，白鸟描写了一个比现实生活中的小泽年长十多岁的小野的形象。底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在没有重大事件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演绎。作品形象地刻画出受生活摧残的弱者形象，这个生活的弱者在平凡而艰辛的生活中，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和美好希望。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他昔日的锋芒渐渐被磨平，同时又苦于无力改变现状，陷入虚无倾向。为了丰富自身的生活，更为了找寻生活的意义，小野老人通过学习能乐填补内心的空虚和寂寞。但由于自身懦弱的性格，亦或是消极的生活态度，使其越发丧失了行为能力，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从不主动思考，或者努力改变现状。最终，他甚至连主张自身权利的力量也丧失了，这不能不说是底层生活者的悲哀。但最为残酷的是，明明知道无力改变现状，但是还要重复着毫无希望的生活。
通过理想家的“我”和倦怠的生活者小野的对比，作品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残忍。比起“总会有办法的”的生活欲求，面前的黑暗现实、“卑微的放弃”和内在的“倦怠”都在把人生逼向绝望的边缘。在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如果没有反抗的能力，就只有顺从命运的安排，过着悲惨的生活。而这种人物的塑造和当时的颓废思潮是有着必然联系。本间久雄认为，“正宗白鸟的艺术和思想，总之所谓近代思潮，特别是在我国现在颓废思潮的漩涡中被酝酿出来。是有特色、意味深刻的产物。”小野这种时代病人，正反映了当时日本的颓废和堕落的现状。
作品中的小野既不能享乐，也没有理想，他无法苦闷，更不能积极地行动。在倦怠和疲劳日渐腐蚀的现实中，有白鸟描写的生活的真实。在所有层面上，逆来顺受的丑陋的生活正是白鸟试图描写的生活现实。
注释：本文关于《尘埃》中的译文均为笔者拙译。
参考文献：
[1] 吉田精一、浅井清编：《近代文学评论大系1 明治期Ⅰ》，角川书店，1971年版。
[2] 后藤亮：《正宗白鸟 文学与生涯》，思想社，1976年版。
[3] 相马庸郎：《日本自然主义论》，八木书店，1982年版。
[4] 伊藤整：《日本文坛史》（第七卷），讲坛社，1995年版。
[5] 柳田泉、胜本清一郎、猪野谦二编：《座谈会 明治、大正文学史5》，岩波现代文库，2000年版。
[6] 本间久雄、正宗白鸟：《新小说》，春阳堂书店，1909年版。
[7] 相马御风、正宗白鸟：《新潮》，新潮社，1912年版。
[8] 正宗白鸟：《尘埃》，《现代日本文学大系 16正宗白鸟》，筑摩书房，1969年版。
作者简介：高西峰，男，1978—，山东济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工作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