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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宿州市桃山集出了一个传奇式的抗日英雄，他叫孙象涵。抗战初期，他组织了“彭南游击队”，任大队长。其间，他带领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威名传扬苏鲁豫皖。他曾任八路军五纵队三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九旅副旅长，以后转入军工生产，担任新四军军工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机械工业部成套设备局局长。
除奸抗战威名传
1938年，苏皖北部交界处的萧、宿、铜、灵一带，活跃着一支组建不久的抗日武装——彭（城）南游击队，队长名叫孙象涵，他自幼上唇唇裂（兔唇），人称“孙豁子”。
不久，游击队便迅速发展到数十人。在研究作战行动时，大家认为如果没有汉奸为虎作伥，日军便耳目不灵，行动受制。因此，他们便决定首先从除奸开始。
1938年6月初，游击队获悉萧县九区皇藏乡西赵楼地主赵宗熹认贼作父，甘作汉奸，是个民族败类。他成立维持会，企图推行伪化统治，并扬言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捞回“失去”的18顷土地。乡亲们十分害怕，有人已从这一地区外逃。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地区被伪化，孙象涵决定铲除这个民族败类。
6月9日，赵宗熹带高四等人去萧县二区刘行村与县城的汉奸接头开会。得到消息后，孙象涵便带人沿路追寻。追至龙岗山口东，发现有一伙人正向龙岗山口走去，估计可能是赵宗熹一伙。为避免暴露，孙象涵和队员黄凤殿尾随其后赶到高庄。在高庄西头，看见赵宗熹等人在茶棚喝茶，孙象涵便过去打了个招呼，然后出庄过桥，在河西岸柳阴下休息。等赵出村过桥后，孙象涵等人起身和赵一起边走边聊起了家常。行至高庄、卯山之间，孙象涵突然从夹在胳肢窝的小棉袄里抽出短枪，首先将走在前面的高四击毙，反手又对准了赵宗熹。赵慌忙说：“孙先生，你怎么啦？”孙象涵大声说道：“你是汉奸，我代表人民处决你。”边说边开枪，将其击毙。几个随从一见吓得嚎叫着四处逃窜。孙象涵等人追到高粱地里，又打死1人。之后，他们向北经戴村向东撤退。
打死汉奸赵宗熹的消息立刻不胫而走，乡亲们高兴极了，都说打掉赵宗熹，铲除了地方一大祸害。
“孙豁子”的威名，也就从此传开了。
英雄首战鬼子兵
1938年7月1日，各路游击队汇集梅村，进行整编，孙象涵任二总队六支队第十八大队大队长。县工委负责人希望十八大队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掀起敌后抗日的高潮。于是，孙象涵的十八大队紧紧盯住了活动于官桥一带的日军。
官桥北依徐州城，南靠皇藏峪，距桃山有七八里地，是个紧靠铁路的大集镇。官桥边上的三铺车站，驻有一小队日本兵。他们经常三五个一伙，出来搜村索户，欺侮百姓。每次官桥逢集，他们必来游荡，捞油水，吃白食。孙象涵派人侦察到日军的活动规律后，认为三铺车站平时戒备森严，又有装甲车在铁路上游弋，难以强攻；而赶集倒是个好机会，容易得手，也便于隐蔽和撤退。
8月下旬，孙象涵派人多次侦察，完全掌握了日军赶官桥集的规律。25日，官桥逢集，孙象涵亲自挑选了熟悉官桥情况的7名队员，组成了一个精干的行动小组，并由军事素质较好的薛玉标、亢为德率领，装扮成赶集的农民，前往执行任务。他要求，在闹市中围歼敌人，不得伤害一个赶集的乡亲，更不能让敌人还击伤人。
当时正值夏秋之交，逢集日的官桥，瓜果大量上市，小摊子一个挨着一个，吆喝声不绝于耳。薛玉标等人扮成老百姓，有的用毛巾包着头，有的戴一顶破草帽，枪支或藏在篮子底下，或掖在腰间，随着赶集的群众一起涌向集镇。几个队员保持一段距离，一面装作买东西，一面互相递着眼色，暗传信号。不多一会儿，忽然人群骚动起来，就听有人说：“鬼子来了！”队员们抬头望去，只见4个日本兵身背三八大盖，摇摇晃晃地进了街。
过了一会，有3个日本兵在集市的南段围着一个卖桃的筐子蹲着拣桃。就近的薛玉标和亢为德立刻也围了上去。亢为德掏出短枪，对准其中一个的脑门就是一枪，那日本兵立刻瘫倒毙命，剩下两个惊慌地站起来要跑，亢为德抬起手又是一枪，打中了一个日本兵的后脑勺，薛玉标则向另一个背后斜射一枪，两个日本兵立即被击毙。街内枪声一响，街北头的那个日本兵见势不妙，忙随着慌乱的人群向北逃跑，另两名队员孙云汉、黄凤殿迅速追击。这个日本兵想从肩上卸下枪还击，孙黄二人双枪齐发，日本兵应声倒地。整个官桥集顿时炸开了锅！人们一面跑，一面高兴地喊着：“孙豁子来了！孙豁子来了！”游击队员们则带着缴获的4支三八式步枪、1支日式手枪及弹药扬长而去。
日军小队的头儿得到消息，气得七窍生烟，四处打听“孙豁子”是什么人，并发誓要抓到孙象涵，但孙象涵早就无影无踪了。日本兵便疯狂地放火烧了孙象涵的老家桃山。“孙豁子”的名声则越传越远了。
天兵天将显神威
日军要抓孙象涵，却根本找不到他的踪影。他忽东忽西，飘忽不定，出其不意地实施袭击，令日军大伤脑筋。群众见日本兵到处挨打，胆子也壮了，处处保护游击队。孙象涵和他的战友们如鱼得水，活动自如。
自从日军进入中国腹地以后，战线拉长，运输吃紧。桃山一带的日军为了保证津浦铁路大动脉畅通无阻，在铁路两侧加派了巡逻队，不时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耀武扬威地来回走动。孙象涵派出侦察兵，一连观察了好几天，摸清了情况，决定来个诱敌上钩，智取敌军。
此时刚交三伏，烈日炎炎，庄稼晒蔫了叶，田野里一片寂静。一天中午，津浦路一侧的土路上，忽然出现了一辆满载西瓜的马车。游击队战士薛玉标驾着车缓缓而行，两眼不住地前后观察。车子行驶一段，又折回头，就这样来回走着。孙象涵则带着游击队埋伏在路边一处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紧张地注视着马车，汗水已湿透了他们的衣裤，但他们紧攥着枪，严阵以待。正焦急时，一位队员小声说：“来了！”
果然，一小队日本兵出现在土路上，与马车相向而行，日本兵正走得口干舌焦，气喘吁吁，忽见前面有一车西瓜，高兴得叽里瓜拉喊起来。那些精心挑选的瓜，翠绿翠绿的，引得人垂涎欲滴。薛玉标佯装不见，赶车与日军擦肩而过。一个日本兵喊叫起来：“站住，西瓜的好吃。”薛玉标说：“不行，要到集上卖钱。”日军哪里肯依，紧跑几步上了车。他们一人抱住一个瓜，喊了声：“开路开路的。”马车一启动，有的日本兵便用刺刀挑开瓜，狼吞虎咽起来。孙象涵在高粱地里看得清清楚楚，“上钩了！”队员们暗暗叫好。
薛玉标仍不慌不忙地赶着马车走，嘴上还殷勤地说：“吃吧吃吧，太君的辛苦。”敌人没想到，马车正赶往的那片高粱地里，一双双眼睛正注视着他们。马车一过高梁地头，薛玉标向旁边一闪。游击队员们好像是天兵天将，突然将这队日军包围。这些日本兵一下懵了头。孙象涵大喝一声：“孙豁子在此，你们跑不了啦！”长枪短枪一齐开火，日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都一命呜呼了，尸体有的横卧在西瓜车上，有的滚落在地上，有的头耷拉在车帮上，有个日本兵手里还抓着一块没吃完的西瓜。
这出奇制胜的一仗，很快又在群众中传开了，他们议论说：“不知孙豁子从哪里钻出来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孙豁子”的名字越传越神了。
象涵设计卡敌喉
遭到游击队的两次奇袭，日军气得暴跳如雷，他们贴出悬赏告示，派出密探，妄图捉拿孙象涵。同时又抽调兵力死保津浦铁路，建碉堡，盖炮楼，架铁丝网，如临大敌一般。
孙象涵和他的十八大队正在山里休整，研究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夜深人静之时，一阵阵火车的汽笛声从山外清晰地传来，这些火车正不断地给日军运送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兵员。火车多跑一趟，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多一份灾难啊！“一定要卡住敌人的喉咙，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孙象涵找来干部商议如何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大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利用夜幕掩护，组织发动民工，扒掉四铺到桃山之间的铁路，让敌人变成瘸子和瘫子。
游击队在孙象涵带领下奔赴桃山一带，挨村发动群众，组织民工。一个黑如墨染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孙象涵指挥着几百民工，携带着抓钩、大镐、铁棍等破路工具，从高粱地里、从沟边小路悄悄向铁路靠近。夜深了，碉堡里的灯光也已熄灭，日本兵折腾了一天，正做着美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被高价悬赏捉拿的孙象涵这会儿已钻到了他们的眼皮底下。
到了铁路边，伏在铁路旁的民工便急不可耐地要上路，孙象涵低声断喝：“趴下！”话声刚落，一辆装甲巡逻车开过来了，探照灯在民工的头上乱晃了一阵，又轰轰隆隆地开走了。孙象涵便喊了声：“上！”几个队员敏捷地爬上电线杆，割掉了一里多路的电话线。与此同时，几百民工也跃上了铁路。他们一字儿排开，挥动工具开始了扒路战斗。孙象涵事先曾作交代，只推掉一边铁轨，然后在底下挖个半人深的坑。民工们虽不解其意，但干得认真。几百之众，无人说话，尽量不发出声响。一根根铁轨滑到路基下，一个个坑连成一道沟，孙象涵看看差不多了，立即组织撤退，路基上只剩下一条孤零零地轨道和一排散了架的枕木。
归来的路上，有个队员好奇地问：“怎么只推一边呢？”孙象涵笑笑说：“另一边让鬼子自己推。”这下，大家更莫名其妙了。
第二天，守备铁路的日军受到上级的责骂，要求他们赶紧恢复交通。他们抓来民工，强迫修路。开始，用麻袋装土往坑里填，填满后，才发觉一边轨道实，一边轨道虚，容易翻车。于是，赶紧把麻袋拖出来，直接垫泥土和石渣，一试验，还是填不实。折腾了一个星期，路还是没修好，军火、给养、兵员等运输中断，急得他们嗷嗷直叫。结果，他们只好自己把另一边轨道也推掉，重新夯实路基。津浦路的交通，足足被切断了两个星期。
前后夹击灭顽敌
孙象涵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名震乡里，来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部队不断壮大。1939年，十八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四大队（团建制），与胡炳云一大队协同作战。
这两支武装活动于灵北一带，被驻扎在泗县、灵璧一带的日军视为眼中钉。日军组成步骑兵联合部队，气势汹汹地朝冯庙扑来。
冯庙是灵北的一个重要集镇，八路军为抵御日军进攻，早在镇外建起寨墙，挖了壕沟。胡炳云与孙象涵商量决定，孙部以冯庙为依托固守阵地，拖住敌人；胡部则隐蔽起来，对外封锁消息，使敌人搞不清我军是一个大队还是两个大队。待四大队与日军战至胶着状态，一大队出其不意地从后面打击敌人。孙象涵带的部队还没打过阵地战，但战士情绪高昂，他们厉兵秣马，准备一场恶战。孙象涵在动员会上说：“我们一定要牢牢守住冯庙，不打远的打近的，杀他个片甲不留。”
日军趾高气扬地开到冯庙外围，开始向我进攻。他们先用小钢炮往镇里打，炮弹掀起的土块直往战士们身上砸，但战士们趴着不动，等待孙大队长下令。日军看到镇里没有动静，就端起刺刀，发起集团冲锋。机枪子弹密如雨点，朝四大队阵地射来。有的战士沉不住气了，举枪便要还击，孙象涵连忙喝住。日军越过壕沟，爬上寨墙，他们龇牙咧嘴的模样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孙象涵一举盒子枪，高喊一声“打！”早已憋了一肚子气的战士们立即开火，密集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冲在前面的日军即刻被消灭大半，剩下的连忙后撤。敌人并不甘心失败，调整兵力后又冲了上来。孙象涵抱定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意，远的不打近的打，稳稳守住阵地。战斗从早晨打到晌午，日军的几次冲锋都被打退，阵地前尸体横陈。此时，日军已饥肠辘辘，我军却以逸待劳。日军恼羞成怒，步兵骑兵蜂拥而上，发动总攻，刺刀寒光闪闪，一片狼嚎。孙象涵嘱咐战士们不要惊慌，上好刺刀，准备出击。日军刚冲到寨墙底下，胡炳云大队在敌军背后突然开火，打得日军一片片倒下。敌指挥官方知中计，连忙下令撤退，孙象涵命令打开寨门，四大队战士转守为攻，像放开闸门的洪水一样，排山倒海，勇猛异常。孙象涵跑在队伍的前头大喊：“看这些孬种往哪儿跑！”我军前后夹击，日军腹背受敌，乱作一团，被打得人马相踏，抱头鼠窜。这一仗，我军大获全胜。
孙象涵及四大队经过这一仗，变得更加成熟了。
诱敌深入歼日寇
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的一部挥师南下，新四军则向北推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把淮北淮南连成一片，建立幅员广大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牵制陇海、津浦沿线之敌，进而威胁宁沪。为保证南北胜利会师，韦国清率领两个团作北上佯攻山东态势，吸引敌人，于当年夏秋之间进军祁睢铜地区。孙象涵当时担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与二团同时参加了这一行动。
孙象涵率一团夜间行军，越海（州）郑（州）公路，经鹿马湖，顺利来到古黄河的黄汉营一带。
部队驻扎停当，便开始有目的地游动，故意暴露目标，以引起日军的注意。但一连数日，他们也没有发现日军的动静。“八一”建军节到了，部队准备召开庆祝大会，在空地上搭起了土台子，台上拉好了幕布。中午，战士们正在会餐，侦察员突然跑来报告：徐州的日军出动了，正向黄汉营扑来。孙象涵哈哈一笑：“我们正担心他不来呢，这送上门的节日礼物不能不收。”他撂下饭碗，向沙风副团长布置说：“赶快打电话，把各连拉上大堤，构筑工事掩体，作好战斗准备。”部署好兵力后，孙象涵与政委李浩然一起走上大堤，挖好掩体，建立了指挥所。待各营连进入预定地点，作好战斗准备后，孙象涵站在大堤上作战斗动员：“同志们，鬼子的头皮再硬，也碰不过子弹手榴弹，远的不打近的打，狠揍这些王八羔子。”
大堤下面是一片沼泽地，不一会儿，日军端着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大堤冲来。孙象涵吩咐战士们：“近些，再近些。”就在日军将要爬坡的当口，他大吼一声：“给我打！”顿时，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机枪子弹倾泻而出，敌人像草人一般纷纷倒下。日军指挥官气得直跳，命令用小钢炮攻击。密集的炮弹呼啸着落在大堤上，炸断的树枝、树叶直往战士身上掉。排炮过后，敌人又开始往上冲。战士们在孙象涵指挥下钻出掩体，从容镇定地投入战斗，把敌人又打了回去。就这样，从中午一直打到日落，日军丢下了一大片尸体，我军阵地则岿然不动，指战员基本没有伤亡。天色渐渐昏暗，孙象涵趴在工事前左等右等，不见敌人进攻。侦察员前来报告说，敌人已经溜了！
第二天，部队迅速返回皖东北，来到泗洪县。在黄克诚主持下，组建了八路军五纵队第三支队，张爱萍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孙象涵任副司令员。开完三支队成立誓师大会后，部队浩浩荡荡地向苏北实行战略转移。
聪颖过人一奇才
孙象涵不但是个文韬武略的儒将，而且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笔墨丹青原是他的本行。当年在桃山集教书时，他采集制作的动植物标本，精致美观，可与商务印书馆公开发售的相媲美。当乡长时，他还曾设计制造过木结构牛车，有闸、方向盘和车棚，还能自动解套。他以后又专攻工科，熟悉机械，办过工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身怀技艺而报国无门，终于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想法，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军旅生涯并未闲置下他一身的本事，军旅中处处都有他的用武之地：谁的钟表坏了，他能修好；枪炮有损，他整修如新；领导机关的无线电台出了故障，他手到病除；团里办的油印《挺进报》上，副刊的刊头和插图，也出自这位副司令员的手笔。皖南事变后，孙象涵被任命为新四军三师九旅副旅长，主管后勤工作，为部队建设服务。孙象涵任职后，果然取得了显著成绩。
九旅战士的手榴弹原来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后来孙象涵想方设法搞来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很快造出了木柄手榴弹，从此每个战士都能配四枚。
迫击炮经他改制，能打平射，提高了命中率和杀伤力。翻砂制造的炮架，外观与“洋炮”一样，还镌刻有“孙象涵监制”的字样。
部队枪支牌号杂乱，军工部无法统一配备刺刀。孙象涵仔细琢磨各类步枪的特点，造出了多种型号的刺刀，配发部队，大大加强了我军近战肉搏的威力。由于孙象涵的辛勤努力和创造性劳动，部队的武器装备更加整齐，部队战斗力和正规化建设也得到了加强。
孙象涵的聪明才智是多方面的，经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表现。九旅拉到苏北后，冬季即将来临，部队被服厂正加紧赶制棉袄。裁剪师傅用的是老办法，浪费较大。孙象涵想，部队供给紧张，布匹缺少，剪裁方法应当改进。于是，他自己设计图纸，画出裁剪样，结果一匹布可多做几套衣服。他继续深入钻研缝纫技巧，在帽子和绑腿制作上又有改进。以前做军帽用的是整布，孙象涵设计成由几块瓦布拼成的，这样便可以充分利用下脚布料，节省了开支。指战员的绑腿布原来很不一致，有长有短，颜色各异，孙象涵实施规范化生产，部队都用一样的绑腿布，军容更加整齐。
孙象涵在军工生产方面的卓越才能，受到新四军上下的一致好评。以后，他担任了新四军军工部长，潜心从事军工生产工作，成为新四军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弹指一挥间，20世纪已经过去，沧桑历尽，他已成为耄耋老人，可他雄风不减当年，身板硬实，整日奔波于豫皖苏鲁各地，忙着筹备建立萧宿铜灵烈士陵园。他要在烈士纪念碑群上刻上所有在萧宿铜灵县牺牲的烈士名字，以纪念跟着自己在腥风血雨中冲锋陷阵而牺牲的战友，同时也教育后人。如今，陵园就建在安徽宿州市著名风景区皇藏峪大门西侧的半山腰上，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原国防部长张爱萍都题了词。
2004年，孙象涵去世，但他的抗日威名以及与他名字相联系的许多传奇故事，至今仍然在豫皖苏鲁大地上流传。
除奸抗战威名传
1938年，苏皖北部交界处的萧、宿、铜、灵一带，活跃着一支组建不久的抗日武装——彭（城）南游击队，队长名叫孙象涵，他自幼上唇唇裂（兔唇），人称“孙豁子”。
不久，游击队便迅速发展到数十人。在研究作战行动时，大家认为如果没有汉奸为虎作伥，日军便耳目不灵，行动受制。因此，他们便决定首先从除奸开始。
1938年6月初，游击队获悉萧县九区皇藏乡西赵楼地主赵宗熹认贼作父，甘作汉奸，是个民族败类。他成立维持会，企图推行伪化统治，并扬言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捞回“失去”的18顷土地。乡亲们十分害怕，有人已从这一地区外逃。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地区被伪化，孙象涵决定铲除这个民族败类。
6月9日，赵宗熹带高四等人去萧县二区刘行村与县城的汉奸接头开会。得到消息后，孙象涵便带人沿路追寻。追至龙岗山口东，发现有一伙人正向龙岗山口走去，估计可能是赵宗熹一伙。为避免暴露，孙象涵和队员黄凤殿尾随其后赶到高庄。在高庄西头，看见赵宗熹等人在茶棚喝茶，孙象涵便过去打了个招呼，然后出庄过桥，在河西岸柳阴下休息。等赵出村过桥后，孙象涵等人起身和赵一起边走边聊起了家常。行至高庄、卯山之间，孙象涵突然从夹在胳肢窝的小棉袄里抽出短枪，首先将走在前面的高四击毙，反手又对准了赵宗熹。赵慌忙说：“孙先生，你怎么啦？”孙象涵大声说道：“你是汉奸，我代表人民处决你。”边说边开枪，将其击毙。几个随从一见吓得嚎叫着四处逃窜。孙象涵等人追到高粱地里，又打死1人。之后，他们向北经戴村向东撤退。
打死汉奸赵宗熹的消息立刻不胫而走，乡亲们高兴极了，都说打掉赵宗熹，铲除了地方一大祸害。
“孙豁子”的威名，也就从此传开了。
英雄首战鬼子兵
1938年7月1日，各路游击队汇集梅村，进行整编，孙象涵任二总队六支队第十八大队大队长。县工委负责人希望十八大队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掀起敌后抗日的高潮。于是，孙象涵的十八大队紧紧盯住了活动于官桥一带的日军。
官桥北依徐州城，南靠皇藏峪，距桃山有七八里地，是个紧靠铁路的大集镇。官桥边上的三铺车站，驻有一小队日本兵。他们经常三五个一伙，出来搜村索户，欺侮百姓。每次官桥逢集，他们必来游荡，捞油水，吃白食。孙象涵派人侦察到日军的活动规律后，认为三铺车站平时戒备森严，又有装甲车在铁路上游弋，难以强攻；而赶集倒是个好机会，容易得手，也便于隐蔽和撤退。
8月下旬，孙象涵派人多次侦察，完全掌握了日军赶官桥集的规律。25日，官桥逢集，孙象涵亲自挑选了熟悉官桥情况的7名队员，组成了一个精干的行动小组，并由军事素质较好的薛玉标、亢为德率领，装扮成赶集的农民，前往执行任务。他要求，在闹市中围歼敌人，不得伤害一个赶集的乡亲，更不能让敌人还击伤人。
当时正值夏秋之交，逢集日的官桥，瓜果大量上市，小摊子一个挨着一个，吆喝声不绝于耳。薛玉标等人扮成老百姓，有的用毛巾包着头，有的戴一顶破草帽，枪支或藏在篮子底下，或掖在腰间，随着赶集的群众一起涌向集镇。几个队员保持一段距离，一面装作买东西，一面互相递着眼色，暗传信号。不多一会儿，忽然人群骚动起来，就听有人说：“鬼子来了！”队员们抬头望去，只见4个日本兵身背三八大盖，摇摇晃晃地进了街。
过了一会，有3个日本兵在集市的南段围着一个卖桃的筐子蹲着拣桃。就近的薛玉标和亢为德立刻也围了上去。亢为德掏出短枪，对准其中一个的脑门就是一枪，那日本兵立刻瘫倒毙命，剩下两个惊慌地站起来要跑，亢为德抬起手又是一枪，打中了一个日本兵的后脑勺，薛玉标则向另一个背后斜射一枪，两个日本兵立即被击毙。街内枪声一响，街北头的那个日本兵见势不妙，忙随着慌乱的人群向北逃跑，另两名队员孙云汉、黄凤殿迅速追击。这个日本兵想从肩上卸下枪还击，孙黄二人双枪齐发，日本兵应声倒地。整个官桥集顿时炸开了锅！人们一面跑，一面高兴地喊着：“孙豁子来了！孙豁子来了！”游击队员们则带着缴获的4支三八式步枪、1支日式手枪及弹药扬长而去。
日军小队的头儿得到消息，气得七窍生烟，四处打听“孙豁子”是什么人，并发誓要抓到孙象涵，但孙象涵早就无影无踪了。日本兵便疯狂地放火烧了孙象涵的老家桃山。“孙豁子”的名声则越传越远了。
天兵天将显神威
日军要抓孙象涵，却根本找不到他的踪影。他忽东忽西，飘忽不定，出其不意地实施袭击，令日军大伤脑筋。群众见日本兵到处挨打，胆子也壮了，处处保护游击队。孙象涵和他的战友们如鱼得水，活动自如。
自从日军进入中国腹地以后，战线拉长，运输吃紧。桃山一带的日军为了保证津浦铁路大动脉畅通无阻，在铁路两侧加派了巡逻队，不时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耀武扬威地来回走动。孙象涵派出侦察兵，一连观察了好几天，摸清了情况，决定来个诱敌上钩，智取敌军。
此时刚交三伏，烈日炎炎，庄稼晒蔫了叶，田野里一片寂静。一天中午，津浦路一侧的土路上，忽然出现了一辆满载西瓜的马车。游击队战士薛玉标驾着车缓缓而行，两眼不住地前后观察。车子行驶一段，又折回头，就这样来回走着。孙象涵则带着游击队埋伏在路边一处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紧张地注视着马车，汗水已湿透了他们的衣裤，但他们紧攥着枪，严阵以待。正焦急时，一位队员小声说：“来了！”
果然，一小队日本兵出现在土路上，与马车相向而行，日本兵正走得口干舌焦，气喘吁吁，忽见前面有一车西瓜，高兴得叽里瓜拉喊起来。那些精心挑选的瓜，翠绿翠绿的，引得人垂涎欲滴。薛玉标佯装不见，赶车与日军擦肩而过。一个日本兵喊叫起来：“站住，西瓜的好吃。”薛玉标说：“不行，要到集上卖钱。”日军哪里肯依，紧跑几步上了车。他们一人抱住一个瓜，喊了声：“开路开路的。”马车一启动，有的日本兵便用刺刀挑开瓜，狼吞虎咽起来。孙象涵在高粱地里看得清清楚楚，“上钩了！”队员们暗暗叫好。
薛玉标仍不慌不忙地赶着马车走，嘴上还殷勤地说：“吃吧吃吧，太君的辛苦。”敌人没想到，马车正赶往的那片高粱地里，一双双眼睛正注视着他们。马车一过高梁地头，薛玉标向旁边一闪。游击队员们好像是天兵天将，突然将这队日军包围。这些日本兵一下懵了头。孙象涵大喝一声：“孙豁子在此，你们跑不了啦！”长枪短枪一齐开火，日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都一命呜呼了，尸体有的横卧在西瓜车上，有的滚落在地上，有的头耷拉在车帮上，有个日本兵手里还抓着一块没吃完的西瓜。
这出奇制胜的一仗，很快又在群众中传开了，他们议论说：“不知孙豁子从哪里钻出来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孙豁子”的名字越传越神了。
象涵设计卡敌喉
遭到游击队的两次奇袭，日军气得暴跳如雷，他们贴出悬赏告示，派出密探，妄图捉拿孙象涵。同时又抽调兵力死保津浦铁路，建碉堡，盖炮楼，架铁丝网，如临大敌一般。
孙象涵和他的十八大队正在山里休整，研究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夜深人静之时，一阵阵火车的汽笛声从山外清晰地传来，这些火车正不断地给日军运送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兵员。火车多跑一趟，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多一份灾难啊！“一定要卡住敌人的喉咙，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孙象涵找来干部商议如何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大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利用夜幕掩护，组织发动民工，扒掉四铺到桃山之间的铁路，让敌人变成瘸子和瘫子。
游击队在孙象涵带领下奔赴桃山一带，挨村发动群众，组织民工。一个黑如墨染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孙象涵指挥着几百民工，携带着抓钩、大镐、铁棍等破路工具，从高粱地里、从沟边小路悄悄向铁路靠近。夜深了，碉堡里的灯光也已熄灭，日本兵折腾了一天，正做着美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被高价悬赏捉拿的孙象涵这会儿已钻到了他们的眼皮底下。
到了铁路边，伏在铁路旁的民工便急不可耐地要上路，孙象涵低声断喝：“趴下！”话声刚落，一辆装甲巡逻车开过来了，探照灯在民工的头上乱晃了一阵，又轰轰隆隆地开走了。孙象涵便喊了声：“上！”几个队员敏捷地爬上电线杆，割掉了一里多路的电话线。与此同时，几百民工也跃上了铁路。他们一字儿排开，挥动工具开始了扒路战斗。孙象涵事先曾作交代，只推掉一边铁轨，然后在底下挖个半人深的坑。民工们虽不解其意，但干得认真。几百之众，无人说话，尽量不发出声响。一根根铁轨滑到路基下，一个个坑连成一道沟，孙象涵看看差不多了，立即组织撤退，路基上只剩下一条孤零零地轨道和一排散了架的枕木。
归来的路上，有个队员好奇地问：“怎么只推一边呢？”孙象涵笑笑说：“另一边让鬼子自己推。”这下，大家更莫名其妙了。
第二天，守备铁路的日军受到上级的责骂，要求他们赶紧恢复交通。他们抓来民工，强迫修路。开始，用麻袋装土往坑里填，填满后，才发觉一边轨道实，一边轨道虚，容易翻车。于是，赶紧把麻袋拖出来，直接垫泥土和石渣，一试验，还是填不实。折腾了一个星期，路还是没修好，军火、给养、兵员等运输中断，急得他们嗷嗷直叫。结果，他们只好自己把另一边轨道也推掉，重新夯实路基。津浦路的交通，足足被切断了两个星期。
前后夹击灭顽敌
孙象涵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名震乡里，来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部队不断壮大。1939年，十八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四大队（团建制），与胡炳云一大队协同作战。
这两支武装活动于灵北一带，被驻扎在泗县、灵璧一带的日军视为眼中钉。日军组成步骑兵联合部队，气势汹汹地朝冯庙扑来。
冯庙是灵北的一个重要集镇，八路军为抵御日军进攻，早在镇外建起寨墙，挖了壕沟。胡炳云与孙象涵商量决定，孙部以冯庙为依托固守阵地，拖住敌人；胡部则隐蔽起来，对外封锁消息，使敌人搞不清我军是一个大队还是两个大队。待四大队与日军战至胶着状态，一大队出其不意地从后面打击敌人。孙象涵带的部队还没打过阵地战，但战士情绪高昂，他们厉兵秣马，准备一场恶战。孙象涵在动员会上说：“我们一定要牢牢守住冯庙，不打远的打近的，杀他个片甲不留。”
日军趾高气扬地开到冯庙外围，开始向我进攻。他们先用小钢炮往镇里打，炮弹掀起的土块直往战士们身上砸，但战士们趴着不动，等待孙大队长下令。日军看到镇里没有动静，就端起刺刀，发起集团冲锋。机枪子弹密如雨点，朝四大队阵地射来。有的战士沉不住气了，举枪便要还击，孙象涵连忙喝住。日军越过壕沟，爬上寨墙，他们龇牙咧嘴的模样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孙象涵一举盒子枪，高喊一声“打！”早已憋了一肚子气的战士们立即开火，密集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冲在前面的日军即刻被消灭大半，剩下的连忙后撤。敌人并不甘心失败，调整兵力后又冲了上来。孙象涵抱定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意，远的不打近的打，稳稳守住阵地。战斗从早晨打到晌午，日军的几次冲锋都被打退，阵地前尸体横陈。此时，日军已饥肠辘辘，我军却以逸待劳。日军恼羞成怒，步兵骑兵蜂拥而上，发动总攻，刺刀寒光闪闪，一片狼嚎。孙象涵嘱咐战士们不要惊慌，上好刺刀，准备出击。日军刚冲到寨墙底下，胡炳云大队在敌军背后突然开火，打得日军一片片倒下。敌指挥官方知中计，连忙下令撤退，孙象涵命令打开寨门，四大队战士转守为攻，像放开闸门的洪水一样，排山倒海，勇猛异常。孙象涵跑在队伍的前头大喊：“看这些孬种往哪儿跑！”我军前后夹击，日军腹背受敌，乱作一团，被打得人马相踏，抱头鼠窜。这一仗，我军大获全胜。
孙象涵及四大队经过这一仗，变得更加成熟了。
诱敌深入歼日寇
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的一部挥师南下，新四军则向北推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把淮北淮南连成一片，建立幅员广大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牵制陇海、津浦沿线之敌，进而威胁宁沪。为保证南北胜利会师，韦国清率领两个团作北上佯攻山东态势，吸引敌人，于当年夏秋之间进军祁睢铜地区。孙象涵当时担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与二团同时参加了这一行动。
孙象涵率一团夜间行军，越海（州）郑（州）公路，经鹿马湖，顺利来到古黄河的黄汉营一带。
部队驻扎停当，便开始有目的地游动，故意暴露目标，以引起日军的注意。但一连数日，他们也没有发现日军的动静。“八一”建军节到了，部队准备召开庆祝大会，在空地上搭起了土台子，台上拉好了幕布。中午，战士们正在会餐，侦察员突然跑来报告：徐州的日军出动了，正向黄汉营扑来。孙象涵哈哈一笑：“我们正担心他不来呢，这送上门的节日礼物不能不收。”他撂下饭碗，向沙风副团长布置说：“赶快打电话，把各连拉上大堤，构筑工事掩体，作好战斗准备。”部署好兵力后，孙象涵与政委李浩然一起走上大堤，挖好掩体，建立了指挥所。待各营连进入预定地点，作好战斗准备后，孙象涵站在大堤上作战斗动员：“同志们，鬼子的头皮再硬，也碰不过子弹手榴弹，远的不打近的打，狠揍这些王八羔子。”
大堤下面是一片沼泽地，不一会儿，日军端着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大堤冲来。孙象涵吩咐战士们：“近些，再近些。”就在日军将要爬坡的当口，他大吼一声：“给我打！”顿时，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机枪子弹倾泻而出，敌人像草人一般纷纷倒下。日军指挥官气得直跳，命令用小钢炮攻击。密集的炮弹呼啸着落在大堤上，炸断的树枝、树叶直往战士身上掉。排炮过后，敌人又开始往上冲。战士们在孙象涵指挥下钻出掩体，从容镇定地投入战斗，把敌人又打了回去。就这样，从中午一直打到日落，日军丢下了一大片尸体，我军阵地则岿然不动，指战员基本没有伤亡。天色渐渐昏暗，孙象涵趴在工事前左等右等，不见敌人进攻。侦察员前来报告说，敌人已经溜了！
第二天，部队迅速返回皖东北，来到泗洪县。在黄克诚主持下，组建了八路军五纵队第三支队，张爱萍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孙象涵任副司令员。开完三支队成立誓师大会后，部队浩浩荡荡地向苏北实行战略转移。
聪颖过人一奇才
孙象涵不但是个文韬武略的儒将，而且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笔墨丹青原是他的本行。当年在桃山集教书时，他采集制作的动植物标本，精致美观，可与商务印书馆公开发售的相媲美。当乡长时，他还曾设计制造过木结构牛车，有闸、方向盘和车棚，还能自动解套。他以后又专攻工科，熟悉机械，办过工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身怀技艺而报国无门，终于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想法，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军旅生涯并未闲置下他一身的本事，军旅中处处都有他的用武之地：谁的钟表坏了，他能修好；枪炮有损，他整修如新；领导机关的无线电台出了故障，他手到病除；团里办的油印《挺进报》上，副刊的刊头和插图，也出自这位副司令员的手笔。皖南事变后，孙象涵被任命为新四军三师九旅副旅长，主管后勤工作，为部队建设服务。孙象涵任职后，果然取得了显著成绩。
九旅战士的手榴弹原来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后来孙象涵想方设法搞来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很快造出了木柄手榴弹，从此每个战士都能配四枚。
迫击炮经他改制，能打平射，提高了命中率和杀伤力。翻砂制造的炮架，外观与“洋炮”一样，还镌刻有“孙象涵监制”的字样。
部队枪支牌号杂乱，军工部无法统一配备刺刀。孙象涵仔细琢磨各类步枪的特点，造出了多种型号的刺刀，配发部队，大大加强了我军近战肉搏的威力。由于孙象涵的辛勤努力和创造性劳动，部队的武器装备更加整齐，部队战斗力和正规化建设也得到了加强。
孙象涵的聪明才智是多方面的，经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表现。九旅拉到苏北后，冬季即将来临，部队被服厂正加紧赶制棉袄。裁剪师傅用的是老办法，浪费较大。孙象涵想，部队供给紧张，布匹缺少，剪裁方法应当改进。于是，他自己设计图纸，画出裁剪样，结果一匹布可多做几套衣服。他继续深入钻研缝纫技巧，在帽子和绑腿制作上又有改进。以前做军帽用的是整布，孙象涵设计成由几块瓦布拼成的，这样便可以充分利用下脚布料，节省了开支。指战员的绑腿布原来很不一致，有长有短，颜色各异，孙象涵实施规范化生产，部队都用一样的绑腿布，军容更加整齐。
孙象涵在军工生产方面的卓越才能，受到新四军上下的一致好评。以后，他担任了新四军军工部长，潜心从事军工生产工作，成为新四军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弹指一挥间，20世纪已经过去，沧桑历尽，他已成为耄耋老人，可他雄风不减当年，身板硬实，整日奔波于豫皖苏鲁各地，忙着筹备建立萧宿铜灵烈士陵园。他要在烈士纪念碑群上刻上所有在萧宿铜灵县牺牲的烈士名字，以纪念跟着自己在腥风血雨中冲锋陷阵而牺牲的战友，同时也教育后人。如今，陵园就建在安徽宿州市著名风景区皇藏峪大门西侧的半山腰上，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原国防部长张爱萍都题了词。
2004年，孙象涵去世，但他的抗日威名以及与他名字相联系的许多传奇故事，至今仍然在豫皖苏鲁大地上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