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舆情来看，腐败可谓人人痛恨之事，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痛恨时常是出于道德正确，难以真实反映现实。就像你问别人遇到歹徒会不会见义勇为，估计大多数人选择会，可当歹徒真正来临时，又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腐败作为一种不良现象，没人敢说不痛恨、不抵制，只是真正需要自己与腐败作斗争时，或许态度就不会那么大义凛然和坚决了，而是有了更多现实理性与精明算计。因此，只有当事情真正发生时，那一刻的选择才会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假设性的问题，答案一般都天衣无缝，三观极正，不能太当真。
　　早些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了“腐败民俗化”的概念。按照他的说法，掌握权力的人，个个在搞腐败，而且成为一种习惯、风俗。这种较为绝对的说法自然会有人跳出来反对，并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有类似的认识，只是言语没这般直接、尖锐，他们主要鉴于中国“腐败存量”大的现实，进而主张对贪官进行一定的赦免。这种说法一出，人民不答应了，纷纷要求“零容忍”。不过，这只是一种态度，实际情况如何，大多数人不得而知。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来，官场的腐败存量恐怕不容乐观。这从官员财产公开推行之难可略知一二。在这种背景下，湖北巴东县委原书记陈行甲离职时敢说自己不收钱就显得很另类。
　　“腐败民俗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人民群众对腐败的态度，不是反对而是默许、宽容、参与。人民群众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样可以为自己带来实际利益，而不会考虑这样的行为助长了腐败气焰。这里的腐败可能并没有那般触目惊心，但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侵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信念。缪尔达尔认为，如果公众产生一种普遍的观念，即掌握权力的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正在）为自己、为家庭、为小集团谋取私利，那么事实上，公务员的廉洁性就会降低，廉洁性的继续降低，又致使公众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于是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生活里，人们很难区分人情与腐败的界限，为求学、就业等送钱的不在少数，有时候，大家不是苦于要送钱或者走关系，而是苦于钱不知道往哪里送，关系该怎么走。人们之所以对此习以为常，一方面因为与披露的贪官腐败事实相比，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巫见大巫，算不上腐败；另一方面因为类似的事情周围很多，见怪不怪，与其与众不同被人嘲笑，不如随波逐流闷声得利。
　　以此观之，尽管大家从道义上痛恨腐败，但并不影响自己参与腐败，乃至腐败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管遇上什么事，大家的第一想法往往是走关系，这个关系里就是人情与腐败的交织，剪不断，理还乱。这个时候，不管一个人有没有关系走，都会产生一种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
　　学者高兆明将诸如此类的事情称为“明知故犯”现象，他称，明知故犯现象固然可以通过行为主体意志薄弱及其他原因来说明，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从行为学的角度看，更多的是与行为主体自认为明智的选择有关。他说：“在一种广义成本—收益比较中，明知是惡，但有利可图，风险较小，得大于失，所以在一些人看来选择作恶较之选择行善更为明智。即，虽然不合法、不正当、不道德的行为，但却是利弊权衡下的‘明智’选择。”
　　当明知故犯的事情不断发生时，将矛头指向个人的道德就显得异常苍白，最后的办法无非是让大家提高道德水平，而这就像“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片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一样，是一种愿景，不能成为办法——不能指望以人人献出爱的方式来换取人间的美好，也不能指望人人道德高尚来维护社会的公正。
　　人性是复杂的，一个人在特定的情境中做出的选择多数时候是趋利避害的，这个时候不能指望个人是高尚的、是脱离低级趣味的，而是要有一个公平的环境，让他的选择不在两难。正如高兆明所言：“一个良序社会，是一个能够向社会成员提供良好日常生活环境的社会。在这个环境中，选择德行被认为是明智的。这不仅需要有善的价值引导与精神塑造，更需要有善的社会结构与公正的制度体制。”
　　图：付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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