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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下午，北京、上海两地机场接到国家民航总局紧急通知，要求从28日零时起，将机场安检响应级别同时提高至2级。这意味着，两地机场恢复了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期间的安检水平。
消息来得如此突然，事先未有任何预告，导致前往首都机场搭乘飞机的乘客，在8月28日当天遭遇了混乱不堪的安检过程：当日，有约半数旅客接受脱鞋、开箱安检，大量乘客被滞留在安检处和登机口，百余航班被迫晚点起飞。
上海浦东、虹桥两机场秩序则较良好。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办一位田姓的女工作人员向《南都周刊》证实，该集团安全控制中心收到的民航总局紧急通知显示，这轮安检响应级别的提高，至少要延续到9月7日，但她并不明确今后会否继续维持2级响应，也不愿透露安检升级的具体原因。
一天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也透露，已按照民航总局统一要求，开始加强安全防范，提高安全检查等级，对部分航线的旅客实行严格的安全检查。
事实上，在新疆，机场安检升级已先于京沪两地实施。新疆机场集团8月12日发布公告称，已将新疆各机场安检响应等级提高至2级，由乌鲁木齐机场出发的旅客应提前18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一位接近民航总局的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新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机场陆续升级安全相应级别，与反恐有密切关系，具体来说，是为了防范来自新疆“三股势力”对民航系统可能实施的恐怖袭击。
就此说法，民航总局新闻信息处不愿对该人士透露的消息进行评论。但民航总局高层的近期活动，却从侧面印证了总局对新疆机场安全的高度重视。
《中国民航报》8月30日的头版报道称，民航局副局长李健日前率领民航局安全督查组，对新疆民航开展安全大检查，陪同视察的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宋爱荣更坦承，“从近期的多次恐怖暴力事件来看，新疆反分裂斗争又进入到了非常严峻的时期。”
今年7月，疆内陆续传出了三起恐怖袭击。
新疆“三股势力”的阴影由此再现，并经由北上广三地机场安检升级的细节，被国内大都市民众所关注和警惕。
恐怖势力渗透新疆
所谓“三股势力”，指的是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彼此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诞生后就以合流之势迅速在中亚各国盘踞、发展，并逐渐渗透至新疆，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力量。
199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三股势力”以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为政治目标，“东突”组织随后在新疆制造众多恐怖袭击。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势力在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9月21日发表的《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披露，200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7·5”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331个店铺和1325辆汽车被砸烧，众多市政公共设施被损毁。
2010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承认，乌鲁木齐“7·5”事件“反映出新疆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还存在漏洞，治安防控体系还不完善”。此后新疆明确认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击“三股势力”。
实际上，渗透入新疆的中亚“三股势力”，一直是中国大都市的反恐重点之一。早在2003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指挥处干部的尹金初，就在其撰写的《上海反恐方略研究》一文中提到，要“重点防范和打击新疆‘三股势力’的恐怖主义活动”。
中国反恐界认为，以上海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是国内最易受到袭击的地区之一。上海市内众多著名建筑，如金茂大厦、东方明珠、浦东国际机场等标志性建筑，对恐怖分子而言,选择它们作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更能满足所追求的威慑宣传效果。
尹金初在其文章中披露，近几年来，恐怖分子已开始在上海及周边活动。1999年以来新疆“三股势力”不断密谋策划针对上海等大城市的恐怖暴力活动，上海市公安机关已先后抓获多名流窜来沪的新疆暴力恐怖分子或恐怖嫌疑分子。
都市层层防线
公开报道显示，在2001年，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成立，这是中国针对恐怖主义威胁设立的第一个公开部门；2002年由公安部下辖成立国家反恐怖局，负责研究、规划、指导、协调、推动全国反恐怖工作，地方也相应设立机构；2005年，4大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5个自治区首府及5个计划单列市等36个重点城市组建公安特警队，处置暴力恐怖犯罪和重大突发事件任务。
从时间点上看，美国9·11事件的发生，对中国政府的反恐战略来说，是重要的推动作用。9·11事件一周年之际，国内《重庆晨报》率先援引时任该市消防总队队长王沁林的话披露，重庆已被列为全国七个反恐中心城市之一，并已着手建构城市事故应急联动系统。
这是媒体首次披露当局已悄然建立七大反恐中心城市的机制，此后根据国内媒体陆续报道，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和沈阳就是其余六大反恐中心城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此前透露，目前国内的反恐力量主要由公安部门、武警部队和军方组成。反恐行动由国家、省市的高层领导直接指挥。一些常规性的反恐行动如小型的爆炸、人质劫持，主要由公安特警队完成。而武警部队目前是处置重大涉恐案件的主要力量，主要处置大型的人质绑架、航空器劫持等类似的案件。
处于繁华商圈的西单商场，是北京市内一处重点反恐点。西单商场负责人此前曾坦率承认，该商场是全市遭遇炸弹恐吓最频繁的商场之一，以至于市领导点名要求整改。
仅在2004年，西单商场就投入数百万元，购置防暴毯、视频探头等设备用以反恐。除此之外，该商场还成立了由四部分组成的安保力量，而警方则能在接警后5分钟内赶到现场。
上海则于2002年成立由市领导亲任组长、28个部门共同参加的市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并在市公安局设立了办公室。该办公室在上海举行世博会前后的反恐工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该办牵头主导的世博会筹办、举行期间的反恐工作，指向水务、电力、石化等多个重要反恐领域。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市环保系统甚至在该办要求下，实施了对世博会期间的放射性同位素监控工作。
在西南重镇重庆，也于2006年成立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小组由市委、市政府、公安、武警和驻军领导任组长、副组长，成员包括40多个单位。
此外，重庆市公安局还成立了反暴力恐怖事件突击队，主要由武警总队、刑警总队、消防总队、交警总队和防暴巡逻总队及装备器材处组成。时任重庆市反恐办主任王云生称，该突击队虽然并非常设队伍，但调集了各警种的精英，将是处置暴力恐怖事件的核心力量。
今年8月10日，重庆市发生一起持刀劫持人质事件。当地一吸毒人员为逃避巡查，持刀刺伤民警后逃跑并劫持一小女孩，重庆警方反恐突击队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抓获犯罪嫌疑人周某并成功解救人质。
不过专家表示，中国的反恐战尚存制度性缺陷。首当其冲的是，我国关于反恐怖工作体制的立法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中国目前尚未制定出一部反恐怖专项法律，也没有在目前法律体系中，提出对反恐怖专门机构和职责、与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的配合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事实上早在2005年，由中国专家便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透露，中国正在加紧制定《反恐法》,该法的框架结构已经完成。4年后，在美国9·11事件八周年时，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分会常务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加紧研拟《反恐法》，条件成熟时会提交人大审议。
不过，舆论期待中的中国《反恐法》，在9·11事件十周年之际，仍未有任何出台迹象。
消息来得如此突然，事先未有任何预告，导致前往首都机场搭乘飞机的乘客，在8月28日当天遭遇了混乱不堪的安检过程：当日，有约半数旅客接受脱鞋、开箱安检，大量乘客被滞留在安检处和登机口，百余航班被迫晚点起飞。
上海浦东、虹桥两机场秩序则较良好。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办一位田姓的女工作人员向《南都周刊》证实，该集团安全控制中心收到的民航总局紧急通知显示，这轮安检响应级别的提高，至少要延续到9月7日，但她并不明确今后会否继续维持2级响应，也不愿透露安检升级的具体原因。
一天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也透露，已按照民航总局统一要求，开始加强安全防范，提高安全检查等级，对部分航线的旅客实行严格的安全检查。
事实上，在新疆，机场安检升级已先于京沪两地实施。新疆机场集团8月12日发布公告称，已将新疆各机场安检响应等级提高至2级，由乌鲁木齐机场出发的旅客应提前18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一位接近民航总局的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新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机场陆续升级安全相应级别，与反恐有密切关系，具体来说，是为了防范来自新疆“三股势力”对民航系统可能实施的恐怖袭击。
就此说法，民航总局新闻信息处不愿对该人士透露的消息进行评论。但民航总局高层的近期活动，却从侧面印证了总局对新疆机场安全的高度重视。
《中国民航报》8月30日的头版报道称，民航局副局长李健日前率领民航局安全督查组，对新疆民航开展安全大检查，陪同视察的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宋爱荣更坦承，“从近期的多次恐怖暴力事件来看，新疆反分裂斗争又进入到了非常严峻的时期。”
今年7月，疆内陆续传出了三起恐怖袭击。
新疆“三股势力”的阴影由此再现，并经由北上广三地机场安检升级的细节，被国内大都市民众所关注和警惕。
恐怖势力渗透新疆
所谓“三股势力”，指的是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彼此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诞生后就以合流之势迅速在中亚各国盘踞、发展，并逐渐渗透至新疆，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力量。
199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三股势力”以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为政治目标，“东突”组织随后在新疆制造众多恐怖袭击。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势力在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9月21日发表的《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披露，200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7·5”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331个店铺和1325辆汽车被砸烧，众多市政公共设施被损毁。
2010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承认，乌鲁木齐“7·5”事件“反映出新疆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还存在漏洞，治安防控体系还不完善”。此后新疆明确认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击“三股势力”。
实际上，渗透入新疆的中亚“三股势力”，一直是中国大都市的反恐重点之一。早在2003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指挥处干部的尹金初，就在其撰写的《上海反恐方略研究》一文中提到，要“重点防范和打击新疆‘三股势力’的恐怖主义活动”。
中国反恐界认为，以上海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是国内最易受到袭击的地区之一。上海市内众多著名建筑，如金茂大厦、东方明珠、浦东国际机场等标志性建筑，对恐怖分子而言,选择它们作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更能满足所追求的威慑宣传效果。
尹金初在其文章中披露，近几年来，恐怖分子已开始在上海及周边活动。1999年以来新疆“三股势力”不断密谋策划针对上海等大城市的恐怖暴力活动，上海市公安机关已先后抓获多名流窜来沪的新疆暴力恐怖分子或恐怖嫌疑分子。
都市层层防线
公开报道显示，在2001年，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成立，这是中国针对恐怖主义威胁设立的第一个公开部门；2002年由公安部下辖成立国家反恐怖局，负责研究、规划、指导、协调、推动全国反恐怖工作，地方也相应设立机构；2005年，4大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5个自治区首府及5个计划单列市等36个重点城市组建公安特警队，处置暴力恐怖犯罪和重大突发事件任务。
从时间点上看，美国9·11事件的发生，对中国政府的反恐战略来说，是重要的推动作用。9·11事件一周年之际，国内《重庆晨报》率先援引时任该市消防总队队长王沁林的话披露，重庆已被列为全国七个反恐中心城市之一，并已着手建构城市事故应急联动系统。
这是媒体首次披露当局已悄然建立七大反恐中心城市的机制，此后根据国内媒体陆续报道，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和沈阳就是其余六大反恐中心城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此前透露，目前国内的反恐力量主要由公安部门、武警部队和军方组成。反恐行动由国家、省市的高层领导直接指挥。一些常规性的反恐行动如小型的爆炸、人质劫持，主要由公安特警队完成。而武警部队目前是处置重大涉恐案件的主要力量，主要处置大型的人质绑架、航空器劫持等类似的案件。
处于繁华商圈的西单商场，是北京市内一处重点反恐点。西单商场负责人此前曾坦率承认，该商场是全市遭遇炸弹恐吓最频繁的商场之一，以至于市领导点名要求整改。
仅在2004年，西单商场就投入数百万元，购置防暴毯、视频探头等设备用以反恐。除此之外，该商场还成立了由四部分组成的安保力量，而警方则能在接警后5分钟内赶到现场。
上海则于2002年成立由市领导亲任组长、28个部门共同参加的市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并在市公安局设立了办公室。该办公室在上海举行世博会前后的反恐工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该办牵头主导的世博会筹办、举行期间的反恐工作，指向水务、电力、石化等多个重要反恐领域。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市环保系统甚至在该办要求下，实施了对世博会期间的放射性同位素监控工作。
在西南重镇重庆，也于2006年成立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小组由市委、市政府、公安、武警和驻军领导任组长、副组长，成员包括40多个单位。
此外，重庆市公安局还成立了反暴力恐怖事件突击队，主要由武警总队、刑警总队、消防总队、交警总队和防暴巡逻总队及装备器材处组成。时任重庆市反恐办主任王云生称，该突击队虽然并非常设队伍，但调集了各警种的精英，将是处置暴力恐怖事件的核心力量。
今年8月10日，重庆市发生一起持刀劫持人质事件。当地一吸毒人员为逃避巡查，持刀刺伤民警后逃跑并劫持一小女孩，重庆警方反恐突击队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抓获犯罪嫌疑人周某并成功解救人质。
不过专家表示，中国的反恐战尚存制度性缺陷。首当其冲的是，我国关于反恐怖工作体制的立法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中国目前尚未制定出一部反恐怖专项法律，也没有在目前法律体系中，提出对反恐怖专门机构和职责、与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的配合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事实上早在2005年，由中国专家便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透露，中国正在加紧制定《反恐法》,该法的框架结构已经完成。4年后，在美国9·11事件八周年时，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分会常务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加紧研拟《反恐法》，条件成熟时会提交人大审议。
不过，舆论期待中的中国《反恐法》，在9·11事件十周年之际，仍未有任何出台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