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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的迅速崛起，世界环境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前，我国必须在风险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模式解决环境冲突的社会风险。
关键词：环境冲突；环境治理；社会风险
一、环境风险总述
据日本的科学家统计，近100年来，整个地球的年平均气温上升了0.7℃，而大城市的平均气温上升了2～3℃，这一期间东京市的气温竟上升了7℃。在日本，气温不低于25℃的夜晚称为“热夜”。50年前，东京的“热夜”每年不到5个；而1961～1970年平均有14.9个；1981～1990年，“热夜”增加到23.8个。大阪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年均“热夜”数达38个。
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已经远远不同于以往，现代环境风险已经不再是人们通过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而是潜在的、无法感知到的、有建构性的风险，他们通常表现为一些人类完全无法察觉的如放射性、空气、食物、水中的污染物，以及附带的对人、动植物的影响。它们造成的常常是系统性的、不可逆转的损伤，并且这种伤害都是不常见的。
以日本1953年发生的水病为例，当地居民因为食用被有机汞污染河水中的鱼、贝类所引起的甲基汞为主的有机汞中毒，或者是孕妇吃了被有机汞污染的海产品后引起婴儿患先天性水俣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水污染、食物的例子，甲基汞对于人类来说根本无法察觉，但它却给人类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严重影响，直到现在村的部分居民还深受其害。
现代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整体性、不确定性、建构性、平等性、全球性、自反性等特征，水俣病正印证了其不可感知性特征，在这种风险下，现代的环境治理面对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二、现代环境治理的困境
单单从这几个特点来讲，现代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有无法做到全面防范和面面俱到，无法做到预先防止，由于地区差异无法做到统一标准等，这些都是现代环境治理的困境。
首先，由于风险的不可感知性，有时突然发生则防不胜防，比如伦敦光化学烟雾时间，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就是现代环境风险的不可感知性，由于污染方面众多，无法全面做到防范，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些方面会出问题而哪些不会，这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做到百密无疏很难。
其次，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各地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也不能相提并论，而在平等性整体性的风险之下，难以做到统一标准治理，统一标准防范就如河道污染一样，上下游污染治理标准不一致，只能造成整条河流继续污染下去或者分段污染。
在建构性风险上，人们每做一件事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这就要求步步考虑十分周到，但是在实际中这基本很难实现，并且其将会耗费大量资源和时间。
三、风险社会理论下的环境问题
现在世界经济竞争如此激烈，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也在不断加剧，根据现代风险的特点，这些对环境的不可逆的破坏将在未来对人类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西方发达国家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推论：快速发展阶段的环境污染无法避免，环境问题的解决依靠于经济快速发展，应尽快经过对环境不利的发展阶段，达到对环境有利的发展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工业化阶段所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污染，在人口压力下会得到扩大。目前，中国某些生态环境恶化早已不可逆转。
将来我国的的环境治理需要能源资源再次消耗，结果增加整个经济运行所需的能源消耗量，但其可行前提是有大量低廉的资源供应和治理时环境没有遭到大幅破坏。目前我国所处情况与西方工业化时期完全不同，高速的经济增长将会面临能源缺口，能源价格会持续升高，工业化的剩余将难以用来消除外部的不经济。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极端恶劣天气也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这样，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除了更加困难和成本更高，是否能真正有用，依然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现今阶段致使这些环境资源严重枯竭和退化，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很高的成本才能修复，这个是肯定的。
发达国家倒U形曲线的快速实现常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快速污染为代价，也就是污染生产转移。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收入显然还没有达到能够把高污染产线转向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层次，所以，环境恶化的曲线上升区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拐点会推迟到来。
四、政府政策
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我们不得不谈到政府政策。政府政策虽然不能改变曲线的总体发展的规律，但是可以改变倒U形曲线形状的细节，比如让曲线变得更扁平或者更早出现顶点。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倒U形关系存在，也要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国际援助，并通过适当投资来直接控制环境的恶化。发达国家经验也可以说明，如果在快速增长过程中，较早地实施可持续发展，以及政府的环境政策适当，则倒U形曲线的弧度可以降低，甚至拐点也可以提前到来。
当然，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和环境政策下，倒U形曲线具有不同的特征。消极的环境政策只部分考虑了环境成本，通过制定环境标准和补贴等政策手段使曲线变得平缓，环境恶化峰值降低。积极的环境政策则是通过成本内部化，使曲线峰值进一步降低，并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的限度，从而有效防止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对环境的大量不可逆破坏。
一般来说，环境的改善需要依靠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资源效率地提高、投入构成的变化及生产技术的进步，因此，相应的政策组合应该是：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標，通过能源价格改革来反映环境和资源的成本，促使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能源强度降低和废物回收利用率提高，引导对常规能源的替代和提升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力。
环境污染是积累的，这正复合了现代风险的建构性特征，今天预防治理某些环境污染一定比将来治理更节省费用。放任环境恶化，除了今后治理成本高，还要考虑污染影响的不可逆性。现在我们看到雾霾天气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不容置疑，这种损失也不会因为在经济发展后期治理环境而逆转，而且其成本也不是金钱可以计算的。
五、总结
近年来我国在污染治理上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应分析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的现状，积极探求解决的对策及方法，尽最大努力，使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的到进一步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成伯清.“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2）
[2]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童星，曹海林.2007年-2010年国内风险社会研究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2012
[4]李友梅，刘春燕.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探索[J].上海大学学报，2003
关键词：环境冲突；环境治理；社会风险
一、环境风险总述
据日本的科学家统计，近100年来，整个地球的年平均气温上升了0.7℃，而大城市的平均气温上升了2～3℃，这一期间东京市的气温竟上升了7℃。在日本，气温不低于25℃的夜晚称为“热夜”。50年前，东京的“热夜”每年不到5个；而1961～1970年平均有14.9个；1981～1990年，“热夜”增加到23.8个。大阪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年均“热夜”数达38个。
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已经远远不同于以往，现代环境风险已经不再是人们通过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而是潜在的、无法感知到的、有建构性的风险，他们通常表现为一些人类完全无法察觉的如放射性、空气、食物、水中的污染物，以及附带的对人、动植物的影响。它们造成的常常是系统性的、不可逆转的损伤，并且这种伤害都是不常见的。
以日本1953年发生的水病为例，当地居民因为食用被有机汞污染河水中的鱼、贝类所引起的甲基汞为主的有机汞中毒，或者是孕妇吃了被有机汞污染的海产品后引起婴儿患先天性水俣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水污染、食物的例子，甲基汞对于人类来说根本无法察觉，但它却给人类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严重影响，直到现在村的部分居民还深受其害。
现代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整体性、不确定性、建构性、平等性、全球性、自反性等特征，水俣病正印证了其不可感知性特征，在这种风险下，现代的环境治理面对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二、现代环境治理的困境
单单从这几个特点来讲，现代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有无法做到全面防范和面面俱到，无法做到预先防止，由于地区差异无法做到统一标准等，这些都是现代环境治理的困境。
首先，由于风险的不可感知性，有时突然发生则防不胜防，比如伦敦光化学烟雾时间，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就是现代环境风险的不可感知性，由于污染方面众多，无法全面做到防范，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些方面会出问题而哪些不会，这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做到百密无疏很难。
其次，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各地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也不能相提并论，而在平等性整体性的风险之下，难以做到统一标准治理，统一标准防范就如河道污染一样，上下游污染治理标准不一致，只能造成整条河流继续污染下去或者分段污染。
在建构性风险上，人们每做一件事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这就要求步步考虑十分周到，但是在实际中这基本很难实现，并且其将会耗费大量资源和时间。
三、风险社会理论下的环境问题
现在世界经济竞争如此激烈，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也在不断加剧，根据现代风险的特点，这些对环境的不可逆的破坏将在未来对人类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西方发达国家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推论：快速发展阶段的环境污染无法避免，环境问题的解决依靠于经济快速发展，应尽快经过对环境不利的发展阶段，达到对环境有利的发展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工业化阶段所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污染，在人口压力下会得到扩大。目前，中国某些生态环境恶化早已不可逆转。
将来我国的的环境治理需要能源资源再次消耗，结果增加整个经济运行所需的能源消耗量，但其可行前提是有大量低廉的资源供应和治理时环境没有遭到大幅破坏。目前我国所处情况与西方工业化时期完全不同，高速的经济增长将会面临能源缺口，能源价格会持续升高，工业化的剩余将难以用来消除外部的不经济。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极端恶劣天气也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这样，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除了更加困难和成本更高，是否能真正有用，依然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现今阶段致使这些环境资源严重枯竭和退化，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很高的成本才能修复，这个是肯定的。
发达国家倒U形曲线的快速实现常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快速污染为代价，也就是污染生产转移。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收入显然还没有达到能够把高污染产线转向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层次，所以，环境恶化的曲线上升区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拐点会推迟到来。
四、政府政策
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我们不得不谈到政府政策。政府政策虽然不能改变曲线的总体发展的规律，但是可以改变倒U形曲线形状的细节，比如让曲线变得更扁平或者更早出现顶点。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倒U形关系存在，也要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国际援助，并通过适当投资来直接控制环境的恶化。发达国家经验也可以说明，如果在快速增长过程中，较早地实施可持续发展，以及政府的环境政策适当，则倒U形曲线的弧度可以降低，甚至拐点也可以提前到来。
当然，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和环境政策下，倒U形曲线具有不同的特征。消极的环境政策只部分考虑了环境成本，通过制定环境标准和补贴等政策手段使曲线变得平缓，环境恶化峰值降低。积极的环境政策则是通过成本内部化，使曲线峰值进一步降低，并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的限度，从而有效防止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对环境的大量不可逆破坏。
一般来说，环境的改善需要依靠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资源效率地提高、投入构成的变化及生产技术的进步，因此，相应的政策组合应该是：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標，通过能源价格改革来反映环境和资源的成本，促使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能源强度降低和废物回收利用率提高，引导对常规能源的替代和提升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力。
环境污染是积累的，这正复合了现代风险的建构性特征，今天预防治理某些环境污染一定比将来治理更节省费用。放任环境恶化，除了今后治理成本高，还要考虑污染影响的不可逆性。现在我们看到雾霾天气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不容置疑，这种损失也不会因为在经济发展后期治理环境而逆转，而且其成本也不是金钱可以计算的。
五、总结
近年来我国在污染治理上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应分析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的现状，积极探求解决的对策及方法，尽最大努力，使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的到进一步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成伯清.“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2）
[2]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童星，曹海林.2007年-2010年国内风险社会研究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2012
[4]李友梅，刘春燕.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探索[J].上海大学学报，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