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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潘汉年案的那个年代，审判难以真正独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潘汉年冤案的发生，难以避免”
“潘汉年案平反昭雪后，纪念他在我党情报战线上作出杰出贡献的文章和影视作品不少，而对建国后造成潘汉年冤案的原因，却鲜有涉及。”
作为当年审判潘汉年案的合议庭审判员，最高人民法院资深法官彭树华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当年这一大冤案使他常常萦绕于心，不能释怀。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将有关潘汉年案审判前后的情况，尽他所知追忆记录了下来——2010年8月，彭树华出版了《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
2010年11月21日，本刊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他依旧记忆超强，叙述清晰，向记者道起了当年审判潘汉年案前后的一些人和事。
秦城阅卷
1925年出生的彭树华是广西陆川人，1955年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助理审判员。
1962年6月，彭树华的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老人家决意回老家广西，再看看她想念的亲朋故友。
在老家陪母亲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彭树华接到单位通知有重要工作，便拜别母亲后匆匆回京，这一别成了母子的永诀。
回京后，彭树华被时任的刑一庭庭长曾汉周（1966年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告知，中央决定要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党组决定由曾汉周、丁汾（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负责案件的审判工作。
“潘汉年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要案，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件，它涉及到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机密，非同一般；其次，潘汉年是一名担任过重要职务、作出过特殊贡献的高级干部，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这几个特殊性决定了案件的复杂性和难度。”回忆当年受命时，彭树华称“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按照分工，彭树华和丁汾将住在秦城监狱审阅卷宗，曾汉周每周六赶往秦城，三人碰头，共同研究案件重要问题，顺便接彭树华和丁汾回城过周末。
经过一个多月日以继夜的工作，凡是能看到的卷宗，彭树华和丁汾都进行了细致审阅，阅卷工作暂告一段落。
八大质疑
1955年4月至1963年1月，潘汉年因为“反革命”罪被分别羁押于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和秦城监狱接受审查。1955年4月3日，公安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请求批捕潘汉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后作出批准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在秦城，彭树华和丁汾并不能与潘汉年直接见面，只能阅卷。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提供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
“我和丁汾反复研究后，觉得公安机关对潘汉年犯罪事实的认定，有许多问题是站不住脚的。”彭树华老人边介绍边拿出一堆泛黄的旧纸，纸张上是当年他划写的对潘汉年案的若干质疑。
如质疑一：
1936年4月，潘汉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从莫斯科回国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国共谈判联合抗日的意见。潘汉年到达香港后，写信给国民党中委陈果夫要求会见，随后由国民党另一中委陈立夫指派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张冲到香港和潘汉年见面，潘汉年向张冲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简历。
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中委陈果夫要求会见的同时，通过胡愈之跟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接上了头，冯雪峰请示中央是否让潘汉年去陕北，中央指示潘汉年即去陕北。潘汉年得到中央指示后，即从香港到上海，通过中共联络站的关系去了陕北，向中央报告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和自己与国民党取得联系的情况。不久潘汉年即被中央派回上海工作，并带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作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
潘汉年屡次在交代这段历史时，都说他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回国的。潘汉年是否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我记得当时查遍了整个卷宗，看到的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找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确已投降。相反，对潘汉年一些有利的证据，在当时没被采信。”彭树华回忆说，“如果潘汉年投降国民党的事实不能认定，那么他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派回国，与国民党取得联系，后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陈立夫、张冲等保持接触，在国共谈判中，谈及我党我军的一些情况，是完全正常的，可以理解。”
质疑二：
1940年，潘汉年在上海会见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为其写了搜集情报的计划，领了特务通行证。这些都是事实，但潘汉年一再说明这样做是为了取得岩井英一的信任，以利于执行情报工作的任务。
“如果以此认定潘汉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为什么打入岩井公馆的我方人员和电台没有受到任何危害？1943年潘汉年同岩井切断关系后，还有我方人员留在岩井公馆继续开展工作，直到日本投降，都没有出问题，这又如何解释？”在彭树华拿出的手写纸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质疑”。
质疑三：
1943年，潘汉年奉华中局之命，从淮南根据地去敌区找李士群（汪伪特务头子、国民党江苏省省长）了解敌伪清乡部署的相关情报。在没有任何征兆情况下，潘汉年突然被李士群安排与汪精卫会见，事前来不及向中央请示，事后也未向中央报告，直到1955年4月才交代。
潘汉年承认这是严重的错误，而不承认与汪精卫有任何政治上的勾结。公安部门却据此认定“潘汉年与汪伪勾结”，“卖国求荣”。
“潘汉年在执行任务的情况下，突然被安排与汪精卫会见，这不是他事前所能预见的。他事后没有向中央报告，无疑是严重的错误，但说卖国求荣有事实依据吗？他卖的什么国？求的什么荣？”彭树华回忆说，当时公安部门把违纪问题当做犯罪来认定，“十分牵强”。
……
又如质疑六：
上海解放初期，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对上海市进行了多次轰炸。其中最厉害的一次是1950年2月6日的大轰炸，把上海电力公司炸了，使上海水电动力设备遭受严重破坏。预审认为，这是潘汉年掌握的逆用电台向台湾提供重要机密情报引起的。
值得说明的是，潘汉年在解放初期掌握使用着逆用电台（所谓逆用电台，是指中共破获敌人电台后，保留敌人使用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继续与敌方保持联系，以接收敌人的情报，为中共所用，并将中共编造的假情报送到敌人手中，以迷惑敌人的一种反情报战）。其台长蔡秉贤1941年加入共产党，长期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解放后奉命潜伏下来。
有关部门认为，正是因为蔡秉贤用逆用电台给台湾国民党提供相关情报，造成了上海电力公司被炸事件。而据蔡秉贤交代，他给台湾提供的情报都是公开的，从报纸上抄拾编写的，没有泄露任何机密。蔡始终否认给台湾提供过具体轰炸目标，他说因为他提供台湾的情报，都是报纸上的公开报道，所以没有经过潘汉年审查便自行发出了。
“对此，潘汉年有无责任？应该负什么责任？解放初期的上海工业布局，国民党是一清二楚的，像上海电力公司这么重要的工业单位，国民党在上海统治了几十年，难道撤退到台湾才半年就不知道了？说‘二六大轰炸’跟潘汉年提供情报有关，不可思议。”回忆当年审阅潘汉年案诸多疑点，彭树华依然历历在目。
彭树华告诉记者，当年他和丁汾经过详细研究案情，共列出了潘汉年案的八大质疑。
而另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从莫斯科回国后，潘汉年亲自掌握和使用电台同中共中央频繁来往电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特务系统，始终未能破译中共的绝密电码。
“如果他是内奸，不给敌人提供有关情报，他也不可能长期安全地使用这些电台。特别是解放前期，潘汉年在香港执行中央任务，多次成功安排沈钧儒、李济深等大批民主人士到解放区，还策动‘两航’公司人员，带着12架飞机起义。在情报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方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对敌人都是沉重的打击，这样的‘内奸’能为敌人所容，是难以理解的。”彭树华回顾说。
“砸档案库”事件后没多久，江青找到了谢富治（1959年-1972年任公安部部长），说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涉及党许多机密，要妥善保管，最近政法学院的学生砸了最高法的档案库，如果这些卷宗丢失了，后果严重。于是，在某一天夜里，谢富治派专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收走了潘汉年案的全部卷宗材料。
1967年3月，江青又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了一个条子给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1967年4月12日午夜，江青来到京西宾馆，通过杨成武从军队中抽调来陈虹等四人，向他们当场宣布：“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派你们去上海搜集饶漱石、潘汉年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并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
专案组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公安局告诉专案组，有一箱“通天”的保密档案，要求带回北京保管。陈虹等人请示了江青后，带回了材料。
江青认为这些“通天”的保密档案一定与潘汉年有关，于是指示陈虹、白育民看完材料后，写出报告送给她。戏剧性的是，看到报告后，江青十分恼怒。
原来这箱“通天”的保密档案，保存了一封1954年揭发江青在上海那段不光彩历史的匿名信，以及公安部立案在上海调查所搜集的相关材料，包括江青当年与前夫唐纳结婚、离婚的报刊图片资料等等。
江青生性多疑，最放心不下自己在上海三十年代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许多知情的人都在“文革”中受尽折磨。江青自然也不肯放过潘汉年，三十年代初，潘汉年负责“左联”工作，和江青前夫唐纳共过事，对江青的历史比较了解。
江青假陈伯达、谢富治之手，先是收走潘汉年案卷宗材料，继而又把潘汉年收监关押，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并最终“推翻”最高人民法院此前的判决——1975年12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出了一份《对内奸分子潘汉年的复查结论》。《结论》决定：“对内奸分子潘汉年永远清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发放湖南省劳改单位劳动，剥夺公民权……”
1975年5月，潘汉年和夫人被送进了让他们终身失去自由的地方——湖南茶棱县某农场。湖南山区，夏天多雨，天气闷热潮湿，年过古稀的潘汉年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劳动，结果可想而知。
1976年，周总理逝世。这些年所含的冤屈，潘汉年一直寄希望将来有一天总理能为自己说句公道话，证明自己为党为国的一片忠心，而今总理却先他而去。
潘汉年在病魔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折磨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当茶场场部大喇叭播出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江青等“四人帮”被粉碎时，他盼望着洗刷冤屈的一天能早日到来。
然而，1976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这天，全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文章内容赫然大字写道“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潘汉年受此这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一下子病倒不起。
1977年3月份，潘汉年被转往长沙湖南医学附属医院治疗。同年4月14日晚，潘汉年停止了呼吸，含恨与世长辞。
平凡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引下，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凡。潘汉年案在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的关怀下，由中纪委组织力量进行了复查。
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中纪委查阅了许多文件材料，调查了相关了解情况的人，并于1980年写出了《关于潘汉年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
《报告》对最高人民法院1963年1月9日的《判决书》中认定潘汉年的三条罪状，逐一给出了结论性的复查意见。
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充分证明，潘汉年在1936年至1950年这段工作期间，对党忠诚，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工作卓有成效，特别是对中共情报工作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成绩。《报告》还指出，尽管潘汉年在会见汪精卫问题上犯有组织纪律上的错误，但原判决认定潘汉年的三条罪状，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应予彻底推倒。
《报告》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作出了批示，最高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宣告潘汉年无罪。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回顾了潘汉年为党、为革命工作，功勋卓著的一生，并告诫全党，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要永远引以为鉴戒。
1983年4月15日，经中央批准，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被从湖南长沙移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亲自前往首都机场迎接骨灰，并捧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代忠魂，从此得到安息。■
（经彭树华授权许可，文章部分内容引自《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
案发简介
潘汉年案发生在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全党代表会议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期间。在讨论中，一些和高岗、饶漱石有过牵连的人，先后作了自我批评，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在这次会上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该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来不及讲的，会后可以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交代清楚，否则罪加三等。” 潘汉年想起1943年被李士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事，过去未能及时向党中央报告，现在应当趁此机会，把事情经过向中央讲清楚，于是写了一个材料，委托大会华东组组长陈毅转交给党中央、毛主席。陈毅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当晚便到中南海直接将材料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材料后，联想到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以及潘汉年同饶漱石的关系，特别是当时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解放初期开展敌对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同饶漱石有直接关系，同潘汉年也有牵连，于是甚为震怒，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了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潘汉年案平反昭雪后，纪念他在我党情报战线上作出杰出贡献的文章和影视作品不少，而对建国后造成潘汉年冤案的原因，却鲜有涉及。”
作为当年审判潘汉年案的合议庭审判员，最高人民法院资深法官彭树华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当年这一大冤案使他常常萦绕于心，不能释怀。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将有关潘汉年案审判前后的情况，尽他所知追忆记录了下来——2010年8月，彭树华出版了《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
2010年11月21日，本刊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他依旧记忆超强，叙述清晰，向记者道起了当年审判潘汉年案前后的一些人和事。
秦城阅卷
1925年出生的彭树华是广西陆川人，1955年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助理审判员。
1962年6月，彭树华的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老人家决意回老家广西，再看看她想念的亲朋故友。
在老家陪母亲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彭树华接到单位通知有重要工作，便拜别母亲后匆匆回京，这一别成了母子的永诀。
回京后，彭树华被时任的刑一庭庭长曾汉周（1966年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告知，中央决定要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党组决定由曾汉周、丁汾（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负责案件的审判工作。
“潘汉年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要案，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件，它涉及到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机密，非同一般；其次，潘汉年是一名担任过重要职务、作出过特殊贡献的高级干部，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这几个特殊性决定了案件的复杂性和难度。”回忆当年受命时，彭树华称“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按照分工，彭树华和丁汾将住在秦城监狱审阅卷宗，曾汉周每周六赶往秦城，三人碰头，共同研究案件重要问题，顺便接彭树华和丁汾回城过周末。
经过一个多月日以继夜的工作，凡是能看到的卷宗，彭树华和丁汾都进行了细致审阅，阅卷工作暂告一段落。
八大质疑
1955年4月至1963年1月，潘汉年因为“反革命”罪被分别羁押于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和秦城监狱接受审查。1955年4月3日，公安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请求批捕潘汉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后作出批准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在秦城，彭树华和丁汾并不能与潘汉年直接见面，只能阅卷。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提供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
“我和丁汾反复研究后，觉得公安机关对潘汉年犯罪事实的认定，有许多问题是站不住脚的。”彭树华老人边介绍边拿出一堆泛黄的旧纸，纸张上是当年他划写的对潘汉年案的若干质疑。
如质疑一：
1936年4月，潘汉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从莫斯科回国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国共谈判联合抗日的意见。潘汉年到达香港后，写信给国民党中委陈果夫要求会见，随后由国民党另一中委陈立夫指派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张冲到香港和潘汉年见面，潘汉年向张冲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简历。
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中委陈果夫要求会见的同时，通过胡愈之跟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接上了头，冯雪峰请示中央是否让潘汉年去陕北，中央指示潘汉年即去陕北。潘汉年得到中央指示后，即从香港到上海，通过中共联络站的关系去了陕北，向中央报告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和自己与国民党取得联系的情况。不久潘汉年即被中央派回上海工作，并带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作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
潘汉年屡次在交代这段历史时，都说他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回国的。潘汉年是否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我记得当时查遍了整个卷宗，看到的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找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确已投降。相反，对潘汉年一些有利的证据，在当时没被采信。”彭树华回忆说，“如果潘汉年投降国民党的事实不能认定，那么他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派回国，与国民党取得联系，后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陈立夫、张冲等保持接触，在国共谈判中，谈及我党我军的一些情况，是完全正常的，可以理解。”
质疑二：
1940年，潘汉年在上海会见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为其写了搜集情报的计划，领了特务通行证。这些都是事实，但潘汉年一再说明这样做是为了取得岩井英一的信任，以利于执行情报工作的任务。
“如果以此认定潘汉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为什么打入岩井公馆的我方人员和电台没有受到任何危害？1943年潘汉年同岩井切断关系后，还有我方人员留在岩井公馆继续开展工作，直到日本投降，都没有出问题，这又如何解释？”在彭树华拿出的手写纸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质疑”。
质疑三：
1943年，潘汉年奉华中局之命，从淮南根据地去敌区找李士群（汪伪特务头子、国民党江苏省省长）了解敌伪清乡部署的相关情报。在没有任何征兆情况下，潘汉年突然被李士群安排与汪精卫会见，事前来不及向中央请示，事后也未向中央报告，直到1955年4月才交代。
潘汉年承认这是严重的错误，而不承认与汪精卫有任何政治上的勾结。公安部门却据此认定“潘汉年与汪伪勾结”，“卖国求荣”。
“潘汉年在执行任务的情况下，突然被安排与汪精卫会见，这不是他事前所能预见的。他事后没有向中央报告，无疑是严重的错误，但说卖国求荣有事实依据吗？他卖的什么国？求的什么荣？”彭树华回忆说，当时公安部门把违纪问题当做犯罪来认定，“十分牵强”。
……
又如质疑六：
上海解放初期，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对上海市进行了多次轰炸。其中最厉害的一次是1950年2月6日的大轰炸，把上海电力公司炸了，使上海水电动力设备遭受严重破坏。预审认为，这是潘汉年掌握的逆用电台向台湾提供重要机密情报引起的。
值得说明的是，潘汉年在解放初期掌握使用着逆用电台（所谓逆用电台，是指中共破获敌人电台后，保留敌人使用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继续与敌方保持联系，以接收敌人的情报，为中共所用，并将中共编造的假情报送到敌人手中，以迷惑敌人的一种反情报战）。其台长蔡秉贤1941年加入共产党，长期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解放后奉命潜伏下来。
有关部门认为，正是因为蔡秉贤用逆用电台给台湾国民党提供相关情报，造成了上海电力公司被炸事件。而据蔡秉贤交代，他给台湾提供的情报都是公开的，从报纸上抄拾编写的，没有泄露任何机密。蔡始终否认给台湾提供过具体轰炸目标，他说因为他提供台湾的情报，都是报纸上的公开报道，所以没有经过潘汉年审查便自行发出了。
“对此，潘汉年有无责任？应该负什么责任？解放初期的上海工业布局，国民党是一清二楚的，像上海电力公司这么重要的工业单位，国民党在上海统治了几十年，难道撤退到台湾才半年就不知道了？说‘二六大轰炸’跟潘汉年提供情报有关，不可思议。”回忆当年审阅潘汉年案诸多疑点，彭树华依然历历在目。
彭树华告诉记者，当年他和丁汾经过详细研究案情，共列出了潘汉年案的八大质疑。
而另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从莫斯科回国后，潘汉年亲自掌握和使用电台同中共中央频繁来往电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特务系统，始终未能破译中共的绝密电码。
“如果他是内奸，不给敌人提供有关情报，他也不可能长期安全地使用这些电台。特别是解放前期，潘汉年在香港执行中央任务，多次成功安排沈钧儒、李济深等大批民主人士到解放区，还策动‘两航’公司人员，带着12架飞机起义。在情报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方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对敌人都是沉重的打击，这样的‘内奸’能为敌人所容，是难以理解的。”彭树华回顾说。
“砸档案库”事件后没多久，江青找到了谢富治（1959年-1972年任公安部部长），说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涉及党许多机密，要妥善保管，最近政法学院的学生砸了最高法的档案库，如果这些卷宗丢失了，后果严重。于是，在某一天夜里，谢富治派专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收走了潘汉年案的全部卷宗材料。
1967年3月，江青又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了一个条子给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1967年4月12日午夜，江青来到京西宾馆，通过杨成武从军队中抽调来陈虹等四人，向他们当场宣布：“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派你们去上海搜集饶漱石、潘汉年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并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
专案组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公安局告诉专案组，有一箱“通天”的保密档案，要求带回北京保管。陈虹等人请示了江青后，带回了材料。
江青认为这些“通天”的保密档案一定与潘汉年有关，于是指示陈虹、白育民看完材料后，写出报告送给她。戏剧性的是，看到报告后，江青十分恼怒。
原来这箱“通天”的保密档案，保存了一封1954年揭发江青在上海那段不光彩历史的匿名信，以及公安部立案在上海调查所搜集的相关材料，包括江青当年与前夫唐纳结婚、离婚的报刊图片资料等等。
江青生性多疑，最放心不下自己在上海三十年代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许多知情的人都在“文革”中受尽折磨。江青自然也不肯放过潘汉年，三十年代初，潘汉年负责“左联”工作，和江青前夫唐纳共过事，对江青的历史比较了解。
江青假陈伯达、谢富治之手，先是收走潘汉年案卷宗材料，继而又把潘汉年收监关押，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并最终“推翻”最高人民法院此前的判决——1975年12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出了一份《对内奸分子潘汉年的复查结论》。《结论》决定：“对内奸分子潘汉年永远清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发放湖南省劳改单位劳动，剥夺公民权……”
1975年5月，潘汉年和夫人被送进了让他们终身失去自由的地方——湖南茶棱县某农场。湖南山区，夏天多雨，天气闷热潮湿，年过古稀的潘汉年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劳动，结果可想而知。
1976年，周总理逝世。这些年所含的冤屈，潘汉年一直寄希望将来有一天总理能为自己说句公道话，证明自己为党为国的一片忠心，而今总理却先他而去。
潘汉年在病魔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折磨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当茶场场部大喇叭播出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江青等“四人帮”被粉碎时，他盼望着洗刷冤屈的一天能早日到来。
然而，1976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这天，全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文章内容赫然大字写道“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潘汉年受此这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一下子病倒不起。
1977年3月份，潘汉年被转往长沙湖南医学附属医院治疗。同年4月14日晚，潘汉年停止了呼吸，含恨与世长辞。
平凡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引下，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凡。潘汉年案在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的关怀下，由中纪委组织力量进行了复查。
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中纪委查阅了许多文件材料，调查了相关了解情况的人，并于1980年写出了《关于潘汉年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
《报告》对最高人民法院1963年1月9日的《判决书》中认定潘汉年的三条罪状，逐一给出了结论性的复查意见。
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充分证明，潘汉年在1936年至1950年这段工作期间，对党忠诚，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工作卓有成效，特别是对中共情报工作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成绩。《报告》还指出，尽管潘汉年在会见汪精卫问题上犯有组织纪律上的错误，但原判决认定潘汉年的三条罪状，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应予彻底推倒。
《报告》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作出了批示，最高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宣告潘汉年无罪。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回顾了潘汉年为党、为革命工作，功勋卓著的一生，并告诫全党，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要永远引以为鉴戒。
1983年4月15日，经中央批准，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被从湖南长沙移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亲自前往首都机场迎接骨灰，并捧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代忠魂，从此得到安息。■
（经彭树华授权许可，文章部分内容引自《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
案发简介
潘汉年案发生在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全党代表会议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期间。在讨论中，一些和高岗、饶漱石有过牵连的人，先后作了自我批评，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在这次会上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该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来不及讲的，会后可以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交代清楚，否则罪加三等。” 潘汉年想起1943年被李士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事，过去未能及时向党中央报告，现在应当趁此机会，把事情经过向中央讲清楚，于是写了一个材料，委托大会华东组组长陈毅转交给党中央、毛主席。陈毅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当晚便到中南海直接将材料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材料后，联想到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以及潘汉年同饶漱石的关系，特别是当时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解放初期开展敌对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同饶漱石有直接关系，同潘汉年也有牵连，于是甚为震怒，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了逮捕潘汉年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