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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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5~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历史性中央全会,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一次以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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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能来延安参加这次国史学术年会。本届年会主题定为“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是很有创意的。正像佳木同志在开幕词中所说,近年来,对国史、党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几乎涉及所有领域、涵盖所有时期。对这些争论进行梳理,做出述评,对搞清问题、推进研究是极有益的。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中共党史研究》的一贯宗旨;及时反映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该刊的主要特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是该刊的重要任务;多出精品、努力办成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上乘期刊是该刊奋斗目标。
对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尼克松与基辛格而言,如何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似乎颇为棘手。实际上,与北京改善关系是他们处理此问题的战略前提,如何避免美国国内保守阵营的攻击则是两人制定具体战术的出发点,至于蒋介石政权的反应则基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虽与尼克松政府的相关政策不无关系,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自身,即只要中国不发生内乱,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其加入联合国的步伐。而只要北京不让步,台北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就是必然的结局。
中美关系“解冻”是20世纪后半叶国际关系中一个具有“体系转型”意义的重大事件,时任尼克松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在贯彻尼克松战略意图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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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1937年,泰戈尔在游历了中国和日本之后,于圣提尼克坦建立了中国宫(Cheena Bhavana),并劝说谭云山加入,开辟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感兴趣的领域主要是佛教、语言、艺术、文学和中印之间的历史联系。后来,在阿帕多拉伊(Appadorai)教授的倡导下,印度国际研究学院于1948年建立,其中设置了一个东亚分部。1958年,在德里大学的佛教研究系也开始开展对中国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的中国学研究者们开始探讨关于“中国研究”的内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案。进入90年代,随着韩国国内区域研究热潮的到来,关于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社会的研究。
国史学理论包括国史理论和国史学理论。国史理论即国史学历史理论,是考察国史发展过程的理论,主要包括国史主线及其分期、国史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评价等内容。国史学理论是反思国史学自身的理论,主要包括国史学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等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总体上讲,中国是先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而后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先有实践而后才有初级阶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