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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自传体小说《情人》问世，同年荣获龚古尔文学奖。透过这部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作品，读者看到了一个迷失自我的妙龄女子在她绝望的异国恋情里苦苦寻找着身份认同。深陷身份焦虑的主人公在多重文化身份转换之间解构着自我，又重塑自我。
关键词：《情人》 文化身份 身份焦虑 流浪者 自我
一、多重文化身份之框架：旅行者——定居者——流浪者 小说《情人》的主人公“我”是个十五岁半的白人女孩，由于这是杜拉斯的自传小说，这个“我”其实正是杜拉斯的独白。《情人》讲述的故事在如下背景中展开：“我”的父母受到法国殖民地政府的欺骗，远渡重洋从法国来到印度支那，结果一无所获，父亲还客死异乡。父亲死后，母亲只能在当地的一所法文学校当校长，以此来养活“我”和两个哥哥。后来母亲花掉自己所有的积蓄，在柬埔寨的贡布省买了一块地，但殖民地土地管理部门竟无人告知她这块土地无法耕种，因为它每年都要被海水淹没六个月，最后以母亲建立防潮大坝失败、家园被毁而告终。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从朝圣者到观光客——身份简史》一文中将人的身份分为五类：朝圣者、漫游者、流浪者、旅行者、游戏者。其中，流浪者是无主的，无家可归，流浪者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外邦人，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定居。而旅行者和流浪者相似，他去任何地方却又不属于任何地方，与流浪者不同的是他的“移动”行为是故意为之，并且“有家可归”，“异乡”在旅游者看来是友善的，符合他们的奇思妙想。而定居者是齐格蒙在论及流浪者时提出来的一个对比概念，指“定居的人”，在定居地有土地上、社会上、生活上的位置的人。①
笔者认为，“我”的文化身份经历了“旅行者——定居者——流浪者”的系列变化。对异国东方抱着美好愿景主动来到殖民地时的“我们”是旅行者，以“我”的父亲之死为节点，“我”的身份开始由有家可归的旅游者，经由暂时性定居者的身份一步步转变为身如浮萍的流浪者。在这个逐渐迷失的过程中，“我”在不同关系中饰演的其他文化身份的交互作用进一步促使“我”最终变成一个迫切需要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流浪者角色。
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认为身份的结构和作用与人们在社会中饰演的角色密切相关。②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自我通过个体行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获得多面性，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处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让人获得不同的角色身份。例如在家庭里形成父母子女的关系，在学校里形成师生关系，在爱情婚姻里形成两性关系等等。而在每一种关系里每个人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在小说《情人》里，主人公“我”同时扮演着母亲的“女儿”、兄弟的“妹妹”、寄宿学校的“学生”、中国富商的“情人”、殖民地里的“白人”角色，这些角色赋予了“我”相应的身份和文化意义。
二、多重文化身份之枝节：女儿、妹妹、学生 本文将从“我”的“女儿”“妹妹”“学生”的多重文化身份来阐释“我”如何成为一个对自我身份感到焦虑的流浪者。在此基础上，结合“我”的殖民地“白人”和中国富商的“情人”身份来解析“我”如何重构身份、寻找自我。“我”和母亲的母女关系可以说是失败的，“我”爱母亲，却也极恨她。在“我”心里，母亲把她所有的爱都给了她的大儿子。“我”曾经和她聊自己的梦想是写书，她只是耸了耸肩，认为那是小孩子的行为；“我”法文考了第一，她并不满意，因为不是她心爱的大儿子考第一；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为了“搞钱”她甚至允许自己的女儿出门打扮得像个娼妇。“我”要离开她，要与“女儿”的身份决裂：“我可能第一个离家出走……时间一到，就非走不可。”③在“我”心里早已默默否定了“女儿”的身份，在这个躯壳里，“我”找不到自己，痛苦又愤恨。
同样地，“我”与哥哥之间构成的兄妹关系也是失败的。我尤其恨那个无恶不作的大哥哥：“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我相信我的小哥哥，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人，大哥的生命把他的生命死死压在下面……”④可见，我与无赖的恶棍大哥之间毫无兄妹之情可言，“我”对他只有憎恨与恐惧，恨不得要把他杀掉。而对于与“我”感情投契的小哥哥，“我”与他之间的感情也不是单纯的兄妹情，那更像是一种复杂的、相依为命、互相慰藉的情感，“我”的小哥哥是和“我”一样孤独的“孩子”。小哥哥多年后去世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已和他融为一体，“我”永远爱他甚至甘愿代他去死。可见，两个哥哥对于“我”来说并没有真正承担着“哥哥”这一角色身份，因此“妹妹”的身份也不能给“我”带来自我认同感，反而为自我存在的意义更添一抹困惑与虚无感。“妹妹”的身份进一步造成了“我”的身份焦虑。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在殖民地定居生活，“我”便从旅行者转变为定居者的文化身份。由于经济拮据，“我们”在殖民地无法找到适合长久居住的地方，“我们”的住所永远是临时性的，就连母亲尝试用剩余的财产购置土地建设新家园也彻底失败。这些处境从客观上消解了“我”的永久定居者身份；在主观感情上，童年父亲的缺席，母亲的不理解和对大哥哥的偏袒，与兄弟失和的亲情关系让“家”的归属感和温暖离“我”远去。虽然“我”的心已与无处为家的流浪者无异，但因为暂时还拥有着一个聊胜于无的落魄之家，“我”的身份仍可被视为一名暂时性定居者。真正让“我”彻底由定居者转变成全然的流浪者的是“我”的另外一个社会身份“学生”，也在“我”的认可领域里宣告失败。
“我”上学和日常食宿都在一所西贡公立寄宿学校，在学校里有一位“我”十分欣赏甚至爱慕的女生叫海伦·拉格奈尔。“我”欣赏她自在真实的天性，她时常在宿舍里裸露着美丽的胴体，敢于对学校按法国政府的要求培养她们成为护士或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监护人员，甚至要派她们到霍乱和鼠疫检疫站的做法表示不满，还想从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对海伦的好感反映出“我”对她的做法的认同，对于寄宿学校的教育理念“我”同样抱有否定的态度。女性在父权社会里被赋予了一种性别化的身份，即“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与自然和本能相联系的领域，她们感情丰富而细腻，适合从事照顾他人的工作。⑤所以她们会被培养成护士或监护人员，从事她们也许并不喜欢的工作，只因为她们是女性，而且还是混血的殖民地女性。“我”的理想是写书，学校对女学生的限制在“我”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显然“我”并不愿意听从学校对女学生将来的安排。后来，“我”经常夜不归宿，母亲向校长请求听任“我”的行为，从此，寄宿学校于我来说就像旅店一样了。“我”与中国富商之间的情事被发现以后，学校下达禁令禁止学校里的学生与“我”讲话，在学校里“我”彻底变成一个孤零零的异类。内心对殖民地寄宿学校“女学生”的抗拒与外界对“我”的行径的诟病相互作用，最后抹杀了“学生”这一身份之于“我”的意义。 可见，无论是“女儿”、“妹妹”还是“学生”的身份都无法让“我”获得自我认同感。饰演这些身份的失败反而带给“我”无尽的困惑、焦虑与虚无感。“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并没有什么中心……什么人也没有。”⑥“我”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当一个人的归属感缺失的时候，他对身份确认的需要就变得愈发迫切，而在这个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焦虑直到寻找到自我为止。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我”甘愿成为他人眼中被唾弃的“情妇”，这并非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没有身份的贫穷流浪者的自我救赎。
三、身份认同与构建自我：白人、情人 现代社会让个体有权利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关系互动中形成一种“定义自我”（self-defining）的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它能为自我的构建提供意义。⑦在《情人》里，中国富商的“情人”身份正是能帮助“我”定义自我，找到自身的身份。
与中国富商约会的过程中，“我”始终带着一种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在母亲逼问“我”的时候，“我”会说他是那么丑的中国人，根本不会和他在一起。“我”的内心也认为：“原则上，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白人。”⑧正是这种优越感使“我”在与中国富商的情爱里始终居于掌控的位置，“我”在这段关系里肯定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美丽、自己存在的意义。
《情人》的主人公“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具有多重文化身份，但并不是每一个身份都能与主人公的自我相契合，这种身份失效导致了主人公在小说中展现出来一种流浪者般的虚无感。直到她成为“情人”以后，她才显出肯定自己身体和自我欲望的一面。在她心里，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理想主义的、能够掌控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白人知识女性正是她想要构建的自我。
① 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②⑦ Guo-Ming Chen： On Identity： An Alternative View. China Media Research，2009（4）.
③{4}{6}{8}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第8页，第9页，第62页。
⑤ David Abbott： Culture and Identity. Series Editor： Paul L.Selfe.Hodder Education，1998.
参考文献：
[1] [英]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庞璃译.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2]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 David Abbott： Culture and Identity[M]. Series Editor： Paul L.Selfe.Hodder Education.1998.
作 者：梁铣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自由撰稿人、影评人。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情人》 文化身份 身份焦虑 流浪者 自我
一、多重文化身份之框架：旅行者——定居者——流浪者 小说《情人》的主人公“我”是个十五岁半的白人女孩，由于这是杜拉斯的自传小说，这个“我”其实正是杜拉斯的独白。《情人》讲述的故事在如下背景中展开：“我”的父母受到法国殖民地政府的欺骗，远渡重洋从法国来到印度支那，结果一无所获，父亲还客死异乡。父亲死后，母亲只能在当地的一所法文学校当校长，以此来养活“我”和两个哥哥。后来母亲花掉自己所有的积蓄，在柬埔寨的贡布省买了一块地，但殖民地土地管理部门竟无人告知她这块土地无法耕种，因为它每年都要被海水淹没六个月，最后以母亲建立防潮大坝失败、家园被毁而告终。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从朝圣者到观光客——身份简史》一文中将人的身份分为五类：朝圣者、漫游者、流浪者、旅行者、游戏者。其中，流浪者是无主的，无家可归，流浪者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外邦人，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定居。而旅行者和流浪者相似，他去任何地方却又不属于任何地方，与流浪者不同的是他的“移动”行为是故意为之，并且“有家可归”，“异乡”在旅游者看来是友善的，符合他们的奇思妙想。而定居者是齐格蒙在论及流浪者时提出来的一个对比概念，指“定居的人”，在定居地有土地上、社会上、生活上的位置的人。①
笔者认为，“我”的文化身份经历了“旅行者——定居者——流浪者”的系列变化。对异国东方抱着美好愿景主动来到殖民地时的“我们”是旅行者，以“我”的父亲之死为节点，“我”的身份开始由有家可归的旅游者，经由暂时性定居者的身份一步步转变为身如浮萍的流浪者。在这个逐渐迷失的过程中，“我”在不同关系中饰演的其他文化身份的交互作用进一步促使“我”最终变成一个迫切需要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流浪者角色。
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认为身份的结构和作用与人们在社会中饰演的角色密切相关。②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自我通过个体行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获得多面性，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处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让人获得不同的角色身份。例如在家庭里形成父母子女的关系，在学校里形成师生关系，在爱情婚姻里形成两性关系等等。而在每一种关系里每个人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在小说《情人》里，主人公“我”同时扮演着母亲的“女儿”、兄弟的“妹妹”、寄宿学校的“学生”、中国富商的“情人”、殖民地里的“白人”角色，这些角色赋予了“我”相应的身份和文化意义。
二、多重文化身份之枝节：女儿、妹妹、学生 本文将从“我”的“女儿”“妹妹”“学生”的多重文化身份来阐释“我”如何成为一个对自我身份感到焦虑的流浪者。在此基础上，结合“我”的殖民地“白人”和中国富商的“情人”身份来解析“我”如何重构身份、寻找自我。“我”和母亲的母女关系可以说是失败的，“我”爱母亲，却也极恨她。在“我”心里，母亲把她所有的爱都给了她的大儿子。“我”曾经和她聊自己的梦想是写书，她只是耸了耸肩，认为那是小孩子的行为；“我”法文考了第一，她并不满意，因为不是她心爱的大儿子考第一；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为了“搞钱”她甚至允许自己的女儿出门打扮得像个娼妇。“我”要离开她，要与“女儿”的身份决裂：“我可能第一个离家出走……时间一到，就非走不可。”③在“我”心里早已默默否定了“女儿”的身份，在这个躯壳里，“我”找不到自己，痛苦又愤恨。
同样地，“我”与哥哥之间构成的兄妹关系也是失败的。我尤其恨那个无恶不作的大哥哥：“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我相信我的小哥哥，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人，大哥的生命把他的生命死死压在下面……”④可见，我与无赖的恶棍大哥之间毫无兄妹之情可言，“我”对他只有憎恨与恐惧，恨不得要把他杀掉。而对于与“我”感情投契的小哥哥，“我”与他之间的感情也不是单纯的兄妹情，那更像是一种复杂的、相依为命、互相慰藉的情感，“我”的小哥哥是和“我”一样孤独的“孩子”。小哥哥多年后去世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已和他融为一体，“我”永远爱他甚至甘愿代他去死。可见，两个哥哥对于“我”来说并没有真正承担着“哥哥”这一角色身份，因此“妹妹”的身份也不能给“我”带来自我认同感，反而为自我存在的意义更添一抹困惑与虚无感。“妹妹”的身份进一步造成了“我”的身份焦虑。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在殖民地定居生活，“我”便从旅行者转变为定居者的文化身份。由于经济拮据，“我们”在殖民地无法找到适合长久居住的地方，“我们”的住所永远是临时性的，就连母亲尝试用剩余的财产购置土地建设新家园也彻底失败。这些处境从客观上消解了“我”的永久定居者身份；在主观感情上，童年父亲的缺席，母亲的不理解和对大哥哥的偏袒，与兄弟失和的亲情关系让“家”的归属感和温暖离“我”远去。虽然“我”的心已与无处为家的流浪者无异，但因为暂时还拥有着一个聊胜于无的落魄之家，“我”的身份仍可被视为一名暂时性定居者。真正让“我”彻底由定居者转变成全然的流浪者的是“我”的另外一个社会身份“学生”，也在“我”的认可领域里宣告失败。
“我”上学和日常食宿都在一所西贡公立寄宿学校，在学校里有一位“我”十分欣赏甚至爱慕的女生叫海伦·拉格奈尔。“我”欣赏她自在真实的天性，她时常在宿舍里裸露着美丽的胴体，敢于对学校按法国政府的要求培养她们成为护士或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监护人员，甚至要派她们到霍乱和鼠疫检疫站的做法表示不满，还想从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对海伦的好感反映出“我”对她的做法的认同，对于寄宿学校的教育理念“我”同样抱有否定的态度。女性在父权社会里被赋予了一种性别化的身份，即“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与自然和本能相联系的领域，她们感情丰富而细腻，适合从事照顾他人的工作。⑤所以她们会被培养成护士或监护人员，从事她们也许并不喜欢的工作，只因为她们是女性，而且还是混血的殖民地女性。“我”的理想是写书，学校对女学生的限制在“我”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显然“我”并不愿意听从学校对女学生将来的安排。后来，“我”经常夜不归宿，母亲向校长请求听任“我”的行为，从此，寄宿学校于我来说就像旅店一样了。“我”与中国富商之间的情事被发现以后，学校下达禁令禁止学校里的学生与“我”讲话，在学校里“我”彻底变成一个孤零零的异类。内心对殖民地寄宿学校“女学生”的抗拒与外界对“我”的行径的诟病相互作用，最后抹杀了“学生”这一身份之于“我”的意义。 可见，无论是“女儿”、“妹妹”还是“学生”的身份都无法让“我”获得自我认同感。饰演这些身份的失败反而带给“我”无尽的困惑、焦虑与虚无感。“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并没有什么中心……什么人也没有。”⑥“我”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当一个人的归属感缺失的时候，他对身份确认的需要就变得愈发迫切，而在这个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焦虑直到寻找到自我为止。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我”甘愿成为他人眼中被唾弃的“情妇”，这并非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没有身份的贫穷流浪者的自我救赎。
三、身份认同与构建自我：白人、情人 现代社会让个体有权利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关系互动中形成一种“定义自我”（self-defining）的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它能为自我的构建提供意义。⑦在《情人》里，中国富商的“情人”身份正是能帮助“我”定义自我，找到自身的身份。
与中国富商约会的过程中，“我”始终带着一种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在母亲逼问“我”的时候，“我”会说他是那么丑的中国人，根本不会和他在一起。“我”的内心也认为：“原则上，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白人。”⑧正是这种优越感使“我”在与中国富商的情爱里始终居于掌控的位置，“我”在这段关系里肯定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美丽、自己存在的意义。
《情人》的主人公“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具有多重文化身份，但并不是每一个身份都能与主人公的自我相契合，这种身份失效导致了主人公在小说中展现出来一种流浪者般的虚无感。直到她成为“情人”以后，她才显出肯定自己身体和自我欲望的一面。在她心里，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理想主义的、能够掌控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白人知识女性正是她想要构建的自我。
① 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②⑦ Guo-Ming Chen： On Identity： An Alternative View. China Media Research，2009（4）.
③{4}{6}{8}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第8页，第9页，第62页。
⑤ David Abbott： Culture and Identity. Series Editor： Paul L.Selfe.Hodder Education，1998.
参考文献：
[1] [英]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庞璃译.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2]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 David Abbott： Culture and Identity[M]. Series Editor： Paul L.Selfe.Hodder Education.1998.
作 者：梁铣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自由撰稿人、影评人。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