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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引发了“农村调查热”，①与此相应的还有一个“乡村建设热”。②在“乡村建设派”那里，这两“热”更是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两个过程：一是知识分子对乡村发生了兴趣，在了解乡村的基础上认识乡村;二是知识分子们开始运用他们掌握的知识来“救济”“改造”和“复兴”乡村。在这两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发生了关系，知识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乡村建设运动就不仅仅是一场社会运动或社会实验，更是一场“知识分子的下乡实践”或是“知识的实践”。
在这个方面，徐宝谦先迈一步，认为“所谓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是知识分子下乡的运动。”③现代的研究者作出了总结性归纳，把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乡村建设运动概括为知识分子的下乡运动。④一方面，它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使命，⑤这才有了各类知识分子的下乡实
① 赵承信：《实地调研与中国社会学建设》，《益世报》1948年第25期;另参见刘育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学士学位论文，燕京大学，1936年。
②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05页。
③ 徐宝谦：《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基础》，《乡村建设》1936年第3期。
④ 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钱理群：《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中国合作经济》2009年第2期;欧宁：《理想与现实——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广西城镇建设》2013年第9期;李伟中：《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车丽娜、徐继存：《乱世中的学者使命：民国知识分子乡村实践的现实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李晔、李振军：《留美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胡鹏霞：《知识分子“参与”乡村社会：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年，等等。
⑤ 刘云超：《“乡村儒学”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人文天下》2015年第1期。
践;另一方面，受晚清科举制废除的影响，近代知识分子不能崇于“上”，“知”与“行”也难以统一，但他们仍然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家国天下情怀，不得已从以前的“上进”路径转向“下沉”路径，掀起了中国运动的又一高潮。正是在此意义上，乡村建设运动被孙伏园视为19世纪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第六次尝试。孙伏园：《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民间（北平）》1934年第1期。
这场社会实践存在两个明显的差异：第一，虽然乡村建设可以统称为知识分子的下乡实践，但实践的内容与重点、方式与手段、过程与效果是不同的;第二，虽然下乡实践的主体可以统称为“知识分子”，但这里的“知识分子”也是各不相同的，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所掌握并运用于下乡实践中的“知识”也是各不相同的。基于此，完全有必要从知识实践的角度对此时期的乡村建设进行一个比较性的分析。
这里以三个代表性的下乡实践——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乌江乡村建设试验和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为研究对象，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在知识分子那里，中国乡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二是知识分子建设乡村的方式或路径有什么不同;三是“建设”本身亦有差异;四是探讨知识及知识分子本身对乡村建设的作用。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真实的世界只有一个，而认识和解释真实世界的观点和途径则有多种可能。这一原理运用到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实验中同样如此。它对应的问题是，面对同样状况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乡村建设者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广义上号称乡村建设派自身也存在着分歧。以此来看，三个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各不相同。
晏阳初：民族改造视角下的“农民问题”。在晏阳初看来，“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较任何问题都严重;它的根本性，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③④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94、294～295、294页。这里面有两个等式：一是“中国问题”等于“民族问题”，二是“民族问题”等于“人”的问题;同时，重点在于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中国的民族，人数有四万万，在农村生活的，要占80%，以量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要特别注重在农村……所以就质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也要特别注重在农村。”③正因如此，乡村建设或曰农村运动对中国民族改造至关重要。“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④
梁漱溟：中国发展道路视角下的“乡村问题”。虽然《乡村建设理论》副标题中有“中国民族”一词，但重点在“前途”。这就意味着要对中国民族演进或中国发展道路特别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在梁漱溟看来，中国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问题是整個文化问题，而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要谈政治问题，要谈经济问题，须不要忘记它原是一个文化问题。”⑥⑦⑧⑨⑩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0～271、10～11、112、118、380、5页。其次，中国问题是国际和国内势力联合破坏的结果。 “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⑥与破坏对应的是重建，梁漱溟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建设，“其意是说中国社会崩溃已到最深刻处，所以要建设亦须从深刻处建设起。——建立新秩序的乡村运动实由此而起。”⑦二是文化建设，梁漱溟称之为“社会组织构造”，“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⑧三是建设乡村，这是改造中国要做的基础工作。“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总之，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⑨《乡村建设理论》亦是他“从对中国问题的烦闷而找出来的答案”。⑩ 蒋杰：学科问题意识下的“农事问题”。蒋杰是一个科学研究者和农业经济学家。他认为，乌江乡村问题并非源于乡村本身，而是当时中国问题的汇集。“夫农村问题，范围颇广，决非农民本身之单纯问题，且不仅系经济、教育、或政治等之局部问题，实具有复杂性在焉。”②⑨蒋杰编著：《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第1、9、9页。国际间工商业之压迫、内政之腐败、经济之破产、教育之衰落等等，这些问题在农村均有其具体表现，并具体化为“农事问题”，“如每个农家之田场面积过小，农具与作物之不加革新，资本与土地之不能调节，灌溉与排水之不能约制，人工与畜工之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费用与农产物价之相差倍蓰，耕种方式之墨守成法，均为显而易见之事实，环顾今日全国农村社会情形，殆无一不成问题，而事态之严重，更非笔墨所能罄述。”②在他那里，虽有“民族危机”“农村复兴”之语，但其本意在于引出“农村问题”，并最终落脚到“农事问题”。这是典型的科学研究路径，也是《乌江乡村建设研究》的行文逻辑：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从演进到检讨、从建设到舆论、从计划到经验等，到更为具体的缘起、概况、人才及经费、事业与困难等方面，还有结论部分的观感、见解、希望和贡献等。
定县是“中体西用”，在中国实践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中体”涵义有三：一是强调“平民”的教育。这里的“平民”既不是指农民，也不是指公民，而是指大多数“国民”或是“多数的人民”;更进一步说，是指国民中的体力劳动者，或是社会中的普通人，或“上流”“下流”之分中的后者。④⑤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1、104～113、113页。二是强调“平民教育”。它不是欧美的“成人补习教育”“移民教育”“义务教育”“贫民教育”“阶级教育”等，也不仅仅是“识字教育”“社会教育”，④而是让落后社会中大多数国民通过教育成长为公民的过程。三是强调“中国”的平民教育。“所谓‘平民教育’的‘教育’共分三步：第一步是‘识字教育’，第二步是‘公民教育’，第三步是‘生计教育’。”⑤“西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认知和理论研究上大量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如从公民的角度认识中国社会与民众，从教育的角度厘清“平民教育”的实质含义;最具代表性的是运用一整套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术语，对河北定县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社会调查。二是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大量采用先进的理念与手段。特别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上层基本上都是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聚集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目的也是为了把国外学到的教育理论与理念运用于中国的教育实践上。
邹平是“自我拯救”，通过社会组织新构造来拯救中国。20世纪早期的中国不仅处在历史性的转折点上，更处于革命的转折点上，有多种可能性。作为“最后一位儒家”，在确定中国问题的方法与路径上，梁漱溟与同时期的共产党人并无区别，都强调必须首先认识中国社会。“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⑦⑧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1、266、118页。不過接下来，乡村建设派与“中国农村派”出现了分歧，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分而无阶级之别，只有建设任务而无革命对象。“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重大的民族自救文化改造问题，早掩盖了其它问题。”⑦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历史性的定位，认为处于中间阶段，高于西方文化，但低于印度文化;同时，还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本土性的定位，认为应该走中国自己的文化革命道路。这里的文化并非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保持在乡村中的礼俗，“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问题解决的一系列答案，即，乡村是文化和组织改造的场域，新礼俗是拯救的工具，新组织构造是拯救的载体，而知识分子则是这一场运动的发动者和主导者。
乌江是“技术先行”，通过农技推广与普及推动乡村建设。乌江实验者们更多的是站在“学以致用”的角度来运用知识。在他们看来，“中国乡村当前之危机，已日趋于尖锐化，自非空言‘救济’，‘复兴’所能奏效。”⑨而必须付诸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又可以分为诸多种类。对于金陵大学农学院而言，则是将他们掌握的农业和技术知识直接运用到农业推广工作之中，以此来推动乡村建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技术推广为起点，推动乌江实验。通过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初期萌芽、中期发达和后期扩大，实验机关从民间机构[农业推广工作（站）]到合作机关（农业推广实验区）再到行政机关（实验区），乌江实验最终成为一个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二是以技术推广为先导，推动农业生产变革，特别是第一、二两个阶段的核心工作。三是以技术推广为支点，推进乡村建设。前期活动是基础性的，如开设小学、卫生推广和开办示范农场等;中期活动是扩展性的，如开办社会教育，成立合作社及农会、农民医院等;第三期的活动是补充性的，如组织乌江青年生活励进社、训练农村领袖、改组乡农会、办理保甲法、成立庄丁队等。蒋杰编著：《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第3章第2节、第4章第3节和第7章第1节的内容。
相较来看，定县是方法至上，“中体西用”;邹平是理论至上，“自我拯救”;乌江是“技术先行”，学以致用;从知识实践的角度看，定县是“方法的实践”，邹平是“理论的实验”，乌江是“技术的试验”。这三者之间泾渭分明，通过文字成果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定县最有名的是实验中获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农村的结果;邹平最有名的仍然是梁漱溟先前撰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也是梁漱溟关于中国前途思考的结果;乌江最有名的是蒋杰编著的《乌江乡村建设研究》，是乌江实验者们调查、思考和实验的研究总结。
“乡村建设”源于拯救民族危机和解决中国问题，虽然最后落脚到乡村建设，但其目的多以“救济”“改造”“复兴”乡村为结果。在实践及总结中又不一样。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在晏阳初那里多是以“运动”的形式出现，社会大众也多是从“实验”的角度来认识定县平民教育，不过最终走向了融合，晏阳初自己有《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之总结，“中国农村派”千家驹亦有《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之反思。邹平乡村建设的总结多以“实验”出现，或是邹平本身以“实验县”名称出现;也有例外，即孙伏园在《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中从历史上历次运动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总结。乌江的总结与“实验区”结合在一起，不论是报道和调查文献，均以“乌江农业推广实验”“乌江实验区”出现;蒋杰的总结倒是个例外，在发表的文献中只提“乌江”，代表作中却是“乌江乡村建设”。总的来看，三个代表性的知识实践案例都可以总结为“实验”，但不能都总结为“运动”或“建设”。这就有必要对此进行区分。正如孙伏园所言，“实验”这个名词并不等于“模范”这个名词，也许这正是相反的两个名词。孙伏园：《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民间（北平）》1934年第1期。 从词语含义来看，“建设”意味着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和充实新精神;“运动”则是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直接增加新的事物或增量，后者仅是通过某种手段或方式把既有的静止状态调动起来，进入到一个运动的状态之中。“实验”和“试验”既有共同点，又有所差别，虽然都有尝试和实践的含义，但“实验”是指设计来检验一个理论或证实一种假设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或活动;而“试验”指已知某种事物的时候，为了了解它的性能或者结果而进行的试用操作，还指为了察看某事的结果或某物的性能而从事某种活动。比较“实验”和“试验”，“实验”是理论先行，实践随后，理论能否成立取决于实验是否成功;“试验”不存在成功不成功的问题，应该是是否可行的问题。以此来看三个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各有侧重。
定县平民教育既有“运动”又有“实验”，称之为“运动实验”比较恰当。晏阳初先有专门的《平民教育运动术》，后从“农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角度来看待平民教育实践，认为平民教育实践是“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97页。与此同时，在借鉴西方平民教育的经验和思考，以及定县社会调查的发现与总结中，晏阳初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平民教育的理论，即基于“四大问题”和“四大力量”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的一整套的平民教育的理论体系。张炳钧：《定县实验区的介绍与批判》，《众志月刊》1934年第5期;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申报月刊》1934年第10期。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践就是在这一整套理论体系之下的教育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平民教育运动”亦可称为“平民教育实验”。称为“实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通过“实验”检验理论能否成立。后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平民教育运动推广到其他省份，还远涉重洋推广到东南亚国家。
邹平是真正的“乡村建设实验”。邹平乡村建设源于《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多年思考和总结的理论成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认识问题”，第二部分是“解决问题”，如对具体组织的考察与设计，各类问题解决的可能与方向等。称邹平乡村建设为“理论”的“实验”，名副其实。对应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后者是前者在现实中的展开。虽然其中有“运动”之语，但邹平乡村实践的目标不是简单的文化教育和知识传授，而是要通过村学和乡村，建构新的“社会构造”，重建乡村的社会组织和治理体系。
乌江前期应该是农技推广“试验”，后期则是“实验”。从实践内容来看，乌江是把科学研究中的技术运用到社會实践之中，是典型的学以致用，主要考虑的是是否可行的问题，称为“试验”亦是名副其实。前期的实践过程中也是围绕着此点展开。后期称为“实验”，主要是与“实验区”结合在一起，且是从乡村建设实践的角度来看的;在内容上就不仅仅限于农业推广，当联庄会和农民运动成为乌江社会实践的主要组织及活动内容时，就已经从农业技术推广试验走向了乡村实验或是乡村运动实验了。
知识分子下乡进行乡村建设，成效如何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一是乡村建设者所运用知识的性质或类型;二是乡村建设者们所设想的实践目标与最终的实验结果之间是否一致。关于前一个问题，孙友农先生认识甚清，“盖农村运动，不应闭门造车，妄草计划，不应思‘吾专什么’，当问‘农民最需要者为何’”。蒋杰编著：《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第332页。关于后一个问题，三个代表性建设实践各有差异：定县实验的意图在于抹平世界与中国、理想与事实之间的差距，把农民改造成为具有独立社会行动能力并能够享有平等机会的公民;邹平乡建的目标在于通过乡村建设重构乡村社会组织，实现拯救中国社会的目标;乌江乡建的目标比较简单，主要在于把他们掌握的农业技术推广到农民那里。由此来看，三个代表性乡村建设中知识的作用，也有不同。
平民教育派运用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特别是提高了当地农民的识字数量和文化水平。据报告，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教育成绩也是工作报告和成果演讲的重要内容。参见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附录《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85～814页;《晏阳初全集》第1卷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第307～347页）、《定县实验区工作概略》（第394～420页）、《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第559～571页）等报告。据通讯报道，定县称为模范县，主要是就教育而言的，农民受教育发达程度及普遍性，在河北省首屈一指。云僧：《定县实验区一瞥》，《众志月刊》1934年第3期。又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定州（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李晔、李振军：《留美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不过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平民教育以社会运动方式进行，在人群聚集的同时，徒增诸多没有生产实践的话题，其结果是“有文无实”。“平教会所认为最自得的抄袭美国‘生活教育’的理论，正应合当前‘生产教育’的高潮，但人民根本就不能生活，焉能谈到生活教育？……定县识字的人是多起来了，但说空话，在地方上争权夺利的人也多起来了，而无补于定县的‘穷’。”张炳钧：《定县实验区的介绍与批判》，《众志月刊》1934年第5期。运动过后，回归常态，定县依然落后，农业依旧衰败，农民照旧贫穷。
邹平乡村建设中运用的知识对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前者如乡学和村学培养的结业学生及他们的去处，后者如全县范围内的政府机构改革。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主要表现在农业改良、联庄会及卫生知识普及等方面。总体来看，邹平乡村建设成绩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组织意义上，不仅调动和激发了地方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积极性，还实现了知识分子与治理精英的联合。 乌江乡村试验中运用的知识不仅起到了直接和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启动了更大范围的知识实践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供是农民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棉花种植增收之后，试验者获得了农民的信任与支持，大规模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就提上日程了;其后，建立合作社、开办社会教育等也就随之而来了;紧接着是成立农业推广实验区，开展有组织的乡村建设实验，尝试性地进行地方治理改革和组织农民。不仅达到了农业技术推广目标，满足了农民的利益需求，还得到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和县政府的认可，乌江乡村建设实验区破茧而出，并成功跻身于乡村建设实验区之列。
由此可见，“知识的实践”是与“知识”的类型或属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直接决定了“知识”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邹平实验和乌江试验还说明，当“知识的实践”运用于乡村社会时，离不开“地方政府”这个中间变量，知识分子只有在与地方治理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有用武之地。
1.历史性的反思
从知识实践的角度来看，乡村是乡村建设者们实践的场所，乡村建设是他们的实践形态，文化教育是实践的主要内容。然而，对当时的中华民族和中国问题而言，把中国问题归结为乡村问题，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问题，实是本末倒置。从文化建设着手进行乡村建设，既不能独善其身，也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民族危机。所谓的乡村建设实践，仅仅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们运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在乡村社会进行的一场实践。
第一，中国乡村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仅靠文化教育并不能实现乡村建设的目标。文化关联着民族，乡村衰败是国际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衰败的表现，政治衰败又强化了乡村衰败的程度，中国问题最终集中表现为乡村问题。对这一点，乡村建设者们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然而实践起来，乡村建设者们却依然运行在他们自己知识的轨道之上。“经济，文化，教育，政治这四个方面，是乡村工作的四条大纲，谁也离不了他，所不同的是着手的方法和路线，又因为理论和观点各有偏倚，工作的中心也就显然的有着分别。”李渊杰：《埋头实干的乌江实验区》，《青年（杭州）》1937年第6期。
第二，乡村建设中的“知识实践”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知识实践过程有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知识落地属于实践范畴，对知识分子而言有待拓展;二是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之间身份有别，存在着实践上的间距。这两个问题都需要通过政府支持得以弥补。另外，这些地域能够成为实验基地，依然有赖于实验者与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高层官员的关系。同时，乡村建设实践的内容也离不开政治。典型的如识字教育中的公民教育，邹平在这个方面更甚，乡学村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建构乡村社会组织、培养管理人才、稳定乡村秩序展开。乡村建设是一套综合性的工作实践，不管出发点是什么，最后都会落脚到乡村社会的秩序与农民的组织问题，这就必须涉及政治的内容和范畴。这也是乡村建设实验一般始于“知识的实践”但最后却终于“政治的实践”的原因所在。
第三，对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角色和作用，应该具体分析。从乡村建设实践的结果来看，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与农民接受的知识效果之间不仅有差距，更有可能错位;知识能否实践和实践究竟如何，依赖于实践的对象及接受程度。乡村建设实践已经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主位和主导的结果，必然是乡村建设的不成功或效果大打折扣。梁漱溟总结在前，“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附录一《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8页。赵旭东思考在后，“外来者的单向度观察，特别是带着先入为主观念的观察，在遮蔽着农民自身问题的表达，使农民失去了自我随意表达的话语权。”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以此为出发点，所谓的“社会调查”也就是调查者的“知识实践”，所谓的“知识的实践”只不过是单方面的知识输入和实验或试验而已。
2.现实性的启示
历史还在延续：中国乡村问题已经演化为“三农问题”，知识分子下乡和“知识的实践”在当代中国农村发展中继续上演，乡村建设在现时代以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的面目出现。这一点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乡村问题具有相似的境遇。虽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却不是简单的重复”。回顾历史，审慎总结，有助于今天的乡村振兴和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一，“知识的实践”是一个永恒的社会过程，转变时期尤为重要。“知识的实践”有双重含义：一为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经验知识，二为运用知识服务于社会实践。知识分子既是第一种实践的参与者，同时更应该是第二种实践的参与者。在有人类文明历史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在這两种社会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急剧变化的时代，社会实践更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乡村建设派的“知识实践”，提供了一个历史鉴证。当下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通道之中，历史之变、世纪之变和世界之变交织在一起，国内形势也是从“量变”到“质变”，从“旧时代”进入“新时代”，更需要知识分子开启“知识实践”之旅。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求是》2019年第8期。
第二，乡村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知识的实践”应围绕于此。中国的“乡村问题”出现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现代化进程之中。从宏观角度看，是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态的集中反映;从微观角度看，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三合一;从历史进程看，是历史、现在与未来发展问题的三合一;从问题性质看，是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三合一。在20世纪上半叶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集中表现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上，中国的“乡村问题”直接决定了中国问题的解决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又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近些年来“一号文件”都围绕着乡村问题展开。它蕴含的内在逻辑是，农村不发展，中国难发展;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发展问题难以解决。乡村振兴战略适时提出并实施，既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或核心问题，亦是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是否持续、健全、有效的关键性问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多关注中国农村、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战略等;不能仅限于“社会调查”和“知识实践”，而是应该真正地实现“知识下乡”，把“知识”与农业、农村和农民融合在一起，在实现第一个知识实践过程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知识”的社会改造功能。
第三，现时代的乡村振兴也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知识的实践”应有所为。乡村振兴首先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其次是一个研究性的问题，再次才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相较而言，第三个方面显得尤其重要，并更为复杂。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实践也告诉我们，尽管有周密的行动计划，但实践起来，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事实也是，并不是每一项乡村建设实验都是有计划和具体方案的;更不可或缺的是，乡村建设计划的实践依赖于地方政府和乡村精英的支持。现时代的乡村振兴建设依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更要明确的是，在乡村振兴中，农民依然是主体，农村依然是主要场所，农业依然是主要领域。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诸多事项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和知识的实践，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甚至是直接的出谋划策。知识分子既要积极地参与到乡村建设行动中，更要基于乡村社会实际情况和立足于中国农村治理实际，自觉地融入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中。
责任编辑：秦开凤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农村调查不同流派的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118）
在这个方面，徐宝谦先迈一步，认为“所谓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是知识分子下乡的运动。”③现代的研究者作出了总结性归纳，把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乡村建设运动概括为知识分子的下乡运动。④一方面，它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使命，⑤这才有了各类知识分子的下乡实
① 赵承信：《实地调研与中国社会学建设》，《益世报》1948年第25期;另参见刘育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学士学位论文，燕京大学，1936年。
② 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05页。
③ 徐宝谦：《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基础》，《乡村建设》1936年第3期。
④ 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钱理群：《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中国合作经济》2009年第2期;欧宁：《理想与现实——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广西城镇建设》2013年第9期;李伟中：《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车丽娜、徐继存：《乱世中的学者使命：民国知识分子乡村实践的现实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李晔、李振军：《留美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胡鹏霞：《知识分子“参与”乡村社会：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年，等等。
⑤ 刘云超：《“乡村儒学”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人文天下》2015年第1期。
践;另一方面，受晚清科举制废除的影响，近代知识分子不能崇于“上”，“知”与“行”也难以统一，但他们仍然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家国天下情怀，不得已从以前的“上进”路径转向“下沉”路径，掀起了中国运动的又一高潮。正是在此意义上，乡村建设运动被孙伏园视为19世纪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第六次尝试。孙伏园：《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民间（北平）》1934年第1期。
这场社会实践存在两个明显的差异：第一，虽然乡村建设可以统称为知识分子的下乡实践，但实践的内容与重点、方式与手段、过程与效果是不同的;第二，虽然下乡实践的主体可以统称为“知识分子”，但这里的“知识分子”也是各不相同的，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所掌握并运用于下乡实践中的“知识”也是各不相同的。基于此，完全有必要从知识实践的角度对此时期的乡村建设进行一个比较性的分析。
这里以三个代表性的下乡实践——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乌江乡村建设试验和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为研究对象，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在知识分子那里，中国乡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二是知识分子建设乡村的方式或路径有什么不同;三是“建设”本身亦有差异;四是探讨知识及知识分子本身对乡村建设的作用。
一、中国的“乡村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真实的世界只有一个，而认识和解释真实世界的观点和途径则有多种可能。这一原理运用到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实验中同样如此。它对应的问题是，面对同样状况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乡村建设者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广义上号称乡村建设派自身也存在着分歧。以此来看，三个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各不相同。
晏阳初：民族改造视角下的“农民问题”。在晏阳初看来，“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较任何问题都严重;它的根本性，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③④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94、294～295、294页。这里面有两个等式：一是“中国问题”等于“民族问题”，二是“民族问题”等于“人”的问题;同时，重点在于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中国的民族，人数有四万万，在农村生活的，要占80%，以量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要特别注重在农村……所以就质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也要特别注重在农村。”③正因如此，乡村建设或曰农村运动对中国民族改造至关重要。“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④
梁漱溟：中国发展道路视角下的“乡村问题”。虽然《乡村建设理论》副标题中有“中国民族”一词，但重点在“前途”。这就意味着要对中国民族演进或中国发展道路特别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在梁漱溟看来，中国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问题是整個文化问题，而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要谈政治问题，要谈经济问题，须不要忘记它原是一个文化问题。”⑥⑦⑧⑨⑩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0～271、10～11、112、118、380、5页。其次，中国问题是国际和国内势力联合破坏的结果。 “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⑥与破坏对应的是重建，梁漱溟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建设，“其意是说中国社会崩溃已到最深刻处，所以要建设亦须从深刻处建设起。——建立新秩序的乡村运动实由此而起。”⑦二是文化建设，梁漱溟称之为“社会组织构造”，“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⑧三是建设乡村，这是改造中国要做的基础工作。“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总之，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⑨《乡村建设理论》亦是他“从对中国问题的烦闷而找出来的答案”。⑩ 蒋杰：学科问题意识下的“农事问题”。蒋杰是一个科学研究者和农业经济学家。他认为，乌江乡村问题并非源于乡村本身，而是当时中国问题的汇集。“夫农村问题，范围颇广，决非农民本身之单纯问题，且不仅系经济、教育、或政治等之局部问题，实具有复杂性在焉。”②⑨蒋杰编著：《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第1、9、9页。国际间工商业之压迫、内政之腐败、经济之破产、教育之衰落等等，这些问题在农村均有其具体表现，并具体化为“农事问题”，“如每个农家之田场面积过小，农具与作物之不加革新，资本与土地之不能调节，灌溉与排水之不能约制，人工与畜工之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费用与农产物价之相差倍蓰，耕种方式之墨守成法，均为显而易见之事实，环顾今日全国农村社会情形，殆无一不成问题，而事态之严重，更非笔墨所能罄述。”②在他那里，虽有“民族危机”“农村复兴”之语，但其本意在于引出“农村问题”，并最终落脚到“农事问题”。这是典型的科学研究路径，也是《乌江乡村建设研究》的行文逻辑：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从演进到检讨、从建设到舆论、从计划到经验等，到更为具体的缘起、概况、人才及经费、事业与困难等方面，还有结论部分的观感、见解、希望和贡献等。
二、“如何”建设乡村？
定县是“中体西用”，在中国实践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中体”涵义有三：一是强调“平民”的教育。这里的“平民”既不是指农民，也不是指公民，而是指大多数“国民”或是“多数的人民”;更进一步说，是指国民中的体力劳动者，或是社会中的普通人，或“上流”“下流”之分中的后者。④⑤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1、104～113、113页。二是强调“平民教育”。它不是欧美的“成人补习教育”“移民教育”“义务教育”“贫民教育”“阶级教育”等，也不仅仅是“识字教育”“社会教育”，④而是让落后社会中大多数国民通过教育成长为公民的过程。三是强调“中国”的平民教育。“所谓‘平民教育’的‘教育’共分三步：第一步是‘识字教育’，第二步是‘公民教育’，第三步是‘生计教育’。”⑤“西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认知和理论研究上大量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如从公民的角度认识中国社会与民众，从教育的角度厘清“平民教育”的实质含义;最具代表性的是运用一整套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术语，对河北定县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社会调查。二是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大量采用先进的理念与手段。特别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上层基本上都是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聚集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目的也是为了把国外学到的教育理论与理念运用于中国的教育实践上。
邹平是“自我拯救”，通过社会组织新构造来拯救中国。20世纪早期的中国不仅处在历史性的转折点上，更处于革命的转折点上，有多种可能性。作为“最后一位儒家”，在确定中国问题的方法与路径上，梁漱溟与同时期的共产党人并无区别，都强调必须首先认识中国社会。“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⑦⑧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1、266、118页。不過接下来，乡村建设派与“中国农村派”出现了分歧，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分而无阶级之别，只有建设任务而无革命对象。“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重大的民族自救文化改造问题，早掩盖了其它问题。”⑦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历史性的定位，认为处于中间阶段，高于西方文化，但低于印度文化;同时，还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本土性的定位，认为应该走中国自己的文化革命道路。这里的文化并非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保持在乡村中的礼俗，“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问题解决的一系列答案，即，乡村是文化和组织改造的场域，新礼俗是拯救的工具，新组织构造是拯救的载体，而知识分子则是这一场运动的发动者和主导者。
乌江是“技术先行”，通过农技推广与普及推动乡村建设。乌江实验者们更多的是站在“学以致用”的角度来运用知识。在他们看来，“中国乡村当前之危机，已日趋于尖锐化，自非空言‘救济’，‘复兴’所能奏效。”⑨而必须付诸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又可以分为诸多种类。对于金陵大学农学院而言，则是将他们掌握的农业和技术知识直接运用到农业推广工作之中，以此来推动乡村建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技术推广为起点，推动乌江实验。通过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初期萌芽、中期发达和后期扩大，实验机关从民间机构[农业推广工作（站）]到合作机关（农业推广实验区）再到行政机关（实验区），乌江实验最终成为一个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二是以技术推广为先导，推动农业生产变革，特别是第一、二两个阶段的核心工作。三是以技术推广为支点，推进乡村建设。前期活动是基础性的，如开设小学、卫生推广和开办示范农场等;中期活动是扩展性的，如开办社会教育，成立合作社及农会、农民医院等;第三期的活动是补充性的，如组织乌江青年生活励进社、训练农村领袖、改组乡农会、办理保甲法、成立庄丁队等。蒋杰编著：《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第3章第2节、第4章第3节和第7章第1节的内容。
相较来看，定县是方法至上，“中体西用”;邹平是理论至上，“自我拯救”;乌江是“技术先行”，学以致用;从知识实践的角度看，定县是“方法的实践”，邹平是“理论的实验”，乌江是“技术的试验”。这三者之间泾渭分明，通过文字成果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定县最有名的是实验中获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农村的结果;邹平最有名的仍然是梁漱溟先前撰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也是梁漱溟关于中国前途思考的结果;乌江最有名的是蒋杰编著的《乌江乡村建设研究》，是乌江实验者们调查、思考和实验的研究总结。
三、真的是乡村“建设”吗？
“乡村建设”源于拯救民族危机和解决中国问题，虽然最后落脚到乡村建设，但其目的多以“救济”“改造”“复兴”乡村为结果。在实践及总结中又不一样。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在晏阳初那里多是以“运动”的形式出现，社会大众也多是从“实验”的角度来认识定县平民教育，不过最终走向了融合，晏阳初自己有《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之总结，“中国农村派”千家驹亦有《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之反思。邹平乡村建设的总结多以“实验”出现，或是邹平本身以“实验县”名称出现;也有例外，即孙伏园在《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中从历史上历次运动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总结。乌江的总结与“实验区”结合在一起，不论是报道和调查文献，均以“乌江农业推广实验”“乌江实验区”出现;蒋杰的总结倒是个例外，在发表的文献中只提“乌江”，代表作中却是“乌江乡村建设”。总的来看，三个代表性的知识实践案例都可以总结为“实验”，但不能都总结为“运动”或“建设”。这就有必要对此进行区分。正如孙伏园所言，“实验”这个名词并不等于“模范”这个名词，也许这正是相反的两个名词。孙伏园：《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民间（北平）》1934年第1期。 从词语含义来看，“建设”意味着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和充实新精神;“运动”则是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直接增加新的事物或增量，后者仅是通过某种手段或方式把既有的静止状态调动起来，进入到一个运动的状态之中。“实验”和“试验”既有共同点，又有所差别，虽然都有尝试和实践的含义，但“实验”是指设计来检验一个理论或证实一种假设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或活动;而“试验”指已知某种事物的时候，为了了解它的性能或者结果而进行的试用操作，还指为了察看某事的结果或某物的性能而从事某种活动。比较“实验”和“试验”，“实验”是理论先行，实践随后，理论能否成立取决于实验是否成功;“试验”不存在成功不成功的问题，应该是是否可行的问题。以此来看三个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各有侧重。
定县平民教育既有“运动”又有“实验”，称之为“运动实验”比较恰当。晏阳初先有专门的《平民教育运动术》，后从“农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角度来看待平民教育实践，认为平民教育实践是“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晏阳初：《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97页。与此同时，在借鉴西方平民教育的经验和思考，以及定县社会调查的发现与总结中，晏阳初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平民教育的理论，即基于“四大问题”和“四大力量”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的一整套的平民教育的理论体系。张炳钧：《定县实验区的介绍与批判》，《众志月刊》1934年第5期;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申报月刊》1934年第10期。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践就是在这一整套理论体系之下的教育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平民教育运动”亦可称为“平民教育实验”。称为“实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通过“实验”检验理论能否成立。后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平民教育运动推广到其他省份，还远涉重洋推广到东南亚国家。
邹平是真正的“乡村建设实验”。邹平乡村建设源于《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多年思考和总结的理论成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认识问题”，第二部分是“解决问题”，如对具体组织的考察与设计，各类问题解决的可能与方向等。称邹平乡村建设为“理论”的“实验”，名副其实。对应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后者是前者在现实中的展开。虽然其中有“运动”之语，但邹平乡村实践的目标不是简单的文化教育和知识传授，而是要通过村学和乡村，建构新的“社会构造”，重建乡村的社会组织和治理体系。
乌江前期应该是农技推广“试验”，后期则是“实验”。从实践内容来看，乌江是把科学研究中的技术运用到社會实践之中，是典型的学以致用，主要考虑的是是否可行的问题，称为“试验”亦是名副其实。前期的实践过程中也是围绕着此点展开。后期称为“实验”，主要是与“实验区”结合在一起，且是从乡村建设实践的角度来看的;在内容上就不仅仅限于农业推广，当联庄会和农民运动成为乌江社会实践的主要组织及活动内容时，就已经从农业技术推广试验走向了乡村实验或是乡村运动实验了。
四、“知识”：“动力”抑或“阻力”？
知识分子下乡进行乡村建设，成效如何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一是乡村建设者所运用知识的性质或类型;二是乡村建设者们所设想的实践目标与最终的实验结果之间是否一致。关于前一个问题，孙友农先生认识甚清，“盖农村运动，不应闭门造车，妄草计划，不应思‘吾专什么’，当问‘农民最需要者为何’”。蒋杰编著：《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南京朝报印刷所，1935年，第332页。关于后一个问题，三个代表性建设实践各有差异：定县实验的意图在于抹平世界与中国、理想与事实之间的差距，把农民改造成为具有独立社会行动能力并能够享有平等机会的公民;邹平乡建的目标在于通过乡村建设重构乡村社会组织，实现拯救中国社会的目标;乌江乡建的目标比较简单，主要在于把他们掌握的农业技术推广到农民那里。由此来看，三个代表性乡村建设中知识的作用，也有不同。
平民教育派运用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特别是提高了当地农民的识字数量和文化水平。据报告，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教育成绩也是工作报告和成果演讲的重要内容。参见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附录《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85～814页;《晏阳初全集》第1卷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第307～347页）、《定县实验区工作概略》（第394～420页）、《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第559～571页）等报告。据通讯报道，定县称为模范县，主要是就教育而言的，农民受教育发达程度及普遍性，在河北省首屈一指。云僧：《定县实验区一瞥》，《众志月刊》1934年第3期。又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定州（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李晔、李振军：《留美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不过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平民教育以社会运动方式进行，在人群聚集的同时，徒增诸多没有生产实践的话题，其结果是“有文无实”。“平教会所认为最自得的抄袭美国‘生活教育’的理论，正应合当前‘生产教育’的高潮，但人民根本就不能生活，焉能谈到生活教育？……定县识字的人是多起来了，但说空话，在地方上争权夺利的人也多起来了，而无补于定县的‘穷’。”张炳钧：《定县实验区的介绍与批判》，《众志月刊》1934年第5期。运动过后，回归常态，定县依然落后，农业依旧衰败，农民照旧贫穷。
邹平乡村建设中运用的知识对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前者如乡学和村学培养的结业学生及他们的去处，后者如全县范围内的政府机构改革。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主要表现在农业改良、联庄会及卫生知识普及等方面。总体来看，邹平乡村建设成绩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组织意义上，不仅调动和激发了地方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积极性，还实现了知识分子与治理精英的联合。 乌江乡村试验中运用的知识不仅起到了直接和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启动了更大范围的知识实践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供是农民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棉花种植增收之后，试验者获得了农民的信任与支持，大规模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就提上日程了;其后，建立合作社、开办社会教育等也就随之而来了;紧接着是成立农业推广实验区，开展有组织的乡村建设实验，尝试性地进行地方治理改革和组织农民。不仅达到了农业技术推广目标，满足了农民的利益需求，还得到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和县政府的认可，乌江乡村建设实验区破茧而出，并成功跻身于乡村建设实验区之列。
由此可见，“知识的实践”是与“知识”的类型或属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直接决定了“知识”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邹平实验和乌江试验还说明，当“知识的实践”运用于乡村社会时，离不开“地方政府”这个中间变量，知识分子只有在与地方治理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有用武之地。
五、历史性的反思与现实性的启示
1.历史性的反思
从知识实践的角度来看，乡村是乡村建设者们实践的场所，乡村建设是他们的实践形态，文化教育是实践的主要内容。然而，对当时的中华民族和中国问题而言，把中国问题归结为乡村问题，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问题，实是本末倒置。从文化建设着手进行乡村建设，既不能独善其身，也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民族危机。所谓的乡村建设实践，仅仅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们运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在乡村社会进行的一场实践。
第一，中国乡村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仅靠文化教育并不能实现乡村建设的目标。文化关联着民族，乡村衰败是国际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衰败的表现，政治衰败又强化了乡村衰败的程度，中国问题最终集中表现为乡村问题。对这一点，乡村建设者们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然而实践起来，乡村建设者们却依然运行在他们自己知识的轨道之上。“经济，文化，教育，政治这四个方面，是乡村工作的四条大纲，谁也离不了他，所不同的是着手的方法和路线，又因为理论和观点各有偏倚，工作的中心也就显然的有着分别。”李渊杰：《埋头实干的乌江实验区》，《青年（杭州）》1937年第6期。
第二，乡村建设中的“知识实践”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知识实践过程有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知识落地属于实践范畴，对知识分子而言有待拓展;二是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之间身份有别，存在着实践上的间距。这两个问题都需要通过政府支持得以弥补。另外，这些地域能够成为实验基地，依然有赖于实验者与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高层官员的关系。同时，乡村建设实践的内容也离不开政治。典型的如识字教育中的公民教育，邹平在这个方面更甚，乡学村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建构乡村社会组织、培养管理人才、稳定乡村秩序展开。乡村建设是一套综合性的工作实践，不管出发点是什么，最后都会落脚到乡村社会的秩序与农民的组织问题，这就必须涉及政治的内容和范畴。这也是乡村建设实验一般始于“知识的实践”但最后却终于“政治的实践”的原因所在。
第三，对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角色和作用，应该具体分析。从乡村建设实践的结果来看，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与农民接受的知识效果之间不仅有差距，更有可能错位;知识能否实践和实践究竟如何，依赖于实践的对象及接受程度。乡村建设实践已经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主位和主导的结果，必然是乡村建设的不成功或效果大打折扣。梁漱溟总结在前，“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附录一《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8页。赵旭东思考在后，“外来者的单向度观察，特别是带着先入为主观念的观察，在遮蔽着农民自身问题的表达，使农民失去了自我随意表达的话语权。”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以此为出发点，所谓的“社会调查”也就是调查者的“知识实践”，所谓的“知识的实践”只不过是单方面的知识输入和实验或试验而已。
2.现实性的启示
历史还在延续：中国乡村问题已经演化为“三农问题”，知识分子下乡和“知识的实践”在当代中国农村发展中继续上演，乡村建设在现时代以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的面目出现。这一点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乡村问题具有相似的境遇。虽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却不是简单的重复”。回顾历史，审慎总结，有助于今天的乡村振兴和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一，“知识的实践”是一个永恒的社会过程，转变时期尤为重要。“知识的实践”有双重含义：一为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经验知识，二为运用知识服务于社会实践。知识分子既是第一种实践的参与者，同时更应该是第二种实践的参与者。在有人类文明历史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在這两种社会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急剧变化的时代，社会实践更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乡村建设派的“知识实践”，提供了一个历史鉴证。当下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通道之中，历史之变、世纪之变和世界之变交织在一起，国内形势也是从“量变”到“质变”，从“旧时代”进入“新时代”，更需要知识分子开启“知识实践”之旅。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求是》2019年第8期。
第二，乡村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知识的实践”应围绕于此。中国的“乡村问题”出现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现代化进程之中。从宏观角度看，是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态的集中反映;从微观角度看，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三合一;从历史进程看，是历史、现在与未来发展问题的三合一;从问题性质看，是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三合一。在20世纪上半叶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集中表现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上，中国的“乡村问题”直接决定了中国问题的解决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又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近些年来“一号文件”都围绕着乡村问题展开。它蕴含的内在逻辑是，农村不发展，中国难发展;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发展问题难以解决。乡村振兴战略适时提出并实施，既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或核心问题，亦是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是否持续、健全、有效的关键性问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多关注中国农村、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战略等;不能仅限于“社会调查”和“知识实践”，而是应该真正地实现“知识下乡”，把“知识”与农业、农村和农民融合在一起，在实现第一个知识实践过程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知识”的社会改造功能。
第三，现时代的乡村振兴也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知识的实践”应有所为。乡村振兴首先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其次是一个研究性的问题，再次才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相较而言，第三个方面显得尤其重要，并更为复杂。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实践也告诉我们，尽管有周密的行动计划，但实践起来，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事实也是，并不是每一项乡村建设实验都是有计划和具体方案的;更不可或缺的是，乡村建设计划的实践依赖于地方政府和乡村精英的支持。现时代的乡村振兴建设依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更要明确的是，在乡村振兴中，农民依然是主体，农村依然是主要场所，农业依然是主要领域。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诸多事项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和知识的实践，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甚至是直接的出谋划策。知识分子既要积极地参与到乡村建设行动中，更要基于乡村社会实际情况和立足于中国农村治理实际，自觉地融入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中。
责任编辑：秦开凤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农村调查不同流派的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