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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实施基金公司股权激励，还是允许基金经理买股票，都不是解决目前公募基金问题的关键
华富基金董事长姚怀然说：“改革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实现基金持有人、基金公司管理层、基金公司股东三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发展，打破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链接和相互保护。”
今年lO月份以来，在A股市场的恢复性上涨行情中，广发、景顺长城等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大幅跑输指数，基金投资组合严重偏离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令基金业所面临的信任危机雪上加霜。
基金业亟须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已成为越来越多业内外人士的共识。但是，基金业改革的重点究竟应该是什么?改革的先后次序是什么?具体应该如何改革?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10月18日，好买基金总经理杨文斌在《中国证券报》撰文说：“公募如何突破瓶颈、走出困局，各方給的答案不尽相同，但认同度较高的有两条：一是改革公募基金公司的股权机制，让管理层和投研团队能够持股，以期建立与私募相类似的分配激励机制；二是加强基金经理的道德教育，同时疏堵结合，允许基金经理适度投资股票，防止过度监管。对上述两条意见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这里不想做过多评论，但我相信，这绝不是解决目前公募问题的关键。”
“改革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实现基金持有人、基金公司管理层、基金公司股东三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发展，打破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链接和相互保护。”华富基金董事长姚怀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基金面临信任危机
杨文斌表示，公募基金这次遭遇的信任危机，绝非突然的空穴来风。近两年来，有关公募的负面新闻几乎从未间断。先是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小三”事件，然后是愈演愈烈的“明星基金经理私奔潮”以及公募基金巨亏之后的“费率门”等，一直到最近引起业内外巨大轰动的莫泰山封印辞官、转投私募的事件。
然而，对于公募基金陷人信任危机的原因，以及所开出的相关“药方”，市场各方却众说纷纭，有些观点甚至截然相反。
9月27日，易方达基金总经理叶俊英公开表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关键”。他接着阐述，基金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行业，行业的发展主要靠一批优秀的人才。人才要能稳得住，留得下，才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资产增值。靠什么留住人才?薪酬待遇肯定是很重要的，员工持股也是有效的激励方法，宽松的环境、各界的理解也很重要。
在各大基金公司总经理中，叶俊英的风格一向比较低调。对于股权激励这样的高度敏感问题，他虽然在使劲推动，但通常并不愿意公开谈论。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内部人士透露，最近博时、易方达、嘉实等几家基金公司的老总们之所以跑出来，就股权激励等敏感问题公开发表意见，是因为近年来基金业的外部形象越来越差，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要求他们通过发声音来影响舆论，以改善基金业的形象。
与叶俊英的委婉和含蓄相比，嘉实基金总经理赵学军则不愿做过多“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遮掩。10月11日，他直截了当地高调表示，“近几年来，困扰中国基金业发展的一大难题是人才的不断流失。“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增强核心团队归属感的重大制度创新，在以人为核心竞争力的基金行业中应该考虑推行。”
但是，对于赵学军、叶俊英等把基金业危局归因于缺乏股权激励的高论，业内外质疑声音强烈。
十年微利令行业尴尬
杨文斌指出，十年来，中国公募基金业没有为数千万普通投资者创造出稳定的、超过通胀的投资回报，才是公募基金逐渐失信于民并被日益边缘化的罪魁祸首。“我们不妨翻翻旧账，看看这些年基民到底赚钱了吗?”杨文斌说，“根据好买基金的统计，自2001年9月第一只开放式基金设立算起，一直到2010年6月底，中国基民投入偏股型公募基金的总成本约为5.61万亿元(首次发行 持续申购)，扣除期间退出的市值约4.33万亿元(赎回 分红)，基民的净投入成本为1.28万亿元左右。”
他表示，截至2010年6月底，偏股型基金的总市值为1.41万亿元，总市值与总成本之差即为基民的总投资利润，约为1317亿元。按认购、申购、赎回分别为1.2％、1.5％和O.5％的费率测算，投资者支付了1000亿元。所以扣除手续费之后，基民的总收益只剩下317亿元左右，这就是中国投资者在过去9年间投资偏股型公募基金的真实总收益了。 杨文斌说：“这个数字绝对额看似很大，但考虑到偏股型基金2006年底的规模已经接近5000亿，即使仅以三年半投资周期计算，累计收益也仅为6.4％，简单年化收益为1.8％。相比其巨大的风险，这样的性价比实在很差，没跑过通胀，显然不能让投资者满意。”
华富基金董事长姚怀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统计了一组数字，在2008年市场下跌65％，456只基金产品全年总亏损约15000亿元，2009年全年市场上涨。74％，602只基金产品总共盈利约9(300亿元。2010年上半年市场下跌26％，665只基金产品半年总共亏损约4500亿元。”
他认为，基金行业的盈亏跟随市场变化，是一种较正常的大周期波动，众多投资者也能理解与体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基金行业快速发展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不同基金公司、同一家公司下不同业务以及同一业务下的不同产品却出现很大的分化。许多产品持续跑输业绩基准，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收益，这些情况连同老鼠仓等大众关心的诚信问题对于基金业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大众投资者对基金行业出现的不信任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厘清轻重缓急至关重要
那么，基民总体微利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过去12年里，国内6l家基金公司中大多数公司的发展模式是“营销驱动，规模导向”。这种单一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基金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具体体现为基金公司股东的超额利润和管理层的巨额薪资，但却与广大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投资者很难赚钱。
公募基金的经营模式之所以以“营销驱动、规模导向”为主要模式，这与基金公司按基金资产的固定比例提取管理费的盈利模式有着很大关系。同时，行业主管部门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所制定的一些部门法规条款，也明显加剧了基金公司片面扩大资产管理规模的冲动。
例如，对于QDII资格或“一对多”专户业务，证监会都要求相关基金公司必须满足管理资产规模不少于200亿元的限定条件，明显助涨了基金公司盲目追求资产规模的不良倾向。
在这类错误导向下，长信、华泰柏瑞等基金公司通过分拆、大比例分红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方式，实施集中持续营销，做大了规模，拿到了QDⅡ或一对多资格，而那些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愿做这些事的基金公司反而却只能望眼欲穿。
汇丰晋信总经理李选进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建议，应放开对基金公司在业务资格方面的限制，鼓励中小型基金公司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通过创新形成局部竞争优势，给投资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多的选择机会。
而对于大型基金公司老总们一再呼吁的股权激励，他认为这与基金业所面临的危机没有关系。“基金业人才流动较大，存在明显的短缺，这主要是因为行业发展太快。现在每年都要新成立100多只基金，但不可能每年培养出100多个基金经理。股权激励难以解决行业人才瓶颈，因为这并不单是基金业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很多行业都存在的现象，需要时间来解决。”李选进说。
华富基金董事长姚怀然说：“改革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实现基金持有人、基金公司管理层、基金公司股东三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发展，打破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链接和相互保护。”
今年lO月份以来，在A股市场的恢复性上涨行情中，广发、景顺长城等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大幅跑输指数，基金投资组合严重偏离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令基金业所面临的信任危机雪上加霜。
基金业亟须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已成为越来越多业内外人士的共识。但是，基金业改革的重点究竟应该是什么?改革的先后次序是什么?具体应该如何改革?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10月18日，好买基金总经理杨文斌在《中国证券报》撰文说：“公募如何突破瓶颈、走出困局，各方給的答案不尽相同，但认同度较高的有两条：一是改革公募基金公司的股权机制，让管理层和投研团队能够持股，以期建立与私募相类似的分配激励机制；二是加强基金经理的道德教育，同时疏堵结合，允许基金经理适度投资股票，防止过度监管。对上述两条意见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这里不想做过多评论，但我相信，这绝不是解决目前公募问题的关键。”
“改革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实现基金持有人、基金公司管理层、基金公司股东三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发展，打破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链接和相互保护。”华富基金董事长姚怀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基金面临信任危机
杨文斌表示，公募基金这次遭遇的信任危机，绝非突然的空穴来风。近两年来，有关公募的负面新闻几乎从未间断。先是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小三”事件，然后是愈演愈烈的“明星基金经理私奔潮”以及公募基金巨亏之后的“费率门”等，一直到最近引起业内外巨大轰动的莫泰山封印辞官、转投私募的事件。
然而，对于公募基金陷人信任危机的原因，以及所开出的相关“药方”，市场各方却众说纷纭，有些观点甚至截然相反。
9月27日，易方达基金总经理叶俊英公开表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关键”。他接着阐述，基金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行业，行业的发展主要靠一批优秀的人才。人才要能稳得住，留得下，才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资产增值。靠什么留住人才?薪酬待遇肯定是很重要的，员工持股也是有效的激励方法，宽松的环境、各界的理解也很重要。
在各大基金公司总经理中，叶俊英的风格一向比较低调。对于股权激励这样的高度敏感问题，他虽然在使劲推动，但通常并不愿意公开谈论。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内部人士透露，最近博时、易方达、嘉实等几家基金公司的老总们之所以跑出来，就股权激励等敏感问题公开发表意见，是因为近年来基金业的外部形象越来越差，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要求他们通过发声音来影响舆论，以改善基金业的形象。
与叶俊英的委婉和含蓄相比，嘉实基金总经理赵学军则不愿做过多“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遮掩。10月11日，他直截了当地高调表示，“近几年来，困扰中国基金业发展的一大难题是人才的不断流失。“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增强核心团队归属感的重大制度创新，在以人为核心竞争力的基金行业中应该考虑推行。”
但是，对于赵学军、叶俊英等把基金业危局归因于缺乏股权激励的高论，业内外质疑声音强烈。
十年微利令行业尴尬
杨文斌指出，十年来，中国公募基金业没有为数千万普通投资者创造出稳定的、超过通胀的投资回报，才是公募基金逐渐失信于民并被日益边缘化的罪魁祸首。“我们不妨翻翻旧账，看看这些年基民到底赚钱了吗?”杨文斌说，“根据好买基金的统计，自2001年9月第一只开放式基金设立算起，一直到2010年6月底，中国基民投入偏股型公募基金的总成本约为5.61万亿元(首次发行 持续申购)，扣除期间退出的市值约4.33万亿元(赎回 分红)，基民的净投入成本为1.28万亿元左右。”
他表示，截至2010年6月底，偏股型基金的总市值为1.41万亿元，总市值与总成本之差即为基民的总投资利润，约为1317亿元。按认购、申购、赎回分别为1.2％、1.5％和O.5％的费率测算，投资者支付了1000亿元。所以扣除手续费之后，基民的总收益只剩下317亿元左右，这就是中国投资者在过去9年间投资偏股型公募基金的真实总收益了。 杨文斌说：“这个数字绝对额看似很大，但考虑到偏股型基金2006年底的规模已经接近5000亿，即使仅以三年半投资周期计算，累计收益也仅为6.4％，简单年化收益为1.8％。相比其巨大的风险，这样的性价比实在很差，没跑过通胀，显然不能让投资者满意。”
华富基金董事长姚怀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统计了一组数字，在2008年市场下跌65％，456只基金产品全年总亏损约15000亿元，2009年全年市场上涨。74％，602只基金产品总共盈利约9(300亿元。2010年上半年市场下跌26％，665只基金产品半年总共亏损约4500亿元。”
他认为，基金行业的盈亏跟随市场变化，是一种较正常的大周期波动，众多投资者也能理解与体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基金行业快速发展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不同基金公司、同一家公司下不同业务以及同一业务下的不同产品却出现很大的分化。许多产品持续跑输业绩基准，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收益，这些情况连同老鼠仓等大众关心的诚信问题对于基金业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大众投资者对基金行业出现的不信任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厘清轻重缓急至关重要
那么，基民总体微利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过去12年里，国内6l家基金公司中大多数公司的发展模式是“营销驱动，规模导向”。这种单一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基金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具体体现为基金公司股东的超额利润和管理层的巨额薪资，但却与广大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投资者很难赚钱。
公募基金的经营模式之所以以“营销驱动、规模导向”为主要模式，这与基金公司按基金资产的固定比例提取管理费的盈利模式有着很大关系。同时，行业主管部门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所制定的一些部门法规条款，也明显加剧了基金公司片面扩大资产管理规模的冲动。
例如，对于QDII资格或“一对多”专户业务，证监会都要求相关基金公司必须满足管理资产规模不少于200亿元的限定条件，明显助涨了基金公司盲目追求资产规模的不良倾向。
在这类错误导向下，长信、华泰柏瑞等基金公司通过分拆、大比例分红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方式，实施集中持续营销，做大了规模，拿到了QDⅡ或一对多资格，而那些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愿做这些事的基金公司反而却只能望眼欲穿。
汇丰晋信总经理李选进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建议，应放开对基金公司在业务资格方面的限制，鼓励中小型基金公司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通过创新形成局部竞争优势，给投资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多的选择机会。
而对于大型基金公司老总们一再呼吁的股权激励，他认为这与基金业所面临的危机没有关系。“基金业人才流动较大，存在明显的短缺，这主要是因为行业发展太快。现在每年都要新成立100多只基金，但不可能每年培养出100多个基金经理。股权激励难以解决行业人才瓶颈，因为这并不单是基金业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很多行业都存在的现象，需要时间来解决。”李选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