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门缓缓打开，像是闪耀着丝丝寒光的舞台幕布。走上舞台的人我们都认得：薛蛮子、徐小平、李开复、雷军、何伯权、杨向阳、蔡文胜、包凡……清一色的男性，随便哪一个都掌管着上亿人民币的金钱，他们每天琢磨的不是怎么赚钱，而是怎么把手里的钱更有效率地花出去。如果钱花得好，假以时日，栽培出第二个Facebook或者Google也并非绝无可能。至少，从1000家公司里要是能挑出一个未来的当当，那也算足够幸运了。总而言之，他们是一群不缺钱的老男人，既不想过有钱的闲人生活，又不想再创业瞎折腾。最终，他们选择过这么样一种生活，把永不停歇的赚钱的欲望寄托于自己的判断力、耐心和他人的成就。
　　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些人早已获得“超级天使”的称号。说白了，天使投资人，这就是专门用来指称为公司提供资助的个体富翁的专业术语。
　　那个花白头发的高个子老头走在前面，笑声朗朗，似乎是这群人的头儿。可又不像，因为和其他人的衬衫大衣比起来，他穿得实在不够讲究，一件肥大的牛仔套一件深蓝色羽绒服就草草了事，一点不像要出席重要场合的样子。不过没关系，过去的一年，有了打拐和抗癌这两件事，人人都从微博上知道他了。你一定知道我说的就是薛蛮子，号称“中国天使投资第一人”。从UT斯达康上市获利1.2亿美元，他的得意之作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但在2011年，薛蛮子仍然保持了二三十个项目投资的活跃度。他举起两只手指，岔开，说：“其中80%都来自微博。”
　　事实上，这天的事儿说重不重，说轻不轻。2011年的冬天，这是天使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正式活动。到场的12个人，几乎算得上是中国天使界的骷髅会了。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两个项目，还都是他们自己打算要投资的项目。再过一会儿，一旦在美食和辩论中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这些项目就有可能得到天使会的投资。
　　其实，天使会本来是个相对松散的组织，成立半年以来，这些人搞过几次活动，比如去深圳曾李青的俱乐部参观啦，大家AA去敦煌玩儿啦，周末去北京大董烤鸭店撮一顿啦，总之，用薛蛮子的话说，就是“一帮哥们兄弟玩儿，没什么正经的”。这次之所以要玩玩正经的，大概也是他身边的李开复出的主意。
　　李开复比薛蛮子小几岁。如你所知，他是Google职业经理人出身，是创业孵化器创新工场的创始人，也是个商业模式的狂热爱好者。他老早就建议说，美国现在最流行由大天使们组成一个基金，每个人投一笔钱进来，选拔其中一个人做GP，再雇用专人管理，每个月固定开会，投票审核，看的都是各自想要投的一两个新项目，一旦多数通过，这只基金就会跟投。
　　“这种方式很流行。”李开复说，“叫天使共投也好，分享项目也好，美国人就是很单纯、理性地觉得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投早期本来就风险巨大，每个天使也都有自己的强项和不足，不可能什么都懂，这样取长补短不是很好吗？这种方式在中国是否能够流行起来？”
　　大家都在宴会厅里坐定了。这时候，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看好的项目创业者和商业计划书，同时，他们每个人都有50万人民币，放在共同的账户里。这真不算是什么大钱，不过，却给这些颇有声望的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场所，他们可以公开地争论、驳斥，前提是用彼此都能够听懂的语言。这不像是一个比赛，倒像是一个游戏、一个避难所、一个可以暂时离开残酷商场的可乘之机。
　　气氛挺轻松。事实上，香港马会的这间餐厅就是为了这样的场合专门设置的。精致的墙纸和水晶灯，叮咚作响的银餐具和悄无声息的地毯，没人想要点餐，但所有人都想要再多喝一口水。不知怎么回事，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一种混杂着虚荣、兴奋、担忧和客里客气的气氛逐渐俘虏了房间里的每一个客人。显然，他们本来就没有混得太熟，现在又因为歧见而变得更生分了些。
　　一无所获。这一天，所有的项目都被否定掉了。“只要是一个超级天使强烈赞许的项目，必定有其他三个超级天使表示强烈反对。”一位列席的创业者说，“要得到12个人的多数票，这太难了。”
　　事情明摆着，这些超级天使凑在一起的气氛虽然还算和谐，跟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共处一室的样子不好比；他们的好胜心也不比李彦宏、小马哥和马云更强烈。但是，这里头的每一个人都有传染性的成就病，如果没有新的成就，那他还不如停止呼吸的好。每一个人已经获得的成就都在证明，他自己无疑就是那个最有智力优越感、最有道德优越感也最自负的那一个。
　　“每个天使的成功都有他自己的基因。”李开复试图更加理性地分析这件事情，“我会分析技术、竞争优势、团队、壁垒、战略、理性，徐小平可能就是看人。雷军可能会在这些方面挖得比我更深。我和雷军都是专注型的，投几个失败没关系，但有几个大公司我们就很喜欢。蛮子投的面更广，他肯定是希望挣钱，能不能成为大公司倒没那么重要了。”
　　不管怎样，这次聚会的结果多少能够证明一个事实：这些超级天使都是个性化的强人，彼此很难真的合作。
　　话虽如此，2011年，中国天使界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却是一桩合作。
　　2011年12月1日，徐小平和沈南鹏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完成真格基金二期融资。其中，徐小平创立的真格基金出资1530万美元，占股51%，沈南鹏担任创始合伙人的红杉资本中国出资1470万美元，占股49%。
　　发布会上还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高盛高华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厚朴投资董事长、PE界的大人物方风雷。他并未回答任何记者的提问，最后，他几乎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喧闹的会场。不过，人们也都知道，他出现的原因很简单，他的女儿、生于1982年的方爱之将要出任这家基金的总经理。
　　就连徐小平自己，他也觉得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象征性场景。“从创业的生命周期来说，天使早期、种子期是孙子，VC是爸爸，PE是爷爷。”他说，“相比之下，投早期虽然风险极大，但是获利空间也大。”
　　Facebook的神话太遥远，就拿徐小平身边的例子来说好了。2011年5月11日，世纪佳缘在纽交所上市，最乐不可支的可能不是“小龙女”。多年前，曾经有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借给“小龙女”8万块钱，多年后，上市当天，这位小股东的8万变成了8000万。第二天，当事人给小龙女买了一个一万多块钱的包包作为答谢。
　　“这个项目产生的价值，该是多少个包包啊。”徐小平感叹说。5年前，他由新东方时期的同事钱永强介绍，在A轮之前也投资了这家公司，如今成为真格基金第一个得以退出的项目，他本人也获利甚丰。为了某种促狭的纪念，他甚至参与意见，把上市时间定在5月11日自己生日当天。
　　天使的诱惑人人都看得到，尤其是坐拥大量资源的大VC们。“很多VC都想要转型做天使。”一位投资人分析说，“后期好的项目越来越少，估值也越来越高，轻易不好接盘。早期却很有想象力，投一点钱，可能赚一千倍、一万倍。”
　　“越来越多的VC抱怨生意不好做。”另外一位同样有名的投资人说，“做到最后，变成拼爹了，项目成败跟你的投资能力没关系，雇个高干子弟拉关系就能搞定。还有，一年好几万个3000万人民币利润的公司，就上三四百个，咋整？人家出了15倍，你敢不出17倍吗？有点儿哆嗦吧？”
　　当然，VC想要天使化不那么简单。事实上，做VC和做天使的基因完全不一样。简单来说，天使的商业模式是“无罪推定”，低价快速介入，给小团队一个VC不会给的价钱，同时相信人、鼓舞人、帮助人；VC的商业模式是“有罪推定”，一开始就要看数字、看历史、看报表，要求你证明“凭什么你就一定行”，然而，一个种子期的创业项目可能除了一个IDEA之外一无所有。
　　做天使是有门槛的，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能成为天使。这个门槛之高，把绝大部分身家不那么丰厚的人挡在了外面。
　　一位投资人警告说：“没有一亿身价，别玩这个。指望投10万、15万就能发财，绝不可能。要是把做天使当成炒房，最后输得裤子都没有。”另外一些有钱但不懂行业的人也不太妙。李开复说：“做天使，你要知道，钱是最不重要的东西了。你始终要想，你能够提供给创业者什么帮助，是人脉、管理还是战略。好的项目会有很多人争着给钱，普通的项目可能会要你的钱，但是回报可能也不怎么好。”甚至，连一些懂行的财务分析师、前高管和创始人也不被看好。
　　薛蛮子说了，他最不看好两类人做天使：“一种是工程师出身。中国没有通识教育，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思维的人，他们只知道这根管子怎么接上另外一根管子，至于怎么接，完全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还有一种是财务出身，他们是最没有直觉的人，只相信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救生圈，但早期根本没有数字可看。”
　　2011年一年，薛蛮子彻底出了名。他打拐，抗癌，还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电子邮箱，公开征集创业者的商业计划书。寻找薛蛮子，这成了很多人的生存使命和工作任务。找他的人很多，有半夜五点给他留私信、彻夜在东四环辅路上搭帐篷等消息的人，也不乏最有名的大VC的合伙人。最终，薛蛮子几乎没怎么考虑，一来派助手把东四环沿路的崇拜者劝回了老家，二来笑眯眯地对VC合伙人们Say No。
　　


　　薛蛮子在北京的家是一户独梯独户的大复式公寓，高高的落地窗外能看见结冰的湖泊。他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在客厅里放保险箱，并且拿它当茶几用的人。这么样一个人，当然不会把送上门的钱财拒之门外。不过，薛蛮子有他的道理。
　　“我不适合做一个机构。“他摆摆手，又摇摇头，“上班啊，每天跟人啰唆啊，每个月都要投啊，压力啊，每个投资人都来跟你谈这个谈那个啊……我自个想投就投，不想投就出去玩儿了。还有，我贪心。好不容易找一项目，自己拿百分之百，结果折腾半天我才拿20%，被其他合伙人分了一大半走，我吃饱了撑的？”
　　其实，VC希望跟某一位超级天使结盟合作，加入强势天使品牌链的初衷很可以理解。有人分析说：“VC不是专做这个的，他们请的那些MBA只会看数字，对这事儿没感觉，但超级天使是专门做这个的，会做这个，有感觉。另外，一旦跟超级天使合作，在LP那里就好交代了——这么牛的人都认可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啊？”
　　薛蛮子拒绝的事情，徐小平经过长达半年的考虑，最终还是接下来了。以徐小平青年导师出身、“喷雾式”、“雨露均沾式”的投资风格，如何跟红杉中国严格、理性的风格兼容？这些日日夜夜，对于沈南鹏的到来，他不是没有过顾虑。
　　“首先，真格占股51%是我坚持的。真格大，还是红杉大？肯定是真格大。取名字的时候，到底叫做真格红杉还是红杉真格，我还请大师给我看过，最后还是叫真格基金。”
　　“我看到喜欢的就想投，但红杉那边也要看。红杉习惯每个礼拜一开会审核项目，但是好的项目不能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个好项目上午没投，下午就被人抢了。后来我跟沈南鹏商量，来个一票肯定权，目前主要是我在用。我要是看到喜欢的，宁可我自己出钱，也要投。”
　　从2011年6月到2011年10月，从徐小平和沈南鹏通电话，到合作最终确认，徐小平曾经“至少七八次地问自己”——做江湖上的老顽童和莫大先生就好，何苦非要开山立派呢？最后，有一天，他把所有的员工和合作伙伴叫到国贸一期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旷日持久的会。最终，他下定决心放弃一部分自由自在的生活，走上一条机构化天使的路。
　　“我问自己，也问大家，真格基金想不想做大做好？想。红杉能不能帮助真格基金做大做好？能。那么要不要跟红杉合作？要。就这么简单。”
　　


　　徐小平出生于1956年，今年55岁。从外表来看，他有一张跟他的年纪相符的脸，但是这张脸却时常流露出小孩子和老天真的神气。对他来说，成功来得实在晚。当他在美国失业的时候，李开复已经在美国的大学里拿到了PHD学位；当他刚刚开始在新东方纠结地奋斗的时候，薛蛮子已经从UT斯达康套现1.2亿美元。对他来说，成功来得实在也不够痛快。2006年9月7日早上8点，徐小平以新东方CO-FOUNDER的身份带着太太来到纽交所门口的时候，他“只觉得如在梦中，生怕黄粱一梦，醒来一切成空”。
　　徐小平是个学音乐出身的硕士，又写过好些励志书籍，他习惯用诗意夸张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过，他之所以愿意跟沈南鹏一道坐上这辆战车，这实实在在是出于另外一种浪漫主义。说白了，徐小平不缺钱、不缺名、不缺权、不缺势，他被全中国的创业者崇拜，也被整个投资圈的同行认可，他什么也不缺，本该无所求才是，为何非要“做大做好”不可？
　　这个问题，徐小平2011年一年在跟天使会的同仁的交往中找到了答案。事实上，很多超级天使在从非天使到天使的转变期中，都经历过巨大的身份危机。
　　“我跟雷军聊，我跟曾李青聊，我发现，他们在创业成功退出之后，都曾经有过一段特别痛苦的时期。雷军离开金山卖掉卓越，曾李青离开腾讯，他们套现成功，本该是最成功的时候，却是他们最想跳楼的时候。新东方上市，我有钱了，却也是我最想跳楼的时候，感觉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却一无所有。跟他们聊过之后，我才敢跟别人说我当年的痛苦，否则，我还会一直假装自己特别成功。我在他们那里找到了某种程度的知己。”
　　离开新东方之后，徐小平考虑过创业，赔了七位数。他想过继续写书，做个作家，倒也逍遥快活，但写书这事太难了。他开始做投资，头几年也赔得血本无归。一个高龄55岁的老男孩，还在继续寻找自我。
　　这种成功人士的迷失期，就连大神孙正义也不能免俗。据薛蛮子说，当年雅虎成功之后，孙正义一举成为世界首富，一下子同样模式的投了500多个，一年半之内几乎全部死光光，赔了10亿美元以上。
　　“所以，没人能够免俗。”他说，“有钱了，3个月到半年最好先别投，冷静一下先，哪怕给父母买房子，给情人买辆车呢。”
　　2011年年底，徐小平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他已经是个相对成熟、曝得大名的投资人了。他人在美国，从电视里看了53岁的麦当娜那场惊人的表演，眼泪都快流了出来。“如果说我今生还有什么未竟的梦想，就是我还从来没有做过一家公司的一把手——也许真格能帮助我实现。我做过的最狂野的梦不能讲，但第二狂野的梦可以告诉你，我要投出3~5家超过新东方的上市公司。”
　　对于一个50后来说，好胜心和虚荣心并非坏事。但徐小平的朋友李开复倒是“丑话说在前头”。2011年，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宣布募集新的美元和人民币基金，除了做早期项目孵化，也开始做VC。在他看来，VC做天使和天使做VC，哪一样也不容易，除非能够把握几个关键性的原则。
　　“VC想要做天使的话，一定要注意利益冲突的问题。比如说创新工场，现在一个孵化器，还有一个基金，两边的投资者不是完全一样的，很容易就有利益冲突，他怎么投得那么便宜，他怎么怎么的，很容易纠缠。另外，VC可能要放弃一些本来已有的每年的利益，用更多的人来投一样多的钱，每个人一定会少分点。至于说，是否具备早期的战略技术能力，这个倒是可以获取的。”
　　“天使跟VC合作，利弊非常明显。利益就是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更规模化，但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个VC不投的项目怎么办？会发出很强烈的负面信号。比如说，你是真格和红杉孵化出来的项目，现在想要融A轮了，红杉怎么说？怎么红杉没投？哎呀，我也不投了。这时候，天使一定要注意平衡，不能偏袒，一偏袒就有问题，就会有外部质疑。”
　　李开复在海淀区第三极大厦说的话，像是带着火花的刺啦啦作响的电讯塔信号一样，说到了徐小平的心坎里。我们坐在银泰地下一层的英式茶座喝茶，他一直滔滔不绝，但我们其实都知道，对于红杉和沈南鹏，他不愿多说。
　　“我希望尽量淡化真格的红杉因素。”他说，“过多强调红杉，其他的VC会很不舒服，他们会觉得，真格是不是红杉的一个附属机构，说不定你们的项目是红杉挑剩下的。大家一看，红杉系的，你都没投，我干吗要投？一旦形成这种社会印象，我就完蛋了。”
　　“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他又一再强调说，“红杉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LP。我投的一个项目，只有20%，绝不可能只跟红杉做，如果北极光作价800万，红杉作价500万，创业者肯定会选北极光啊。”
　　徐小平和李开复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照理来说，天使投资是从2011年才开始为公众熟知的新名词，但这个领域已经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拉帮结派”的局面。一位投资人在电话里评论说：“这对创业者很不公平。他还什么都没干呢，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各种标签，红杉系、IDG系等。其实，这就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只不过它的股东或者小股东是哪一个天使而已。”
　　说到底，天使也有困惑和阴影。做天使投资本是一样温水煮青蛙、媳妇熬成婆的事情，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眼下的中国，却已经被操作得带有强烈的投机色彩。有位投资人跟我抱怨说，实在受不了有的大投资人，用自己的名望套取创业者的信任，一二百万的投资就占股30%甚至40%，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一转手A轮就套现成三五百万。
　　“我最近看了一些项目，创始人着急找人接盘，就是为了把之前的不良天使弄出去，改变公司危险的股权结构。但是价钱又被抬得很高了，接盘的VC也不好找，很头痛。”他说，“这简直就是机会主义，欺骗创业者。创业者才是公司的掌控者和把握方向盘的人，这么一弄，公司的股权结构大受影响，将来公司的利益绑定、股权分享都会大打折扣。”
　　还有另外一位投资人，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警告我说：“你知道吗？还有一种假天使，忽悠，自己根本没钱，答应帮人找融资，融到钱之后只花几万块钱，就要求占股3%。这可是假天使。”
　　不管怎样，今时今日，没人相信中国的天使有泡沫。这是一罐冰凉清透的啤酒，正是沁人心脾的时候，值得每个人好好享用。举杯之前，薛蛮子只是哈哈笑着提醒说：“天使嘛，就是争取做个聪明点儿的傻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