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领导来检视门店的时候正当午，我在柜台后饥肠辘辘读着朋友新近出版的作品集，完全没察觉到一行人的到来。以至于他们走后我始终惴惴不安，整个下午再也没能继续读书。看起来这一次俗务与读书之间的对垒前者取胜了。在“屌丝精神”取代“阿Q精神”而盛行的当下，这是顺理成章的。我得取得某种经营资质，得生活，再读书，而新知。
　　没有盗版三联书店的意思，实乃三词之妙令人不禁赞叹。我的书架上似乎也有不少三联书店的产物，大部分都是该出版社标志性的哲学、宗教及随笔集。作为工科出身的半吊子写作者，这些海德格尔、本雅明、莫茨们在我看来无异于难啃的骨头。书架上的这类图书大部分也忘记了是在什么情况下购买的，所谓人心难测，对自己也同样适用。我们的心态随时都可能随风起波澜，涟漪朵朵也好，浊浪汹涌也罢，不同心态下的选择必然有所差异，乃至偶一日回想起来觉得不可名状、哑然失笑，甚至如天际霞云般的羞愧立时呈现于脸面。譬如此时，就让我红着脸说句实话吧：我书架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书几乎原封未动，将他们购买回来的主要动因确实是虚荣。虚荣也是人性之一，《韩非子》中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故事正可谓千古虚荣。利欲当前，高低立显。然而人非圣贤，虚荣之俗并非大奸大恶，在大部分人的观念中都能随着时光流转而被谅解和自我谅解，我也不例外。
　　我们不妨翻转事物，从另一面来看待读书之心。在我做文学杂志编辑的时候，经常会有作者到编辑部造访，印象极深的是一位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这位小先生清瘦异常，目光炯炯，标志性的小动作是每开口说话前，必先伸出舌尖舔一下毛茸茸的上嘴唇，柔软的小胡子濡湿一片，令人感觉到滑腻腻的神经质。开头的寒暄按下不表，在谈话进行中，这位小先生的问题逐渐深入且具有攻击性，将其专业学识相关的书籍一点点罗列，时不时来一句：“我相信您一定读过”或者“这种常识性的……”，我只好苦笑着打断他：“惭愧惭愧，我没读过这许多书”。谈话于是进入到一种尴尬的境地，小先生蔑视的舌尖动作更加自如，滔滔不绝的罗列让我想到注释标数达到三位数的令我头疼脑热的学术论文。无奈之下只好最后打断他：“同学，请问你此行什么目的？”于是乎，整个世界安静了。如果你读书破万卷，又不能“打通任督二脉”融会贯通去闻道解惑，只一味标榜，戾气日盛，这样的读书岂不等同于走火入魔，为害一方？不知这位小先生目前身居何处，曾经的“内伤”是否因读书而得以痊愈？
　　鲁迅先生说：“倘只读书，便变成书橱”。读书并非目的，也非纯粹的积累，读书是立世为人时光中的亦敌亦友者。友者容易理解；“灵魂的工具”、“进步的阶梯”、“朝闻道，夕死可矣”等等描述足以令人信服。敌者，除了上述小先生的极端例子以外，似乎并不好理解。不妨从历代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说起，一个书生为了闻达于庙堂，需要头悬梁锥刺股研习孔孟之道、三经新义、程朱理学、四书五经等等，真正能达成目的的又有几人？更何况遇到天灾战祸期，长年不开恩科，苦读便成了工业文明之前最无用的手段，三六九等中的下九流。多少苦读之人为此遗恨终生，也算一种与读书相较量的无奈的败北。这是读书被制度化禁锢的模式化悲剧，类似的悲剧在历史长河中一再上演，始皇帝焚书坑儒、梁元帝亡国焚书、乾隆帝焚书推制等等，即便是在现代人类文明的背景下，类似的悲剧依然时有出现。比如我的祖父，一个私塾体系下的读书人，在上世纪那疯狂又无奈的年代，因为读过许多书而遭时代唾弃，郁郁而终。我曾试图多方收集材料为我的祖父写个传记，但转念一想，那也不过是扭曲的制度文明中一曲不具深度的挽歌，不如作罢！
　　说到乾隆帝，不妨插叙一下多说那么几句吧。与乾隆帝渊源难解的书事正是令后世矛盾重重的中国古代文化大全式的典籍《四库全书》，这套规模几近无敌的丛书使得乾隆帝的功过是非一直被反复探讨。为了封建文化专制的推行，他下令毁弃和删改了不计其数的古籍，最终修撰了唯我无他的《四库全书》，历史往往如著名的“蝴蝶效应”，微小的一环扣一环，往往最后扣着天大的另一环，太多世事，人们几乎无法二元对立地去判定是与非，无论如何，自问世起，《四库全书》就是中国文化史上难以撼动的鸿篇巨著。

　　扯得有点远了，还是回到读书成敌的话题吧。和平而丰裕的年代，譬如当下，多元化的政治经济体系导致社会及社会人的巨大差异。视读书为享受的人群看似越来越多，但多少人能心无旁骛地沉浸其中？不久前的一次中远距离坐火车旅行途中，我的对面坐了一个娴静温婉的女孩子，大部分时间都捧着刘瑜写作的《送你一颗子弹》看得入迷。偶尔被电话打断，应该是与同事商量着差旅之行的工作事项，她不经意的蹙眉及其他表情透露出的情绪恰如“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在终点之前，她认真地在停顿的书页下折起一个三角，也许只有在归途中，她才能把折起的三角掖平。这个折起的三角正如本文开篇，象征着读书对世俗的又一次再平常不过的败北。那种彻底输给书的时光越来越难以获取，那样的时光里，或许我能从书架上取下海德格尔们，为曾经的虚荣拂去经年的尘埃。
　　差旅途中读书的习惯，我父亲也有。他总是在随身提箱里放上一两本书，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学毕业生，在制度变革之后成为一个半吊子农民兼半吊子跑外勤人。父亲的书大部分是金庸的武侠和类似席绢那样的通俗言情。这在九十年代初成为周边人们对父亲进行非议的谈资之一。父亲有了外遇，从此抛家弃子，成为传统家庭道德的反面教材。在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人们像陈堂证供般搬出了父亲喜爱的金庸和席绢，为父亲进行了令其百口莫辩的道德审判。人世间的种种悲哀并不在于没有进步的可能，而是当可能的途径即便看不清远方辨不明好坏，但真真切切地出现时，十有八九的人踟蹰不前。而今，世俗纷乱，类似父亲犯下的诸多“罪行”早已被人们习惯性忽略。而父亲已经驾鹤西去，非议随着死亡而“万事空”。我有深切的遗憾，没能在他的墓穴中为他放上几册金庸和席绢的小说。
　　在海外读研究生的外甥女近日回到国内度假，无意中得知我要写这篇跟读书相关的文章，开玩笑似的勒令我必须在行文中提到她。行文到尾，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闲事一表：给她推荐了几本书，有一本难以买到，昨日联系上了这本书的翻译人及责任编辑，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场。该读的书籍，该办的俗务，两手要一起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