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中高考改革方案，降低中高考英语分值、提高语文分值，重点高中名额向一般中学倾斜等成为方案的亮点。
北京市调整中考学科设置、分值比重、命题内容，突出考查学科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其中，语文学科将突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基础性重要地位，注重语文试题同其他课程、同生活实践的联系，注重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考查。2016年起语文卷总分值由120分增至150分。
以北京市为先导，中国高考改革大幕将拉开。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接受《中关村》杂志记者的采访，就高考改革所引发的国内教育热点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中关村》：此次北京中高考改革方案是在什么大背景下开展的？
程方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全国教育改革。相信此次会议结束，基于全国范围的高考改革方案将向全社会发布。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国家在教育部和国务院设立了专门的咨询委员会和专家咨询机构，又在一些地方搞了大规模的教育实验。自2000年以后，北京就在教育改革领域做了不断的深入研究，为此次中高考改革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高考历来是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全国会议上的重点议题。可以说，北京这次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
《中关村》：既然是经过教育界做了深入的研究，那么，此次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程方平：在我看来有几个方面。首先，高考是评价和选拔人才相对比较公平的一种方式，这样一个方式要坚持，就要不断地完善。完善高考制度不仅要从招生层面考虑，还要从内容和形式上做到更具人性化，让人才培养与社会现实环境相适应。
在形式上，原来高考只考三个大的科目，今后将不再局限于高考时的成绩，评价范围将被延展，会考成绩和学生参与社会服务的评价，以及反映学生动手实干能力的信息都可能被作为高考成绩的参考指标。
另外，还有外语科目的改革。社会上认为这次外语改革比较突然，其实在教育界，这个问题已经被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将一门外语纳入国家重点水平考试的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将语言（母语学习）、数学和科学作为重点考试科目，而我们是将语文、数学和外语放在突出位置，三门学科都是工具，而且外语的负担较重，形成了一种不太理智的高强度的全民外语学习氛围。这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所以，将外语考试转变成为类似于计算机社会考试的形式，是符合教育发展趋势的。
《中关村》：全国高考改革方案迟迟尚未公布，北京这次中高考改革无疑起到了一个投石问路的结果，您对此次改革持什么样的看法？
程方平：我持赞成态度。整个社会都认为高考是指挥棒，我不这么认为。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高考压力是个幌子》。我认为中国教育问题不仅出现在考试层面，更深层次的问题存在于教学和教育评价层面。教学方法是偏重老师教，还是学生学，这方面的分歧比较大。其实，社会关注的教育问题有很多，例如考试出题是否科学，有无区分度等。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是招生公开和制度诚信问题。其实，高考是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的，但人们往往将其混为一谈。
那么，高考改革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是否就意味着中小学教育跟着向前走了一步？我认为二者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高考改革只是一个引子，后边必须要跟上教育教学改革，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改革。所以，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和学界，不要把所有希望都集中在某一项改革上，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系统工程。高考向前推进了，教学也要随之改善，社会方方面面要去配合。我认为北京市带了一个好头，引发了大家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当然，北京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各地情况不同，外语内容不一样。现在问题是太过于大一统。
《中关村》：虽然高校每年都在扩招，但在以高考为目标的高强度学习下，中学生迫切地想要找到情绪的发泄口，当无处发泄时，悲剧就发生了。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程方平：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不是考试制度，而是教学问题。以高中数学为例，一个高中生要学习超越学龄的很多课程如微积分，这些知识他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而且国内数学的教育难度不是突出数学的根本原理和方法，而是陷进了偏爱偏题和怪题的漩涡中。国外的数学教材从难度上要小很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进行科学的探索。我们曾经做过分析，这种简单的教育内容并没有忽略数学里最重要的方法、公式、公理。而我们偏重于搞偏题、怪题，难的不是地方，反而导致有些数学系研究生的论文里出现了基本原理错误。
中国是一个数学古国，有很好的独有的教学方法，但我们在教学侧重点和教学方法上走偏了，让很多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害怕数学，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大学、研究生阶段。
《中关村》：在您看来，语文考试应该侧重考察通识教育，还是实用能力的提升？
程方平：这里强调一个大前提：中国人首先应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我们很多学生了解美国比了解中国和自己的家乡要多得多。中国要想走自己的道路，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语文改革是一种导向，让学生开始关注自己的文化传统。
我与北京教育考试院老师交流的时候，他们认为语文改革并不是侧重考察具体的知识点，他们希望看到学生在语文实用能力和思想表达上的提升。例如阅读法律文件或合同，写说明书或宣传稿，这些都属于语文的实用能力。还有一种是思想表达能力，表现为考试中的主观题，给一个评语，学生按照自己的思想来论述等。北京市考试大纲出来以后，会有一些具体规定，教学大纲应该也会有所调整。
《中关村》：最近几年，社会上热议，高考要放弃“教招考”一体化思路，对此您的态度是？国外“宽进严出”的教育理念是否适用于中国？
程方平：此次中高考改革方案有一些进步的教育理念在其中。例如，外语被纳入社会考试范畴，考试成绩在几年之内都有效。但是，现有的教育制度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国外大学采取学分制，学生中途可以休学去打工、创业，只要最后学完学校的课程，学分就有效。但在中国实施这种制度有难度。另外，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开放的、学习型社会。很多教育专家提倡，教育制度要向这方面去努力，包括高中会考成绩，也应该作为高考成绩的重要参照等。 “宽进严出”是一个重要的推进，门槛很低，但“严出”是把质量关的。国外教育的“严出”与中国教育“严出”不同。国内高校教育受年限限制，大学四年就必须毕业，四年里学生有什么困难都得坚持。国外高等教育阶段，有的学生可能会用十年时间读完，中间几年时间里都在工作，这种“宽进严出”比较人性化，尊重学生个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而中国高等教育，让很多人不适应，一批大学生中途退学，不一定是智力问题，也可能涉及经济问题、个人情绪和状态等。所以，目前教育界也在考虑，应该从何处着手建立一个更具人性化的现代高校教育制度。
《中关村》：如今，互联网上盛行一种舆论，北京中高考改革，将语文分值提升至150分，是对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不自信，这种观点有何片面性？
程方平：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直以来，我国语文教育衍伸的还是中文，但里边表现的内容，很多属于机械化的内容。这样一来，对一个民族在文化意义上的存在，就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已经存在了一百年的时间。对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民族来讲，应该及时纠正。基于此，北京市对语文高考做了一些调整，有这方面的考量在其中。我认为，一个民族不自信源于不自知；如何由不自知转变到自知，就要靠教学和国家的意识导向。并非像网上所说，因为不自信，所以要加强语文考试的比重。
中国自古至今，还是有一些独树一帜的能够启发人们创造思维的哲学、数学、医学、艺术，甚至在国家管理领域，也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都被国外借鉴去了，而在国内，传统文化在教材里的分量少之又少。
北京将语文考试分值提高了五十分，并不能对这一问题做根本性的扭转，还是要靠我们对整个问题做更深层面的把握。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人要“自觉、自信、自强”，我认为前面要再加一个“自知”，我们的教育和文化如果没有自知，自信自强也将无从谈起。
《中关村》：从北京高考改革方案中可以看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基础性重要地位。那么，要想让全民熟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将这一文化与生活实践相联系，还有哪些重要途径可以参考？
程方平：要想提升全民传统文化素养，就要将传统文化学习变成一种社会的风气，让语文学习有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近些年来，很多人在从事传统文化的传播，但他们制作的内容容易让人片面地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事实上，这些只是传统文化里最基础的一些内容。我们要用发散的思维来看待这件事情。例如，在数学界，中国数学家吴文隽用中国数学的传统思维提出吴氏定理，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事实上，中国传统数学思维一直到清朝末年，都可以与西方的数学界平起平坐。但在国内的数学教学里，却鲜见中国数学的内容和方法。这就导致当前学数学的学生，很多人没有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素养。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传统文化的丢失，另一方面，让中国人失去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交流的资本。
我曾经做过统计，至少在五十个领域里，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产，而我们却将其生生地遗弃了。要想更充分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学校要努力调整教学内容，还包括媒体要多做宣传，博物馆等各种文化机构要做这方面的推进，形成一个社会学习的良好氛围。
历史文化是可以活用的，它的很多内容和方法是有益于世界和人类的发展的。我认为，在数理化等非语文学科中，应该加入中国学科历史内容，例如中国物理学史，中国化学史等，让我们的学生熟悉世界的发展规范的同时，了解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有哪些贡献。
另外，对一些已有的评价要再做仔细研究，例如科举制，中国一些学者经过研究发现，科举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中国公务员制度和文官制度所继承，有些人甚至说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唯一在制度层面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一个发明。但科举制在历史上被当作封资修的内容给丢掉了。一百年前，我们对文化的看法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角度，当时有其政治背景，但时代不同了，包括马克思、列宁以及毛泽东都提出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与人类历史文明相衔接，其中也包括中华文明。
中国人不能总等着再出一个“李约瑟”才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
《中关村》：学界认为，语言的多样性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但北京中高考改革方案中，将英语分值下降到100分，如果各地以此效仿，是否会对中国的全球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程方平：这一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英语分值的下调，并没有降低年轻一代学英语的热情，大家都认为英语是融入国际化的基础。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所谓的国际化，并不需要以全民应试教育为代价。例如，美国在国际化的时候，并没有要求所有人学中文，日本也没有全民学外语，韩国亦然。这些国家的国际化更多地是通过专业化的翻译机构来解决。
其次，全民学外语的成本确实太高。我们应该明白，国际化并非简单地等同于语言上的英语化，它不构成一个必然的国际关系。真正的国际化，是在一些全人类关注的共识层面有所认同，例如以人为本、公平公正、追求真理等。其中，也包括市场化，市场化的规范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次，英语转变为社会化考试的目的是让其更规范。中国不像某些国家，英语是官方语言，出现在工作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中国官方语言是中文，让所有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20多年时间里都在学习一门语言，未免强人所难。通过这次英语考试的变化，英语听说能力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暗含着一个明显的导向：哑巴英语有缺陷、是低效率的，真正高效的是听说读写。一个语言最常被用到的工具是听和说，而不是写。
《中关村》：目前，您在研究哪些课题？对中国教育改革有哪些启发意义？
程方平：我在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了三十年，研究领域涉猎教育史、教育情报、高等教育、比较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教育理论等。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任职。几十年来，通过一系列教育调查与实验，我发现中国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教学和日常教育评价等方面。举例来说，中国人学中文应该是一件易事，但实际上，效率非常低下。原因在于，我们沿用了西方的教育方法，却把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学习中文和历史的方法丢弃了。
我近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是，在中小学教育内容和方法上，要更多地借鉴中国的传统理念。我将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一个梳理，并提倡在教育的不同阶段，从小学到博士后，要学习与学龄相适应的传统文化知识。这就好比人体的器官，当所学与年龄不符时，就会与学习的初衷相排斥，从而引发学生的厌学情绪。
我建议，中国教育恢复传统的书院制度。历史上，中国书院是与西方大学几乎同时出现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从形式和内容上来看，中国书院比西方大学更具有开放性。但是，中国在废除科举制的同时，现代的大学开始代替中国书院出现在中国的教育历史上。胡适就曾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他还呼吁，保持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相结合，形成中国独有的一种教育模式。目前，中国大学存在很多问题，我们既没有像美国一些学校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也没有领会世界著名高校的教育精神。同时，我们还舍弃了自己特有的教育理念。我和几位同行对中国书院制度做了深入的研究，也做了一些实验，希望通过民间办书院的形式，推动书院文化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
一些外国学者对这样的探讨很感兴趣，他们善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为他们所用。但是，这些瑰宝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珍视。北京这次中高考改革给我们一个启示，不要盲目借鉴西方教育理念和制度，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有更优质的宝藏值得挖掘。
链接：
程方平，1956年生，祖籍浙江衢州，1981年研究生毕业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1988年曾创办中国科协教育与科普研究所、1992年创办私立华诚学校，任所长和总校校长；2003年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民主选举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2005年创办《学习报-教育世界》；2011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领域涵盖教育史、比较教育、教师教育、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中国书道、书院学等。著有《新师说》、《教育情报学简论》、《隋唐五代的儒学：前理学教育思想研究》、《辽金元教育史》等著作；主编有《中华文明史：教育卷》、《20世纪文库·教育卷》、《国外教育行政管理研究》等。现已完成的科研项目有张之洞《劝学篇》导读（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导读）、中国青少年状况调查点评等。
北京市调整中考学科设置、分值比重、命题内容，突出考查学科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其中，语文学科将突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基础性重要地位，注重语文试题同其他课程、同生活实践的联系，注重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考查。2016年起语文卷总分值由120分增至150分。
以北京市为先导，中国高考改革大幕将拉开。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接受《中关村》杂志记者的采访，就高考改革所引发的国内教育热点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中关村》：此次北京中高考改革方案是在什么大背景下开展的？
程方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全国教育改革。相信此次会议结束，基于全国范围的高考改革方案将向全社会发布。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国家在教育部和国务院设立了专门的咨询委员会和专家咨询机构，又在一些地方搞了大规模的教育实验。自2000年以后，北京就在教育改革领域做了不断的深入研究，为此次中高考改革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高考历来是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全国会议上的重点议题。可以说，北京这次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
《中关村》：既然是经过教育界做了深入的研究，那么，此次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程方平：在我看来有几个方面。首先，高考是评价和选拔人才相对比较公平的一种方式，这样一个方式要坚持，就要不断地完善。完善高考制度不仅要从招生层面考虑，还要从内容和形式上做到更具人性化，让人才培养与社会现实环境相适应。
在形式上，原来高考只考三个大的科目，今后将不再局限于高考时的成绩，评价范围将被延展，会考成绩和学生参与社会服务的评价，以及反映学生动手实干能力的信息都可能被作为高考成绩的参考指标。
另外，还有外语科目的改革。社会上认为这次外语改革比较突然，其实在教育界，这个问题已经被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将一门外语纳入国家重点水平考试的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将语言（母语学习）、数学和科学作为重点考试科目，而我们是将语文、数学和外语放在突出位置，三门学科都是工具，而且外语的负担较重，形成了一种不太理智的高强度的全民外语学习氛围。这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所以，将外语考试转变成为类似于计算机社会考试的形式，是符合教育发展趋势的。
《中关村》：全国高考改革方案迟迟尚未公布，北京这次中高考改革无疑起到了一个投石问路的结果，您对此次改革持什么样的看法？
程方平：我持赞成态度。整个社会都认为高考是指挥棒，我不这么认为。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高考压力是个幌子》。我认为中国教育问题不仅出现在考试层面，更深层次的问题存在于教学和教育评价层面。教学方法是偏重老师教，还是学生学，这方面的分歧比较大。其实，社会关注的教育问题有很多，例如考试出题是否科学，有无区分度等。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是招生公开和制度诚信问题。其实，高考是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的，但人们往往将其混为一谈。
那么，高考改革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是否就意味着中小学教育跟着向前走了一步？我认为二者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高考改革只是一个引子，后边必须要跟上教育教学改革，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改革。所以，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和学界，不要把所有希望都集中在某一项改革上，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系统工程。高考向前推进了，教学也要随之改善，社会方方面面要去配合。我认为北京市带了一个好头，引发了大家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当然，北京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各地情况不同，外语内容不一样。现在问题是太过于大一统。
《中关村》：虽然高校每年都在扩招，但在以高考为目标的高强度学习下，中学生迫切地想要找到情绪的发泄口，当无处发泄时，悲剧就发生了。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程方平：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不是考试制度，而是教学问题。以高中数学为例，一个高中生要学习超越学龄的很多课程如微积分，这些知识他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而且国内数学的教育难度不是突出数学的根本原理和方法，而是陷进了偏爱偏题和怪题的漩涡中。国外的数学教材从难度上要小很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进行科学的探索。我们曾经做过分析，这种简单的教育内容并没有忽略数学里最重要的方法、公式、公理。而我们偏重于搞偏题、怪题，难的不是地方，反而导致有些数学系研究生的论文里出现了基本原理错误。
中国是一个数学古国，有很好的独有的教学方法，但我们在教学侧重点和教学方法上走偏了，让很多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害怕数学，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大学、研究生阶段。
《中关村》：在您看来，语文考试应该侧重考察通识教育，还是实用能力的提升？
程方平：这里强调一个大前提：中国人首先应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我们很多学生了解美国比了解中国和自己的家乡要多得多。中国要想走自己的道路，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语文改革是一种导向，让学生开始关注自己的文化传统。
我与北京教育考试院老师交流的时候，他们认为语文改革并不是侧重考察具体的知识点，他们希望看到学生在语文实用能力和思想表达上的提升。例如阅读法律文件或合同，写说明书或宣传稿，这些都属于语文的实用能力。还有一种是思想表达能力，表现为考试中的主观题，给一个评语，学生按照自己的思想来论述等。北京市考试大纲出来以后，会有一些具体规定，教学大纲应该也会有所调整。
《中关村》：最近几年，社会上热议，高考要放弃“教招考”一体化思路，对此您的态度是？国外“宽进严出”的教育理念是否适用于中国？
程方平：此次中高考改革方案有一些进步的教育理念在其中。例如，外语被纳入社会考试范畴，考试成绩在几年之内都有效。但是，现有的教育制度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国外大学采取学分制，学生中途可以休学去打工、创业，只要最后学完学校的课程，学分就有效。但在中国实施这种制度有难度。另外，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开放的、学习型社会。很多教育专家提倡，教育制度要向这方面去努力，包括高中会考成绩，也应该作为高考成绩的重要参照等。 “宽进严出”是一个重要的推进，门槛很低，但“严出”是把质量关的。国外教育的“严出”与中国教育“严出”不同。国内高校教育受年限限制，大学四年就必须毕业，四年里学生有什么困难都得坚持。国外高等教育阶段，有的学生可能会用十年时间读完，中间几年时间里都在工作，这种“宽进严出”比较人性化，尊重学生个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而中国高等教育，让很多人不适应，一批大学生中途退学，不一定是智力问题，也可能涉及经济问题、个人情绪和状态等。所以，目前教育界也在考虑，应该从何处着手建立一个更具人性化的现代高校教育制度。
《中关村》：如今，互联网上盛行一种舆论，北京中高考改革，将语文分值提升至150分，是对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不自信，这种观点有何片面性？
程方平：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直以来，我国语文教育衍伸的还是中文，但里边表现的内容，很多属于机械化的内容。这样一来，对一个民族在文化意义上的存在，就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已经存在了一百年的时间。对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民族来讲，应该及时纠正。基于此，北京市对语文高考做了一些调整，有这方面的考量在其中。我认为，一个民族不自信源于不自知；如何由不自知转变到自知，就要靠教学和国家的意识导向。并非像网上所说，因为不自信，所以要加强语文考试的比重。
中国自古至今，还是有一些独树一帜的能够启发人们创造思维的哲学、数学、医学、艺术，甚至在国家管理领域，也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都被国外借鉴去了，而在国内，传统文化在教材里的分量少之又少。
北京将语文考试分值提高了五十分，并不能对这一问题做根本性的扭转，还是要靠我们对整个问题做更深层面的把握。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人要“自觉、自信、自强”，我认为前面要再加一个“自知”，我们的教育和文化如果没有自知，自信自强也将无从谈起。
《中关村》：从北京高考改革方案中可以看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基础性重要地位。那么，要想让全民熟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将这一文化与生活实践相联系，还有哪些重要途径可以参考？
程方平：要想提升全民传统文化素养，就要将传统文化学习变成一种社会的风气，让语文学习有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近些年来，很多人在从事传统文化的传播，但他们制作的内容容易让人片面地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事实上，这些只是传统文化里最基础的一些内容。我们要用发散的思维来看待这件事情。例如，在数学界，中国数学家吴文隽用中国数学的传统思维提出吴氏定理，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事实上，中国传统数学思维一直到清朝末年，都可以与西方的数学界平起平坐。但在国内的数学教学里，却鲜见中国数学的内容和方法。这就导致当前学数学的学生，很多人没有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素养。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传统文化的丢失，另一方面，让中国人失去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交流的资本。
我曾经做过统计，至少在五十个领域里，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产，而我们却将其生生地遗弃了。要想更充分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学校要努力调整教学内容，还包括媒体要多做宣传，博物馆等各种文化机构要做这方面的推进，形成一个社会学习的良好氛围。
历史文化是可以活用的，它的很多内容和方法是有益于世界和人类的发展的。我认为，在数理化等非语文学科中，应该加入中国学科历史内容，例如中国物理学史，中国化学史等，让我们的学生熟悉世界的发展规范的同时，了解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有哪些贡献。
另外，对一些已有的评价要再做仔细研究，例如科举制，中国一些学者经过研究发现，科举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中国公务员制度和文官制度所继承，有些人甚至说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唯一在制度层面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一个发明。但科举制在历史上被当作封资修的内容给丢掉了。一百年前，我们对文化的看法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角度，当时有其政治背景，但时代不同了，包括马克思、列宁以及毛泽东都提出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与人类历史文明相衔接，其中也包括中华文明。
中国人不能总等着再出一个“李约瑟”才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
《中关村》：学界认为，语言的多样性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但北京中高考改革方案中，将英语分值下降到100分，如果各地以此效仿，是否会对中国的全球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程方平：这一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英语分值的下调，并没有降低年轻一代学英语的热情，大家都认为英语是融入国际化的基础。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所谓的国际化，并不需要以全民应试教育为代价。例如，美国在国际化的时候，并没有要求所有人学中文，日本也没有全民学外语，韩国亦然。这些国家的国际化更多地是通过专业化的翻译机构来解决。
其次，全民学外语的成本确实太高。我们应该明白，国际化并非简单地等同于语言上的英语化，它不构成一个必然的国际关系。真正的国际化，是在一些全人类关注的共识层面有所认同，例如以人为本、公平公正、追求真理等。其中，也包括市场化，市场化的规范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次，英语转变为社会化考试的目的是让其更规范。中国不像某些国家，英语是官方语言，出现在工作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中国官方语言是中文，让所有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20多年时间里都在学习一门语言，未免强人所难。通过这次英语考试的变化，英语听说能力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暗含着一个明显的导向：哑巴英语有缺陷、是低效率的，真正高效的是听说读写。一个语言最常被用到的工具是听和说，而不是写。
《中关村》：目前，您在研究哪些课题？对中国教育改革有哪些启发意义？
程方平：我在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了三十年，研究领域涉猎教育史、教育情报、高等教育、比较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教育理论等。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任职。几十年来，通过一系列教育调查与实验，我发现中国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教学和日常教育评价等方面。举例来说，中国人学中文应该是一件易事，但实际上，效率非常低下。原因在于，我们沿用了西方的教育方法，却把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学习中文和历史的方法丢弃了。
我近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是，在中小学教育内容和方法上，要更多地借鉴中国的传统理念。我将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一个梳理，并提倡在教育的不同阶段，从小学到博士后，要学习与学龄相适应的传统文化知识。这就好比人体的器官，当所学与年龄不符时，就会与学习的初衷相排斥，从而引发学生的厌学情绪。
我建议，中国教育恢复传统的书院制度。历史上，中国书院是与西方大学几乎同时出现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从形式和内容上来看，中国书院比西方大学更具有开放性。但是，中国在废除科举制的同时，现代的大学开始代替中国书院出现在中国的教育历史上。胡适就曾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他还呼吁，保持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相结合，形成中国独有的一种教育模式。目前，中国大学存在很多问题，我们既没有像美国一些学校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也没有领会世界著名高校的教育精神。同时，我们还舍弃了自己特有的教育理念。我和几位同行对中国书院制度做了深入的研究，也做了一些实验，希望通过民间办书院的形式，推动书院文化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
一些外国学者对这样的探讨很感兴趣，他们善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为他们所用。但是，这些瑰宝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珍视。北京这次中高考改革给我们一个启示，不要盲目借鉴西方教育理念和制度，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有更优质的宝藏值得挖掘。
链接：
程方平，1956年生，祖籍浙江衢州，1981年研究生毕业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1988年曾创办中国科协教育与科普研究所、1992年创办私立华诚学校，任所长和总校校长；2003年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民主选举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2005年创办《学习报-教育世界》；2011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领域涵盖教育史、比较教育、教师教育、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中国书道、书院学等。著有《新师说》、《教育情报学简论》、《隋唐五代的儒学：前理学教育思想研究》、《辽金元教育史》等著作；主编有《中华文明史：教育卷》、《20世纪文库·教育卷》、《国外教育行政管理研究》等。现已完成的科研项目有张之洞《劝学篇》导读（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导读）、中国青少年状况调查点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